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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年中，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指出：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由此开启了中共领导层新老交接的制度化进程。
“关键在领导核心”
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曾选拔和培养了两个接班人，这在当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
于是在1989年的初夏，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以罕见的气魄和胆识，经过反复比较，最终推动和确定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并由此开启了中共领导层新老交接的制度化进程。
这一年的5月31日，在征得陈云、李先念的同意后，邓小平找李鹏、姚依林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谈话，其核心内容就是选什么样的人进中央领导班子。邓小平提出了6条标准。此次谈话后以《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为题，收入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
一是“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最根本的要求”。
二是“反腐败这个关必须过，对党内高层腐败下不了手，就会丧失人心，就会失败，这是大局，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要公布于众”。
三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动摇，这是根本问題”。
四是“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小局必须服从大局，这是关键问题”。
五是“决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小圈子害死人，很多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六是“领导这么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进入中央最高层都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人都有缺点需要继续改进，对班子满意就行，关键在领导核心”。
这是邓小平在其晚年，倾其一生政治智慧和治国理政的体会，对即将走入中国政治舞台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立下的明确标准。在谈话的最后，邓小平明确讲道：“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选择接班人的标准，不得不感叹：这是他留给中国的最重要的遗产之一。从此，中国走出了五千年历史上“一朝天子一朝政”的怪圈，也打破了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人去政息”的魔咒，改革开放得以稳定延续，民族复兴有了制度基础。
“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记录了这次重要的谈话，邓小平谈道：“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
“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还写道：“我在跟李鹏、姚依林同志谈话时说过，新的领导一经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过问、不再干预大家的事情。我说过，这是我的政治交代。
当然，你们有事要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不能像过去一样。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这不是因为我谦虚或别的什么。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
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
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这样你们可以放手工作，对于新的集体自我锻炼也有好处。何况过去那种办法并不算很成功。
现在我85岁了，到了这个年龄，该有自觉性。主要是大局的问题，如果个人因素影响到局势的稳定，影响到事情的健康发展，解决起来就会发生困难。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完全可以在旁边帮帮忙，但绝不要正式再搞个什么头衔了。”
退休后的邓小平，仍然关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长。1990年12月，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对一年半以来中央的工作，我满意，这一年多的成绩不可低估。”他再次强调：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环球人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邓小平/文）
“关键在领导核心”
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曾选拔和培养了两个接班人，这在当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
于是在1989年的初夏，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以罕见的气魄和胆识，经过反复比较，最终推动和确定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并由此开启了中共领导层新老交接的制度化进程。
这一年的5月31日，在征得陈云、李先念的同意后，邓小平找李鹏、姚依林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谈话，其核心内容就是选什么样的人进中央领导班子。邓小平提出了6条标准。此次谈话后以《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为题，收入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
一是“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最根本的要求”。
二是“反腐败这个关必须过，对党内高层腐败下不了手，就会丧失人心，就会失败，这是大局，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要公布于众”。
三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动摇，这是根本问題”。
四是“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小局必须服从大局，这是关键问题”。
五是“决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小圈子害死人，很多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六是“领导这么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进入中央最高层都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人都有缺点需要继续改进，对班子满意就行，关键在领导核心”。
这是邓小平在其晚年，倾其一生政治智慧和治国理政的体会，对即将走入中国政治舞台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立下的明确标准。在谈话的最后，邓小平明确讲道：“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选择接班人的标准，不得不感叹：这是他留给中国的最重要的遗产之一。从此，中国走出了五千年历史上“一朝天子一朝政”的怪圈，也打破了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人去政息”的魔咒，改革开放得以稳定延续，民族复兴有了制度基础。
“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记录了这次重要的谈话，邓小平谈道：“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
“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还写道：“我在跟李鹏、姚依林同志谈话时说过，新的领导一经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过问、不再干预大家的事情。我说过，这是我的政治交代。
当然，你们有事要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不能像过去一样。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这不是因为我谦虚或别的什么。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
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
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这样你们可以放手工作，对于新的集体自我锻炼也有好处。何况过去那种办法并不算很成功。
现在我85岁了，到了这个年龄，该有自觉性。主要是大局的问题，如果个人因素影响到局势的稳定，影响到事情的健康发展，解决起来就会发生困难。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完全可以在旁边帮帮忙，但绝不要正式再搞个什么头衔了。”
退休后的邓小平，仍然关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长。1990年12月，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对一年半以来中央的工作，我满意，这一年多的成绩不可低估。”他再次强调：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环球人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邓小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