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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纵观世界各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历程，政府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由于信息不对称，风险投资中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之间、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存在着双重逆向选择风险，其大多数风险不能通过适当的契约安排予以解决而只能靠政府。因此，在阐明风险投资中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以及政府的影响后，本文研究了政府解决风险投资中双重委托关系的策略选择。
关键词：风险投资 委托代理关系 政府对策
风险投资指风险资本投资于高新科技企业或高风险型企业，以获取高收益的一种投资方式。风险投资体系是以资金的流动为纽带，从资本供应者(投资者)流向资金运作者(风险资本家，基金管理人)，然后由风险资本家通过对风险投资项目的选择，投向风险企业(创业者)。通过风险企业经营与发展，使风险资本价值增值，流回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公司将收益再作为使用资金的回报支付给投资者。
在这个运作体系中，涉及投资者、风险资本家、创业者三者利益主体，这三方利益主体通过风险资本这条纽带组成了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一是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之间的委托代理；二是风险投资家与创业者(风险企业家)之间的委托代理，由此而产生相应的委托代理风险。风险资本的高效运作，必须建立起促进各利益主体之间形成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激励约束机制，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有效地解决风险投资中委托代理的风险问题。
一、政府的影响
我国目前的大多数风险投资机构主要是以政府投资为主体，采用由各级政府和科技主管部门发起，国有大企业、银行等参加，主要是财政拨款和科技开发贷款，一般以国有控股或参股的公司制形式来运作。因此，我国的风险投资中委托代理关系是多重代理关系链。正是这种特殊的委托代理链，使得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更加严重，代理成本居高不下。
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的变化。本来应该由市场自发形成的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被政府的行政命令所替代。政府既是主要投资者又是资金管理者，政府官员一方面代表国家具体行使代理人的职责，有责任保证国家金融资产的保值增值，以维护金融资产的安全；另一方面也在风险投资公司中作为委托人，通过国家财政拨款，把部分资金作为风险投资委托风险投资公司进行管理。事实上，由于这两层关系都是通过政治权利对资金的分配来形成，因此标准的委托代理模型并不适用。也可以认为，某些风险投资公司实际上是政府职能在投资领域的一定延伸，其投资行为多是政府行政命令的结果，其资本运营过程无法摆脱政府的行政干扰。在现实中，多数风险投资家认为风险资金是由政府来买单，即使项目失败，也只是为自己的投资失误负责，而不用赔偿巨额的投资损失，所以会无视项目所蕴藏的高风险，盲目出资。而有的风险投资家虽然意识到某些项目可以带来可观的收益，但这些收益与自身的收益、职位提升关系不大，所以往往选择与自己发展关系密切的项目。总之，由于风险投资内部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官办官营”模式并不能有效地推动风险投资的发展。同时，风险投资公司的主要管理者大都是政府委派或聘请的，以深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见长，不具备风险资本家所必需的知识、能力、品质和经验，无法对风险投资活动进行有效管理。因此，形式上的风险投资公司仅仅是作为国家投资的代言人，无法真正起到推动科技产业化和活跃市场经济的作用。
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的变化。西方的风险投资有一条经验：一流的技术配合二流的管理，这种项目往往失败；二流的技术配合一流的管理，则可能成功。这正说明了管理在风险投资中的重要作用。风险投资公司把资本投入风险企业，并积极参与企业的管理运作，以保证投资的高回报。成功的投资过程其实是资本和科技的结合，也是金融和管理的结合。
一种情况是，我国已有的风险投资公司，不仅在确定投资对象时缺乏系统、细致的挑选，而且确定投资对象后，只对高科技产业进行股权投资，很少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有的甚至不参与风险企业的经营管理，直接以发放贷款的形式进行投资。这种仅限于科技信贷的投资形式，实际上与银行的传统贷款方式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时候，原来的委托代理关系被简化为单一的信贷关系了。另外，由于缺少高素质的风险投资专业人员，投资经理人市场尚未形成，传统的经营方式很难适应新的风险投资管理体制和国际规范的运作方式，造成被投资方与投资方在投资理念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投资效率低下。现实的情况是，如何更好地运作和管理，以科学研究促进不断的创新并不是企业家所关心的问题，真正让他们伤脑筋的是如何更好地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拉关系，如何使自己的项目更符合当地政策以取得资金。在这种情况下，风险企业家“圈钱”的意图显然会强于创业的意图。其结果是大部分的资金并未真正用于支持高新科技企业或具有商业创新模式的企业，风险投资的主旨被摒弃，为部分利益集团所利用以牟取私利。
另一种情况，有人认为，为了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政府不仅要管投融资，而且要管运营，要管人、财、物，总之是要“一管到底”。这显然是对风险投资和政府职能的误解。风险投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专业投资”。从国际上看，各国政府主要是负责风险投资法律规范和制度的建设，为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管理和监督风险投资机构的行为。而在我国，各级政府成立各种风险投资机构及基金后，往往没有按照出资人与管理人分离的原则，不是将基金交给成熟的专业公司去运营，而是成立官办公司，出资人与管理人一体化。这样就使风险投资易受政府的行政干预，利益激励机制难以强化，“一管到底”的结果往往是资金有时必须投向与行政倾向联系密切的项目，如用于帮助国有企业脱困等。在缺少规范的管理办法和有效的激励措施的情况下，风险投资公司容易产生资金周转困难。在项目筛选、评估和决策过程中，也不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很容易导致基金管理缺乏效率，没有相应健全的监督机制和制度保证，甚至出现人为因素或产生钱权交易。
二、政府的对策
一个风险投资项目的成功一般涉及到风险投资机构外部的诸多因素，而风险投资机构是无法掌控这些要素的，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来完善风险投资的外部大环境。特别是在面对风险投资市场的失灵，即垄断、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时，政府应及时采取相应的监管、应急措施来减少市场失灵的成本从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促进社会福利水平的增加。因此，要降低这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所带来的高额成本，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是政府。
第一，在解决第一层代理委托关系时应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实现风险投资由“官办官营”向“官助民营”转变。政府应主导制定培育风险资本市场的总体规划，鼓励形成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主要包括私人风险市场，风险资本与科技板股票市场，大力鼓励科技成果和科技人才市场化。其中，要弱化政府在资本市场中的份额，积极培养鼓励民 间资本进入风险资本市场，应逐步允许和引导企业、个人、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涉足风险投资业，鼓励银行在实施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的前提下开展与风险投资相配合的科技贷款业务，允许养老、保险基金等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
第二，在解决第二层委托代理问题时关键在于风险投资家。风险投资家在风险投资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从融资、投资到退资的全过程都有参与，其业务素质和个人能力将直接影响到风险投资项目的最终产出。风险投资需要大批掌握金融知识、懂经营管理，有一定科技知识的复合型风险投资企业家。目前我国十分缺乏风险投资从业人员，应积极创造条件，建立起完善的风险投资人才教育培养体系，同时提供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科技的等各方面完善的配套机制，为风险投资人才的快速成长提供必要的机会。应建立一个风险投资人才流动升迁的市场机制，为风险投资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创造一个宽松的市场环境。
第三，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根据我国风险投资实践的要求和国外风险投资立法的经验，积极修订现有的法律、法规，建立系统、完善的风险投资法律体系，逐步塑造以法律监管为主，行政监管为辅的格局。国家应尽快制定和出台有关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严格规定风险投资机构的性质、经营目标、投资方式、投资方向、组织形式、运作方式等。明确风险投资机构对风险企业的权利与责任等，使风险资本的运作有法可依，为风险资本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特别要注意修订、建立关于在风险资金进入、运作和退出过程中发生的委托与代理关系的法律法规，如《公司法》、《风险投资公司法》、《合同法》、《信托法》，从而使委托人与代理人权利、义务明确，并有法可依。
第四，制定有关政策来鼓励中介机构、信用评估机构及会计职业团体的发展。良好的中介服务体系能大大减少风险投资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降低风险，为风险投资的高效、安全运作提供支持和保障。我国不仅要加快完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投融资咨询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一般中介机构建设，也要尽快建立健全社会化的风险投资服务与监督体系，包括为风险投资服务的专门中介机构，如风险投资行业协会、标准认证机构、知识产权估值机构、科技项目评估机构、督导机构、专业性融资担保机构等。并且中介机构一定要保持独立性、公正性和客观性，以便向投资者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为投资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第五，大力建设信息网络共享服务。风险企业的创新能力、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融资能力直接与获得的信息有关，但企业由于自身技术水平与经费的限制，很难直接进行广泛的情报收集与分析工作。因此，政府应建立高效、便捷、畅通的风险投资信息网络，为风险投资者和风险企业服务。在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促进科研院所与企业界的合作等方面，也需要政府的大力协助和提供信息服务，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政府为风险投资行业提供信息服务将越来越普遍，这将有力地减轻风险投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关键词：风险投资 委托代理关系 政府对策
风险投资指风险资本投资于高新科技企业或高风险型企业，以获取高收益的一种投资方式。风险投资体系是以资金的流动为纽带，从资本供应者(投资者)流向资金运作者(风险资本家，基金管理人)，然后由风险资本家通过对风险投资项目的选择，投向风险企业(创业者)。通过风险企业经营与发展，使风险资本价值增值，流回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公司将收益再作为使用资金的回报支付给投资者。
在这个运作体系中，涉及投资者、风险资本家、创业者三者利益主体，这三方利益主体通过风险资本这条纽带组成了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一是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之间的委托代理；二是风险投资家与创业者(风险企业家)之间的委托代理，由此而产生相应的委托代理风险。风险资本的高效运作，必须建立起促进各利益主体之间形成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激励约束机制，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有效地解决风险投资中委托代理的风险问题。
一、政府的影响
我国目前的大多数风险投资机构主要是以政府投资为主体，采用由各级政府和科技主管部门发起，国有大企业、银行等参加，主要是财政拨款和科技开发贷款，一般以国有控股或参股的公司制形式来运作。因此，我国的风险投资中委托代理关系是多重代理关系链。正是这种特殊的委托代理链，使得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更加严重，代理成本居高不下。
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的变化。本来应该由市场自发形成的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被政府的行政命令所替代。政府既是主要投资者又是资金管理者，政府官员一方面代表国家具体行使代理人的职责，有责任保证国家金融资产的保值增值，以维护金融资产的安全；另一方面也在风险投资公司中作为委托人，通过国家财政拨款，把部分资金作为风险投资委托风险投资公司进行管理。事实上，由于这两层关系都是通过政治权利对资金的分配来形成，因此标准的委托代理模型并不适用。也可以认为，某些风险投资公司实际上是政府职能在投资领域的一定延伸，其投资行为多是政府行政命令的结果，其资本运营过程无法摆脱政府的行政干扰。在现实中，多数风险投资家认为风险资金是由政府来买单，即使项目失败，也只是为自己的投资失误负责，而不用赔偿巨额的投资损失，所以会无视项目所蕴藏的高风险，盲目出资。而有的风险投资家虽然意识到某些项目可以带来可观的收益，但这些收益与自身的收益、职位提升关系不大，所以往往选择与自己发展关系密切的项目。总之，由于风险投资内部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官办官营”模式并不能有效地推动风险投资的发展。同时，风险投资公司的主要管理者大都是政府委派或聘请的，以深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见长，不具备风险资本家所必需的知识、能力、品质和经验，无法对风险投资活动进行有效管理。因此，形式上的风险投资公司仅仅是作为国家投资的代言人，无法真正起到推动科技产业化和活跃市场经济的作用。
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的变化。西方的风险投资有一条经验：一流的技术配合二流的管理，这种项目往往失败；二流的技术配合一流的管理，则可能成功。这正说明了管理在风险投资中的重要作用。风险投资公司把资本投入风险企业，并积极参与企业的管理运作，以保证投资的高回报。成功的投资过程其实是资本和科技的结合，也是金融和管理的结合。
一种情况是，我国已有的风险投资公司，不仅在确定投资对象时缺乏系统、细致的挑选，而且确定投资对象后，只对高科技产业进行股权投资，很少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有的甚至不参与风险企业的经营管理，直接以发放贷款的形式进行投资。这种仅限于科技信贷的投资形式，实际上与银行的传统贷款方式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时候，原来的委托代理关系被简化为单一的信贷关系了。另外，由于缺少高素质的风险投资专业人员，投资经理人市场尚未形成，传统的经营方式很难适应新的风险投资管理体制和国际规范的运作方式，造成被投资方与投资方在投资理念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投资效率低下。现实的情况是，如何更好地运作和管理，以科学研究促进不断的创新并不是企业家所关心的问题，真正让他们伤脑筋的是如何更好地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拉关系，如何使自己的项目更符合当地政策以取得资金。在这种情况下，风险企业家“圈钱”的意图显然会强于创业的意图。其结果是大部分的资金并未真正用于支持高新科技企业或具有商业创新模式的企业，风险投资的主旨被摒弃，为部分利益集团所利用以牟取私利。
另一种情况，有人认为，为了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政府不仅要管投融资，而且要管运营，要管人、财、物，总之是要“一管到底”。这显然是对风险投资和政府职能的误解。风险投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专业投资”。从国际上看，各国政府主要是负责风险投资法律规范和制度的建设，为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管理和监督风险投资机构的行为。而在我国，各级政府成立各种风险投资机构及基金后，往往没有按照出资人与管理人分离的原则，不是将基金交给成熟的专业公司去运营，而是成立官办公司，出资人与管理人一体化。这样就使风险投资易受政府的行政干预，利益激励机制难以强化，“一管到底”的结果往往是资金有时必须投向与行政倾向联系密切的项目，如用于帮助国有企业脱困等。在缺少规范的管理办法和有效的激励措施的情况下，风险投资公司容易产生资金周转困难。在项目筛选、评估和决策过程中，也不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很容易导致基金管理缺乏效率，没有相应健全的监督机制和制度保证，甚至出现人为因素或产生钱权交易。
二、政府的对策
一个风险投资项目的成功一般涉及到风险投资机构外部的诸多因素，而风险投资机构是无法掌控这些要素的，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来完善风险投资的外部大环境。特别是在面对风险投资市场的失灵，即垄断、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时，政府应及时采取相应的监管、应急措施来减少市场失灵的成本从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促进社会福利水平的增加。因此，要降低这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所带来的高额成本，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是政府。
第一，在解决第一层代理委托关系时应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实现风险投资由“官办官营”向“官助民营”转变。政府应主导制定培育风险资本市场的总体规划，鼓励形成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主要包括私人风险市场，风险资本与科技板股票市场，大力鼓励科技成果和科技人才市场化。其中，要弱化政府在资本市场中的份额，积极培养鼓励民 间资本进入风险资本市场，应逐步允许和引导企业、个人、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涉足风险投资业，鼓励银行在实施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的前提下开展与风险投资相配合的科技贷款业务，允许养老、保险基金等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
第二，在解决第二层委托代理问题时关键在于风险投资家。风险投资家在风险投资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从融资、投资到退资的全过程都有参与，其业务素质和个人能力将直接影响到风险投资项目的最终产出。风险投资需要大批掌握金融知识、懂经营管理，有一定科技知识的复合型风险投资企业家。目前我国十分缺乏风险投资从业人员，应积极创造条件，建立起完善的风险投资人才教育培养体系，同时提供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科技的等各方面完善的配套机制，为风险投资人才的快速成长提供必要的机会。应建立一个风险投资人才流动升迁的市场机制，为风险投资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创造一个宽松的市场环境。
第三，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根据我国风险投资实践的要求和国外风险投资立法的经验，积极修订现有的法律、法规，建立系统、完善的风险投资法律体系，逐步塑造以法律监管为主，行政监管为辅的格局。国家应尽快制定和出台有关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严格规定风险投资机构的性质、经营目标、投资方式、投资方向、组织形式、运作方式等。明确风险投资机构对风险企业的权利与责任等，使风险资本的运作有法可依，为风险资本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特别要注意修订、建立关于在风险资金进入、运作和退出过程中发生的委托与代理关系的法律法规，如《公司法》、《风险投资公司法》、《合同法》、《信托法》，从而使委托人与代理人权利、义务明确，并有法可依。
第四，制定有关政策来鼓励中介机构、信用评估机构及会计职业团体的发展。良好的中介服务体系能大大减少风险投资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降低风险，为风险投资的高效、安全运作提供支持和保障。我国不仅要加快完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投融资咨询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一般中介机构建设，也要尽快建立健全社会化的风险投资服务与监督体系，包括为风险投资服务的专门中介机构，如风险投资行业协会、标准认证机构、知识产权估值机构、科技项目评估机构、督导机构、专业性融资担保机构等。并且中介机构一定要保持独立性、公正性和客观性，以便向投资者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为投资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第五，大力建设信息网络共享服务。风险企业的创新能力、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融资能力直接与获得的信息有关，但企业由于自身技术水平与经费的限制，很难直接进行广泛的情报收集与分析工作。因此，政府应建立高效、便捷、畅通的风险投资信息网络，为风险投资者和风险企业服务。在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促进科研院所与企业界的合作等方面，也需要政府的大力协助和提供信息服务，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政府为风险投资行业提供信息服务将越来越普遍，这将有力地减轻风险投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