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赵丹：愿天下都乐

　　检察风云：似乎您特别喜欢穿红色的衣服？
　　黄：总是会想起阿丹，他名字里的“丹”，就是红色。想他的时候，我就找出那时候的老片子，看一看。
　　检察风云：最喜欢赵丹老师的哪部电影呢？
　　黄：我最喜欢《乌鸦与麻雀》。确切地说，我很怀念我们一起拍这部电影的日子。这部片子，是在迎接解放的炮声中拍的，拍得有根有据、有声有色。其实，搞编剧和拍摄都不“踏实”，1948年年初我们聚在昆仑厂老板任宗德在上海湖南路的家里，客厅里麻将台子摆起来，沈浮夫人高依云、吴茵还有我，像模像样稀里哗啦地打麻将，好掩护屋角打扑克的一桌——编剧组在记分纸的背面记剧本提要。隔三岔五地打十六圈麻将，文学剧本就完成了，然后就进入紧张的内景拍摄。送审的剧本是伪造的，拍摄的剧本，就藏在摄影棚灯光高台那颤悠悠的踏板一端。
　　检察风云：您还记得最初跟赵丹是如何相识的吗？
　　黄：记得。我第一次见赵丹，他扣子也扣错了。1946年我初涉银幕，出演了沈浮导演的《追》，在里面饰演一位买办家庭的大小姐，同情并掩护表哥去参加革命。后来就被昆仑厂的导演陈鲤庭和赵丹相中，1947年初夏从北京来到上海，参演了《幸福狂想曲》。影片中我和赵丹是情人，可是我有点怕他，当时他已经演了十多年话剧、电影，还蹲过五年大牢。没想到，在电影做扫尾工作的时候，他忽然孩子气地对我说：“我不能离开你，你应该是我的妻子。”于是，我就跟程述尧离婚，嫁给了赵丹。赵丹一演戏，就把我也忘了，我就最喜欢他把我也忘了的投入的神情。
　　检察风云：嫁给赵丹之后，有甜蜜，也有很多心酸。最苦的日子里，您有没有觉得特别难？
　　黄：他一生坎坷，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就在他身后紧紧地抱住他，为他分忧。阿丹出狱后画了一幅千峰万壑锁不住的瀑布清泉，题诗“活泼泼地出山来”，任凭千难万阻，还是出来了。后来他走了，他是在知心观众热烈的掌声和更殷切的期待中，落下生命之幕的，人去艺存，是艺人之幸。你看，阿丹最后的遗言是，“愿天下都乐”。不苦，真的一点也不苦。

关于恩师：小妹做到了

　　检察风云：第七屆“上海文学艺术奖”特别颁发了终身成就奖给您，虽然没能去颁奖礼现场，但收到奖章时的感受如何？
　　黄：上海颁给我终身成就奖，我很高兴。我要感谢观众和读者，对我将近一个世纪的厚爱;我要感谢党，对我将近一个世纪的教导;我要感谢这片土地，感谢人民，对我将近一个世纪的抚养。我特别想对巴老、佐临和所有的师长们说：学生没有让你们失望，小妹做到了！
　　检察风云：黄佐临先生是您艺术生涯的领路人？
　　黄：对。我九岁丧父，初中毕业以后，便辍学了，出来谋生养家为哥哥弟弟缴学费，自己学了打字、英文、临帖，就想试着找个写字间的工作。哥哥黄宗江先到了上海演戏，唤我来，我懵懵懂懂地便来了。我是1941年八九月间到的上海，那年我十六岁。只记得到上海的第二天，我就跟着哥哥去了卡尔登剧院（今长江剧场）。
　　检察风云：第二天？
　　黄：对。我还记得那天剧院正在演《蜕变》，曹禺编剧，黄佐临导演。舞台上下大家的爱国热情彼此融成一片，热烈、犀利、慷慨、沉痛……演员们一次次谢幕，观众却迟迟不肯走，这都让我觉得，自己将要从事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隔天，黄佐临便安排我做了舞台替补，当时大家都喊我“小妹”。
　　检察风云：还记得第一次上台吗？
　　黄：是“双十节”左右第一次上的台。当时我还没有弄清楚是谁说到那句话，也没做好准备，就被舞台监督后背一拍给推了出去。糟糕，脚灯的光怎么这么亮，我什么也看不见，台上的人都站在哪儿？只好赶忙把自己的台词一阵阵往外抛，最后提前大哭大闹起来，被人拖下场来。戏散了，我在后台惊魂不定，一盘蛋炒饭早都凉透了。黄佐临来到化妆间，我仰头看一眼，又低下头，觉得自己闯了大祸，没想到听到先生一字一字地说：“小妹，明天还你上。”我就这样出道了！
　　检察风云：您主演的话剧《甜姐儿》风靡一时，引得上海滩富家太太小姐争相模仿您在影片中的装束，还有带着自家裁缝去看戏的。但很快太平洋战争爆发，剧团解散了。没戏演的日子难捱吗？
　　黄：那会儿住在古巴路（今富民路）的一间亭子间，我睡一张单人铁床，宗江在我床前打地铺，如果我要起床，两脚就站在他的铺上了。这样狭促，也因房东把整幢房子顶了出去，再住不下去了。幸好，黄佐临、丹妮夫妇邀请我们住进了卫乐园。我还记得，那年哥哥宗江和石挥住在客厅，我时常在小后窗下用功地读书;还记得他们按照石挥一顿吃六碗饭的米钱折算出每人每月八块钱的饭钱，好让我们安心在黄家吃饭，那些钱其实都欠着也没有给;印象最深的是黄佐临说：“有时应当什么都不干，就什么都不干，可以小做，就小做，应该大干，当然大干。”很遗憾真正追随黄佐临先生的只有卫乐园的那半年，但思想的启蒙往往在一瞬间。
　　检察风云：好多年前，黄佐临还健在的时候，到卫乐园做客后，您还就近去巴金家？
　　黄：对啊。在他们面前，哪怕我自己也六七十岁了，满头白发，都还是个可以扮鬼脸的小女孩。他们都是天地间的正气，可惜现在他们都走了，在我心里，他们永远都是天真的。

关于写作：陪伴我终身

　　检察风云：颁奖典礼上，我们隔着大屏幕，看到您谦虚地说，自己只有初中文化，但喜欢写写弄弄，所以成了多面手。其实，您是带着表演艺术家的灵动才情，从事写作超过了50年。
　　黄：1965年起，我就在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职创作了，算算也是超过半个世纪了。后面的大半辈子，也是写了不少东西：比如报告文学《特别姑娘》《小丫扛大旗》《天空没有云》《没有一片树叶》;散文集《星》《桔》《半山半水半书窗》，出了《黄宗英报告文学选》，还把《小木屋》拍成了电视片。
　　检察风云：《小木屋》是您为了帮助研究高山植物生态的女科学家徐凤翔实现在西藏建立一个观察站的梦想，自己筹措经费，带着团队三进西藏的吧？
　　黄：第一次不是。那年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去西藏采风，我是这个团的团长，当时好不容易买到飞机票，准备回北京的时候，我决定不走了，想留下来，采访徐凤翔，随后《小木屋》于1982年发表在《人民月刊》上。第二次进藏，我是帮着一起拍摄了纪录片《小木屋》，这像是我跟徐凤翔的一个约定。第三次进藏的时候，我已经跟冯亦代结婚了，年纪的确也大了，大家都劝我不要去。但冯亦代说，他看我这位白发婆婆，一早起来就看有关西藏的典籍，又做笔记，又做卡片，实在不忍心对我说一个“不”字。那次到雅鲁藏布江，我高原反应严重，等冯亦代再见到我时，我已经在林芝解放军115医院昏迷了两天两夜，醒来时签自己的名字，“黄”字都少了两只脚。哪怕回到北京，脸上手上都还泛蓝，养了好一段时间。
　　检察风云：那么危险，那么艰苦，后不后悔，遗不遗憾？
　　黄：这辈子，从来没有后悔过。
　　采写：孙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