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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哈贝马斯对于现代社会理性化过程中所导致的本应属于非经济的公共生活空间和私人领域被在理性化过程中逐渐膨胀的以市场体系和科层制行政体系为代表的系统所控制的后果的一种描述。从理论发展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理论继承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而贝克用以考察后现代社会的风险社会理论又是建立在哈贝马斯的基础之上的。
[关键词] 异化;生活世界殖民化;风险社会
[作者简介]陈文娟(1983—),女,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贾 俣(1987—),男,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旅游分院;(江西南昌 330100)宁 夏,男,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一、哈贝马斯和他的生活世界概念
哈贝马斯是德国二十世纪后半叶最为著名的社会思想家之一,法兰克福学派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他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之一,在哈贝马斯的思想体系中,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观点占有重要的地位。哈贝马斯认为人们相互之间的语言沟通构成了生活世界,在社会当中人们相互之间可以展开无拘束的自由交流与沟通,而人类之所以能够沟通并且发展出以没有制约的论辩作为协调行动的准则,主要原因是每一个人都拥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共同拥有一组庞大而“并不明确的”背景资料和知识作为人类沟通的指引,哈贝马斯将这些背景资料命名为“生活世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生活世界可以被视为一种为人群所共有的文化资料与公共知识的储存库,人群中的每一个个人相互之间因为共享着资料库中的文化与公共知识因而可以相互沟通而不发生文化上的障碍,因此生活世界从功能学派的角度来看是不断被确立的促使社会稳定的各种秩序,而从符号互动论的角度看则认为生活世界的作用在于促使个人的社会化,帮助个人建构其在社会中的角色。
二、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必然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但是伴随着这种理性化发展却出现了所谓“科技理性当道”和人际关系疏离化的现代社会困境,哈贝马斯将这种困境归因为生活世界被殖民化了,即作为社会理性化的另一个层面,“系统”层面的理性化过程对人类行为的控制。系统概念对哈贝马斯而言是作为社会的制度或组织而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现代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使得人类不可能清楚的知道自己每一个行为的原因及其可能出现的结果,而系统则具有调节人类行为相互影响的功能。系统的理性化是人类社会理性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因为只有系统的理性化才能够通过调控人类行为使之更加合理,人类过去对于“权威”和“神圣”事物的崇拜与遵奉转向理性思维,人类用理性代替了权威或传统文化来制约相互之间的交往。但是生活世界理性化的发展一方面是个人的理性认知能力和自主性增加,另一方面也导致社会系统的日益复杂和扩张,直到发生“社会生活的殖民化”。
所谓社会生活的殖民化,简单理解就是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非市场化和非商品化的活动,被市场机制和科层化的权力所侵蚀。现代社会的主要系统可以从市场和国家机关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中市场之经济系统对人的影响,主要通过金钱制约人类的行为或生活世界,而国家机关则通过科层制的行政框架所产生的权力来影响人的行为,可见金钱和权力是现代社会制约人的行为的两个主要媒介。而生活世界被殖民化就表现为人们的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之中,本应当为人际交往服务的市场力量与科层化权力却因为过于强大以至于反过来控制了人的交往过程,从而使人在现代社会中反而丧失了作为自由人的尊严。
哈贝马斯所提出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得到观点具有非常明显的对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问题论述的继承与扬弃。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劳动的异化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认为在私有制的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同劳动力相分离,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相分离,伴随着生产力水平和劳动效率的不断提升,本应当成为人们实现生活质量改善与人自身发展的方式的劳动却给劳动者带来痛苦,劳动者不是热爱劳动而是逃避劳动,各种各样替代人力的机器的发明和试图提高效率的规章制度使劳动成为一种对劳动者的惩罚,这就形成了所谓劳动的异化。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关于异化的阐述极为深刻但局限于经济层面的分析而忽视了现代社会对人类构成制约的其他因素,比如现代社会特别是后资本主义社会中以科层制结构形式出现的官僚机关所产生的权利形态,这种科层制的行政权力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从而共同控制着现代人生活的各种领域。因此可以说哈贝马斯对于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观点是继承了马克思劳动异化的观点并吸取韦伯对于科层制的论述,从而建立在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人际关系的一种重新考察。
三、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与风险社会
哈贝马斯被认为是后现代社会学大师之一,但是他并不认为现在的社会进入了后现代的门槛,相反这个世界仍然是遵循韦伯的理性化原则而运转的,科层制与市场中的理性计算维持着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与行动准则。对于当前世界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事实上,全球化的迅速扩张早已将全世界纳入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体系当中去了),西方的学术界存在相当大的分歧,甚至在所谓后现代主义社会学家内部这种认识也不统一。例如尽管都强调后现代的视角,吉登斯就认为当前社会已经进入了后现代,而哈贝马斯则认为当前社会仍然处于现代社会。伴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前进,后现代社会的曙光已经显现,那么对于以理性化为发展线索的现代社会所遭受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后现代社会中又会有哪些新的发展,带来什么后果呢?对于这一问题,作者认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可以给予较好的回答。
风险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个描述当前社会的时代特征的概念。风险社会理论认为,伴随着工业化、现代科技发展与全球化,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改变着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自身,这种到目前为止看似前所未有的成功使人类社会陷入一种盲目的乐观却忽视了进步与改变所可能带来的潜在危险。然而核电站泄漏事故、疯牛病与恐怖主义击碎了这种幻想,人们不再认为自己仍处于一种绝对安全的环境中,而是不得不将各种由于人类活动所带来的可能与潜在的威胁纳入到一切决策的前提当中。现代性不再必然意味着消费的增长,物质的丰富以及生产生活水平与质量的提高,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以前人们所未知的危险,尽管这些危险实际发生的概率很低,但一旦发生则带来的是毁灭性的灾难。正如贝克所言,对于风险社会的最佳描述便是“虽然还没有发生危险,但已不再信任安全”。显然,风险社会的来临标志着现代社会对于理性化的遵奉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因为工业化、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本身就是整个社会理性化的具体体现,而人们忽然发现这种理性化所带来的空前繁荣背后却暗藏着神秘莫测的危险,理性化的程度越高则危险对于人类的毁灭力量越大,与此同时人们对于这种危险却愈加难以把握。行政官员与技术专家对实际决策权力的垄断充分体现了现代工业社会对技术效率的追求,由被认为掌握了充分知识的官僚与专家掌控各种部门与机器的运转被人们认为是安全且值得信任的。即使有发生危险的可能,这种可能也可通过精确的计算而得出发生的概率,并由保险公司等专业机构来消解,风险在工业社会中只是技术专家处理的各种对象之一。然而在风险社会,导致灾难的风险成为了社会主题,风险一旦发生的彻底毁灭性使得对其概率的计算失去了意义。在风险社会中,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并不具备足够充分的知识,去处理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即使是对于“专家”而言也同样如此,公众无法再给予“高水平的专家”与“先进的技术”以充分的信任。贝克将风险社会比喻为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少数人决定着实验室的运转,却没有人为可能的危险与失败后果负责。
如果再回过头来考察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意义,并且是放在后工业的风险社会的新背景之中,我们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可以说风险社会就是生活世界被系统所殖民化以后的一种发展结果。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为日益扩张的系统所反控制,这种控制遵循着理性的原则但是又不可避免的带来风险,然而系统的管理者并不对可能发生的危险负责,而从以财富分配为基础向以风险分配为特征的新的阶级,也将生活世界中所有的普通人置于一个不能掌控自己的生活却又无人对他们的安全负责的境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李丽娜]
[关键词] 异化;生活世界殖民化;风险社会
[作者简介]陈文娟(1983—),女,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贾 俣(1987—),男,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旅游分院;(江西南昌 330100)宁 夏,男,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一、哈贝马斯和他的生活世界概念
哈贝马斯是德国二十世纪后半叶最为著名的社会思想家之一,法兰克福学派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他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之一,在哈贝马斯的思想体系中,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观点占有重要的地位。哈贝马斯认为人们相互之间的语言沟通构成了生活世界,在社会当中人们相互之间可以展开无拘束的自由交流与沟通,而人类之所以能够沟通并且发展出以没有制约的论辩作为协调行动的准则,主要原因是每一个人都拥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共同拥有一组庞大而“并不明确的”背景资料和知识作为人类沟通的指引,哈贝马斯将这些背景资料命名为“生活世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生活世界可以被视为一种为人群所共有的文化资料与公共知识的储存库,人群中的每一个个人相互之间因为共享着资料库中的文化与公共知识因而可以相互沟通而不发生文化上的障碍,因此生活世界从功能学派的角度来看是不断被确立的促使社会稳定的各种秩序,而从符号互动论的角度看则认为生活世界的作用在于促使个人的社会化,帮助个人建构其在社会中的角色。
二、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必然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但是伴随着这种理性化发展却出现了所谓“科技理性当道”和人际关系疏离化的现代社会困境,哈贝马斯将这种困境归因为生活世界被殖民化了,即作为社会理性化的另一个层面,“系统”层面的理性化过程对人类行为的控制。系统概念对哈贝马斯而言是作为社会的制度或组织而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现代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使得人类不可能清楚的知道自己每一个行为的原因及其可能出现的结果,而系统则具有调节人类行为相互影响的功能。系统的理性化是人类社会理性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因为只有系统的理性化才能够通过调控人类行为使之更加合理,人类过去对于“权威”和“神圣”事物的崇拜与遵奉转向理性思维,人类用理性代替了权威或传统文化来制约相互之间的交往。但是生活世界理性化的发展一方面是个人的理性认知能力和自主性增加,另一方面也导致社会系统的日益复杂和扩张,直到发生“社会生活的殖民化”。
所谓社会生活的殖民化,简单理解就是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非市场化和非商品化的活动,被市场机制和科层化的权力所侵蚀。现代社会的主要系统可以从市场和国家机关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中市场之经济系统对人的影响,主要通过金钱制约人类的行为或生活世界,而国家机关则通过科层制的行政框架所产生的权力来影响人的行为,可见金钱和权力是现代社会制约人的行为的两个主要媒介。而生活世界被殖民化就表现为人们的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之中,本应当为人际交往服务的市场力量与科层化权力却因为过于强大以至于反过来控制了人的交往过程,从而使人在现代社会中反而丧失了作为自由人的尊严。
哈贝马斯所提出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得到观点具有非常明显的对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问题论述的继承与扬弃。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劳动的异化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认为在私有制的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同劳动力相分离,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相分离,伴随着生产力水平和劳动效率的不断提升,本应当成为人们实现生活质量改善与人自身发展的方式的劳动却给劳动者带来痛苦,劳动者不是热爱劳动而是逃避劳动,各种各样替代人力的机器的发明和试图提高效率的规章制度使劳动成为一种对劳动者的惩罚,这就形成了所谓劳动的异化。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关于异化的阐述极为深刻但局限于经济层面的分析而忽视了现代社会对人类构成制约的其他因素,比如现代社会特别是后资本主义社会中以科层制结构形式出现的官僚机关所产生的权利形态,这种科层制的行政权力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从而共同控制着现代人生活的各种领域。因此可以说哈贝马斯对于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观点是继承了马克思劳动异化的观点并吸取韦伯对于科层制的论述,从而建立在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人际关系的一种重新考察。
三、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与风险社会
哈贝马斯被认为是后现代社会学大师之一,但是他并不认为现在的社会进入了后现代的门槛,相反这个世界仍然是遵循韦伯的理性化原则而运转的,科层制与市场中的理性计算维持着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与行动准则。对于当前世界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事实上,全球化的迅速扩张早已将全世界纳入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体系当中去了),西方的学术界存在相当大的分歧,甚至在所谓后现代主义社会学家内部这种认识也不统一。例如尽管都强调后现代的视角,吉登斯就认为当前社会已经进入了后现代,而哈贝马斯则认为当前社会仍然处于现代社会。伴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前进,后现代社会的曙光已经显现,那么对于以理性化为发展线索的现代社会所遭受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后现代社会中又会有哪些新的发展,带来什么后果呢?对于这一问题,作者认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可以给予较好的回答。
风险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个描述当前社会的时代特征的概念。风险社会理论认为,伴随着工业化、现代科技发展与全球化,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改变着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自身,这种到目前为止看似前所未有的成功使人类社会陷入一种盲目的乐观却忽视了进步与改变所可能带来的潜在危险。然而核电站泄漏事故、疯牛病与恐怖主义击碎了这种幻想,人们不再认为自己仍处于一种绝对安全的环境中,而是不得不将各种由于人类活动所带来的可能与潜在的威胁纳入到一切决策的前提当中。现代性不再必然意味着消费的增长,物质的丰富以及生产生活水平与质量的提高,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以前人们所未知的危险,尽管这些危险实际发生的概率很低,但一旦发生则带来的是毁灭性的灾难。正如贝克所言,对于风险社会的最佳描述便是“虽然还没有发生危险,但已不再信任安全”。显然,风险社会的来临标志着现代社会对于理性化的遵奉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因为工业化、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本身就是整个社会理性化的具体体现,而人们忽然发现这种理性化所带来的空前繁荣背后却暗藏着神秘莫测的危险,理性化的程度越高则危险对于人类的毁灭力量越大,与此同时人们对于这种危险却愈加难以把握。行政官员与技术专家对实际决策权力的垄断充分体现了现代工业社会对技术效率的追求,由被认为掌握了充分知识的官僚与专家掌控各种部门与机器的运转被人们认为是安全且值得信任的。即使有发生危险的可能,这种可能也可通过精确的计算而得出发生的概率,并由保险公司等专业机构来消解,风险在工业社会中只是技术专家处理的各种对象之一。然而在风险社会,导致灾难的风险成为了社会主题,风险一旦发生的彻底毁灭性使得对其概率的计算失去了意义。在风险社会中,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并不具备足够充分的知识,去处理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即使是对于“专家”而言也同样如此,公众无法再给予“高水平的专家”与“先进的技术”以充分的信任。贝克将风险社会比喻为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少数人决定着实验室的运转,却没有人为可能的危险与失败后果负责。
如果再回过头来考察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意义,并且是放在后工业的风险社会的新背景之中,我们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可以说风险社会就是生活世界被系统所殖民化以后的一种发展结果。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为日益扩张的系统所反控制,这种控制遵循着理性的原则但是又不可避免的带来风险,然而系统的管理者并不对可能发生的危险负责,而从以财富分配为基础向以风险分配为特征的新的阶级,也将生活世界中所有的普通人置于一个不能掌控自己的生活却又无人对他们的安全负责的境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李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