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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大学校长主要的工作就是沟通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使得社会资金能够不断地投入到高校里来，很少听说高校从银行大量贷款的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党委书记李培林说，大学作为非营利机构，举债经营是“不正常的”，不符合主要靠政府财政和慈善捐款办学的国际惯例。
而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李延保对记者说，解决大学财务问题只有三条路：一是压缩高校规模，但这是不可能的；二是国家给足经费，现在看这也是个遥远的过程；第三就是想办法，从政策上让社会上有更多的资金进入学校。
西方国家的大学经营理念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介绍，在西方国家，公立大学除了财政拨款，很重要的一部分资金来源是社会捐助，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是依靠校友给予帮助，美国的大学校长主要的工作就是沟通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使得社会资金能够不断地投入到高校里来，很少听说高校从银行大量贷款的情况。
中国科大商学院院长方兆本也介绍说，美国大学校长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找钱，在美国，有的大学主要靠政府给的那块地，运作那块地产的就可以活起来。然而谈起国内高校的校产运作，李延保笑道，我们国内的校产很薄弱，基本都是赔钱货，和国外高校的校产没法比。西方高校的校产不是学校自己去经营，而是私人捐赠的一些产业，譬如土地、房子，房子可以出租，土地可以经营，这样变成了学校的一种资产，而不是我们看到的校办企业。
李延保介绍说，在美国那些著名的私立大学，譬如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它们都有很大的基金会来管理学校的社会捐助款项，这些资金的规模通常也都很庞大。所以，除了校产的经营，美国高校的基金会为其教育费用提供着充足的养分。据悉，国外金融市场比较成熟，所以他们的基金会通常有一批人专门运作，目的是让基金的保值增值，譬如投资股票等等。
据报道，2006年4月，中国证监会批准了耶鲁大学基金会的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作为第一家获得中国大陆股市投资资格的国外大学基金会，其获得了5000万美元的投资额度。8月，证监会又批准了斯坦福大学基金会的这种资格。
所以，股票市场的投资是大学基金会取得回报的重要方式之一。如耶鲁大学基金在股票市场的投资回报，在过去10年间高达12.7%，早在2005年，哈佛大学就曾持有过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国外上市的股票。除关注股票市场投资外，其他领域如固定收益投资、房地产市场投资等也都是大学基金会投资的重点。由于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加之在各个领域的优良运作，很多大学基金总量十分庞大。据报道，到2005年末，哈佛大学基金总量已达到259亿美元，在全美大学基金中排名第一，其次为耶鲁大学，152亿美元。
李延保认为，国内高校增加资本运作的愿望很迫切，他希望当有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教育的时候，可以让学校有权力用专业人员对学校拥有的基金，进行资本运作，增加学校的财源。但问题是，即便现在允许高校资本运作，高校也未必敢。关键是目前社会捐赠的钱数量还不是太大，如果让学校有限的钱出现亏空，影响会很大，所以，目前高校得到的捐赠款基本还是放在银行里，没有人敢去做投资。
据了解，目前我国高校基金会数量很少,在国家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里，高校基金会只有5家,加上在地方民政局登记的基金会，也不过30家。据悉，民政部对登记基金会有严格的要求，20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金是一道门槛；地方民政局登记则要求200万元的注册资金。而且，在投资收益率方面，它们的成绩差强人意。
有业内人士建议，如果高校基金会有足够大的一笔金额，委托给一些稳定的机构来进行长期的合作投资，也未尝不可，或者就能够避免天津大学自己炒股亏3750万元的事件了。
社会资金进学校：门槛重重
中山大学基金会，是在民政部正式登记的5家高校基金会之一。据李延保透露，目前，中山大学基金会的资金规模已经不少。但是他表示，他觉得心里最不安的是，面对捐赠者，人家做了慈善性质的好事还要让他们去交税，这一点从心理上、国际惯例上都说不过去。李延保说，在国外，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捐助氛围，老人们的社会保障比较好，老有所养，所以他们也乐于财产不留给后代，而是捐给学校。这样既做好事又可以免税。企业这样做也可以抵税。
李延保认为，现在社会已经积淀了足够的经济实力，人们也开始有这样的愿望来支持教育事业，国家应该以政策导向来促进社会资金进入教育领域。“哈佛大学的校长平均每天从社会得到的捐助100万美元，这还是比较保守地计算，我们现在离这个距离太远太远了。”李说。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说，在国外，个人捐助了公益事业，个人所得税就不用交了，中国却没有这一说法。另外，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社会财富评价体系，很多有钱人都不露富。而西方则相对透明化，有多少钱社会基本能够了解，而且钱越多越光荣。郭田勇举例说，当年广东步步高的老总段永平宁肯把钱捐到美国也不在国内捐，引起舆论对他的批评，但这并非崇洋媚外之举，原因在于制度问题。
郭田勇认为，从企业对高校捐助规模来看，目前国内的社会捐助能力还是有基础的，只不过都朝着很有名气的学校去了，像北大、清华得到很多的捐助，不知名的学校就会很薄弱。要把社会上相关配套的系统做好，让大家乐意捐，捐了之后能得到社会比较好的评价，这样学校才可能得到越来越多地捐助，才可能会对银行贷款起到比较好的替代作用。
钱怎么管也是大问题
与债务问题同时凸现的是教育资金如何有效使用的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大商学院院长方兆本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关键问题还不是钱多钱少问题，而是管理机制，机制不到位，就像公共楼道没人管一样，公家的钱花起来不心疼，不能花到点子上。方兆本认为，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用民营化的手段来解决公用财产的有效利用问题。
另据介绍，国家财政拨款、学生学费以及科研费用是目前高校经费的三个主要来源。但是，目前这三方面经费的监管都是缺失的。比如科研经费，以国家拨款的形式为主，对一些学校来说，获得国家的科研经费并不太难，使用时也没有合同来规定这笔钱的用途和实效，所以“花了就花了”。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曾指出，目前少数高校的财务管理有失控现象。他警告说，如果高校对财务的管理跟不上，就很容易把高等教育在这两年来的增长度抵消。
近年来媒体上屡屡有高校冗员充斥、吃喝成本高昂、设备的闲置浪费等“隐性消耗”的报道。新华社曾报道说，上海某重点高校花了约400万元购置了一台高精尖设备，然而，就在设备搬回学校时，发现存放新设备处，竟有一同等型号、档次略低的设备在一旁尚未来得及开封。
华东师范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唐安国表示，宏观上，国家应继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但目前学校会计只是“记账员”，高校应尽快引入总会计师制度，保障收费透明，让高校的钱花得更明白，让百姓看得更清楚。
如果国家拨的钱都花得如此糊涂，又怎能对社会企业捐助的钱进行有效率的管理？这样，又有多少慈善家愿意把钱捐进高校里来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党委书记李培林说，大学作为非营利机构，举债经营是“不正常的”，不符合主要靠政府财政和慈善捐款办学的国际惯例。
而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李延保对记者说，解决大学财务问题只有三条路：一是压缩高校规模，但这是不可能的；二是国家给足经费，现在看这也是个遥远的过程；第三就是想办法，从政策上让社会上有更多的资金进入学校。
西方国家的大学经营理念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介绍，在西方国家，公立大学除了财政拨款，很重要的一部分资金来源是社会捐助，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是依靠校友给予帮助，美国的大学校长主要的工作就是沟通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使得社会资金能够不断地投入到高校里来，很少听说高校从银行大量贷款的情况。
中国科大商学院院长方兆本也介绍说，美国大学校长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找钱，在美国，有的大学主要靠政府给的那块地，运作那块地产的就可以活起来。然而谈起国内高校的校产运作，李延保笑道，我们国内的校产很薄弱，基本都是赔钱货，和国外高校的校产没法比。西方高校的校产不是学校自己去经营，而是私人捐赠的一些产业，譬如土地、房子，房子可以出租，土地可以经营，这样变成了学校的一种资产，而不是我们看到的校办企业。
李延保介绍说，在美国那些著名的私立大学，譬如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它们都有很大的基金会来管理学校的社会捐助款项，这些资金的规模通常也都很庞大。所以，除了校产的经营，美国高校的基金会为其教育费用提供着充足的养分。据悉，国外金融市场比较成熟，所以他们的基金会通常有一批人专门运作，目的是让基金的保值增值，譬如投资股票等等。
据报道，2006年4月，中国证监会批准了耶鲁大学基金会的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作为第一家获得中国大陆股市投资资格的国外大学基金会，其获得了5000万美元的投资额度。8月，证监会又批准了斯坦福大学基金会的这种资格。
所以，股票市场的投资是大学基金会取得回报的重要方式之一。如耶鲁大学基金在股票市场的投资回报，在过去10年间高达12.7%，早在2005年，哈佛大学就曾持有过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国外上市的股票。除关注股票市场投资外，其他领域如固定收益投资、房地产市场投资等也都是大学基金会投资的重点。由于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加之在各个领域的优良运作，很多大学基金总量十分庞大。据报道，到2005年末，哈佛大学基金总量已达到259亿美元，在全美大学基金中排名第一，其次为耶鲁大学，152亿美元。
李延保认为，国内高校增加资本运作的愿望很迫切，他希望当有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教育的时候，可以让学校有权力用专业人员对学校拥有的基金，进行资本运作，增加学校的财源。但问题是，即便现在允许高校资本运作，高校也未必敢。关键是目前社会捐赠的钱数量还不是太大，如果让学校有限的钱出现亏空，影响会很大，所以，目前高校得到的捐赠款基本还是放在银行里，没有人敢去做投资。
据了解，目前我国高校基金会数量很少,在国家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里，高校基金会只有5家,加上在地方民政局登记的基金会，也不过30家。据悉，民政部对登记基金会有严格的要求，20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金是一道门槛；地方民政局登记则要求200万元的注册资金。而且，在投资收益率方面，它们的成绩差强人意。
有业内人士建议，如果高校基金会有足够大的一笔金额，委托给一些稳定的机构来进行长期的合作投资，也未尝不可，或者就能够避免天津大学自己炒股亏3750万元的事件了。
社会资金进学校：门槛重重
中山大学基金会，是在民政部正式登记的5家高校基金会之一。据李延保透露，目前，中山大学基金会的资金规模已经不少。但是他表示，他觉得心里最不安的是，面对捐赠者，人家做了慈善性质的好事还要让他们去交税，这一点从心理上、国际惯例上都说不过去。李延保说，在国外，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捐助氛围，老人们的社会保障比较好，老有所养，所以他们也乐于财产不留给后代，而是捐给学校。这样既做好事又可以免税。企业这样做也可以抵税。
李延保认为，现在社会已经积淀了足够的经济实力，人们也开始有这样的愿望来支持教育事业，国家应该以政策导向来促进社会资金进入教育领域。“哈佛大学的校长平均每天从社会得到的捐助100万美元，这还是比较保守地计算，我们现在离这个距离太远太远了。”李说。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说，在国外，个人捐助了公益事业，个人所得税就不用交了，中国却没有这一说法。另外，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社会财富评价体系，很多有钱人都不露富。而西方则相对透明化，有多少钱社会基本能够了解，而且钱越多越光荣。郭田勇举例说，当年广东步步高的老总段永平宁肯把钱捐到美国也不在国内捐，引起舆论对他的批评，但这并非崇洋媚外之举，原因在于制度问题。
郭田勇认为，从企业对高校捐助规模来看，目前国内的社会捐助能力还是有基础的，只不过都朝着很有名气的学校去了，像北大、清华得到很多的捐助，不知名的学校就会很薄弱。要把社会上相关配套的系统做好，让大家乐意捐，捐了之后能得到社会比较好的评价，这样学校才可能得到越来越多地捐助，才可能会对银行贷款起到比较好的替代作用。
钱怎么管也是大问题
与债务问题同时凸现的是教育资金如何有效使用的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大商学院院长方兆本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关键问题还不是钱多钱少问题，而是管理机制，机制不到位，就像公共楼道没人管一样，公家的钱花起来不心疼，不能花到点子上。方兆本认为，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用民营化的手段来解决公用财产的有效利用问题。
另据介绍，国家财政拨款、学生学费以及科研费用是目前高校经费的三个主要来源。但是，目前这三方面经费的监管都是缺失的。比如科研经费，以国家拨款的形式为主，对一些学校来说，获得国家的科研经费并不太难，使用时也没有合同来规定这笔钱的用途和实效，所以“花了就花了”。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曾指出，目前少数高校的财务管理有失控现象。他警告说，如果高校对财务的管理跟不上，就很容易把高等教育在这两年来的增长度抵消。
近年来媒体上屡屡有高校冗员充斥、吃喝成本高昂、设备的闲置浪费等“隐性消耗”的报道。新华社曾报道说，上海某重点高校花了约400万元购置了一台高精尖设备，然而，就在设备搬回学校时，发现存放新设备处，竟有一同等型号、档次略低的设备在一旁尚未来得及开封。
华东师范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唐安国表示，宏观上，国家应继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但目前学校会计只是“记账员”，高校应尽快引入总会计师制度，保障收费透明，让高校的钱花得更明白，让百姓看得更清楚。
如果国家拨的钱都花得如此糊涂，又怎能对社会企业捐助的钱进行有效率的管理？这样，又有多少慈善家愿意把钱捐进高校里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