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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学界对于文学治疗的社会实践运用方面研究和探索较少，本文着眼于文学治疗在灾难过后心理健康重建过程中的作用，指出“文学治疗”作为一种辅助性的精神治疗方法，如何进入治疗对象的具体情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在文学叙事中，要注意回归治疗对象的具体场景，这些场景涉及到治疗对象所遇之境况，也涉及到其社会关系，尤其是历史文化、习俗等背景因素。文学治疗的文本确定在文学治疗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文学治疗文本的主题应积极向上并且符合对象的历史文化背景。文学治疗具体文本的确定及实现途径则主要包括：同感共情、方法出路、隐喻形式、多元参与等四个方面。
【关键词】文学治疗；自然灾难；心理重建；作用机制
曾宏伟在《文学治疗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中提出，虽然以文学治疗精神创伤主体的心灵失衡问题的行为在史前社会及现代文明社会中一直存在，但是对它的了解和深入研究却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而在中国大陆学界，人们对文学的治疗功能的认识和探究就更为滞后，已有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和文学创作中的文学治疗发生上，即形而上的层面上，而对于文学治疗的社会实践运用或者说文学治疗有可能产生的社会效用却研究和探索较少。关于文学治疗的社会应用研究在目前国内关于文学治疗研究的论文中所占的比例是最小的，而这种社会应用性研究却又是当前社会所亟需的。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后，“灾难文学”异军突起。之所以称之为“异军突起”，这是因为在这之前，文学批评家们早已经断言，“文学已经边缘化”，经历了上世纪的“文学热”，尤其是“文革”刚刚结束的时代，许多作家凭借写作一夜成名，文学书籍畅销，大学中文系文学学科成为显学，但是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文学热渐渐消退下去，文学界创作成绩不尽如人意，好作品屈指可数，人们的关注点不在于文学，而经济、管理等学科成为显学，有的评论家甚至说中国的当代文学都是垃圾，有的国外汉学家甚至说中国没有当代文学，文学陷入“不景气”状态，“纯文学”走向没落，只在艺术的象牙塔中苟延残喘。然而2008年的四川地震仿佛一夜之间改变了文学界，大量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被创作出来，几乎所有的全国报刊，都拿出整版甚至整刊登载抗震救灾的作品，几乎所有的网站都设立了专门的栏目和网页开展征文活动，几乎所有的赈灾、义演活动都有抗震救灾的诗朗诵，有的作家在一夜之间就写出了数首诗词，并且以最快的速度登载在报刊上，更有不少作家进入灾区，短时间内写出了大量作品，出版社也以最快的速度推出了抗震救灾的文学专辑。
不过，这些“灾难文学”虽然不乏优秀的作品，但并非都好评如潮，尤其宣传诗、献媚诗等急就章受到批评，更重要的是，社会上有些人认为“诗是无用的”、“百无一用是诗人”，这让人想起“阿多诺之思”：“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诗人韩东说：“这种时候，写什么都是没有用的，都是轻佻犯贱。”灾难文学的正当性遇到了质疑。另外，更让人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灾难文学慢慢沉淀，直到今天，有谁能想起当年的那些文学作品呢？
灾难过后，灾难文学渐渐降温，而另一方面，对于经历了灾难的人们来说，失去亲人的痛苦、身体的残疾、对未来的无助、社会关系的重建障碍、失去家园的悲伤，在充满激情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灾难援助过后，在每天平静的生活里，逐渐成为他们人生的常态。王曙光、丹芬妮·克茨对灾后的人群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其中儿童绘画心理投射分析显示：大多数儿童在地震灾难发生一年之后，心理创伤和受影响的恢复仍处于早期“持续受影响”的阶段，儿童的绘画里仍包含了大量“地震持续影响阶段”的元素，与地震有关的灾难场景，如天昏地暗，山体崩塌，树木毁坏，河水泛滥，惊恐的飞鸟，受伤的人群，受损倒塌的房屋，人们的惊吓、奔跑、悲伤等，可见，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是持续的。
为此，王曙光、丹芬妮·克茨针对当地羌族儿童进行了神话叙事“木姐珠与斗安珠”对灾后心理影响的调查研究。他们发现，无论年龄大小，儿童似乎对于故事具有幻想、游戏、好玩、随意、浪漫、自主、无拘无束、神奇力量以及正义战胜邪恶的“游戏精神”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超过95%的儿童认为，这个故事讲的内容“仿佛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故事，离我们不太遥远”，“释比爷爷的态度、力量、安慰让我轻松和更有信心”，“生活必然要经历灾难，必然要与挫折斗争”。通过参与，羌族儿童在“活跃于灵活性”、“学习生活的进步情况”、“注意力程度”、“语言活跃性”等四个方面的心理弹性特征都有所改善和提升。
这促使我们思考文学的治疗作用，尤其是文学叙事在自然灾难后的治疗作用与机制。文学治疗也可以称之为阅读治疗，是心理治疗的辅助手段之一。1802年，美国医生贝加敏·路斯（Dr.Benjamin Rush）首先建议病人阅读小说，改善心理问题；一百多年以后的1916年，学者麦柯德·克罗舍斯（Samuel Mechord Crothers）第一个真正把阅读作为一种心理疗法（bibliotherapy）。 近年来，文学治疗的研究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 叶舒宪1998年的《文学治疗的原理与实践》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开拓者。
“文学治疗”作为一种辅助性的精神治疗方法，主要包括文学阅读、文学评论、文学创作等三种实现途径，从疗治对象上来说，则主要包括创作者与读者（评论者）。
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文学创作这个活动本身就是作者宣泄情绪书写感情的一种方式。叶舒宪先生曾经举了克尔凯戈尔的例子来说明， 克尔凯戈尔在写作《致死的痼疾》时是在孤独和忧郁中写出来的，本来他想通过写作用基督教来拯救信仰是落后的人心世态，可是实际上他发现，写作是最好的自我治疗方式：“我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感觉良好，我忘却所有生活的烦恼、所有生活的痛苦，我为思想层层包围，幸福无比。假如我停笔几天，我立刻就会得病，手足无措，顿生烦恼，头重脚轻而不堪负担。”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曾提出“语言治疗”的方法，从那以后直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下诞生的心理治疗如叙事心理治疗等都强调心理言说的重要性。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文学叙事在心理治疗中的作用同样明显。泰戈尔的诗作《吉檀迦利》成为二战之后西方大众心灵疗伤的灵丹妙药。罗曼·罗兰在1923年给泰戈尔写的一封信中说：“印度的灵魂，您的光辉思想……就是它的体现——是我的祖国，它更加广阔，我被疯狂的欧洲捆伤了的手脚在这里舒展开了。”其治疗作用可见一斑。
应该说明的是，作者、读者、评论者只是从创作与接受角度所做的粗略分类，他们都属于文学叙事治疗的对象，治疗对象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如何进入其具体情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瑞士著名精神病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梅达特·鲍斯的心理治疗观，孙平总结为“爱其所是”， 以此进入治疗对象内心，与其同在，存在分析学的领军人物R.D.莱因（R.D. Laing）也曾为人性化的治疗关系大声疾呼：“我们企望，这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一场真诚的相遇”。 文学治疗要从受治者出发去考虑问题。灾难文学中大量歌颂救者的作品，对于表达对救者的感激之情是有帮助的，对重建被救者的精神家园也是有帮助的，但是过分夸大，甚至为废墟下遇难者代言，发出了“纵做鬼，也幸福”就伤害到了被救者的基本道德底线。
灾难后治疗对象通常会遇到的心理危机，出现“创伤后综合症”，主要表现在生理、认知、情绪、行为四个方面，据研究，70%的症状会随着时间自愈，30%需要进行心理干预，其中大部分是认知方面的，尤其是儿童更是如此。比如自责感可能会长期存在于对象的心理中，因此文学叙事要注意回归治疗对象的具体场景，回归场景不仅对了解治疗对象大有裨益，同时也对文学治疗过程提供了参考及标准。
文学治疗的文本确定在文学治疗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文本是提供给文学治疗对象的阅读或评论加工的材料，不仅涉及到输入、更新治疗对象的观念问题，还有治疗对象如何思考再加工并产生行动力的问题。
首先文本的主题应该是积极向上的。20世纪末在心理学界兴起的积极心理学认为，人的生命系统是一个开放的、自我决定的系统，他既有潜在的自我冲突，也有自我完善的内在能力，个体一般都能自我决定其最终发展状态。积极心理学强调每个人天赋的潜能在解决心理问题中的重要性，运用故事作为治疗者和当事人之间的媒介，充分发挥当事人的直觉和想象，使其自我完善，进而达到自我修复的目的。这与文学治疗是异曲同工的。在王曙光、丹芬妮·克茨的课题中，所选择的羌族神话叙事“木姐珠与斗安珠”描写了坚强勇敢的青年，为了热烈真挚的爱情，冲破了人与神的界限，用共同的智慧和勇敢，战胜了天爷的百般刁难，最后获得了婚姻自由，创造了美好幸福的生活。这对对象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念与目标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其次文本的主题还应该是符合对象的历史文化背景，利用文化主题切入对象心理，同时避免文化冲突。比如灾后的汶川，具有浓郁的羌族文化特色，大禹文化也是非常突出的地方文化，这也是容易与华夏文明引起共鸣的一点，大禹治水所显示出来的不怕艰难困苦，舍家报国的敬业精神是非常值得拓展的文学治疗主题。
文学治疗具体文本的确定是将文学主题具象化，我们认为，文学治疗具体文本的确定及实现途径主要是关注以下几点：
（1）同感共情
这是指在文本中要体现出与对象所遇灾难共同之处，以此告诉对象他们不是第一个遇到这种问题的人。羌族神话叙事“木姐珠与斗安珠”之所以能够有明显的疗愈效果是因为在“同感共情”方面做了一些设计，它讲的是羌族人自己文化历史中英勇神奇的故事，表达的是羌族文化价值，描绘的是羌族人熟悉的生活，在故事中，也出现了天神发怒后让毒药猫作怪，结果导致了地动山摇、山崩低裂的场面，自然地就吸引了对象，与其个体经验产生共鸣，吸引对象随文本进行理性探索，引导对象随文本进行内省归纳。
（2）方法出路
这是指在文本中要告诉对象遇到此种问题的多种方法和可能性。可以通过历史经验，也可以通过理性分析使对象丰富在处理解决这种问题方面的经验，比如面对恐惧这种突发性灾难引起的情绪，文学治疗文本可以通过相关灾难情形的介绍增加对象对实际情况的认知度，从而减缓恐惧反应，也可以通过文本引导对象在灾难后利用社会关系如朋友、邻居、亲人、同事、志愿者等进行交流以缓解恐惧反应。另外，宗教性的文本内容也可以减缓认知、情绪方面的心理问题，“木姐珠与斗安珠”故事中，释比爷爷有非常高的威望、智慧与能量，完全可以成为大众心理的希望寄托。
（3）隐喻形式
隐喻既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则是对逻辑演绎的一种超越。文学治疗文本作为一种故事影响的方式，势必应该使用隐喻这种有利的工具。从某个角度来说，文学文本就是隐喻，而读者进行接受和再加工，并与个人经验结合起来，最后又内化为个人经验。比如有诸多论述论及《老人与海》中的硬汉形象的隐喻，读者在阅读和再加工的过程中势必会将这种隐喻明喻化，并与自身经验结合起来并加以内化，从而达到疗治的目的。
（4）多元参与
作为一种心理疗治方式，而非纯粹消闲阅读，文学治疗文本需要进行多元化参与途径设计，除了阅读之外，还应该与戏剧、诗歌朗诵、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结合起来，采用阅读、评论、讨论交流、配乐、表演等多种形式，使其多元化呈现，吸引更多人更多形式的参与。
LizBrewster总结了阅读疗法的六个心理治疗作用：一是告诉读者他们不是第一个遇到这种问题的人；二是让读者看他们所遇到问题的解决方法有很多种；三是帮助读者了解人们处于某特定情况中的基本动机；五是帮助读者发现他人经验的价值；四是为问题的解决提供需要的事实；六是鼓励读者现实地面对他们的处境。 我们认为，这也是面向灾难的文学治疗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曾宏伟.文学治疗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J].学术界，2009（01）.
[2]章米力.文学治疗的跨文化“译介”作用[J].中国比较文学，2015（04）.
[3]叶舒宪.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J].文艺研究，1998（06）.
[4]孙平.爱其所是——梅达特·鲍斯的存在分析心理治疗观解析[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5（04）.
[5]Ronald SV，Mark K.Existential- phenomenological alternatives for psychology.S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319-320.
[6]曾庆苗，李桂华，刘艳.阅读疗法在青少年灾后心理重建中的运用思路[J]，图书馆，2009（06）.
作者简介
李文倩（1981-），女，博士学位。现为上海杉达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作者单位
上海杉达学院 上海市 201209
【关键词】文学治疗；自然灾难；心理重建；作用机制
曾宏伟在《文学治疗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中提出，虽然以文学治疗精神创伤主体的心灵失衡问题的行为在史前社会及现代文明社会中一直存在，但是对它的了解和深入研究却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而在中国大陆学界，人们对文学的治疗功能的认识和探究就更为滞后，已有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和文学创作中的文学治疗发生上，即形而上的层面上，而对于文学治疗的社会实践运用或者说文学治疗有可能产生的社会效用却研究和探索较少。关于文学治疗的社会应用研究在目前国内关于文学治疗研究的论文中所占的比例是最小的，而这种社会应用性研究却又是当前社会所亟需的。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后，“灾难文学”异军突起。之所以称之为“异军突起”，这是因为在这之前，文学批评家们早已经断言，“文学已经边缘化”，经历了上世纪的“文学热”，尤其是“文革”刚刚结束的时代，许多作家凭借写作一夜成名，文学书籍畅销，大学中文系文学学科成为显学，但是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文学热渐渐消退下去，文学界创作成绩不尽如人意，好作品屈指可数，人们的关注点不在于文学，而经济、管理等学科成为显学，有的评论家甚至说中国的当代文学都是垃圾，有的国外汉学家甚至说中国没有当代文学，文学陷入“不景气”状态，“纯文学”走向没落，只在艺术的象牙塔中苟延残喘。然而2008年的四川地震仿佛一夜之间改变了文学界，大量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被创作出来，几乎所有的全国报刊，都拿出整版甚至整刊登载抗震救灾的作品，几乎所有的网站都设立了专门的栏目和网页开展征文活动，几乎所有的赈灾、义演活动都有抗震救灾的诗朗诵，有的作家在一夜之间就写出了数首诗词，并且以最快的速度登载在报刊上，更有不少作家进入灾区，短时间内写出了大量作品，出版社也以最快的速度推出了抗震救灾的文学专辑。
不过，这些“灾难文学”虽然不乏优秀的作品，但并非都好评如潮，尤其宣传诗、献媚诗等急就章受到批评，更重要的是，社会上有些人认为“诗是无用的”、“百无一用是诗人”，这让人想起“阿多诺之思”：“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诗人韩东说：“这种时候，写什么都是没有用的，都是轻佻犯贱。”灾难文学的正当性遇到了质疑。另外，更让人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灾难文学慢慢沉淀，直到今天，有谁能想起当年的那些文学作品呢？
灾难过后，灾难文学渐渐降温，而另一方面，对于经历了灾难的人们来说，失去亲人的痛苦、身体的残疾、对未来的无助、社会关系的重建障碍、失去家园的悲伤，在充满激情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灾难援助过后，在每天平静的生活里，逐渐成为他们人生的常态。王曙光、丹芬妮·克茨对灾后的人群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其中儿童绘画心理投射分析显示：大多数儿童在地震灾难发生一年之后，心理创伤和受影响的恢复仍处于早期“持续受影响”的阶段，儿童的绘画里仍包含了大量“地震持续影响阶段”的元素，与地震有关的灾难场景，如天昏地暗，山体崩塌，树木毁坏，河水泛滥，惊恐的飞鸟，受伤的人群，受损倒塌的房屋，人们的惊吓、奔跑、悲伤等，可见，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是持续的。
为此，王曙光、丹芬妮·克茨针对当地羌族儿童进行了神话叙事“木姐珠与斗安珠”对灾后心理影响的调查研究。他们发现，无论年龄大小，儿童似乎对于故事具有幻想、游戏、好玩、随意、浪漫、自主、无拘无束、神奇力量以及正义战胜邪恶的“游戏精神”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超过95%的儿童认为，这个故事讲的内容“仿佛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故事，离我们不太遥远”，“释比爷爷的态度、力量、安慰让我轻松和更有信心”，“生活必然要经历灾难，必然要与挫折斗争”。通过参与，羌族儿童在“活跃于灵活性”、“学习生活的进步情况”、“注意力程度”、“语言活跃性”等四个方面的心理弹性特征都有所改善和提升。
这促使我们思考文学的治疗作用，尤其是文学叙事在自然灾难后的治疗作用与机制。文学治疗也可以称之为阅读治疗，是心理治疗的辅助手段之一。1802年，美国医生贝加敏·路斯（Dr.Benjamin Rush）首先建议病人阅读小说，改善心理问题；一百多年以后的1916年，学者麦柯德·克罗舍斯（Samuel Mechord Crothers）第一个真正把阅读作为一种心理疗法（bibliotherapy）。 近年来，文学治疗的研究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 叶舒宪1998年的《文学治疗的原理与实践》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开拓者。
“文学治疗”作为一种辅助性的精神治疗方法，主要包括文学阅读、文学评论、文学创作等三种实现途径，从疗治对象上来说，则主要包括创作者与读者（评论者）。
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文学创作这个活动本身就是作者宣泄情绪书写感情的一种方式。叶舒宪先生曾经举了克尔凯戈尔的例子来说明， 克尔凯戈尔在写作《致死的痼疾》时是在孤独和忧郁中写出来的，本来他想通过写作用基督教来拯救信仰是落后的人心世态，可是实际上他发现，写作是最好的自我治疗方式：“我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感觉良好，我忘却所有生活的烦恼、所有生活的痛苦，我为思想层层包围，幸福无比。假如我停笔几天，我立刻就会得病，手足无措，顿生烦恼，头重脚轻而不堪负担。”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曾提出“语言治疗”的方法，从那以后直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下诞生的心理治疗如叙事心理治疗等都强调心理言说的重要性。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文学叙事在心理治疗中的作用同样明显。泰戈尔的诗作《吉檀迦利》成为二战之后西方大众心灵疗伤的灵丹妙药。罗曼·罗兰在1923年给泰戈尔写的一封信中说：“印度的灵魂，您的光辉思想……就是它的体现——是我的祖国，它更加广阔，我被疯狂的欧洲捆伤了的手脚在这里舒展开了。”其治疗作用可见一斑。
应该说明的是，作者、读者、评论者只是从创作与接受角度所做的粗略分类，他们都属于文学叙事治疗的对象，治疗对象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如何进入其具体情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瑞士著名精神病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梅达特·鲍斯的心理治疗观，孙平总结为“爱其所是”， 以此进入治疗对象内心，与其同在，存在分析学的领军人物R.D.莱因（R.D. Laing）也曾为人性化的治疗关系大声疾呼：“我们企望，这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一场真诚的相遇”。 文学治疗要从受治者出发去考虑问题。灾难文学中大量歌颂救者的作品，对于表达对救者的感激之情是有帮助的，对重建被救者的精神家园也是有帮助的，但是过分夸大，甚至为废墟下遇难者代言，发出了“纵做鬼，也幸福”就伤害到了被救者的基本道德底线。
灾难后治疗对象通常会遇到的心理危机，出现“创伤后综合症”，主要表现在生理、认知、情绪、行为四个方面，据研究，70%的症状会随着时间自愈，30%需要进行心理干预，其中大部分是认知方面的，尤其是儿童更是如此。比如自责感可能会长期存在于对象的心理中，因此文学叙事要注意回归治疗对象的具体场景，回归场景不仅对了解治疗对象大有裨益，同时也对文学治疗过程提供了参考及标准。
文学治疗的文本确定在文学治疗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文本是提供给文学治疗对象的阅读或评论加工的材料，不仅涉及到输入、更新治疗对象的观念问题，还有治疗对象如何思考再加工并产生行动力的问题。
首先文本的主题应该是积极向上的。20世纪末在心理学界兴起的积极心理学认为，人的生命系统是一个开放的、自我决定的系统，他既有潜在的自我冲突，也有自我完善的内在能力，个体一般都能自我决定其最终发展状态。积极心理学强调每个人天赋的潜能在解决心理问题中的重要性，运用故事作为治疗者和当事人之间的媒介，充分发挥当事人的直觉和想象，使其自我完善，进而达到自我修复的目的。这与文学治疗是异曲同工的。在王曙光、丹芬妮·克茨的课题中，所选择的羌族神话叙事“木姐珠与斗安珠”描写了坚强勇敢的青年，为了热烈真挚的爱情，冲破了人与神的界限，用共同的智慧和勇敢，战胜了天爷的百般刁难，最后获得了婚姻自由，创造了美好幸福的生活。这对对象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念与目标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其次文本的主题还应该是符合对象的历史文化背景，利用文化主题切入对象心理，同时避免文化冲突。比如灾后的汶川，具有浓郁的羌族文化特色，大禹文化也是非常突出的地方文化，这也是容易与华夏文明引起共鸣的一点，大禹治水所显示出来的不怕艰难困苦，舍家报国的敬业精神是非常值得拓展的文学治疗主题。
文学治疗具体文本的确定是将文学主题具象化，我们认为，文学治疗具体文本的确定及实现途径主要是关注以下几点：
（1）同感共情
这是指在文本中要体现出与对象所遇灾难共同之处，以此告诉对象他们不是第一个遇到这种问题的人。羌族神话叙事“木姐珠与斗安珠”之所以能够有明显的疗愈效果是因为在“同感共情”方面做了一些设计，它讲的是羌族人自己文化历史中英勇神奇的故事，表达的是羌族文化价值，描绘的是羌族人熟悉的生活，在故事中，也出现了天神发怒后让毒药猫作怪，结果导致了地动山摇、山崩低裂的场面，自然地就吸引了对象，与其个体经验产生共鸣，吸引对象随文本进行理性探索，引导对象随文本进行内省归纳。
（2）方法出路
这是指在文本中要告诉对象遇到此种问题的多种方法和可能性。可以通过历史经验，也可以通过理性分析使对象丰富在处理解决这种问题方面的经验，比如面对恐惧这种突发性灾难引起的情绪，文学治疗文本可以通过相关灾难情形的介绍增加对象对实际情况的认知度，从而减缓恐惧反应，也可以通过文本引导对象在灾难后利用社会关系如朋友、邻居、亲人、同事、志愿者等进行交流以缓解恐惧反应。另外，宗教性的文本内容也可以减缓认知、情绪方面的心理问题，“木姐珠与斗安珠”故事中，释比爷爷有非常高的威望、智慧与能量，完全可以成为大众心理的希望寄托。
（3）隐喻形式
隐喻既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则是对逻辑演绎的一种超越。文学治疗文本作为一种故事影响的方式，势必应该使用隐喻这种有利的工具。从某个角度来说，文学文本就是隐喻，而读者进行接受和再加工，并与个人经验结合起来，最后又内化为个人经验。比如有诸多论述论及《老人与海》中的硬汉形象的隐喻，读者在阅读和再加工的过程中势必会将这种隐喻明喻化，并与自身经验结合起来并加以内化，从而达到疗治的目的。
（4）多元参与
作为一种心理疗治方式，而非纯粹消闲阅读，文学治疗文本需要进行多元化参与途径设计，除了阅读之外，还应该与戏剧、诗歌朗诵、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结合起来，采用阅读、评论、讨论交流、配乐、表演等多种形式，使其多元化呈现，吸引更多人更多形式的参与。
LizBrewster总结了阅读疗法的六个心理治疗作用：一是告诉读者他们不是第一个遇到这种问题的人；二是让读者看他们所遇到问题的解决方法有很多种；三是帮助读者了解人们处于某特定情况中的基本动机；五是帮助读者发现他人经验的价值；四是为问题的解决提供需要的事实；六是鼓励读者现实地面对他们的处境。 我们认为，这也是面向灾难的文学治疗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曾宏伟.文学治疗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J].学术界，2009（01）.
[2]章米力.文学治疗的跨文化“译介”作用[J].中国比较文学，2015（04）.
[3]叶舒宪.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J].文艺研究，1998（06）.
[4]孙平.爱其所是——梅达特·鲍斯的存在分析心理治疗观解析[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5（04）.
[5]Ronald SV，Mark K.Existential- phenomenological alternatives for psychology.S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319-320.
[6]曾庆苗，李桂华，刘艳.阅读疗法在青少年灾后心理重建中的运用思路[J]，图书馆，2009（06）.
作者简介
李文倩（1981-），女，博士学位。现为上海杉达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作者单位
上海杉达学院 上海市 20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