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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医学博士第一人
在北京东城区闹市的灯市口大街，坐落着一所重点中学——一六六中学。它的前身是蜚声海内外的贝满女中。解放初期曾任国家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作家冰心与复旦大学原校长谢希德等诸多名人都曾在这所学校就读。在贝满女中人才济济的校友名录里，还有一个不应被忘却的名字——杨崇瑞。
杨崇瑞，1891年出生于距离北京通州区不远的小乡村：燕郊镇与都庄（今属河北省三河市）。她的家庭虽然并不富裕，倒是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从高曾祖到父亲都是读书人。其父楊云阶人称“少年才子”，一位富宦家庭的大小姐，竟因为仰慕杨云阶的才华而情愿下嫁做“续弦”——她就是杨崇瑞的母亲。
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对杨崇瑞而言的确是件幸事。古时迂腐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乃至“未嫁从父”的道德约束，是不被杨家放在眼里的。杨崇瑞从小勤奋好学，4岁开始读书认字，8岁（1899年）时更是对家长提出要求：上学、放足、解除6岁时家庭包办的婚约。难能可贵的是，杨云阶满足了女儿的全部要求。尤其是她放足的时间，比清政府厉行“新政”、于1902年下令禁止缠足还要早3年。
杨崇瑞13岁进入北京城里的贝满女中（时称贝满书院）求学，成为1912届的学生。贝满女中的校训是出自《礼记·学记篇》的“敬业乐群”。冰心回忆，当时这所学校的学生“衣着都是蓝衣青裙，十分朴素”。谢希德则说：短短的四年中，伴随着紧张学习的，是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歌咏队和年级之间的各种球赛、演讲比赛、话剧表演赛等等，陶冶着青年的身心。”既有如此良好的学习氛围，无怪乎贝满女中能成为女界翘楚的渊薮了。杨崇瑞在此度过了青少年时光，中学毕业后顺利考入了协和医学堂。
协和医学堂是至今依然代表中国医学界最高水准的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在杨崇瑞的年代，要想进入这所学校，要经过国文、西文、动物、植物、格物、化学各学科的严格考试，择优录取，宁缺毋滥。入学后“最初两年教授英语、普通学及医学大要，后两年教授内科、外科，最后一年可根据自己的志愿专修某科”。考核合格才准毕业，予以文凭。没能通过者，再展年限，继续学习，直至合格。杨崇瑞学习非常用功，虽然北京距离家乡燕郊不远，但求学期间，她只在寒暑假时返家。1917年，26岁的杨崇瑞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拿到医学博士学位，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医学博士。
按说，以杨崇瑞在协和的优异成绩，留在北京工作是没有问题的，杨崇瑞的父母也是这样期待的。然而，这年正值黄河发大水，地处黄河下游的山东灾情深重。心系天下的杨崇瑞毕业后束装就道，与学校师友一一告别，登上火车，奔向德州。到了目的地，她才给父母寄信，说自己在条件最为艰苦的山东德州博济医院做医师。她在自传中回忆道：“我整天跟他们（指灾民）在一道，生了一身虱子，一天忙到晚，精神上却感到非常的愉快。因为我觉得对于那些最需要我帮忙的人，我献了一份力量。”眼看木已成舟，父亲杨云阶回信，支持女儿的志向。
经过几年的工作实践，杨崇瑞感到，医学发展日新月异，必须进一步学习，提高医疗水平。所以，她在1921年末又回到北京，进入协和医学院进修。她原计划在外科、妇产科和眼科各学习一年，后在妇产科仅做了6个月的研究，就因医术高超而被聘为妇产科专任医师，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妇幼卫生是造福大众的事业”
在协和妇产科工作期间，杨崇瑞深得妇产科主任、英国医生马士敦的赏识，被其称赞为“充满力量、远超常人的妇女”。1925年，她获得奖学金，被选送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进修。这也弥补了她早年的一个遗憾：早在准备离开博济医院、前往天津工作之时，美籍院长为了挽留她，希望她再工作一年，然后保送她到美国深造。可惜杨崇瑞已与天津方面说好，因而只能辞掉第一次去美国学习的机会。
当时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任教的国际妇产科权威威廉教授非常看重杨崇瑞的才能，将其视为自己最优秀的两名学生之一。然而，虽然杨崇瑞十分热爱临床工作，可是当她于1927年学成归国后，却毅然放弃了已从事了10年的妇产科临床工作，而坚决要求转到公共卫生科，立志从事妇幼卫生工作。一年后，杨崇瑞在中华医学会第七次大会上做了题为“我国助产教育”的报告。近现代公共卫生专家毕汝刚曾指出，国家之强盛，基于民族之健康;民族之健康，则又基于妇婴卫生”。而真正在近代中国推进妇婴卫生事业者，以杨崇瑞为第一人。
这是杨崇瑞人生的转折点。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转变呢？加拿大籍兰安生教授的影响是一方面。作为协和医学院的公共卫生学教授，兰安生发现了杨崇瑞的才能，力劝她扩大服务范围，从为个体病人服务转变为社会大众服务。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在1925年9月初开学，兰安生建议杨崇瑞在开学前先到加拿大参观考察公共卫生和妇产科。她也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便利用两个月的时间到加拿大考察。后来，杨崇瑞还花了半年时间参观美国东北部及英国、德国、法国、丹麦、奥地利等国家的公共卫生情况。正是在考察的过程中，杨崇瑞受到启发，使她“恍然了解到公共卫生实是一条保障民族健康的捷径，比医疗机关更具建设性和积极性”，对于贫弱的近代中国而言，“这是一个最节约而最易生效的预防疾病、保障健康的方法”。
另一方面，当时中国产妇的现实处境也触动了杨崇瑞的心绪。在当时的社会，只有极少数妇女会主动到医院分娩。传统上不愿到医院分娩的习惯，加上住院分娩所需的经济花销等问题，导致城市里的产科病床大量闲置。广大妇女往往把自己与胎儿的性命交予那些接生婆（即稳婆）之手。这些人往往目不识丁，只是凭借经验接生，一般没有经过严格的医学训练，有的甚至连最起码的洗手清洁习惯也没有，以至于产妇的产褥热、产妇与婴儿的破伤风时有发生;更有甚者，一些接生婆求神弄鬼，借助巫术，更容易造成产妇和婴儿的死亡……这一切竟使得生育成了妇女的“鬼门关”。
在1924年时，杨崇瑞故乡三河县的乡民曾写信询问协和医院：“你们外科治得好，如使生产安全，孩子不死，该吃什么药？”杨崇瑞为此专门与两名医务人员一齐到冀东三河、遵化一带的农村进行调查，赫然发现当时产妇的死亡率竟高达1.5%，婴儿死亡率更是达到20%。冰冷数字的背后是一条条鲜活生命的逝去，这让杨崇瑞深感震惊和不安。她感到，自己作为医生，对改变这种状况是责无旁贷的。日后杨崇瑞被问及为何选择助产事业时，曾一语道破：“我是一个女人，我最关切的当然也是女人的安危疾苦，这是最基本的一点。” 正因如此，杨崇瑞在返国途中就已下定决心。她乘邮轮到达上海，接受《新闻报》特派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后她要为祖国的妇幼卫生及助产教育事业奋斗终生。就当时而言，妇产科医师待遇丰厚，而妇幼卫生则是不被人重视的工作，因此，许多人为她感到大材小用，前来相劝。然而，她却坚定地说：“搞妇幼卫生是造福大众的事业，我一定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牺牲自己、服务群体”
当然，杨崇瑞也很清楚，自己虽然是一个合格的妇产科专科医师，但在全国具备她这样水平的妇产科医师屈指可数，而且都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全国有医学知识的助产士不过500人。而像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每年都有1000多萬婴儿出生。怎么样才能填补这一鸿沟呢？答案还是接生婆。当时全国约有旧式接生婆20万人。杨崇瑞首先承认，“以其人数之多，人民习惯之深，一时万难消灭”。当然，这些人也绝非“无可救药”，若是经过医学训练，就能“增高其程度，使明产科之大意”，以解燃眉之急。
出于这样的考虑，1928年时，37岁的杨崇瑞在北平开办了中国第一个接生婆讲习所，招收了30名平均年龄54岁且目不识丁的接生婆，教她们“正常产的消毒”“脐带的正确处理”以及“如何识别分娩过程中的危险现象”等。曾为末代皇帝溥仪接生的产婆也在学员之列。这个培训班，第一次教给了这些旧式接生婆们如何消毒和脐带处理的科学方法，以避免造成产妇死亡与新生儿夭折的两大病因——产褥热与新生儿破伤风。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以至于60多年后，联合国在墨西哥引进了杨崇瑞创立的传统接生员培训制度——墨西哥当时30%的接生工作仍由传统的接生婆承担，但她们尚未受过正规训练。
与此同时，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妇幼卫生的落后状况，还需要培训大量具备现代科学知识并经过严格训练的助产士。这也就是杨崇瑞所说的“孕妇应由经过充分训练的、合格的助产士接生”。1929年11月，杨崇瑞在北平开始主持中国第一所现代化的助产学校——“教育部、卫生部合组助产教育委员会附设第一助产学校”，后改为“国立第一助产学校”。
这所学校起初设在灯市口。1930年，杨崇瑞购买了交道口南大街84号一个王府宅第的全部房屋，同时购买了相临的麒麟碑胡同6号民房。第二年，这里成为第一助产学校和附属产院的新址。之所以选在麒麟碑胡同边开办助产学校，也是杨崇瑞精心考虑的结果：这里是当时北京稳婆的集中地，也是所谓“麒麟送子”传说的发源地。
今天，第一助产学校的旧址已成为东城区妇幼保健院暨北京市东四妇产医院。但第一助产学校曾经的荣光，远非今日这个看似平常的院名所能概括的：宋美龄是这所学校的顾问之一，教务主任曾宪章是协和医院护校的第一届毕业生，林巧稚在这里讲授过产科学，社会学家潘光旦为学生讲授优生学原理。中国以前没有助产教育，自然也没有助产教材可资参考。该校聘请专家、教授讲课，把他们的讲稿汇集成册，编辑成教材，为后来各省市相继举办的助产学校提供了蓝本。
第一助产学校招收怎样的学生呢？杨崇瑞曾与在中国从事医疗传教工作达41年之久的马士敦医生有过讨论。按后者的想法，招收小学程度的女子训练至多半年即可分派到城乡去代替接生婆，成效可谓立竿见影。但杨崇瑞到底比这位老外谙熟国情：“中国旧社会对于女人生产一向看得卑污低下，我们招收一批教育不高的人，给她们的训练又短……我很怕在社会不断的发展中，这批人很快地便被淘汰……”最终，第一助产学校以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两年（后改为三年）的本科班为主，就当时的标准而言，培养的已是精英人才了。
作为校长，杨崇瑞所要做的不仅是主持校务，还包括破除社会的成见。在当时固有的观念里，由生育经验丰富的稳婆接生才是理所当然的事。杨崇瑞自己一生未婚，她也与学员一样轮流在学校所在地段的服务区服务，进行健康指导或亲自接生。有一次，一个助产士电话报告说有一家产妇难产，要请校长亲自处理。杨崇瑞听说后立即前往，经她详细检查，诊断出胎儿是双头异常儿，经过杨崇瑞精心的手术，总算保住了产妇的性命。
诸如此类的实践经验很快帮助第一助产学校确立起声誉，而被称为“北平八大学府之一”。但与西方的同类学校不同，第一助产学校不是教育学生坐在诊所或产院里等待产妇前来，再帮她们接生，而是要求女学生们学会骑自行车甚至驴子，主动下乡工作。这就是杨崇瑞为第一助产学校制定的校训内涵所在——“牺牲自己、服务群体”。
时代先驱
到抗战爆发前，第一助产学校已为中国各地培养了第一批妇幼卫生工作者和新法接生人员。光是从学校教职员中派往各省助产学校任校长、附属产院院长或教导主任者就有20多人。据1936年统计，当时从这个学校毕业的189名学员中，87.3%在全国16个省44个地区分别担任公共卫生或助产学校的教师以及教务长职务。第一助产学校实际上是一家“高级助产师范学校”。与此同时，第一助产学校附设产院也日益发展壮大，据后来统计，该院开业后的10年间，总计门诊次数超过13万次，接生3.3万次，到产妇家里接生近1.4万次。
对于这一切，杨崇瑞无疑居功至伟。冯玉祥曾称颂她的功绩：“她的功劳真不小，不是图吃和图穿，图的是树人强种大事业，图的是百年大计，造育英才。”的确如此，杨崇瑞有着一个远大的目标：在50年内，培养出15万高质量的助产士，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妇幼卫生保健网，使中国每一位妇女和婴儿都得到必需的保健。尽管她为此竭尽全力，但在旧中国人力、财力两缺的情况下，完全实现这一宏愿谈何容易。比如，当时被派去筹建陕西省立助产学校的学生，就因地方政府人事关系复杂、房屋简陋等原因，难以开展工作;而接踵而来的抗日战争则更令这美好的愿景雪上加霜。
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杨崇瑞正作为国际妇婴卫生专家担任世界卫生组织妇婴卫生组副组长，在瑞士日内瓦工作。她怀着对新中国的向往，毅然辞去了这份待遇优厚的工作，于当年11月回国，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一任妇幼卫生局局长（后改为司长），并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至1957年。
就像杨崇瑞自己所说的，“旧社会办不到的事，新中国能办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8条规定：“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这意味着妇幼保健成为人民卫生事业的重要一环。在政策的鼓舞下，当时已年过花甲的杨崇瑞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在她的组织和领导下，全国建立起省有妇幼保健院、地区有妇幼保健所、县有妇幼保健站的妇幼三级保健网。新法接生、新法育儿由此深入人心。短短几年内，多年来威胁母婴生命的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发病率大幅下降，北京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从1949年的0.7%下降到1954年的0.04%，同期的婴儿死亡率则从11.7%下降到4.5%。
1983年，杨崇瑞以92岁高龄离世。她在遗嘱中将毕生积蓄的6.9万元人民币悉数捐出，把积攒了数十年的外文书籍赠给研究单位，用于发展妇幼卫生事业。杨崇瑞的墓碑背面刻着：“在我国第一位把现代科学的妇幼卫生知识从城市大医院送到农村;第一位提倡新法接生，是全世界率先培训接生婆的人;第一位在我国创办助产教育，办起了示范性的助产学校及附属产院，并把培养的骨干分派到边远落后地区;第一位在（20世纪）30年代即提倡并办起节制生育指导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一任妇幼卫生司司长。”
就在杨崇瑞去世的同一年，被誉为“万婴之母”的林巧稚也去世了。两人虽然年龄相差10岁，并在协和医学院有着一段师生之谊，却有着相似的精神气质：都是医学博士，都终生未婚，都是妇产科专家，只是一个专注于妇幼保健，一个专注于妇产科临床。两人都为中国妇幼卫生事业耗尽了心血，献出了一切。
（作者系文史学者）
在北京东城区闹市的灯市口大街，坐落着一所重点中学——一六六中学。它的前身是蜚声海内外的贝满女中。解放初期曾任国家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作家冰心与复旦大学原校长谢希德等诸多名人都曾在这所学校就读。在贝满女中人才济济的校友名录里，还有一个不应被忘却的名字——杨崇瑞。
杨崇瑞，1891年出生于距离北京通州区不远的小乡村：燕郊镇与都庄（今属河北省三河市）。她的家庭虽然并不富裕，倒是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从高曾祖到父亲都是读书人。其父楊云阶人称“少年才子”，一位富宦家庭的大小姐，竟因为仰慕杨云阶的才华而情愿下嫁做“续弦”——她就是杨崇瑞的母亲。
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对杨崇瑞而言的确是件幸事。古时迂腐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乃至“未嫁从父”的道德约束，是不被杨家放在眼里的。杨崇瑞从小勤奋好学，4岁开始读书认字，8岁（1899年）时更是对家长提出要求：上学、放足、解除6岁时家庭包办的婚约。难能可贵的是，杨云阶满足了女儿的全部要求。尤其是她放足的时间，比清政府厉行“新政”、于1902年下令禁止缠足还要早3年。
杨崇瑞13岁进入北京城里的贝满女中（时称贝满书院）求学，成为1912届的学生。贝满女中的校训是出自《礼记·学记篇》的“敬业乐群”。冰心回忆，当时这所学校的学生“衣着都是蓝衣青裙，十分朴素”。谢希德则说：短短的四年中，伴随着紧张学习的，是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歌咏队和年级之间的各种球赛、演讲比赛、话剧表演赛等等，陶冶着青年的身心。”既有如此良好的学习氛围，无怪乎贝满女中能成为女界翘楚的渊薮了。杨崇瑞在此度过了青少年时光，中学毕业后顺利考入了协和医学堂。
协和医学堂是至今依然代表中国医学界最高水准的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在杨崇瑞的年代，要想进入这所学校，要经过国文、西文、动物、植物、格物、化学各学科的严格考试，择优录取，宁缺毋滥。入学后“最初两年教授英语、普通学及医学大要，后两年教授内科、外科，最后一年可根据自己的志愿专修某科”。考核合格才准毕业，予以文凭。没能通过者，再展年限，继续学习，直至合格。杨崇瑞学习非常用功，虽然北京距离家乡燕郊不远，但求学期间，她只在寒暑假时返家。1917年，26岁的杨崇瑞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拿到医学博士学位，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医学博士。
按说，以杨崇瑞在协和的优异成绩，留在北京工作是没有问题的，杨崇瑞的父母也是这样期待的。然而，这年正值黄河发大水，地处黄河下游的山东灾情深重。心系天下的杨崇瑞毕业后束装就道，与学校师友一一告别，登上火车，奔向德州。到了目的地，她才给父母寄信，说自己在条件最为艰苦的山东德州博济医院做医师。她在自传中回忆道：“我整天跟他们（指灾民）在一道，生了一身虱子，一天忙到晚，精神上却感到非常的愉快。因为我觉得对于那些最需要我帮忙的人，我献了一份力量。”眼看木已成舟，父亲杨云阶回信，支持女儿的志向。
经过几年的工作实践，杨崇瑞感到，医学发展日新月异，必须进一步学习，提高医疗水平。所以，她在1921年末又回到北京，进入协和医学院进修。她原计划在外科、妇产科和眼科各学习一年，后在妇产科仅做了6个月的研究，就因医术高超而被聘为妇产科专任医师，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妇幼卫生是造福大众的事业”
在协和妇产科工作期间，杨崇瑞深得妇产科主任、英国医生马士敦的赏识，被其称赞为“充满力量、远超常人的妇女”。1925年，她获得奖学金，被选送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进修。这也弥补了她早年的一个遗憾：早在准备离开博济医院、前往天津工作之时，美籍院长为了挽留她，希望她再工作一年，然后保送她到美国深造。可惜杨崇瑞已与天津方面说好，因而只能辞掉第一次去美国学习的机会。
当时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任教的国际妇产科权威威廉教授非常看重杨崇瑞的才能，将其视为自己最优秀的两名学生之一。然而，虽然杨崇瑞十分热爱临床工作，可是当她于1927年学成归国后，却毅然放弃了已从事了10年的妇产科临床工作，而坚决要求转到公共卫生科，立志从事妇幼卫生工作。一年后，杨崇瑞在中华医学会第七次大会上做了题为“我国助产教育”的报告。近现代公共卫生专家毕汝刚曾指出，国家之强盛，基于民族之健康;民族之健康，则又基于妇婴卫生”。而真正在近代中国推进妇婴卫生事业者，以杨崇瑞为第一人。
这是杨崇瑞人生的转折点。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转变呢？加拿大籍兰安生教授的影响是一方面。作为协和医学院的公共卫生学教授，兰安生发现了杨崇瑞的才能，力劝她扩大服务范围，从为个体病人服务转变为社会大众服务。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在1925年9月初开学，兰安生建议杨崇瑞在开学前先到加拿大参观考察公共卫生和妇产科。她也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便利用两个月的时间到加拿大考察。后来，杨崇瑞还花了半年时间参观美国东北部及英国、德国、法国、丹麦、奥地利等国家的公共卫生情况。正是在考察的过程中，杨崇瑞受到启发，使她“恍然了解到公共卫生实是一条保障民族健康的捷径，比医疗机关更具建设性和积极性”，对于贫弱的近代中国而言，“这是一个最节约而最易生效的预防疾病、保障健康的方法”。
另一方面，当时中国产妇的现实处境也触动了杨崇瑞的心绪。在当时的社会，只有极少数妇女会主动到医院分娩。传统上不愿到医院分娩的习惯，加上住院分娩所需的经济花销等问题，导致城市里的产科病床大量闲置。广大妇女往往把自己与胎儿的性命交予那些接生婆（即稳婆）之手。这些人往往目不识丁，只是凭借经验接生，一般没有经过严格的医学训练，有的甚至连最起码的洗手清洁习惯也没有，以至于产妇的产褥热、产妇与婴儿的破伤风时有发生;更有甚者，一些接生婆求神弄鬼，借助巫术，更容易造成产妇和婴儿的死亡……这一切竟使得生育成了妇女的“鬼门关”。
在1924年时，杨崇瑞故乡三河县的乡民曾写信询问协和医院：“你们外科治得好，如使生产安全，孩子不死，该吃什么药？”杨崇瑞为此专门与两名医务人员一齐到冀东三河、遵化一带的农村进行调查，赫然发现当时产妇的死亡率竟高达1.5%，婴儿死亡率更是达到20%。冰冷数字的背后是一条条鲜活生命的逝去，这让杨崇瑞深感震惊和不安。她感到，自己作为医生，对改变这种状况是责无旁贷的。日后杨崇瑞被问及为何选择助产事业时，曾一语道破：“我是一个女人，我最关切的当然也是女人的安危疾苦，这是最基本的一点。” 正因如此，杨崇瑞在返国途中就已下定决心。她乘邮轮到达上海，接受《新闻报》特派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后她要为祖国的妇幼卫生及助产教育事业奋斗终生。就当时而言，妇产科医师待遇丰厚，而妇幼卫生则是不被人重视的工作，因此，许多人为她感到大材小用，前来相劝。然而，她却坚定地说：“搞妇幼卫生是造福大众的事业，我一定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牺牲自己、服务群体”
当然，杨崇瑞也很清楚，自己虽然是一个合格的妇产科专科医师，但在全国具备她这样水平的妇产科医师屈指可数，而且都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全国有医学知识的助产士不过500人。而像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每年都有1000多萬婴儿出生。怎么样才能填补这一鸿沟呢？答案还是接生婆。当时全国约有旧式接生婆20万人。杨崇瑞首先承认，“以其人数之多，人民习惯之深，一时万难消灭”。当然，这些人也绝非“无可救药”，若是经过医学训练，就能“增高其程度，使明产科之大意”，以解燃眉之急。
出于这样的考虑，1928年时，37岁的杨崇瑞在北平开办了中国第一个接生婆讲习所，招收了30名平均年龄54岁且目不识丁的接生婆，教她们“正常产的消毒”“脐带的正确处理”以及“如何识别分娩过程中的危险现象”等。曾为末代皇帝溥仪接生的产婆也在学员之列。这个培训班，第一次教给了这些旧式接生婆们如何消毒和脐带处理的科学方法，以避免造成产妇死亡与新生儿夭折的两大病因——产褥热与新生儿破伤风。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以至于60多年后，联合国在墨西哥引进了杨崇瑞创立的传统接生员培训制度——墨西哥当时30%的接生工作仍由传统的接生婆承担，但她们尚未受过正规训练。
与此同时，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妇幼卫生的落后状况，还需要培训大量具备现代科学知识并经过严格训练的助产士。这也就是杨崇瑞所说的“孕妇应由经过充分训练的、合格的助产士接生”。1929年11月，杨崇瑞在北平开始主持中国第一所现代化的助产学校——“教育部、卫生部合组助产教育委员会附设第一助产学校”，后改为“国立第一助产学校”。
这所学校起初设在灯市口。1930年，杨崇瑞购买了交道口南大街84号一个王府宅第的全部房屋，同时购买了相临的麒麟碑胡同6号民房。第二年，这里成为第一助产学校和附属产院的新址。之所以选在麒麟碑胡同边开办助产学校，也是杨崇瑞精心考虑的结果：这里是当时北京稳婆的集中地，也是所谓“麒麟送子”传说的发源地。
今天，第一助产学校的旧址已成为东城区妇幼保健院暨北京市东四妇产医院。但第一助产学校曾经的荣光，远非今日这个看似平常的院名所能概括的：宋美龄是这所学校的顾问之一，教务主任曾宪章是协和医院护校的第一届毕业生，林巧稚在这里讲授过产科学，社会学家潘光旦为学生讲授优生学原理。中国以前没有助产教育，自然也没有助产教材可资参考。该校聘请专家、教授讲课，把他们的讲稿汇集成册，编辑成教材，为后来各省市相继举办的助产学校提供了蓝本。
第一助产学校招收怎样的学生呢？杨崇瑞曾与在中国从事医疗传教工作达41年之久的马士敦医生有过讨论。按后者的想法，招收小学程度的女子训练至多半年即可分派到城乡去代替接生婆，成效可谓立竿见影。但杨崇瑞到底比这位老外谙熟国情：“中国旧社会对于女人生产一向看得卑污低下，我们招收一批教育不高的人，给她们的训练又短……我很怕在社会不断的发展中，这批人很快地便被淘汰……”最终，第一助产学校以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两年（后改为三年）的本科班为主，就当时的标准而言，培养的已是精英人才了。
作为校长，杨崇瑞所要做的不仅是主持校务，还包括破除社会的成见。在当时固有的观念里，由生育经验丰富的稳婆接生才是理所当然的事。杨崇瑞自己一生未婚，她也与学员一样轮流在学校所在地段的服务区服务，进行健康指导或亲自接生。有一次，一个助产士电话报告说有一家产妇难产，要请校长亲自处理。杨崇瑞听说后立即前往，经她详细检查，诊断出胎儿是双头异常儿，经过杨崇瑞精心的手术，总算保住了产妇的性命。
诸如此类的实践经验很快帮助第一助产学校确立起声誉，而被称为“北平八大学府之一”。但与西方的同类学校不同，第一助产学校不是教育学生坐在诊所或产院里等待产妇前来，再帮她们接生，而是要求女学生们学会骑自行车甚至驴子，主动下乡工作。这就是杨崇瑞为第一助产学校制定的校训内涵所在——“牺牲自己、服务群体”。
时代先驱
到抗战爆发前，第一助产学校已为中国各地培养了第一批妇幼卫生工作者和新法接生人员。光是从学校教职员中派往各省助产学校任校长、附属产院院长或教导主任者就有20多人。据1936年统计，当时从这个学校毕业的189名学员中，87.3%在全国16个省44个地区分别担任公共卫生或助产学校的教师以及教务长职务。第一助产学校实际上是一家“高级助产师范学校”。与此同时，第一助产学校附设产院也日益发展壮大，据后来统计，该院开业后的10年间，总计门诊次数超过13万次，接生3.3万次，到产妇家里接生近1.4万次。
对于这一切，杨崇瑞无疑居功至伟。冯玉祥曾称颂她的功绩：“她的功劳真不小，不是图吃和图穿，图的是树人强种大事业，图的是百年大计，造育英才。”的确如此，杨崇瑞有着一个远大的目标：在50年内，培养出15万高质量的助产士，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妇幼卫生保健网，使中国每一位妇女和婴儿都得到必需的保健。尽管她为此竭尽全力，但在旧中国人力、财力两缺的情况下，完全实现这一宏愿谈何容易。比如，当时被派去筹建陕西省立助产学校的学生，就因地方政府人事关系复杂、房屋简陋等原因，难以开展工作;而接踵而来的抗日战争则更令这美好的愿景雪上加霜。
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杨崇瑞正作为国际妇婴卫生专家担任世界卫生组织妇婴卫生组副组长，在瑞士日内瓦工作。她怀着对新中国的向往，毅然辞去了这份待遇优厚的工作，于当年11月回国，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一任妇幼卫生局局长（后改为司长），并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至1957年。
就像杨崇瑞自己所说的，“旧社会办不到的事，新中国能办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8条规定：“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这意味着妇幼保健成为人民卫生事业的重要一环。在政策的鼓舞下，当时已年过花甲的杨崇瑞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在她的组织和领导下，全国建立起省有妇幼保健院、地区有妇幼保健所、县有妇幼保健站的妇幼三级保健网。新法接生、新法育儿由此深入人心。短短几年内，多年来威胁母婴生命的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发病率大幅下降，北京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从1949年的0.7%下降到1954年的0.04%，同期的婴儿死亡率则从11.7%下降到4.5%。
1983年，杨崇瑞以92岁高龄离世。她在遗嘱中将毕生积蓄的6.9万元人民币悉数捐出，把积攒了数十年的外文书籍赠给研究单位，用于发展妇幼卫生事业。杨崇瑞的墓碑背面刻着：“在我国第一位把现代科学的妇幼卫生知识从城市大医院送到农村;第一位提倡新法接生，是全世界率先培训接生婆的人;第一位在我国创办助产教育，办起了示范性的助产学校及附属产院，并把培养的骨干分派到边远落后地区;第一位在（20世纪）30年代即提倡并办起节制生育指导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一任妇幼卫生司司长。”
就在杨崇瑞去世的同一年，被誉为“万婴之母”的林巧稚也去世了。两人虽然年龄相差10岁，并在协和医学院有着一段师生之谊，却有着相似的精神气质：都是医学博士，都终生未婚，都是妇产科专家，只是一个专注于妇幼保健，一个专注于妇产科临床。两人都为中国妇幼卫生事业耗尽了心血，献出了一切。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