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先进和现代，不就是一扫落后和愚昧，全民都只以理性和科学为准则，同心一意，建设繁荣昌盛、井然有序的社会吗？而这样的社会，自然非最发达的美国莫属，也就很难想象早被大部分国人唾弃的迷信能在那样的社会有容身之处。
　　其实，美国跟想象中的现代社会相去甚远。摩门教徒不喝咖啡、不喝茶。阿米什人和门诺派等拒绝一切现代科技，拒绝电力和发动机，自然不使用电视、电话等一应现代设备，甚至拒绝使用纽扣。而仅这两个教派，在美国的信徒就有数十万之众。他们虽然大多集群而居，但也有少数杂居在一般美国社会之中，却仍然坚持抵制现代文明，抵制周边社会，只讲两百年前源自欧洲的地方方言。他们不向美国政府纳税，也拒绝美国政府的服务。

　　对人类认识能力的全面怀疑，才是启蒙运动最具革命性的洞见。

　　然而，类似的所谓愚昧团体，绝不只是游离于美国社会的边缘。国际巨星汤姆·克鲁斯就从属于一个叫基督教科学会的教派。该教派拒绝所有医学手段，认为只有祷告才是治病的唯一方法。该教派发行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是世界最著名的出版物之一。摩门教教徒米特·罗姆尼，曾连任世界顶级高校林立的马萨诸塞州的州长，还曾作为共和党提名人与在任总统奥巴马捉对厮杀。另一摩门教教徒洪博培也当过犹他州州长，还出使新加坡、俄国和中国，也参加过总统初选。前第一夫人南希·里根在其丈夫遇刺后，长年求助于占星术士，以安排总统的活动和行程。
　　莫不是，我们一直坚信不疑的关于何为现代、先进，何为愚昧、落后等一些根深蒂固的认识，全都错了？到底，什么才是先进的现代意识？什么又是愚昧落后？

日心说引发认知大革命

　　罗马帝国衰落后，欧洲陷入混乱。自命为绝对真理化身的天主教，跃身成为欧洲一统天下的唯一世界观。这种情况延续了1000多年，受其桎梏的时代，史称中世纪，又称黑暗世纪。

　　休谟可以说是对后世思想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透过黑暗天幕照进来的文艺复兴之光，让人们渐渐开始怀疑天主教的真理。1517年，马丁·路德将其撰写的《九十五条论纲》邮寄给当地的大主教。论纲历数天主教的错误、滥权和矛盾，直接质疑天主教，尤其是教皇的权威。由此引起的宗教改革，导致一系列新教教派（统称基督教）像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从而突破了天主教一统天下的局面。
　　1543年，哥白尼等到逝世前夕，才将倾注了自己毕生精力的《天体运行论》付印出版。《天体运行论》根据哥白尼自己常年观察而得来的数据和数学推演，得出日心说，不仅推翻了上帝创造地心世界的天主教教义，还演示了以观察为依据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因而引发了科学革命。
　　日心说开天辟地，完全颠覆了人类关于自身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的一贯认知，因而也为人类开始全面怀疑自身认识能力，奠定了科学基础。

笛卡尔对“我在”的怀疑

　　培根毕生坚持依靠观察、实验和“排除归纳推理”从事科学研究，因而给所有科学结论都注入了不确定因素：归纳推理的结论是具体的、有限的;新的观察、新的实验会带来新的结论。而亚里士多德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演绎推理过于绝对，容易堕入绝对真理的桎梏。无怪培根被誉为经验主义之父，开创了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
　　假若培根的怀疑还只隐蔽于悉心观察和认真实验的过程之中的话，那么笛卡尔则几乎从一开始就无法掩蔽怀疑一切的锋芒。

　　他年轻时就开始怀疑书本记载和他人传授的所有知识，进而全面怀疑所有从感官获取的信息。他通过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所做的蜡辩等，犀利地指出感官信息很不可靠。固态蜡和液态蜡在状态、颜色、气味、声响、温度、触觉等一应感官信息上都几乎毫无关联，完全应该被判作异物，但是，人类认识依然将二者都判定为蜡。这是理性分析在排除感官信息干扰的情况下做出的判断。
　　既然如此，就无法排除通过感官所了解的大千世界乃至自身肉体，实则是某种恶魔为了欺骗人类而制造出来的假象。笛卡尔怀疑一切，最终却无法怀疑自身在怀疑（在思考）这一事实。
　　然而“我思故我在”一语的赫赫名声是非常不幸的，因为笛卡尔对人类思维真正革命性的贡献不在于肯定“我思”，而在于怀疑“我在”。可以说，没有笛卡尔对外部世界和自身肉体的全面怀疑，就没有人类的现代意识，也就没有现代社会。

现代认识论的两个极端

　　笛卡尔怀疑通过感官获取的信息，甚至怀疑感官自身的真实存在，但是，他卻没有怀疑感官接受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而对人类认识能力的全面怀疑，才是启蒙运动最具革命性的洞见。
　　培根和笛卡尔处在现代认识论的两个极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培根坚信，只有通过细心观察、认真实验，才能得到阶段性的新发现。显然，他依赖的是感官信息，而笛卡尔则全面怀疑感官信息，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来自理性分析。
　　洛克继承了培根的衣钵，深信任何知识都必须经得起反复试验，世界上没有不必通过证明的东西。1689年，他发表《人类理解论》，彻底批驳了笛卡尔知识来自理性的先验论。“没有经验，哪儿来的知识？”他认为，在经验之前，人的认识只能是“白板一块”。

　　人类认识有着无从缓解的缺陷和局限，它不可能把握绝对真理。

　　莱布尼茨逐条批驳了洛克，还揶揄经验主义道：“所有的东西都必须先经过感官才能进入大脑，除了大脑以外。”
　　至此，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派别，已经把对方认为的人类认识的唯一来源，批驳得体无完肤。按理，既然经验如此不堪，理性也如此不济，逻辑的指向应该是对人类认识自身的怀疑。然而，双方攻击对方，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认识来源说，也就无法跳出自身和派别的局限，得出总揽全局的逻辑结论。

人类可否推论因果关系？

　　完成这一逻辑飞跃的是年仅20多岁的休谟。
　　1738年，28岁的休谟出版了自己在大学时就开始构思、进而潜心写作了4年的《人性论》。《人性论》指出：人类理性根本不可能把握因果关系。人们平常所说的因果关系，不过是大脑在重复看到一个现象在另一个现象之后发生而形成的一种思维惯性。然而，过去不断发生了并不等于将来就一定发生，因为人类理性根本就无法做出这样的推断：从过去的经验推断出因果关系，必须预先假定未来会照搬过去，而这样的预先假定本身，又无法在既往的经验中找到立足之处，因为这样的既往只存在于未来，而未来却尚未发生。这就是著名的休谟归纳难题，是一个推论怪圈。

　　《人性论》挑战了人们最直观、最可靠和最广泛使用的把握世界的方法：因果关系无处不在，几乎已经成了人类思维不假思索的自然属性。拿一个弹子去碰另一个弹子之因，必然导致另一个弹子移动之果，这是天经地义的。早晨到来之因，必然导致太阳会从东方升起之果，这也是天经地义的。然而，休谟非要站出来说，人类认识无法得出这样的因果关系结论。休谟在《人性论》中信誓旦旦地说，就是观察到再多次弹子因被另一颗弹子碰撞而移动，人类认识依然不能断言下次受到弹子碰撞时就一定移动。
　　休谟弄哲学，为的就是要将牛顿的科学方法引入哲学研究，然而，其研究的结果却是怀疑牛顿科学的可能。经验主义的休谟当然认为，所有知识都只能来源于感官认识，然而感官认识大都不过是感官信息渐次褪色的拷贝而已，并不一定可靠。像弹子碰撞必然导致弹子移动，因果明显，然而，休谟却用无懈可击的逻辑指出，那不过是两个相继发生的现象，人的智力无法推论出它们是互为因果的关联现象。
　　别说是休谟的同时代人，就是到了今天，真正理解休谟的人也少得可怜。若是领会休谟的人多一点的话，我们的世界就会多些倾听，少些专横、暴力和战争。但是，休谟可以说是对后世思想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爱因斯坦大学毕业后就组织过一个研究小组，专门钻研休谟。

　　《人性论》给人类纯理性认识的致命一击，直到出版30多年后才被另一个人真正领会，而得其真谛的康德，坦承被其“从教条主义的昏睡中惊醒”。
　　康德深知休谟的逻辑无从辩驳，然而，没有了纯理性思维，数学等也就不可能了。这是他无法接受的。他决计绕开休谟，另辟蹊径，挽纯理性认识于既倒。于是，他闭门谢客，苦苦思索10年之久而写出了《纯粹理性批判》。
　　康德使用的方法着实让人咋舌：让我们的认识，先验地去迁就对象，不总是一无所获吗？那么，我们干吗不试着颠倒过来，让对象来迁就我们的认识？这样，先验地认识对象就有了可能，因为在对象出现之前，我们已经为它确立了一些东西。康德还为这种新奇的方法找来佐证：哥白尼先是假设天体绕着自己转，却发现很难解释天体的运行状况，后来他试着倒过来，让自己绕着天体转动，才有了革命性的发现。
　　康德还把事物的本体和事物的現象剥离开来，并认为，人类认识对事物本体确实无能为力，但是，却可以把握现象。康德认为，人的大脑里存在着一些与生俱来的认识框架，比如时间和空间等基本概念。既然可以让对象迁就认识，那么感性信息就可以被装进这些框架，并被这些框架重新塑造。
　　显然，康德从本体剥离出来的现象，实在是事物与先验认识交互作用的产物，是非常主观的，与一般认识的客观世界已经相去甚远。

现代社会需要不同意见存在

　　所幸的是，现代社会奠基时，启蒙运动对人类认识近乎两百年的剖析，已经结晶成了人类—至少是人类知识界的—共识：人类认识有着无从缓解的缺陷和局限，它不可能把握绝对真理，而这种人类认识的悲观现实，是不以哪怕再聪明或者再有权势的个体或团体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是现代意识。
　　正因为深切了解人类认识的局限和缺陷，《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们给宪法规定了两大基本原则。一方面，设置一整套错综复杂的制衡机制，以使没有任何当权者可以一言九鼎、一锤定音。这就是政教分离、联邦制度、选举制度、罢免制度、三权分立、国会两院、出版自由等一应现代制度设置背后最基石性的考量。
　　另一方面，既然人类的认识无法把握绝对真理，那么没有任何哪怕再聪明或者再有权势的个体或团体，可以不通过公认的必经程序来断定任何另一个哪怕再愚昧或者再无权势的个体或团体的认识是错误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社会里，任何法律的制定和司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官员的任命和罢免、公共项目的筹划、许可和建设等，都必须广泛征求社会成员的意见，走必经的程序，要由社会授权，接受社会监督。
　　认识的局限主要是由视角的局限所决定的。那么唯一能够缓解认识局限的是来自多视角，尤其是相反视角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意识不会把不同意见当作累赘乃至敌人，而是把它当作求之若渴的宝贵资源。当然，这样的安排就得容允错误和落后的认识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在当今美国社会，还存在着那么多坚持非常落后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团体和个体。
　　其实，若是真的了解人类认识的局限和缺陷，我们也就深知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和能力断定：人家的方式就一定是愚昧落后的。而且，坚持认为别人的思维愚昧落后，乃至必欲禁止、取缔而后快的思维方式，才是真正的愚昧和落后。
　　我们中的许多人，从来就不曾好好追索过现代意识的形成过程。等到现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它已经完全成型，表现出来的形式是高楼大厦、坚船利炮、飞机火车、高新技术。19世纪时，开始有了社会进步的说法。于是，我们就把那些光鲜耀眼的东西看成社会进步的结果，看成是现代社会整齐划一的标志，看成是人类智慧的现代结晶。殊不知，这些都不过是现代意识的附属产品，而现代意识的基石恰恰是人类意识的局限和缺陷，其实际表象则多形多样，甚至良莠不齐。
　　面对镜子，我们看见的是自己的影像，与自己完全一致。然而，当我们拿起剪刀，试图顺耳际修剪毛发时，我们极有可能剪破耳朵，而且越是专注，越是危险。原来，镜子里的影像是相反的。现代社会的表象，看上去与我们大脑中的现代社会完全一致，但是，我们若不了解现代意识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就有可能误把镜像当真相，自以为是向现代努力，实则是南辕北辙，愈行愈远。其结果，就不只是剪破耳朵的问题了。
　　有了镜像，我们可能会为了现代而有恃无恐地破除迷信、驱散愚昧，而其实，人类步入现代社会的真正历程，不过是人类渐渐认识并接受自身局限、收敛起强加于人的冲动的历程。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社会经过数百年的艰苦努力，为的就是从天主教绝对真理一统天下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然而，获得了解放的现代社会，却并没有取缔天主教。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现代意识深切地认识到自己没有能力判定，思想领域的东西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现代社会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不允许任何个体和团体将自己的意识强加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