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包括安徽徽商、山西晋商、广东粤商等在内的十大商帮。其中以徽商和晋商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纵横商界500年，却在清朝末期民国初期被崭露头角的“宁波帮”后来居上。20世纪以来，“宁波帮”日益壮大、生生不息。邓小平同志更是提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伟大号召。因此，比较研究“宁波帮”与徽商、晋商相互间的差异，总结其顺逆枯荣、兴衰交替的经验教训，对于当代“宁波帮”的健康发展，无疑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宁波帮”所以能超越徽商、晋商，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角色定位不同
　　首先是对封建统治者的态度有着明显的不同。徽商素有“官商”之谓，其成功的捷径之一，就是依靠与封建统治者的紧密联系，获得垄断经营权，从中获利。例如徽州盐商，握有垄断两淮盐引的特权。淮盐在产地的价格是每斤二三文，运到江西等地，每斤售价高达六七十文。当清朝政府实行盐法改革“改纲为票”，取消了徽州盐商的垄断特权后，徽州盐商顿时纷纷破产。“不及十年，高台倾，曲池平，子孙流落，有不忍言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同样，晋商也与封建统治者关系密切。山西票号为清朝政府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业务，便可轻易获得丰厚利润，时人讥其为“清廷财政部”。然而，随着辛亥革命的枪声打响，封建王朝土崩瓦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山西票号顷刻失势。徽商与晋商的“官商”定位，注定了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与内在动力局限性。而“宁波帮”则截然相反，他们是进步的“民本经济”代表。他们很少与封建统治者做生意，顺应历史潮流，积极支持革命。因此，完成了现代转型的“宁波帮”，在老朽腐败的封建王朝寿终正寝之后，取代徽商、晋商而独占商界鳌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营商态度不同
　　其次是对于国门洞开后出现的新兴行业，“宁波帮”与徽商、晋商的态度也是迥然不同的。茶业是徽商的另一支柱产业，尤其是外销茶。徽州素有“做广东茶发财，如去河滩拾卵石”的谚语。但他们却不愿居安思危，不愿将资金用于提高生产工艺。时任清朝晚期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曾想借鉴国外机械制茶的经验，下令以机器制造外销茶，但徽州茶商因循守旧，以费多效微为名反对。山西票号对于现代银行业，也是拒而远之。清朝政府招其参与组建“大清银行”，山西票号皆不予应允。各地票号要求改组为银行，总号财东（即总行老板）不为所动。显然，徽商与晋商在步入20世纪时，抱残守缺，不愿创新变革，于是难免在日趋激烈的全球化商业竞争中被淘汰出局，雄风不再。而“宁波帮”在天翻地覆的20世纪初，与时俱进，迅速地由传统经济业态向现代经济业态转型，以积极奋进的姿态投入到新兴行业。他们在金融界主动出击，其表现与山西票商形成鲜明对比。至1935年，国内共有147家民族银行，其中47家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开设，余下的100家商业银行中，由宁波人独资经营的有11家，为主经营的有13家，参与经营的有28家，占据了半壁江山。上海银行公会会长、副会长，也长期由宁波人宋汉章、盛竹书担任。
　　职业信仰不同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宁波帮与徽商、晋商对于“商”这个职业的态度尤为不同。由于传统观念——“士农工商”“重农轻商”“崇本抑末”——根深蒂固的影响，本来具有社会意义的商业，被说成是一种个人行为，甚至被认为有害于社会发展。封建社会时期，代表社会主流意识的文人士大夫认为，商人的目的就是一心赚钱，商人使用的手段是诡诈的。而最可悲的是，没有发言权的商人本身，也认同这种看法。这样，商人们虽然为追求利润而奋不顾身，但初衷往往是为生计所迫，绝非自觉自愿，对自己的职业并无信念，他们的内心深处，更向往文人士大夫的生活。
　　徽商号称“左儒右贾”，看起来似乎是“儒贾并重”甚或“重贾轻儒”，骨子里却依然是“重儒轻贾”。在徽商中间，“非儒术无以亢吾宗”“非诗书不能显亲”“进而为儒，退而为贾”之类的言论十分普遍。他们业贾致富后，总是让儿孙们读诗书，“就儒业”，竭尽所能谋取功名。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清顺治三年至嘉庆七年（1646—1802），盐商家庭造就了139个进士和208个举人。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述了对“天职”的看法：“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意思是说“天职观”源于信仰，它为为人处世从业提供了最后的基础，让人知道自己是为了神圣的召唤而工作，尤其是工商业。显而易见，徽商“重儒轻贾”“商而优则仕”，正是因为“官本位”的思想在作祟，不把自己所从事的商业视为“天职”，不是为了神圣的召唤而经商，不明白获得财富有什么社会意义，因而也不愿把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
　　山西人在“儒”與“贾”的选择上，跟徽州人恰好相反。经商致富被认为是光耀门庭的行为，人们并不重视读书与功名。雍正二年（1724），大臣刘于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材之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大有同感，御笔朱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雍正朱批谕旨》第47册）。然而，这并不表示山西人把自己所从事的商业视为“天职”，他们遵循的是另一条传统观念——“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用经商所得钱财购置土地搞农业。更糟糕的是，清朝末年，晋商虽然拥有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这两大优势，但最终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趋势，他们认为再投资不如窖藏保险，干脆用地窖藏其银两或物资。平阳府亢氏，“家巨富，仓廪多至数千”；祁县富商渠源祯，资产三四百万两，而窖藏银两估计达百万以上，其实质也是“以本守之”，可谓地地道道的“土财主”。
　　反观“宁波帮”，固然也有人购置土地，但总的来说，是自觉自愿把经商当作自己的“天职”，一心一意，兢兢业业，并为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推波助澜，把盈利投向产业，努力扩大再生产。如崇尚实业救国的刘鸿生，十年间先后投资经营火柴、水泥、毛纺、煤矿、煤球、码头堆栈、搪瓷、保险、银行和办公大楼等，拥有几十家企业的股份，被誉为“企业大王”。而更为可贵的是“宁波帮”对于财富的看法：“金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们乐善好施，造福桑梓，积极为公益事业慷慨解囊。叶澄衷父子捐银20万两、地30亩，于1901年建成上海第一所中国人创办的西式学校“澄衷蒙学堂”，培养了诸多学者。1907年，旅日巨商吴锦堂捐献巨资，在故乡慈溪创办锦堂学校，被誉为全国办学三贤之一；又重修杜湖和白洋湖四浦、十五闸、二十一桥，使当地20余万亩农田受益。抗战期间，方椒伯、蒉延芳在上海“孤岛”仗义疏财，救助数十万难民。新中国成立后，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的王宽诚，率先为国家代理进出口业务，为内地通向各国开辟航线，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这样的事例，真可谓不胜枚举。而当邓小平同志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伟大号召后，海外“宁波帮”响应之热烈，实已超越他们的前辈。宁波这座城市，得到他们的捐资数以亿计，仅世界船王包玉刚及其兄妹，捐资就达7000多万元。包玉刚还作为“宁波大使”，运用他的影响力，为宁波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当然，这还没算上“宁波帮”对全国各地的支援。如邵逸夫捐助内地教育事业，累计已超过47亿港元；陈廷骅捐建希望小学，一次就是600所，还不让提到他的名字。这类事例，同样是不胜枚举的。
　　物竞天择，大浪淘沙。“宁波帮”所以能在20世纪初期后来居上，雄视中国工商金融界，并在徽商、晋商已为历史陈迹的今天，仍然活跃在海外，继续创造辉煌，其原因便在此。
　　（作者单位：宁波诺丁汉大学、宁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