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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江子辰近期创作的《遭遇狐仙》（《厦门文学》2014年第12期）、《梦里呼救》（《小说月报·原创版》2015年第1期）、《留守》（《芒种》2016年第3期）、《快乐天堂》等作品，会发现这些作品里的人物及情节往往都有几分荒诞不经的味道。《遭遇狐仙》里的女学生与患病的师母合演“狐仙戏”引诱老师，使其体面地解决力比多无用武之地问题；《梦里呼救》中的房地产商与作家达成了作品换房子的协议，《留守》中的弟弟目睹姐姐被村主任欺凌，满腔悲愤，好在他遇到了穿越千年的小鲁智深与小武松，后者合力除暴安良；《快乐天堂》里身患癌症、行将就木的老人老余在梦境的驱使下回到当年的知青点，在当年暗恋的美女的墓旁修了一个鲜花盛开、自动开合的墓，本来想作为自己的百年安身之所，不料贫病交加、老无所依的老朋友老叶也看中了这个“快乐天堂”，老余糊里糊涂中变成了杀人犯，锒铛入狱。在我看来，这些怪诞意味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其来有自。
近年来，文坛热议“中国故事”。“中国故事”不仅包含了对中国经验复杂性的重视与书写，也包含了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艺术手法上一味追逐西风的某种纠正。事实上，自“寻根文学”以来，敏感的中国作家们开始琢磨如何化用传统的审美形式、借鉴中国古典文学经典来表达宽阔芜杂的中国经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趋势愈加明显，莫言、王安忆、贾平凹、叶广苓等作家们都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了这一路向的卓有成效。古代笔记体小说、四大名著，包括《金瓶梅》等作品中所包含的丰富意蕴重新得到作家们的审视与重视。但对于传统的志怪传奇小说，当代作家们似乎重视得还不够。单以集志怪传奇小说之大成的《聊斋志异》为例，其吸纳《山海经》《搜神记》《太平广记》等作品的营养，借助花妖狐媚、魑魅魍魉之事浇现实之块垒。在《聊斋志异》中， 蒲松龄说自己“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 逐逐野马之尘，罔魉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川，喜人谈鬼”，并且把自己的创作和屈原“披萝带荔，感而为骚”、李贺“牛鬼蛇神，吟而成癖”类比，说明其作品中的鬼神幻梦、绮丽想象都是以个体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作为现实底蕴的。在我们的东邻，日本有无数作家将《聊斋志异》视若瑰宝，包括森鸥外、尾崎红叶、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等名作家。反之，或许因为传统儒家“子不语怪力乱神”“文以载道”等思想的潜移默化，对《聊斋志异》等志怪类作品的承继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还比较罕见。这也是我看到江子辰的系列近作为之精神一振的原因。《聊斋志异》等作品的鬼神叙事、异人幻象游走于梦幻与现实之间，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来分析，其实都可以视为一种满足作者潜意识欲望的梦幻叙事。按照弗洛伊德理论的解释，当人的本能受到压抑时，人的本能便会通过潜意识在人的行为（特别是梦）中表现出来。梦幻叙事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正像梦一样，使无意识愿望获得一种假想的满足。”以此观之，江子辰的近作中的异人幻象、荒诞不经之事也是作者现实中无意识愿望的一种假想的满足。这种假想的满足并非为了求得心理的一时安慰，而是反讽性地暗示了现实困境的严峻与不堪，以期思考疗救的可能。
以《留守》为例，十三岁的留守女孩小英被村主任“光头”强暴，一家人知道情形后却束手无策。父亲山兔想到的是当年村里的范小铁为了村人利益与光头抗争，结果被蒙面人打断腿。指控光头，派出所则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立案。很显然，作者意在揭示时下弱势群体的无奈和批判基层政治生态的弊病，如果按照时下底层文学的流行写法，结局无非“默默忍受”的凄风苦雨或者在“沉默中爆发”的刀光剑影。但作者却一反常规，以弟弟小雄在山上英雄石上遇到修炼千年的鲁智深與武松为叙事的转折。这一设想无疑荒诞不经，妙就妙在作者能够把大框架的荒诞与细节的真实结合起来，就像卡夫卡的《变形记》以细节的真实赢得读者，《留守》中鲁智深与武松合力以各种方式最终杀死“光头”的细腻叙述也具有类似的效果。小说的结尾对于同情女主人公的读者而言显然是一种安慰，在心理的暂时安慰之后则更深地体味到现实问题的严重性。这或许就是作者所要达成的审美效果。
江子辰的新作《快乐天堂》主要聚焦当下老年人老无所依的困境。老余是个退休工人，衣食无忧，但是妻子早已离他而去、儿子在其他城市打拼，他只好与自己养的狗蓉儿相依为命。后来身患癌症、蓉儿失踪，让他彻底陷入了孤独。在梦境的驱使下，老余到了当年的知青点归山，与老朋友——老无所依、贫病交加的老叶住到了一起，准备在病情严重时自己埋葬自己。写空巢老人困境的小说不算少，这部作品特别的地方在于以梦境作为叙事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使得小说游走于梦境与现实之间，老叶的死亡真相直到小说结尾仍是扑朔迷离，包括作品的中心意象“快乐天堂”也包含了一种超现实的梦幻意味。老余到归山后，竟然发现洪老师墓前的场景与自己梦中的场景一模一样，只是缺少一个鲜花盛开的洞穴。他修建的“快乐天堂”对于老叶这样老无所依的老人而言无疑是最理想的选择，但也是最凄凉、最无奈的选择。小说的题目及其中心意象所包含的对现实的讽喻意味因此油然而生。
责任编辑 陈 健
近年来，文坛热议“中国故事”。“中国故事”不仅包含了对中国经验复杂性的重视与书写，也包含了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艺术手法上一味追逐西风的某种纠正。事实上，自“寻根文学”以来，敏感的中国作家们开始琢磨如何化用传统的审美形式、借鉴中国古典文学经典来表达宽阔芜杂的中国经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趋势愈加明显，莫言、王安忆、贾平凹、叶广苓等作家们都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了这一路向的卓有成效。古代笔记体小说、四大名著，包括《金瓶梅》等作品中所包含的丰富意蕴重新得到作家们的审视与重视。但对于传统的志怪传奇小说，当代作家们似乎重视得还不够。单以集志怪传奇小说之大成的《聊斋志异》为例，其吸纳《山海经》《搜神记》《太平广记》等作品的营养，借助花妖狐媚、魑魅魍魉之事浇现实之块垒。在《聊斋志异》中， 蒲松龄说自己“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 逐逐野马之尘，罔魉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川，喜人谈鬼”，并且把自己的创作和屈原“披萝带荔，感而为骚”、李贺“牛鬼蛇神，吟而成癖”类比，说明其作品中的鬼神幻梦、绮丽想象都是以个体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作为现实底蕴的。在我们的东邻，日本有无数作家将《聊斋志异》视若瑰宝，包括森鸥外、尾崎红叶、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等名作家。反之，或许因为传统儒家“子不语怪力乱神”“文以载道”等思想的潜移默化，对《聊斋志异》等志怪类作品的承继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还比较罕见。这也是我看到江子辰的系列近作为之精神一振的原因。《聊斋志异》等作品的鬼神叙事、异人幻象游走于梦幻与现实之间，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来分析，其实都可以视为一种满足作者潜意识欲望的梦幻叙事。按照弗洛伊德理论的解释，当人的本能受到压抑时，人的本能便会通过潜意识在人的行为（特别是梦）中表现出来。梦幻叙事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正像梦一样，使无意识愿望获得一种假想的满足。”以此观之，江子辰的近作中的异人幻象、荒诞不经之事也是作者现实中无意识愿望的一种假想的满足。这种假想的满足并非为了求得心理的一时安慰，而是反讽性地暗示了现实困境的严峻与不堪，以期思考疗救的可能。
以《留守》为例，十三岁的留守女孩小英被村主任“光头”强暴，一家人知道情形后却束手无策。父亲山兔想到的是当年村里的范小铁为了村人利益与光头抗争，结果被蒙面人打断腿。指控光头，派出所则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立案。很显然，作者意在揭示时下弱势群体的无奈和批判基层政治生态的弊病，如果按照时下底层文学的流行写法，结局无非“默默忍受”的凄风苦雨或者在“沉默中爆发”的刀光剑影。但作者却一反常规，以弟弟小雄在山上英雄石上遇到修炼千年的鲁智深與武松为叙事的转折。这一设想无疑荒诞不经，妙就妙在作者能够把大框架的荒诞与细节的真实结合起来，就像卡夫卡的《变形记》以细节的真实赢得读者，《留守》中鲁智深与武松合力以各种方式最终杀死“光头”的细腻叙述也具有类似的效果。小说的结尾对于同情女主人公的读者而言显然是一种安慰，在心理的暂时安慰之后则更深地体味到现实问题的严重性。这或许就是作者所要达成的审美效果。
江子辰的新作《快乐天堂》主要聚焦当下老年人老无所依的困境。老余是个退休工人，衣食无忧，但是妻子早已离他而去、儿子在其他城市打拼，他只好与自己养的狗蓉儿相依为命。后来身患癌症、蓉儿失踪，让他彻底陷入了孤独。在梦境的驱使下，老余到了当年的知青点归山，与老朋友——老无所依、贫病交加的老叶住到了一起，准备在病情严重时自己埋葬自己。写空巢老人困境的小说不算少，这部作品特别的地方在于以梦境作为叙事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使得小说游走于梦境与现实之间，老叶的死亡真相直到小说结尾仍是扑朔迷离，包括作品的中心意象“快乐天堂”也包含了一种超现实的梦幻意味。老余到归山后，竟然发现洪老师墓前的场景与自己梦中的场景一模一样，只是缺少一个鲜花盛开的洞穴。他修建的“快乐天堂”对于老叶这样老无所依的老人而言无疑是最理想的选择，但也是最凄凉、最无奈的选择。小说的题目及其中心意象所包含的对现实的讽喻意味因此油然而生。
责任编辑 陈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