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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史学述论》，罗志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演史开新别录》，王尔敏，中华书局，2015
《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王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陆胤，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顾祠———顾炎武与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段志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实践》，姜萌，商务印书馆，2015
《马一浮与国学》，刘梦溪，三联书店，2015
《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彭玉平，中华书局，2015
《追迹三代》，孙庆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原本只是“通识之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借用时下的术语，乃是“学术训练”之一种。任何研究的开展，尤其人文学术的进行，都应首先基于对学术史的了解与把握，从而形成面对具体对象与问题时的历史感与判断力。唯其如此，研究的有效性才能得到相对充分的保证。而这也就决定了学术史研究之于人文学者既属基本修养，又系阶段性工作。
中国的学术史著述，以《庄子·天下篇》为滥觞，其体式在日后又演为“序跋”“传记”“目录”“笔记”“道录”“学案”“章节”与“编年”等数种，[1]可谓“源远流长”。不过，学术史研究成为“专门之学”，在中国却只有百余年的历史。此前虽有《明儒学案》与《国朝汉学师承记》等名著问世，但真正开始“做学问科”，还是晚清以降的事情。
在过去百余年间，学术史研究两度成为“显学”。一是从晚清开始，学界对于“清代学术”的普遍关注。梁启超与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章太炎与刘师培等人的相关论述，[2]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学术”的利弊得失为当代学者广泛讨论。学界对于既有资源的追寻与反思同“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时代潮流互为表里，相生相成。
在陈平原看来，学术史研究的两度兴起，具有某种同构关系，都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即“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的困惑”。[3]具体到晚近20余年间的“现代中国学术”研究，既是知识生产，也是时代关怀；既有学术层面的“内在理路”可循，更与学者对于历史进程的参与意识相关。是故，评述学术史研究著作，不仅应当关注其讨论的对象，更需要把握、理解与判断其讨论的视野、问题与方法。小说类型中有所谓“元小说”，学术史研究在学术工作中也堪称“元研究”。所以，“如何讨论”的线索也就高度地内在于讨论“现代中国学术”的问题意识与展开过程中。
在20余年的研究过程中，对于“现代中国学术”如何讨论，已经形成了某些范式与共识。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自然需要承继与发掘既有经验，但同时也应当具有反思前提的魄力与突破正典的勇气。因此，以年度为单位述评相关研究时，更值得关注的也就无疑是那些包孕了新的学术可能性的著作。在2015年的“现代中国学术”研究中，以“世变”与“文运”的互动结构与整体视野考察“学术”在现代中国时空中的位置、功能与历史命运，追踪政学关系的“来龙去脉”，以及在人物研究中不断开掘新的论题与论域，是三个焦点与亮点。
“现代中国学术”研究作为经典化程度还不是很高的一个研究领域，其走向成熟当然有赖于具有穿透力与开创性的著作推动，但也离不开史料搜集与文献整理作为基础。当综述年度研究进展时，首先值得一提的应当是若干重要史料与文献的出版。2015年，《廖平全集》（舒大刚、杨世文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蒙文通全集》（蒙默编，巴蜀书社）与《章太炎全集（第二辑）》（虞云国、马勇、章念驰编订，上海人民出版社）相继问世，必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持续产生影响。
一、世变与文运
使用“现代中国学术”而非“中国现代学术史”作为研究领域的称谓，意在追求突破论述框架的预设规定性与单一方向性，尝试从更为开放与多元的视野中重审晚清与民国时期的学术人物、著作、事件、潮流、观念与制度，尤其注重它们在历史事实与逻辑的双重层面上展开的具体过程，进而在对于“史实”的再探中形成新的“史识”。
晚近的现代中国研究，随着学术训练专业化程度的提高，通过报刊与档案等资料的运用，在包括学术史在内的诸多领域中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返回历史现场”不仅已经成为学界普遍认可的价值目标，也是从事相关研究的基本技术要求。但在我看来，“利用报刊、翻检档案、发现材料、填补空白只是‘返回’现代中国‘历史现场’的入口而已，真正的‘返回’还需要在对于‘史实’的准确把握中形成具有洞察力与穿透力的‘史识’。‘拾遗补阙’旨在‘正本清源’，不断历史化的目的乃是不断问题化。问题化意味着在当下与历史之间不断对话。倘若不能如此，则‘学术’容易沦为‘技术’，而‘生发’也会堕入‘生产’”。[4]
借用罗志田在2015年出版的一部评论集的题目，“现代中国学术”最为根本的特征乃是“变中前行”。[5]有道是“学随术变”，而“学术”在现代中国则是“学随世变”。“世变”是现代中国的核心命题。置身其中的“学术”不仅受其影响与支配，也始终在回应与参与着这一命题的形成与展开。因此，“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首要任务便是把握这一动态过程，对此提出具有阐释力的判断与见解。罗志田的论文集《近代中国史学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正是这样一部力作。
对象与术语的变化只是“学随世变”的表象，讨论方式、传播形式、教育模式与评价体式的变化才更为根本地决定了中国学术的“古今之变”。《近代中国史学述论》正是着眼于这一层面。此书是《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的增订本，[6]不过由于增订的篇幅多达一半，且全书结构进行了全面调整，因此完全可以视为一部新著。根据作者的介绍，“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史学的履迹’基本是论述性的文字，接近于通常所说的史学学术史，唯更注重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向，特别是学术典范、研究取向、发展趋势等面相。其余三部分多是读书心得，第二部分更多是对学术现状的反思，以及对史学发展可能走向的展望。第三部分则从具体的个案探讨近代史研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倾向，并借此思考怎样从宏观的基本层面和特定面相（如史料解读和史学表述）推进我们的研究。第四部分偏于探索史义，一些篇目或与坊间所谓‘史学方法’稍近，然亦不尽同；余则多从外在和内在的不同视角观察和思索史学的基本义旨”（《自序》，第5页）。 因为集中论文的写作时间长达近20年，所以不少篇什在学界都已产生广泛影响。例如作者通过发现民国时期哲学、史学与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大纲即史”现象，对于“大纲”与“史”两种观念的竞争与兴替进行了辨析，由此讨论了“民国学术”的“典范转移”；再如作者从发生在民国“新史学”界的一个“诡论现象”———在大量“新材料”前所未有地进入学者视野的同时，二十四史等传统史料却备受冷遇———入手，揭示了“最主张学问‘平等’而又特别重视史料的新派史家，在实际处理中其实并未做到平等对待史料”，其背后隐含的取向是“向往‘预流’的倾向是更占上风的，其对具体研究的实际影响，就是相对更注重西方汉学家所关注的史料”（《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第79页），而这对于现代中国史学研究的走向，无疑在正反两方面都具有深刻影响。
罗志田的卓异之处在于往往能够从他人习焉不察的学术史现象中开掘出“新意”与“深意”，在对于同一话题的反复探讨中不断卷入具有生发性与启示性的命题，从而实现讨论方式与学术视野的更新。研究对象的姿态与实际效果之间的缝隙、落差与错位，通常是他独具只眼与别有幽怀的着力点与会心处。而这正是建立在他对“史学方法”的自觉思考与实践的基础之上。集中提出的警惕“倒放电影”的研究倾向以及注重“对手方”视角等主张，都极富启发，亦与“现代中国学术”这一对象的性质高度自洽，均属“经验之谈”。故而《近代中国史学述论》可谓一部“法从例出”的发凡之作。
无论最终提升到何种高度，学术史研究首先是对研究工作本身的一种研究。因此研究者有无从事实际研究的经验及其水平高下，自然会影响到学术史论述的质量。在这种意义上，史学大家王尔敏在2015年出版的论文集《演史开新别录》（中华书局）也就格外值得关注。
与《近代中国史学述论》一样，《演史开新别录》同样以现代中国史学的主流形态———“新史学”作为反思与对话对象。史学向来为中国学术之大宗。如果说在传统中国，尚有经学与之并立，那么晚清以降，史学的技术风格与价值追求则成了“现代中国学术”的主流意识形态。其中尤以“新史学”的立场与方法最具权威色彩。本书是继《二十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史学方法》与《新史学圈外史学》之后，[7]作者的第四部学术史著作。从“非主流”与“圈外”等称谓中，可见作者的用心。而本书在立意与取法上与前三书也是一以贯之的，但更具集大成意义。
作者自述：“本书之作，乃继《新史学圈外史学》之绪，多有开新力创之作，见之于此书上半部；亦展示依循先师及史界之名著卓识有所申述，见之本书下半部。”（《自序》，第2页）在上半部的六篇论文中，《常识与学问之间》《史料与著作之间》接近清儒之“读书杂志”，披沙拣金，而又见微知著，可见老辈高格；《20世纪学者之传世创说》《20世纪学者之宏观史学创例》集中讨论了现代中国史学的学术经验，是作者有意写作的“学术史”著述。而作者对于“学术史”的看法，也很值得重视。在他看来，“学术史属于文化史中一大类，内容已涵盖甚广，大凡科学、文学、哲学、史学以至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均应纳于学术史之下”，“我辈五十年代治学之人，在力求专业之风气下，已多不涉学术史，亦无人能致力研究学术。虽然研究思想史大盛，而思想史即被人充作学术史谈实是歧路，决不能代替学术史”。（《20世纪学者之传世创说》，第80页）作者对于“学术史”的理解，较之一般约定俗成的意见，显然一方面在外延上更为开阔，一方面在内涵上更为严格。概而言之，便是“学术思想史”不等于“学术史”，“学术史”必须以“学术”本身作为讨论对象。下半部的八篇论文正是作者循此原则，对于吕思勉、钱穆、郭廷以与雷海宗等史家的个案研究，笔锋所及，无不进入各家学术内部，绝非一般描述“学术思想”之作。
晚近20余年的学术史研究潮流，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便是王尔敏批评的以“思想史”代替“学术史”，抛开研究对象的具体学术内容不谈，而流于总结“学术思想”、表彰“学术精神”。经过近30年的不断发挥，这一框架的生产性虽然犹存，但生命力无疑已丧失殆尽。未来的学术史研究只有进入学术内部，才能开掘出新的可能性。
无论是作为“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对象与关怀，还是“学术史”这一研究理路本身在现代中国的浮沉，借用王尔敏一部学术名著的题目，都可谓“中国近代文运之升降”的折射与投影。[8]学术的变迁与演进即“文运”之一种，而“学”与“文”的内在关联本来也正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视角。在现代中国的学术之变与文章之变之间具有十分复杂而又相当紧密的关系。这一课题十分诱人，但对研究者的学力也有极大挑战。正因如此，王风在2015年出版的论文集《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就特别可圈可点。
尽管名为“文学论集”，但集中所论，却既不涉及传统中国最主要的文类———诗歌，也不包括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文体———小说。作者所谓“文学”，实际上是更具开放性，同时也更贴近现代中国知识人书写观念与实践的“文章”。书中的主要讨论对象是学术文、论说文与翻译文。关于学术文的一组论文———《章太炎语言文字论说体系中的历史民族》《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王国维学术变迁的知识谱系、文体和语体问题》与《林纾非桐城派说》———皆是由“文”入“学”，又由“学”及“文”的大文章。
与王尔敏、罗志田不同，王风是文学专业出身的研究者。通常文学研究者处理学术史问题，会更关注研究对象“怎么说”的面相。但王风此书的意义在于能够将章太炎、刘师培与王国维等人“怎么说”与“说什么”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即从文章的角度切入，但最终落脚在研究对象的学术内部。例如，他谈章太炎，可以对于章太炎的小学著作的利弊得失做出判断；他谈王国维，面对王国维在哲学、文学与史学等领域中的具体论述也能多有体贴与领会。着眼于“学”与“文”的关系问题，可能把学术史研究做小，但也可以将其做大。倘若只是满足于在文章学或者文体学的层面上立论，那么无疑只能“隔靴搔痒”，因为理解不了研究对象“说什么”，大概也无法真正体会其“怎么说”；但如果能像此书昭示的这样，把学术与文章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考察，自然也就可以在把学问做到实处的同时，也为学术史研究打开一片新天地了。 二、在政学之间
正如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潮流中生成复兴的“纯文学”观念在本质上乃是一种文化想象一样，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于“纯学术”的群体性迷恋同样只是一种时代症候的镜像。事实上，标榜“纯文学”也好，推崇“纯学术”也罢，更多的是一种发言姿态与话语策略。具体到学术史而言，真正好的“中国学术”，不是“做”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现代中国学术”与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之间的血肉联系，并非其“短”，恰是其“长”。也许单纯以西方现代学术或者海外汉学作为参照标准，“现代中国学术”在学理性与思辨性上尚有不足，但它与现代中国一起焦虑、彷徨、求索、挣扎以及“浴火重生”的历程却是弥足珍贵的经历与经验。这些养成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品格与气质，恰是“中国学术”对于“世界学术”的贡献与发展。
好的学术，状态应当从容与超越，但关怀必须具有紧张感与时代性。学术与政治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是学术史研究必须直面的问题之一。在两者之间，并非只有“经术文饰政论”“学术图解政治”或者凭借学术“抗命”“守节”两种彼此间壁的可能状态。支撑这类论述的，其实还是一种相当简单甚至机械的对于“纯学术”的想象。在具体历史境遇中展开的事实与逻辑远比这些丰富得多。如何想象学术与怎样理解政治是一个学者或者一种学术理念在思考与设计自我在时代中的进退出处时需要同时考虑的两个彼此关联的根本问题。学术史研究的责任之一应当就是通过历史化的手段重建学术背后的紧张感。2015年，三位青年学者在各自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出版的著作不约而同地触及了这一问题。
陆胤的《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北京大学出版社）关注在晚清“世变”中张之洞及其幕府学人通过不断调试文教方案力图实现其政教理想的努力与挫折。不同于其时兴起的“自下倡之”的变革思路，他们所代表的乃是另一种“自上建之”的“近代学术”。全书的正文部分共计六章，“由人际交往、机构设置、制度建设的表层，逐渐向学术观念、政教理想、情感结构等内在方面深入”，（《绪论》，第33页）是一部相当成功的打通了内外界限的学术史著作。
作者发现，在张之洞的学术思路甚至精神世界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即对于“政教相维”的方案设计与价值追求。而这也正是理解张之洞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以及近代史上进退出处的最为主要的一条线索。所谓“政教相维”，是张之洞晚年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主张，出自其中的《同心》一篇。“同心”者，意为“欲救今日之世变”，亟须“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与康有为强调“保种”“保教”之于“保国”的意义不同，张之洞认为“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所以“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9]此说尽管较为晚出，但用以涵盖与统摄张之洞一生的努力大致不虚。而这一思路得以展开的直接背景，乃是“新型幕府制度”在晚清的勃兴。咸同之后，清廷“内轻外重”，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实力派督抚接续进而发展了幕府传统，使之逐渐参与国家行政，具备了现代科层特征，同时兼收各方面的人才，以应对时代转型与变局带来的多层次的挑战。与曾、李等实务幕府不同，“清流”出身的张之洞无论出仕京官，还是外放疆臣，都十分热衷延揽学者。“清流”与“幕府”的双重资源在张之洞的思路中交汇，并且在“政教”的方向上展开，“不仅为旧学存续预留了空间，更为传统政教接触新知，逐渐融入近代学科体制（而非被其取代）创造了机运”（《绪论》，第8—9页）。
在张之洞转变的过程中，“政”“教”自然构成了某种相对恒定的意义参照。但两者在张之洞那里却并非一成不变的原旨与教条，其外延甚至内涵在转型与变局中不断被调整，其间唯一稳定的是“政教相维”的观念体系与精神结构。如果单纯将“政”“教”理解成为学术与制度层面上的要素，那么无疑容易遁入与止于“内在理路”式的分析思路。作者认为：“过分强调学术、制度层面的‘内在理路’，不仅不利于还原历史中人的真实感受，更有使学术思想史抽象化、空洞化的危险”。（《绪论》，第30页）“政教相维”乃是一个动态过程。当其以文教方案的形式介入历史时，研究者必须清楚“决定文教变革思路多样化的因素，不仅仅是纸面上的教育观念或现实中的各种诉求，还与根深蒂固的派系意识和群体认同有关。出自上层的学术主张，更受制于既有政治格局下的发言位置。看待人物集团的结构性张力，自然不能过度执着于意气之争的表象，更应关注不同统系引导政教损益、学风升降大方向上的分歧，亦须谨慎处理各种结构因素在史实细节上相互交错、影响的情形”（《绪论》，第32页）。此书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循此展开的具体分析与论述，而作者的这些自觉思考对于学术史研究范式的更新无疑也极具启示意义。这部带有方法论色彩的著作，是2015年出版的学术史研究著作中最值得推荐的一部。
如果说《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有何遗憾的话，或许对于张之洞这样一位主要面相并不在学术史的研究对象而言，陆胤并未正面处理既往张之洞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比如《书目答问》《！轩语》《劝学篇》等著述、“东南互保”与“江楚会奏”等“事功”以及《癸卯学制》的内容，算是一桩。新的研究思路通常容易另辟蹊径，但如何与经典论述进行有效整合，则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段志强的《顾祠———顾炎武与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复旦大学出版社）倚重新的视角而又追求正面进入研究对象的努力，十分值得肯定。该书研究的是晚清顾炎武祠的祭祀纪念活动。王？森认为：“全书围绕着‘顾祠’，从道、咸以后的学人交往中，重新描述了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以及西力东渐大背景中的政治变动、思想学术之嬗变。”（《序》，第2页）书中最能体现此论的，是《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道咸政局中的顾祠会祭》一章。有此一章，则全书着力讨论的历史记忆与士人政治人格的建构问题得以在大的历史进程中定位与定性。紧随其后的主要处理学术史问题的两章———《超越汉宋：顾祠中的学术纠葛》与《京师顾祠与西北边疆》———因而也就能有所根柢与傍依。当然，该书更为深沉的关怀还在于揭橥“像‘经世致用’这样今日人们习以为常、往往认作自古已然的某些观念，可能在历史中经历过许多浮沉，并不见得那么‘必然’或‘当然’，而通过顾祠会祭呈现出来的读书人应当‘打通’学问与政治这‘两截’的理想，其流风恐怕也不仅限于顾祠会祭存世的那八百年”（《结论》，第249页）。 在姜萌的《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实践》（商务印书馆）中，对于政学关系的讨论从历史记忆转向了书写与叙述的层面。作者首先对于“历史书写”与“历史叙述”两个概念进行了辨析。在他看来，“历史书写”主要指向“将孤立的事实放在一起以产生一个有意义的整体”，[10]而“历史叙述则侧重于如何将这些有特定意义的单元组合起来”（《引言》，第30页）。作者的问题意识非常明确地落在了两者发生关联的部分，即究竟是何种“叙述规则”在影响现代中国主流的“历史书写”，进而在书写实践中最终形成了“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本书给出的结论是———“族群意识”。
本书分为三章，分别是《“求国家之兴衰何由”———中国现代历史书写意识的形成》《“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现代国族意识与中国史书写》与《“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种族意识与汉族史书写》，层层深致，步步推进，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过程。学术史研究要求能够拨云见日，透过具体的观点与话语，洞悉背后的叙述模式甚至思维方式。本书在这一方面用力甚多。好处是主线鲜明，而不足则是裁剪太过干净。在呈现主干的同时，若能适当保留学术史现场的“生气淋漓”乃至“众声喧哗”，本书可能实现的建树无疑更值得期待。
在陆胤、段志强与姜萌的三部晚清学术史著作以外，在2015年出版的民国学术史著作中，值得一提的回应政学关系这一主题的也有两部。一是魏定熙的《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一是刘超的《学府与政府———清华大学与国民政府的冲突及合作（1928—1935）》。[11]无独有偶，两者都是以现代大学为单位，讨论学术与政治的彼此影响与相互建构。处理同样的学术史问题，研究对象从人物或者人物群体转向机构，似乎说明了在晚清处于创生时期的“现代中国学术”到民国以后逐渐进入了常规建设的阶段。这一“世变”自然也就要求研究者对于研究策略做出相应的调整。
三、人物研究的可能性
在传统中国，人物研究的思路就已伏脉千里。且不说对于历代但凡可以纳入学术史的视野中进行考察的人物，讨论时首先便是基于他们在“儒林”或者“文苑”中的生平与学术传记；仅是以人物为单位的“学案”体式对于中国学术史著述的深远影响，就足见人物研究乃是学术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不过，人物研究在晚近的再度兴起，除去如此“远缘”，更有旨在反拨百余年间形成的某些学术定式的“近因”。具体而言，“20世纪中国学术明显受到西潮的影响，以西学分科为基准，强调学术的专科化大约是20世纪中国学术与前不同的主要特征之一”。[12]在此背景下，学术史研究的身份归属也就出现了问题。它在学科体系中成为了史学以下“专门史”中的一种，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如果进行相关著述，便会被本学科指认为是一种“跨学科”行为，进而在多个方面存在风险。与此同时，在各个学科内部也有所谓“学术史”研究者，但其做出的实际上是以各自学科的知识谱系为界限的“学科史”论述。“学科史”与“学术史”并不等同，前者关注的是以学科为单位的专业知识的建构过程，后者则在对于具体学术人物、著作与事件的讨论中，追求对于更具普遍意义的学术潮流、观念与制度的把握、理解与判断。学科史研究自有其价值，但将学术史做成学科史无疑也有显著的流弊。而重提人物研究的意义，就在于“以人物为中心的策略，有力地支撑了历史现场的具体性和复杂性”，可以“凭此破除学科论述形成过程中造成的种种人为界限”。[13]
当然，人物研究不是学术人物的评传写作，其实现形式应当是一种“能将目前日益倚重社会科学方法的学术文化史研究还原到人物本身”的“带有人物面目、人文感觉与人情况味的学术史”。[14]换句话说，研究人物只是入口，归根结底还是要解决学术史上的相关问题。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要尽可能地了解与尊重人物本身的面目、感觉、况味以及有机性与整体性，尤其不可以学科立场随意回避与任意裁夺。学术史研究中不仅应当有“学”，还应当有“人”。在具体研究中能够深入“人”的层面，不仅是对学术目标的实现，也是研究者的自我实现。在任何优秀的人文学术研究中，“人”的因素都是不可缺席的。
在学术史研究中引入人物研究的视野与方法，已然成为部分具有学术史意识的研究者的共识。在2015年出版的王尔敏、王风、段志强与陆胤四人的著作中，都已自觉采纳了这一视角与方式。此外，还有三部著作也参与拓展了学术史研究中人物研究的可能性，值得重视。
刘梦溪的《马一浮与国学》（三联书店）是作者长期研究马一浮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其在王国维与陈寅恪之后，戮力完成的又一部现代学人的个案研究。是书“大体以义理题义为纲，以时间为序”（《自序》，第6页），分设九章，依次讨论了“马一浮的文化典范意义”“马一浮青少年时期的学问储备”“马一浮的学术精神和学问态度”“马一浮和‘六艺论’”“马一浮的‘义理名相论’”“马一浮与复性书院”“马一浮的儒佛会通思想”“马一浮的佛禅境界和方外诸友”与“马一浮与国学”等问题，比较全面地处理了马一浮一生的核心学思命题。至于作者本人的关怀，可以参见其同样在2015年出版的一部论文集《现代学人的信仰》中的表述———“中国二十世纪现代学人的知识群体，他们的独标与秀出、性情与著述、谈吐与风致、精神与信仰，确有足可传之后世而不灭的典范意义。他们精神世界所具有的优长，恰好为我们今天的学术界所缺乏”。[15]可见，作者的“马一浮论”乃是一部寄托之作，是两个感怀遥深的文化主体之间的精神对话。但在如此浓郁的情怀之下，作者犹能保持历史研究的态度，“力求让马先生自己说话”（《自序》，第7页），实属难能可贵。
彭玉平的《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中华书局）也是一部作者长期经营的力作。此书分为上下两卷，下卷“学术因缘论”处理的是学术史问题。其中既有王国维与庄子、屈原、龚自珍等前代资源的关系专论，也有他与沈曾植、罗振玉、吴昌绶、梁启超、罗振常、樊炳清、陈寅恪、胡适等并世学人的交谊考述，还有关于王国维学术著作的文献研究，内容十分丰富。作者发掘出了王国维与各个学者之间的几乎所有交往材料，用功之勤，令人叹服，为王国维研究奠定了新的史料基础。欠缺之处在于全书过于贴合王国维本人的线索，尤其在涉及他与现代学人的互动部分时，“考”已到位，“论”还不足，问题意识尚有进一步提炼的空间。2015年出版的另一部王国维研究著作———罗钢的《传统的幻象：跨文化语境中的王国维诗学》，其旨趣虽主要不在学术史，但其长篇导言《两个王国维》仍可谓近年来关于学术史中的王国维问题的最具提问能力的论述。[16] 马一浮与王国维学在新旧之间，本身并不完全受到现代学科意识的支配———尽管王国维对于学科分工具有高度敏感，所以从人物的角度切入是在研究他们时不难想到的思路。但在面对诸如考古学一类高度专业化的学术史研究对象时，人物研究如何可能，也就成了十分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孙庆伟的《追迹三代》（上海古籍出版社）是一部兼及“人”与“学”的夏商周考古学术史。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包括《个性、时势和境遇———顾颉刚如何走上“古史辨”道路》《问禹为何物———顾颉刚的夏史研究》与《有心还是无意———李济汾河流域调查与夏文化探索》三篇长文，是“比较纯粹的学术史研究”（《前言》，第1页）。个性、时势与境遇作为作者考察的三个维度，贯穿于三篇之中。论文讨论的虽是顾颉刚与李济等具体学者，但涉及的却是现代中国早期考古学术史上的关键问题。作者的论述始终以话题的推进为结构，在“人”与“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与平衡，避免了被既往的阐释模式回收回去的危险，从而提出了不少饶有意味的新见。
刘梦溪、彭玉平、孙庆伟三书都是体量较大的著作，虽然因为理论框架并不十分新颖的缘故，晃一看去可能冲击力不足，但作为一种坚实的学术史著述，它们必将在人物研究的可能性被不断打开的过程中为日后的学术史研究积累经验。
“现代中国学术”千门万户，所谓“现代学术”，只是其间占据主流的一端，此外各种亦新亦旧或者具有另一种现代性的学术方案，也都值得学术史研究者关注。对于相关著作进行年度述评，当然无法完整地呈现学术史研究的知识版图。因为出版总是带有偶然性的事件，有的“早产”，有的“迟到”，所以大概实在无法为它们的“集体亮相”提供足够的学术理由。但是，一个时代的学术潮流通常又在“变”中有“常”，即一段学术进程中的风格、立意与取法总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那么，2015年问世的“现代中国学术”研究著作自然也就是一代学术史研究者追寻与突围的轨辙。管中窥豹，或许未尝不可。
注释
[1]梅新林、俞璋华：《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主要体式与成果》，《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2]参见章太炎、刘师培等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罗志田导读、徐亮工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3]陈平原：《“学术史丛书”总序》，《刊前刊后》，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00页。
[4]李浴洋：《时代意识与经典视野》，《文艺报》2016年1月11日。
[5]参见罗志田：《变中前行：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掠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6]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其他三书的大陆版分别参见王尔敏：《史学方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二十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新史学圈外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参见王尔敏：《中国近代文运之升降》，中华书局2011年版。
[9]张之洞：《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0—51页。
[10]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书写中的想象与真实》，岁有生、王传奇译，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页。此书中译本出版后，汪荣祖根据英文本批评了其中的核心概念，李怀印也做出了反批评。参见汪荣祖：《现代中国：“重新发明”还是“重新发现”？》，《东方早报》2013年12月9日；李怀印：《近代中国无须“重新发明”———答汪荣祖先生》，《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5期；汪荣祖：《重新发明与重新建构———回答李怀印先生的回答》，《东方早报》2014年9月21日；李怀印：《关于历史书写的想象与真实及其他———再答汪荣祖先生》，共识网（21ccom. net）2014年9月28日。
[11]参见魏定熙：《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张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超：《学府与政府———清华大学与国民政府的冲突及合作（1928—1935）》，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2]罗志田：《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近代中国史学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13]陆胤：《以人物破除界限》，《读书》2014年第7期。
[14]陆胤：《绪论》，《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
[15]刘梦溪：《题记》，《现代学人的信仰》，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6页。
[16]参见罗钢：《两个王国维》，《传统的幻象：跨文化语境中的王国维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5页。
《演史开新别录》，王尔敏，中华书局，2015
《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王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陆胤，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顾祠———顾炎武与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段志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实践》，姜萌，商务印书馆，2015
《马一浮与国学》，刘梦溪，三联书店，2015
《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彭玉平，中华书局，2015
《追迹三代》，孙庆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原本只是“通识之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借用时下的术语，乃是“学术训练”之一种。任何研究的开展，尤其人文学术的进行，都应首先基于对学术史的了解与把握，从而形成面对具体对象与问题时的历史感与判断力。唯其如此，研究的有效性才能得到相对充分的保证。而这也就决定了学术史研究之于人文学者既属基本修养，又系阶段性工作。
中国的学术史著述，以《庄子·天下篇》为滥觞，其体式在日后又演为“序跋”“传记”“目录”“笔记”“道录”“学案”“章节”与“编年”等数种，[1]可谓“源远流长”。不过，学术史研究成为“专门之学”，在中国却只有百余年的历史。此前虽有《明儒学案》与《国朝汉学师承记》等名著问世，但真正开始“做学问科”，还是晚清以降的事情。
在过去百余年间，学术史研究两度成为“显学”。一是从晚清开始，学界对于“清代学术”的普遍关注。梁启超与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章太炎与刘师培等人的相关论述，[2]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学术”的利弊得失为当代学者广泛讨论。学界对于既有资源的追寻与反思同“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时代潮流互为表里，相生相成。
在陈平原看来，学术史研究的两度兴起，具有某种同构关系，都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即“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的困惑”。[3]具体到晚近20余年间的“现代中国学术”研究，既是知识生产，也是时代关怀；既有学术层面的“内在理路”可循，更与学者对于历史进程的参与意识相关。是故，评述学术史研究著作，不仅应当关注其讨论的对象，更需要把握、理解与判断其讨论的视野、问题与方法。小说类型中有所谓“元小说”，学术史研究在学术工作中也堪称“元研究”。所以，“如何讨论”的线索也就高度地内在于讨论“现代中国学术”的问题意识与展开过程中。
在20余年的研究过程中，对于“现代中国学术”如何讨论，已经形成了某些范式与共识。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自然需要承继与发掘既有经验，但同时也应当具有反思前提的魄力与突破正典的勇气。因此，以年度为单位述评相关研究时，更值得关注的也就无疑是那些包孕了新的学术可能性的著作。在2015年的“现代中国学术”研究中，以“世变”与“文运”的互动结构与整体视野考察“学术”在现代中国时空中的位置、功能与历史命运，追踪政学关系的“来龙去脉”，以及在人物研究中不断开掘新的论题与论域，是三个焦点与亮点。
“现代中国学术”研究作为经典化程度还不是很高的一个研究领域，其走向成熟当然有赖于具有穿透力与开创性的著作推动，但也离不开史料搜集与文献整理作为基础。当综述年度研究进展时，首先值得一提的应当是若干重要史料与文献的出版。2015年，《廖平全集》（舒大刚、杨世文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蒙文通全集》（蒙默编，巴蜀书社）与《章太炎全集（第二辑）》（虞云国、马勇、章念驰编订，上海人民出版社）相继问世，必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持续产生影响。
一、世变与文运
使用“现代中国学术”而非“中国现代学术史”作为研究领域的称谓，意在追求突破论述框架的预设规定性与单一方向性，尝试从更为开放与多元的视野中重审晚清与民国时期的学术人物、著作、事件、潮流、观念与制度，尤其注重它们在历史事实与逻辑的双重层面上展开的具体过程，进而在对于“史实”的再探中形成新的“史识”。
晚近的现代中国研究，随着学术训练专业化程度的提高，通过报刊与档案等资料的运用，在包括学术史在内的诸多领域中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返回历史现场”不仅已经成为学界普遍认可的价值目标，也是从事相关研究的基本技术要求。但在我看来，“利用报刊、翻检档案、发现材料、填补空白只是‘返回’现代中国‘历史现场’的入口而已，真正的‘返回’还需要在对于‘史实’的准确把握中形成具有洞察力与穿透力的‘史识’。‘拾遗补阙’旨在‘正本清源’，不断历史化的目的乃是不断问题化。问题化意味着在当下与历史之间不断对话。倘若不能如此，则‘学术’容易沦为‘技术’，而‘生发’也会堕入‘生产’”。[4]
借用罗志田在2015年出版的一部评论集的题目，“现代中国学术”最为根本的特征乃是“变中前行”。[5]有道是“学随术变”，而“学术”在现代中国则是“学随世变”。“世变”是现代中国的核心命题。置身其中的“学术”不仅受其影响与支配，也始终在回应与参与着这一命题的形成与展开。因此，“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首要任务便是把握这一动态过程，对此提出具有阐释力的判断与见解。罗志田的论文集《近代中国史学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正是这样一部力作。
对象与术语的变化只是“学随世变”的表象，讨论方式、传播形式、教育模式与评价体式的变化才更为根本地决定了中国学术的“古今之变”。《近代中国史学述论》正是着眼于这一层面。此书是《近代中国史学十论》的增订本，[6]不过由于增订的篇幅多达一半，且全书结构进行了全面调整，因此完全可以视为一部新著。根据作者的介绍，“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史学的履迹’基本是论述性的文字，接近于通常所说的史学学术史，唯更注重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向，特别是学术典范、研究取向、发展趋势等面相。其余三部分多是读书心得，第二部分更多是对学术现状的反思，以及对史学发展可能走向的展望。第三部分则从具体的个案探讨近代史研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倾向，并借此思考怎样从宏观的基本层面和特定面相（如史料解读和史学表述）推进我们的研究。第四部分偏于探索史义，一些篇目或与坊间所谓‘史学方法’稍近，然亦不尽同；余则多从外在和内在的不同视角观察和思索史学的基本义旨”（《自序》，第5页）。 因为集中论文的写作时间长达近20年，所以不少篇什在学界都已产生广泛影响。例如作者通过发现民国时期哲学、史学与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大纲即史”现象，对于“大纲”与“史”两种观念的竞争与兴替进行了辨析，由此讨论了“民国学术”的“典范转移”；再如作者从发生在民国“新史学”界的一个“诡论现象”———在大量“新材料”前所未有地进入学者视野的同时，二十四史等传统史料却备受冷遇———入手，揭示了“最主张学问‘平等’而又特别重视史料的新派史家，在实际处理中其实并未做到平等对待史料”，其背后隐含的取向是“向往‘预流’的倾向是更占上风的，其对具体研究的实际影响，就是相对更注重西方汉学家所关注的史料”（《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第79页），而这对于现代中国史学研究的走向，无疑在正反两方面都具有深刻影响。
罗志田的卓异之处在于往往能够从他人习焉不察的学术史现象中开掘出“新意”与“深意”，在对于同一话题的反复探讨中不断卷入具有生发性与启示性的命题，从而实现讨论方式与学术视野的更新。研究对象的姿态与实际效果之间的缝隙、落差与错位，通常是他独具只眼与别有幽怀的着力点与会心处。而这正是建立在他对“史学方法”的自觉思考与实践的基础之上。集中提出的警惕“倒放电影”的研究倾向以及注重“对手方”视角等主张，都极富启发，亦与“现代中国学术”这一对象的性质高度自洽，均属“经验之谈”。故而《近代中国史学述论》可谓一部“法从例出”的发凡之作。
无论最终提升到何种高度，学术史研究首先是对研究工作本身的一种研究。因此研究者有无从事实际研究的经验及其水平高下，自然会影响到学术史论述的质量。在这种意义上，史学大家王尔敏在2015年出版的论文集《演史开新别录》（中华书局）也就格外值得关注。
与《近代中国史学述论》一样，《演史开新别录》同样以现代中国史学的主流形态———“新史学”作为反思与对话对象。史学向来为中国学术之大宗。如果说在传统中国，尚有经学与之并立，那么晚清以降，史学的技术风格与价值追求则成了“现代中国学术”的主流意识形态。其中尤以“新史学”的立场与方法最具权威色彩。本书是继《二十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史学方法》与《新史学圈外史学》之后，[7]作者的第四部学术史著作。从“非主流”与“圈外”等称谓中，可见作者的用心。而本书在立意与取法上与前三书也是一以贯之的，但更具集大成意义。
作者自述：“本书之作，乃继《新史学圈外史学》之绪，多有开新力创之作，见之于此书上半部；亦展示依循先师及史界之名著卓识有所申述，见之本书下半部。”（《自序》，第2页）在上半部的六篇论文中，《常识与学问之间》《史料与著作之间》接近清儒之“读书杂志”，披沙拣金，而又见微知著，可见老辈高格；《20世纪学者之传世创说》《20世纪学者之宏观史学创例》集中讨论了现代中国史学的学术经验，是作者有意写作的“学术史”著述。而作者对于“学术史”的看法，也很值得重视。在他看来，“学术史属于文化史中一大类，内容已涵盖甚广，大凡科学、文学、哲学、史学以至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均应纳于学术史之下”，“我辈五十年代治学之人，在力求专业之风气下，已多不涉学术史，亦无人能致力研究学术。虽然研究思想史大盛，而思想史即被人充作学术史谈实是歧路，决不能代替学术史”。（《20世纪学者之传世创说》，第80页）作者对于“学术史”的理解，较之一般约定俗成的意见，显然一方面在外延上更为开阔，一方面在内涵上更为严格。概而言之，便是“学术思想史”不等于“学术史”，“学术史”必须以“学术”本身作为讨论对象。下半部的八篇论文正是作者循此原则，对于吕思勉、钱穆、郭廷以与雷海宗等史家的个案研究，笔锋所及，无不进入各家学术内部，绝非一般描述“学术思想”之作。
晚近20余年的学术史研究潮流，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便是王尔敏批评的以“思想史”代替“学术史”，抛开研究对象的具体学术内容不谈，而流于总结“学术思想”、表彰“学术精神”。经过近30年的不断发挥，这一框架的生产性虽然犹存，但生命力无疑已丧失殆尽。未来的学术史研究只有进入学术内部，才能开掘出新的可能性。
无论是作为“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对象与关怀，还是“学术史”这一研究理路本身在现代中国的浮沉，借用王尔敏一部学术名著的题目，都可谓“中国近代文运之升降”的折射与投影。[8]学术的变迁与演进即“文运”之一种，而“学”与“文”的内在关联本来也正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视角。在现代中国的学术之变与文章之变之间具有十分复杂而又相当紧密的关系。这一课题十分诱人，但对研究者的学力也有极大挑战。正因如此，王风在2015年出版的论文集《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就特别可圈可点。
尽管名为“文学论集”，但集中所论，却既不涉及传统中国最主要的文类———诗歌，也不包括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文体———小说。作者所谓“文学”，实际上是更具开放性，同时也更贴近现代中国知识人书写观念与实践的“文章”。书中的主要讨论对象是学术文、论说文与翻译文。关于学术文的一组论文———《章太炎语言文字论说体系中的历史民族》《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王国维学术变迁的知识谱系、文体和语体问题》与《林纾非桐城派说》———皆是由“文”入“学”，又由“学”及“文”的大文章。
与王尔敏、罗志田不同，王风是文学专业出身的研究者。通常文学研究者处理学术史问题，会更关注研究对象“怎么说”的面相。但王风此书的意义在于能够将章太炎、刘师培与王国维等人“怎么说”与“说什么”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即从文章的角度切入，但最终落脚在研究对象的学术内部。例如，他谈章太炎，可以对于章太炎的小学著作的利弊得失做出判断；他谈王国维，面对王国维在哲学、文学与史学等领域中的具体论述也能多有体贴与领会。着眼于“学”与“文”的关系问题，可能把学术史研究做小，但也可以将其做大。倘若只是满足于在文章学或者文体学的层面上立论，那么无疑只能“隔靴搔痒”，因为理解不了研究对象“说什么”，大概也无法真正体会其“怎么说”；但如果能像此书昭示的这样，把学术与文章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考察，自然也就可以在把学问做到实处的同时，也为学术史研究打开一片新天地了。 二、在政学之间
正如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潮流中生成复兴的“纯文学”观念在本质上乃是一种文化想象一样，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于“纯学术”的群体性迷恋同样只是一种时代症候的镜像。事实上，标榜“纯文学”也好，推崇“纯学术”也罢，更多的是一种发言姿态与话语策略。具体到学术史而言，真正好的“中国学术”，不是“做”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现代中国学术”与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之间的血肉联系，并非其“短”，恰是其“长”。也许单纯以西方现代学术或者海外汉学作为参照标准，“现代中国学术”在学理性与思辨性上尚有不足，但它与现代中国一起焦虑、彷徨、求索、挣扎以及“浴火重生”的历程却是弥足珍贵的经历与经验。这些养成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品格与气质，恰是“中国学术”对于“世界学术”的贡献与发展。
好的学术，状态应当从容与超越，但关怀必须具有紧张感与时代性。学术与政治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是学术史研究必须直面的问题之一。在两者之间，并非只有“经术文饰政论”“学术图解政治”或者凭借学术“抗命”“守节”两种彼此间壁的可能状态。支撑这类论述的，其实还是一种相当简单甚至机械的对于“纯学术”的想象。在具体历史境遇中展开的事实与逻辑远比这些丰富得多。如何想象学术与怎样理解政治是一个学者或者一种学术理念在思考与设计自我在时代中的进退出处时需要同时考虑的两个彼此关联的根本问题。学术史研究的责任之一应当就是通过历史化的手段重建学术背后的紧张感。2015年，三位青年学者在各自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出版的著作不约而同地触及了这一问题。
陆胤的《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北京大学出版社）关注在晚清“世变”中张之洞及其幕府学人通过不断调试文教方案力图实现其政教理想的努力与挫折。不同于其时兴起的“自下倡之”的变革思路，他们所代表的乃是另一种“自上建之”的“近代学术”。全书的正文部分共计六章，“由人际交往、机构设置、制度建设的表层，逐渐向学术观念、政教理想、情感结构等内在方面深入”，（《绪论》，第33页）是一部相当成功的打通了内外界限的学术史著作。
作者发现，在张之洞的学术思路甚至精神世界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即对于“政教相维”的方案设计与价值追求。而这也正是理解张之洞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以及近代史上进退出处的最为主要的一条线索。所谓“政教相维”，是张之洞晚年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主张，出自其中的《同心》一篇。“同心”者，意为“欲救今日之世变”，亟须“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与康有为强调“保种”“保教”之于“保国”的意义不同，张之洞认为“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所以“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9]此说尽管较为晚出，但用以涵盖与统摄张之洞一生的努力大致不虚。而这一思路得以展开的直接背景，乃是“新型幕府制度”在晚清的勃兴。咸同之后，清廷“内轻外重”，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实力派督抚接续进而发展了幕府传统，使之逐渐参与国家行政，具备了现代科层特征，同时兼收各方面的人才，以应对时代转型与变局带来的多层次的挑战。与曾、李等实务幕府不同，“清流”出身的张之洞无论出仕京官，还是外放疆臣，都十分热衷延揽学者。“清流”与“幕府”的双重资源在张之洞的思路中交汇，并且在“政教”的方向上展开，“不仅为旧学存续预留了空间，更为传统政教接触新知，逐渐融入近代学科体制（而非被其取代）创造了机运”（《绪论》，第8—9页）。
在张之洞转变的过程中，“政”“教”自然构成了某种相对恒定的意义参照。但两者在张之洞那里却并非一成不变的原旨与教条，其外延甚至内涵在转型与变局中不断被调整，其间唯一稳定的是“政教相维”的观念体系与精神结构。如果单纯将“政”“教”理解成为学术与制度层面上的要素，那么无疑容易遁入与止于“内在理路”式的分析思路。作者认为：“过分强调学术、制度层面的‘内在理路’，不仅不利于还原历史中人的真实感受，更有使学术思想史抽象化、空洞化的危险”。（《绪论》，第30页）“政教相维”乃是一个动态过程。当其以文教方案的形式介入历史时，研究者必须清楚“决定文教变革思路多样化的因素，不仅仅是纸面上的教育观念或现实中的各种诉求，还与根深蒂固的派系意识和群体认同有关。出自上层的学术主张，更受制于既有政治格局下的发言位置。看待人物集团的结构性张力，自然不能过度执着于意气之争的表象，更应关注不同统系引导政教损益、学风升降大方向上的分歧，亦须谨慎处理各种结构因素在史实细节上相互交错、影响的情形”（《绪论》，第32页）。此书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循此展开的具体分析与论述，而作者的这些自觉思考对于学术史研究范式的更新无疑也极具启示意义。这部带有方法论色彩的著作，是2015年出版的学术史研究著作中最值得推荐的一部。
如果说《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有何遗憾的话，或许对于张之洞这样一位主要面相并不在学术史的研究对象而言，陆胤并未正面处理既往张之洞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比如《书目答问》《！轩语》《劝学篇》等著述、“东南互保”与“江楚会奏”等“事功”以及《癸卯学制》的内容，算是一桩。新的研究思路通常容易另辟蹊径，但如何与经典论述进行有效整合，则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段志强的《顾祠———顾炎武与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复旦大学出版社）倚重新的视角而又追求正面进入研究对象的努力，十分值得肯定。该书研究的是晚清顾炎武祠的祭祀纪念活动。王？森认为：“全书围绕着‘顾祠’，从道、咸以后的学人交往中，重新描述了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以及西力东渐大背景中的政治变动、思想学术之嬗变。”（《序》，第2页）书中最能体现此论的，是《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道咸政局中的顾祠会祭》一章。有此一章，则全书着力讨论的历史记忆与士人政治人格的建构问题得以在大的历史进程中定位与定性。紧随其后的主要处理学术史问题的两章———《超越汉宋：顾祠中的学术纠葛》与《京师顾祠与西北边疆》———因而也就能有所根柢与傍依。当然，该书更为深沉的关怀还在于揭橥“像‘经世致用’这样今日人们习以为常、往往认作自古已然的某些观念，可能在历史中经历过许多浮沉，并不见得那么‘必然’或‘当然’，而通过顾祠会祭呈现出来的读书人应当‘打通’学问与政治这‘两截’的理想，其流风恐怕也不仅限于顾祠会祭存世的那八百年”（《结论》，第249页）。 在姜萌的《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实践》（商务印书馆）中，对于政学关系的讨论从历史记忆转向了书写与叙述的层面。作者首先对于“历史书写”与“历史叙述”两个概念进行了辨析。在他看来，“历史书写”主要指向“将孤立的事实放在一起以产生一个有意义的整体”，[10]而“历史叙述则侧重于如何将这些有特定意义的单元组合起来”（《引言》，第30页）。作者的问题意识非常明确地落在了两者发生关联的部分，即究竟是何种“叙述规则”在影响现代中国主流的“历史书写”，进而在书写实践中最终形成了“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本书给出的结论是———“族群意识”。
本书分为三章，分别是《“求国家之兴衰何由”———中国现代历史书写意识的形成》《“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现代国族意识与中国史书写》与《“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种族意识与汉族史书写》，层层深致，步步推进，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过程。学术史研究要求能够拨云见日，透过具体的观点与话语，洞悉背后的叙述模式甚至思维方式。本书在这一方面用力甚多。好处是主线鲜明，而不足则是裁剪太过干净。在呈现主干的同时，若能适当保留学术史现场的“生气淋漓”乃至“众声喧哗”，本书可能实现的建树无疑更值得期待。
在陆胤、段志强与姜萌的三部晚清学术史著作以外，在2015年出版的民国学术史著作中，值得一提的回应政学关系这一主题的也有两部。一是魏定熙的《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一是刘超的《学府与政府———清华大学与国民政府的冲突及合作（1928—1935）》。[11]无独有偶，两者都是以现代大学为单位，讨论学术与政治的彼此影响与相互建构。处理同样的学术史问题，研究对象从人物或者人物群体转向机构，似乎说明了在晚清处于创生时期的“现代中国学术”到民国以后逐渐进入了常规建设的阶段。这一“世变”自然也就要求研究者对于研究策略做出相应的调整。
三、人物研究的可能性
在传统中国，人物研究的思路就已伏脉千里。且不说对于历代但凡可以纳入学术史的视野中进行考察的人物，讨论时首先便是基于他们在“儒林”或者“文苑”中的生平与学术传记；仅是以人物为单位的“学案”体式对于中国学术史著述的深远影响，就足见人物研究乃是学术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不过，人物研究在晚近的再度兴起，除去如此“远缘”，更有旨在反拨百余年间形成的某些学术定式的“近因”。具体而言，“20世纪中国学术明显受到西潮的影响，以西学分科为基准，强调学术的专科化大约是20世纪中国学术与前不同的主要特征之一”。[12]在此背景下，学术史研究的身份归属也就出现了问题。它在学科体系中成为了史学以下“专门史”中的一种，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如果进行相关著述，便会被本学科指认为是一种“跨学科”行为，进而在多个方面存在风险。与此同时，在各个学科内部也有所谓“学术史”研究者，但其做出的实际上是以各自学科的知识谱系为界限的“学科史”论述。“学科史”与“学术史”并不等同，前者关注的是以学科为单位的专业知识的建构过程，后者则在对于具体学术人物、著作与事件的讨论中，追求对于更具普遍意义的学术潮流、观念与制度的把握、理解与判断。学科史研究自有其价值，但将学术史做成学科史无疑也有显著的流弊。而重提人物研究的意义，就在于“以人物为中心的策略，有力地支撑了历史现场的具体性和复杂性”，可以“凭此破除学科论述形成过程中造成的种种人为界限”。[13]
当然，人物研究不是学术人物的评传写作，其实现形式应当是一种“能将目前日益倚重社会科学方法的学术文化史研究还原到人物本身”的“带有人物面目、人文感觉与人情况味的学术史”。[14]换句话说，研究人物只是入口，归根结底还是要解决学术史上的相关问题。不过在这一过程中，要尽可能地了解与尊重人物本身的面目、感觉、况味以及有机性与整体性，尤其不可以学科立场随意回避与任意裁夺。学术史研究中不仅应当有“学”，还应当有“人”。在具体研究中能够深入“人”的层面，不仅是对学术目标的实现，也是研究者的自我实现。在任何优秀的人文学术研究中，“人”的因素都是不可缺席的。
在学术史研究中引入人物研究的视野与方法，已然成为部分具有学术史意识的研究者的共识。在2015年出版的王尔敏、王风、段志强与陆胤四人的著作中，都已自觉采纳了这一视角与方式。此外，还有三部著作也参与拓展了学术史研究中人物研究的可能性，值得重视。
刘梦溪的《马一浮与国学》（三联书店）是作者长期研究马一浮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其在王国维与陈寅恪之后，戮力完成的又一部现代学人的个案研究。是书“大体以义理题义为纲，以时间为序”（《自序》，第6页），分设九章，依次讨论了“马一浮的文化典范意义”“马一浮青少年时期的学问储备”“马一浮的学术精神和学问态度”“马一浮和‘六艺论’”“马一浮的‘义理名相论’”“马一浮与复性书院”“马一浮的儒佛会通思想”“马一浮的佛禅境界和方外诸友”与“马一浮与国学”等问题，比较全面地处理了马一浮一生的核心学思命题。至于作者本人的关怀，可以参见其同样在2015年出版的一部论文集《现代学人的信仰》中的表述———“中国二十世纪现代学人的知识群体，他们的独标与秀出、性情与著述、谈吐与风致、精神与信仰，确有足可传之后世而不灭的典范意义。他们精神世界所具有的优长，恰好为我们今天的学术界所缺乏”。[15]可见，作者的“马一浮论”乃是一部寄托之作，是两个感怀遥深的文化主体之间的精神对话。但在如此浓郁的情怀之下，作者犹能保持历史研究的态度，“力求让马先生自己说话”（《自序》，第7页），实属难能可贵。
彭玉平的《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中华书局）也是一部作者长期经营的力作。此书分为上下两卷，下卷“学术因缘论”处理的是学术史问题。其中既有王国维与庄子、屈原、龚自珍等前代资源的关系专论，也有他与沈曾植、罗振玉、吴昌绶、梁启超、罗振常、樊炳清、陈寅恪、胡适等并世学人的交谊考述，还有关于王国维学术著作的文献研究，内容十分丰富。作者发掘出了王国维与各个学者之间的几乎所有交往材料，用功之勤，令人叹服，为王国维研究奠定了新的史料基础。欠缺之处在于全书过于贴合王国维本人的线索，尤其在涉及他与现代学人的互动部分时，“考”已到位，“论”还不足，问题意识尚有进一步提炼的空间。2015年出版的另一部王国维研究著作———罗钢的《传统的幻象：跨文化语境中的王国维诗学》，其旨趣虽主要不在学术史，但其长篇导言《两个王国维》仍可谓近年来关于学术史中的王国维问题的最具提问能力的论述。[16] 马一浮与王国维学在新旧之间，本身并不完全受到现代学科意识的支配———尽管王国维对于学科分工具有高度敏感，所以从人物的角度切入是在研究他们时不难想到的思路。但在面对诸如考古学一类高度专业化的学术史研究对象时，人物研究如何可能，也就成了十分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孙庆伟的《追迹三代》（上海古籍出版社）是一部兼及“人”与“学”的夏商周考古学术史。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包括《个性、时势和境遇———顾颉刚如何走上“古史辨”道路》《问禹为何物———顾颉刚的夏史研究》与《有心还是无意———李济汾河流域调查与夏文化探索》三篇长文，是“比较纯粹的学术史研究”（《前言》，第1页）。个性、时势与境遇作为作者考察的三个维度，贯穿于三篇之中。论文讨论的虽是顾颉刚与李济等具体学者，但涉及的却是现代中国早期考古学术史上的关键问题。作者的论述始终以话题的推进为结构，在“人”与“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与平衡，避免了被既往的阐释模式回收回去的危险，从而提出了不少饶有意味的新见。
刘梦溪、彭玉平、孙庆伟三书都是体量较大的著作，虽然因为理论框架并不十分新颖的缘故，晃一看去可能冲击力不足，但作为一种坚实的学术史著述，它们必将在人物研究的可能性被不断打开的过程中为日后的学术史研究积累经验。
“现代中国学术”千门万户，所谓“现代学术”，只是其间占据主流的一端，此外各种亦新亦旧或者具有另一种现代性的学术方案，也都值得学术史研究者关注。对于相关著作进行年度述评，当然无法完整地呈现学术史研究的知识版图。因为出版总是带有偶然性的事件，有的“早产”，有的“迟到”，所以大概实在无法为它们的“集体亮相”提供足够的学术理由。但是，一个时代的学术潮流通常又在“变”中有“常”，即一段学术进程中的风格、立意与取法总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那么，2015年问世的“现代中国学术”研究著作自然也就是一代学术史研究者追寻与突围的轨辙。管中窥豹，或许未尝不可。
注释
[1]梅新林、俞璋华：《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主要体式与成果》，《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2]参见章太炎、刘师培等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罗志田导读、徐亮工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3]陈平原：《“学术史丛书”总序》，《刊前刊后》，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00页。
[4]李浴洋：《时代意识与经典视野》，《文艺报》2016年1月11日。
[5]参见罗志田：《变中前行：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掠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6]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其他三书的大陆版分别参见王尔敏：《史学方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二十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新史学圈外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参见王尔敏：《中国近代文运之升降》，中华书局2011年版。
[9]张之洞：《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0—51页。
[10]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书写中的想象与真实》，岁有生、王传奇译，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页。此书中译本出版后，汪荣祖根据英文本批评了其中的核心概念，李怀印也做出了反批评。参见汪荣祖：《现代中国：“重新发明”还是“重新发现”？》，《东方早报》2013年12月9日；李怀印：《近代中国无须“重新发明”———答汪荣祖先生》，《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5期；汪荣祖：《重新发明与重新建构———回答李怀印先生的回答》，《东方早报》2014年9月21日；李怀印：《关于历史书写的想象与真实及其他———再答汪荣祖先生》，共识网（21ccom. net）2014年9月28日。
[11]参见魏定熙：《权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学、知识分子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9》，张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超：《学府与政府———清华大学与国民政府的冲突及合作（1928—1935）》，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2]罗志田：《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近代中国史学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13]陆胤：《以人物破除界限》，《读书》2014年第7期。
[14]陆胤：《绪论》，《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
[15]刘梦溪：《题记》，《现代学人的信仰》，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6页。
[16]参见罗钢：《两个王国维》，《传统的幻象：跨文化语境中的王国维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