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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融合：东方、西方，与世界的逻辑，[新加坡]马凯硕著，丰民等译，海南出版社，2013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郑永年著，东方出版社，2012
前一千年的简明自然史，[德]约瑟夫·H.瑞恰夫著，范小青等译，学林出版社，2011
马航失事，举世惊异。然而无论各国如何殚精竭虑、全力以赴，最终仍是结果无望、音讯渺茫。或许正合了李白的诗句，“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梦游天姥吟留别》）更或许这个情况，乃是人类整体困境之征兆。正如马凯硕（Mahbubani， Kishore，1948年生）当初将全球各国譬喻成一艘大船的若干船舱而缺乏船长一样，因为他坚信“因为万物归一”[1]。
郑永年关注亚洲体系的建立问题，尤其在追问，“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选择”？[2]这显然是意义远超中国之外的大问题。因为这不仅是因其身出其中而对母国的一种诚挚期待，更是对于整个世界出路安在的大胆追问。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这样追问，究竟是哪个国家，何种文明可以为西方逻各斯笼罩下的世界航船提供另一种文化范式？或者是一种道路、制度与文化的立体结构？
那背后的深层质疑至少是，以欧洲为龙头的这一轮人类发展长波，已经近乎终点。如果不能及时地更换“范式”，人类或许要付出极高昂的代价。应该说欧洲人很值得骄傲，无论是以斯密为起点开出的资本主义范式，还是以马克思为另类悖反得出的社会主义方案，都寻到了那样一种实践的可能，并形成了主导世界的二重奏，无论其地点是在北美抑或东亚。但正如“夕阳产业”终究要被淘汰，我们必须能在阳光下判断自己所处的究竟是夕阳的余晖还是朝阳的蓬勃。
资本主义的原则似乎无往而不利，美国阶段更以一种特殊的金融帝国手段而驰骋全球、宰制世界;而社会主义的实践则饶有意味，在俄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里实现了首次的“攻城略地”，兼及东欧诸国;而在中国这样的传统文明大国也同样取得了凯旋成绩。欧洲的探索是饶有意味的，欧洲梦的出现则是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一种另类范式的尝试，虽然远还说不上成功;中国能给这个世界提供一种怎样的可能，当然不仅是中国，还有印度、南非、巴西，当东方世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走入第三个千年的时候，或许开启的不仅是一种百年之变，更是一种千年结构。千年是一个时间轮回，更是一种大智慧下的“长时段”。大国不甘退出历史舞台，正如有论者所谓，“国家推动全球化的真正目的，不是想着终结国家，而是想方设法怎样维护国家——使国家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使全球利益最大化，国家想在全球化中捞取自己的好处。”[3]最典型的，莫过于奥巴马的表态，他认为美国还能再领导世界100年。这其中既有霸权帝国的自信，也有乐观主义的理想情绪。然而，无论哪一个大国，无论它多么强悍，但终究不能违背历史的规律，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任再强大暴虐的势力都是不可能逆天行事的。
问题在于，该以何种态度去面对这个本质难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现实世界？究竟是信佛陀，要以佛法归化大千世界，还是归宗基督，用基督的坚忍受难而面向人世的苦痛？抑或是面对真主，相信安拉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和平？抑或是科学万能，孔子智慧？可在现实中，文明的冲突却比比皆是，美国本土都坠毁过摩天大厦，中东的土地上至今更是硝烟弥漫！或者，我们真的该努力寻找西方现代性之外的那种可能性。东方世界是古老的世界，是具有原初文明和根茎意义的人类之源，难怪黑格尔说：“‘精神的光明’从亚细亚洲升起，所以‘世界历史’也就从亚细亚洲开始。”[4]其实相比较他的世界历史四阶段论：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或者东方—西方的两仪结构更有意味。因为希腊—罗马—日耳曼都属于欧洲（西方），更体现纵向时间进程;而东方的中国、印度、闪系（波斯、阿拉伯、土耳其等），则不但平行存在，而且都是积累深厚而有自我超越当量的文化体。泰戈尔曾表述过印度与西方迥然不同的观念：“作为一个伟大的真理，它将人类囊括在世界之中。印度人强调将万物都置于和谐，这种和谐则存在于梵我之间。如果周围事物绝对外在于我们，那么她们会觉得，我们丝毫没有可以和环境交融互动的手段。而男人们对自然的抱怨却是他们不得不竭尽全力，以获取最多的必需品。的确如此，然而他们的努力并不是徒劳的。他们每天都收获颇丰，却又彰显着人类与自然的合理性关联，因为除了真正与我们相关的东西外，我们从来没有谋取任何非分之物。”[5]这种万物和谐、人类一家的胸怀和境界，其实不仅是印度的，也是亚洲的、东方的，这是一个可共享的，却又与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迥然有异的思想路径。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轴心时代的时间上主要在公元前800—前200年间，地理上在北纬25o～35o间，此间发生了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即各个文明在相对孤立的情况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们，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等，他们所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并影响着人类生活[6]。这里重新回到中国，按照当初在巴黎多位诺奖获得者的宣言，人类或许该回到当初孔子的智慧起点。
所以对郑永年问题的潜在回答自然是，当然可能。因为这其中还没有算上中国极为悠久和厚重的传统文化资源，二千年來积累的善纳异质文化精华的成功经验，尤其是那极为包容而兼容并蓄、囊括大典的博大胸怀和气度。而潜藏在背后的问题则是，世界需要可能的他者选择？近代以来的世界，基本上是在西方价值，主要以欧洲观念主导下而行进的;20世纪以来，更以美国为现实权力场域的领袖上演了一出热闹已极的大剧。虽然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理由说那些在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领袖者“念错了经”，但无可否认背后的基本支撑是西方知识体系。一个两个人，可能是“试错”，但至今为止的世界秩序的凌乱，则不得不让人怀疑其高端灯塔方向出了问题。作为大学者的莫兰（Morin，Edgar），曾如此反思欧洲的问题： 欧洲那些曾经推到极端和传播全球的狂热追求有荒唐的“拯救”，宗教不宽容，资本主义，民族主义，极权主义，工业主义，技术官僚主义，对强力和利润的渴求，对发展的崇拜，对人类文化和自然环境的摧毁。欧洲将这些瘟疫传播给了世界，而这些瘟疫则是由牵强的简单化、单边主义，以及激化各种主义并将其付诸现实的因素衍生而来的。我们已经自作自受，我们经历了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悲剧的顶点，我们开始一点点产生出抵抗种种自己培育的病毒的抗体，我们将可以帮助世界进行消毒以抵御这些由我们带来的瘟疫。我们开始明白，和最坏的民族主义斗争的最好办法是通过超国家的各种联合方式来维护和捍卫各民族的权利。我们开始明白，和最坏的极端主义做斗争的最好办法是维护发展所有的宗教和精神启示，让各宗教通过对话来揭示它们之间一脉相通的深层联系。我们开始明白，全球性文化完全不需要清一色的世界，相反，全球化要求的是通过复杂形式的对话交流来让不同的文化争芳斗艳。欧洲应该永远不再以一元和唯理化的眼光看问题，相对于其他文化，欧洲文化可以发挥一种意想不到的他者的作用，这即是促进文化之间的了解和自我发展。欧洲应该彻底摒弃处于世界中心的优越感，使自己成为一个思想和创新的中心，为人类开太平，建立和重整和睦秩序，让我们的地球家园盛开文明之花。[7]
这话讲得真好，但正如尼采要借助波斯圣哲查拉图斯特拉来痛击自身传统那样，欧洲病如果不是如此病入膏肓，精英分子又何来如此地痛自反思、痛心疾首？当然我们注意到，即便美国学者也主张拥抱“欧洲梦”，因为“欧洲梦具备一切正确的特征，足以宣称自己占据了向人类历史第三阶段进发的路途中有利的道德位置。欧洲人已经制定了通往新的应许之地的一张展望性路线图，它致力于重新肯定‘生本能’和地球的不可分割性。在这方面，我毫不怀疑欧洲人的真诚性，至少是在精英阶层、受过良好教育者以及作为一体化欧洲表率的中产阶级年轻一代之间。我认识的欧洲人的确有一个梦想。他们想要生活在每个人都被包容、没有人被遗忘在路边的世界里。”[8]我们确实应承认，欧洲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备选项。但如果更深层次地看，这个世界的问题，发端于欧洲的西方知识体系其实也很难推辞根本性的责任。因为在文明结构三层次中，器物、制度、文化三者环环相扣，密切关联。
所以，我仍然倾向于赞同郑永年的意见，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事关重大。即便是在全球意义上也是如此，因为这不仅是东方现代性发展的必然诉求，也是全球一体化发展“寻道归一”的自然之理。如上所分析，需要有备选的大国，而中国无疑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候选者。但问题马上接踵而至，对于走过了漫长艰难的历史旅程的中国来说，巨龙曾长期沉睡，可一旦醒来，就真的能“飞龙在天”吗？这可不太符合易经乾卦：潜龙—亢龙，见龙—藏龙，乾龙—飞龙的理路啊。所以深入分析之，则逐渐逼近问题的关键。睡狮醒来，将欲何为？潜龙出水，天道变焉？我们究竟是潜龙还是睡狮？我们究竟选择怎样的一种定位？这一切在策略层次或许关键，但就大道之寻本身而言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事物的发展更有其自然成长、水到渠成的一面，我们只要遵循万物生成的自然规律，顺其自然，寻道而行则可。但必须要强调的则是作为人类灯塔的知识精英所必须自鸣之敲响警钟：“一旦当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的时候，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当思维被控制的时候，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能力。”[9]这意味着，有两种力量在控制思想，即金钱和权力，这是对一个民族创造力的最为巨大的杀伤力。相比较权力宰制的暴力行为，金钱裹挟的利益诱惑威胁甚至更大。
我们究竟该当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外在的环境和压力？这确实不是一个简单喊口号式的回答所能解决的，而是必须在数十年后后世盖棺论定时才能看得清的“大浪淘沙”的历史过程。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记住郑永年的忠告：“权力和知识之间既互相配合，又有互相的矛盾，从而构成一种动态的平衡。”[10]作为一个民族乃至人类长远利益承担者的知识人，理应超越狭隘的个人功利而将自己置身于历史的行进潮流之中，在历史的凌烟阁里寻找自己的位置。有论者指出：“我们时代有许多人在展望未来时忧心忡忡。未来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子孙的未来会是何等景象？我们能做些什么，才能不仅为明日，而且还能为更长远的日后保障生存、富上加富？自从我们作为一个物种进化成会思考的人类以来，这些问题无疑引发了所有时代人的思索。因为令我们鹤立鸡群、与其他生物区分开来的是我们所拥有的高度预见性。对预见性的追求可能源自面对新生事物时关乎存亡的谨慎。好奇心推动我们去研究、发现新途径。……从古至今正是研究者们的成果赋予了人类改变自身生存环境并最终改造自然的力量。也正是这些改变的规模之大使得我们将其视为负担并为未来担忧。”[11]或许，戈尔（Gore， Al）的回答可以稍释疑惑：“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共识，那就是正在浮现的未来将与我们过去所知任何事物有极大的差异，这不是程度上的差异，而是类别上的差异，此前任何变化时期与人类将要体验的时期都没有丝毫共同之处。我们曾经经历过革命性变化时期，但从没有哪个时期像眼下正在开始的时期那样强大有力或危险和机会并存。我们也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众多的革命性变化同时展开，相互交汇。”[12]确实，我们处在一个极为重要的大转型时代，技术文明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由西方主导的物质、资本与经济为导向的模式也到了一个“非生即灭”的时代，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把握和超越，是摆在人类与各个民族之间最为严峻的问题。瑞恰夫（Reichholf， Josef H.）似乎相当超脱，在他看来：“未来的世界会怎样发展，或者说它不该怎样发展，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历史帮助我们定位，这是有理由有原因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全新的，不论是气候的变化还是社会、国家和政治的变化都是如此。”[13]所以，将视域拓展之后，就会得出这样的判断：
历史也将给我们许多关于收益与损失的例子，它们极其富有教育意义。西罗马帝国的分裂使得向西南温暖地区逼近的日耳曼人獲益，北非的权利真空开启了伊斯兰教阿拉伯人的快速扩张。气候变化的优缺点给谁带来了好处？权利转换与势力范围又停留了多久？我们再次从我们的时代出发，人类得到了安宁，虽然众所周知非洲人大量逼近欧洲，拉丁美洲人移向北美，亚洲人遍布全世界。移民问题无法解决，只要“能力”受到欢迎，这个度必须要用权利来阻止。当一百年前多达百万的欧洲人向北美和南美移居，使得美洲的两块大陆像地球另一边的澳大利亚一样被欧化的时候，他们没有问过，这是否合适当地的印第安人或土著人。现在生活在欧洲、“新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欧洲人，表现出从来没有说过历史上还有这段故事的样子，让他们惊讶的是，还有其他人要以同样的方式进驻到他们那里！[14] 我们的未来究竟会是怎样？这是局中人所难以预料的，除非他具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但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来说，那却是性命交关的切身利益所在，不可不察。但当此全球船行之际，我们必须有清醒的意识和责任感，领舵人是必须的，因为没有引航者就注定不可能寻到正确的航向;但对大一统也必须保有警醒，因为划一可能必然带来专制的危险。大融合应当是大势所趋，三级两跳或许是一种选择，但更重要的是，未来的趋势和人类的整体利益何在？或者更当追问，生物圈的整体利益何在？人类不想进入到格拉斯所描绘的鼠类世界时代，在《母鼠》这部小说里，格拉斯明确预言了人类的灭亡，并提出了人类的代替者——鼠类，更重要的是，构建了鼠类社会的框架。格拉斯毫不客气地批判：“就我而言，作为一个本来并不愿意蒙受世界末日气氛的人，已经能够想象出地球上人类的终结。威胁着我们的，不是自然的暴力，而是我们自己;凌驾在我们头上的，不是无法预料的命运，而是自身的拙劣行径。我们人类正在以各种方式摧毁自己存在的基础。换言之，倘若我们不能够从根本上迷途知返，那么，我们就在创造条件毁灭人类社会。”[15]他借用母鼠之口慨然质问：“你们人类留下了什么，我们一一列举以免淡忘。垃圾席卷大地，平原因而不断向远处伸展，海滩上遍布、山谷里也填满了垃圾。”[16]“不得不承认，你们的垃圾蔚为大观！每当风暴挟裹着放射性尘土，从远方翻山越岭把笨重的建筑构件带到平原，我们只能叹为观止。瞧，又吹过来一块玻璃纤维屋顶！不由想起当初人类的异想天开，高了还想高，险了还要险……看哪，看着人类进步的结晶是如何掉在地上摔成八瓣的！”[17]所有这些，我们需要直面，甚至做出回答，逃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不但需要考虑民族共同体的命运，更需要考虑人类整体的利益;我们不仅要默察文明体的整体发展方向，更需要在天人合一（梵我一如，人主合一）的框架里思考整个生物圈。在器物层，作为经济生活的基础，必然要求货物贸易，这恐怕是任何时代都很难避免的人类基本活动，而因为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传统贸易方式遭到极大挑战，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使得物联网成为现实;民众的诉求相对简单得多，他们当然希望能以一种最为简洁、最为有效、最为便利的方式实现制度方面的突破，以达到生活质量的大幅度提升。在制度层，则是一个瓶颈因素，最为核心的现实力量是民族国家，是权力的直接拥有者，当然它们也是由具体的有利益的个体和团体组成的，如果进行制度变革必然会涉及原有的巨大利益调整，这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未必愿意看到的。在虚拟世界里各种声音可以“万类霜天竞自由”，但在现实世界里，则必须接受民族国家的实际权力控制，当然也不能忽视各种跨国机构的兴起，从跨国公司到联合国等各种行政、非政府机构组织等，他们也是另一种力量。但这种矛盾性必然发展出更为激烈和革命性的变化，在新旧冲突和范式更新之际，精英如何行动，或可拭目而待。在文化层，则需要知识精英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必须发现和思考更为远大、宏阔和超越自身利益的重要命题，这一点像哈贝马斯、德里达等人已做出很好的表率，努力在超越个体利益、国族利益基础上思考人类未来，提出制度建构意见;相比较丝毫并不逊色的东方知识资源，东方精英或当更可有所发明和表现。
歌德在19世纪前期就已敏锐意识到：“人类会变得更聪明，更具识别力，但不会更好，更幸福，更有力，或者至少在某些时代如此。我似已预见到某一时刻的来临，上帝不再能从人类身上获得乐趣，那就必然会毁灭一切，求得更生冲创之力。我相信，这一切都已在冥冥之中早有注定，在遥远未来的某个时日，必将开始又一轮新的恢复冲创之力的时代。但距离那刻肯定仍有漫长的时日，我们依旧可在成千上万的年头里在这块可爱的、古老的土地上享受生活，就像现在这样。”[18]两百年后的今天，当然还算不得是遥远的未来。可这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发达，使得人类很快进入到一个技术新时代，当然也是人类新时代，但其结果究竟是“技术垄断”时代，文明向技术投降[19]，抑或是已在过程之中的第二次机器革命，借助大脑智慧的拓展与延伸，实现“指数级增长、数字化进步和组合式创新”[20]？这真的让人已经感受到歌德的预言伟力，事物发展总是由两方面组成，究竟是趁势而为，又或是逆势而行，真费思量！或许我们更当追问的是：全球船行大海，谁家执灯未来？
注释
[1][新加坡]马凯硕（Mahbubani，Kis
hore）：《大融合：东方、西方，与世界的逻辑》（The Great Convergence： Asia， the West， and the Logic of One World）丰民等译，海南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页。
[2]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77页。
[3]仇诗权：《全球革命》，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4][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5]《梵我的关系》，载[印度]泰戈尔：《生之实现》，王瑜译，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6][德]雅斯贝尔斯（Jaspers，Karl）：《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等譯，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7]《重新思考欧洲》，载[法]埃德加·莫兰（Morin，Edgar）：《反思欧洲》（Penser L’Europe），康征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41页。
[8][美]杰里米·里夫金（Rifkin， Jeremy）：《欧洲梦》（The European Dream），杨治宜译，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341页。
[9]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10]同上，第36页。
[11][德]约瑟夫·H.瑞恰夫（Reichholf，Josef H.）：《前一千年的简明自然史》（Einekurze Naturgeschichte des letzten Jahrtausends），范小青等译，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页。
[12]《前言》，载[美]阿尔·戈尔（Gore，Al）：《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The Future： Six Drivers of Global Change），冯洁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13]《总览》，载[德]约瑟夫·H.瑞恰夫（Reichholf，Josef H.）：《前一千年的简明自然史》（Einekurze Naturgeschichte des letzten Jahrtausends），范小青等译，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14]同上，第12页。
[15]《理性的背弃——在东柏林作家大会上的声明》（1981年12月），载[德]格拉斯：《与乌托邦赛跑》，林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页。
[16][德]格拉斯：《母鼠》，魏育青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17]同上，第9页。
[18]德文原文为：Aber la die Menschheit dauern， so lange sie will， es wird ihr nie an Hindernissen fehlen， die ihr zu schaffen machen， und nie an allerlei Not， damit sie ihre Krfte entwickele. Klüger und einsichtiger wird sie werden， aber besser， glücklicher und tatkrftiger nicht oder doch nur auf Epochen. Ich sehe die Zeit kommen， wo Gott keine Freude mehr an ihr hat und er abermals alles zusammenschlagen mu zu einer verjüngten Schpfung. Ich bin gewi， es ist alles danach angelegt， und es steht in der fernen Zukunft schon Zeit und Stunde fest， wann diese Verjüngungsepoche eintritt. Aber bis dahin hat es sicher noch gute Weile， und wir knnen noch Jahrtausende und aber Jahrtausende auch auf dieser lieben alten Flche， wie sie ist， allerlei Spa haben. “1828年10月23日談话，Eckermann， Johann Peter： Gesprche mit Goethe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 （歌德谈话录——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年头）. Berlin und Weimar AufbauVerlag， 1982. S.600.
[19][美]Postman， Neil：《技术垄断——文明向技术投降》（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蔡金栋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
[20]杜跃进：《推荐序》，载[美]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Brynjoifsson，Erik）、安德鲁·麦卡菲（McAfee，Andrew）：《第二次机器革命——数字化技术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经济与社会》（The Second Machine Age： Work， Progress， andProsperity in a Time ofBrilliant Technologies），蒋永军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XXII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农郁）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郑永年著，东方出版社，2012
前一千年的简明自然史，[德]约瑟夫·H.瑞恰夫著，范小青等译，学林出版社，2011
马航失事，举世惊异。然而无论各国如何殚精竭虑、全力以赴，最终仍是结果无望、音讯渺茫。或许正合了李白的诗句，“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梦游天姥吟留别》）更或许这个情况，乃是人类整体困境之征兆。正如马凯硕（Mahbubani， Kishore，1948年生）当初将全球各国譬喻成一艘大船的若干船舱而缺乏船长一样，因为他坚信“因为万物归一”[1]。
郑永年关注亚洲体系的建立问题，尤其在追问，“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选择”？[2]这显然是意义远超中国之外的大问题。因为这不仅是因其身出其中而对母国的一种诚挚期待，更是对于整个世界出路安在的大胆追问。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这样追问，究竟是哪个国家，何种文明可以为西方逻各斯笼罩下的世界航船提供另一种文化范式？或者是一种道路、制度与文化的立体结构？
那背后的深层质疑至少是，以欧洲为龙头的这一轮人类发展长波，已经近乎终点。如果不能及时地更换“范式”，人类或许要付出极高昂的代价。应该说欧洲人很值得骄傲，无论是以斯密为起点开出的资本主义范式，还是以马克思为另类悖反得出的社会主义方案，都寻到了那样一种实践的可能，并形成了主导世界的二重奏，无论其地点是在北美抑或东亚。但正如“夕阳产业”终究要被淘汰，我们必须能在阳光下判断自己所处的究竟是夕阳的余晖还是朝阳的蓬勃。
资本主义的原则似乎无往而不利，美国阶段更以一种特殊的金融帝国手段而驰骋全球、宰制世界;而社会主义的实践则饶有意味，在俄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里实现了首次的“攻城略地”，兼及东欧诸国;而在中国这样的传统文明大国也同样取得了凯旋成绩。欧洲的探索是饶有意味的，欧洲梦的出现则是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一种另类范式的尝试，虽然远还说不上成功;中国能给这个世界提供一种怎样的可能，当然不仅是中国，还有印度、南非、巴西，当东方世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走入第三个千年的时候，或许开启的不仅是一种百年之变，更是一种千年结构。千年是一个时间轮回，更是一种大智慧下的“长时段”。大国不甘退出历史舞台，正如有论者所谓，“国家推动全球化的真正目的，不是想着终结国家，而是想方设法怎样维护国家——使国家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使全球利益最大化，国家想在全球化中捞取自己的好处。”[3]最典型的，莫过于奥巴马的表态，他认为美国还能再领导世界100年。这其中既有霸权帝国的自信，也有乐观主义的理想情绪。然而，无论哪一个大国，无论它多么强悍，但终究不能违背历史的规律，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任再强大暴虐的势力都是不可能逆天行事的。
问题在于，该以何种态度去面对这个本质难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现实世界？究竟是信佛陀，要以佛法归化大千世界，还是归宗基督，用基督的坚忍受难而面向人世的苦痛？抑或是面对真主，相信安拉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和平？抑或是科学万能，孔子智慧？可在现实中，文明的冲突却比比皆是，美国本土都坠毁过摩天大厦，中东的土地上至今更是硝烟弥漫！或者，我们真的该努力寻找西方现代性之外的那种可能性。东方世界是古老的世界，是具有原初文明和根茎意义的人类之源，难怪黑格尔说：“‘精神的光明’从亚细亚洲升起，所以‘世界历史’也就从亚细亚洲开始。”[4]其实相比较他的世界历史四阶段论：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或者东方—西方的两仪结构更有意味。因为希腊—罗马—日耳曼都属于欧洲（西方），更体现纵向时间进程;而东方的中国、印度、闪系（波斯、阿拉伯、土耳其等），则不但平行存在，而且都是积累深厚而有自我超越当量的文化体。泰戈尔曾表述过印度与西方迥然不同的观念：“作为一个伟大的真理，它将人类囊括在世界之中。印度人强调将万物都置于和谐，这种和谐则存在于梵我之间。如果周围事物绝对外在于我们，那么她们会觉得，我们丝毫没有可以和环境交融互动的手段。而男人们对自然的抱怨却是他们不得不竭尽全力，以获取最多的必需品。的确如此，然而他们的努力并不是徒劳的。他们每天都收获颇丰，却又彰显着人类与自然的合理性关联，因为除了真正与我们相关的东西外，我们从来没有谋取任何非分之物。”[5]这种万物和谐、人类一家的胸怀和境界，其实不仅是印度的，也是亚洲的、东方的，这是一个可共享的，却又与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迥然有异的思想路径。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轴心时代的时间上主要在公元前800—前200年间，地理上在北纬25o～35o间，此间发生了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即各个文明在相对孤立的情况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们，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等，他们所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并影响着人类生活[6]。这里重新回到中国，按照当初在巴黎多位诺奖获得者的宣言，人类或许该回到当初孔子的智慧起点。
所以对郑永年问题的潜在回答自然是，当然可能。因为这其中还没有算上中国极为悠久和厚重的传统文化资源，二千年來积累的善纳异质文化精华的成功经验，尤其是那极为包容而兼容并蓄、囊括大典的博大胸怀和气度。而潜藏在背后的问题则是，世界需要可能的他者选择？近代以来的世界，基本上是在西方价值，主要以欧洲观念主导下而行进的;20世纪以来，更以美国为现实权力场域的领袖上演了一出热闹已极的大剧。虽然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理由说那些在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领袖者“念错了经”，但无可否认背后的基本支撑是西方知识体系。一个两个人，可能是“试错”，但至今为止的世界秩序的凌乱，则不得不让人怀疑其高端灯塔方向出了问题。作为大学者的莫兰（Morin，Edgar），曾如此反思欧洲的问题： 欧洲那些曾经推到极端和传播全球的狂热追求有荒唐的“拯救”，宗教不宽容，资本主义，民族主义，极权主义，工业主义，技术官僚主义，对强力和利润的渴求，对发展的崇拜，对人类文化和自然环境的摧毁。欧洲将这些瘟疫传播给了世界，而这些瘟疫则是由牵强的简单化、单边主义，以及激化各种主义并将其付诸现实的因素衍生而来的。我们已经自作自受，我们经历了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悲剧的顶点，我们开始一点点产生出抵抗种种自己培育的病毒的抗体，我们将可以帮助世界进行消毒以抵御这些由我们带来的瘟疫。我们开始明白，和最坏的民族主义斗争的最好办法是通过超国家的各种联合方式来维护和捍卫各民族的权利。我们开始明白，和最坏的极端主义做斗争的最好办法是维护发展所有的宗教和精神启示，让各宗教通过对话来揭示它们之间一脉相通的深层联系。我们开始明白，全球性文化完全不需要清一色的世界，相反，全球化要求的是通过复杂形式的对话交流来让不同的文化争芳斗艳。欧洲应该永远不再以一元和唯理化的眼光看问题，相对于其他文化，欧洲文化可以发挥一种意想不到的他者的作用，这即是促进文化之间的了解和自我发展。欧洲应该彻底摒弃处于世界中心的优越感，使自己成为一个思想和创新的中心，为人类开太平，建立和重整和睦秩序，让我们的地球家园盛开文明之花。[7]
这话讲得真好，但正如尼采要借助波斯圣哲查拉图斯特拉来痛击自身传统那样，欧洲病如果不是如此病入膏肓，精英分子又何来如此地痛自反思、痛心疾首？当然我们注意到，即便美国学者也主张拥抱“欧洲梦”，因为“欧洲梦具备一切正确的特征，足以宣称自己占据了向人类历史第三阶段进发的路途中有利的道德位置。欧洲人已经制定了通往新的应许之地的一张展望性路线图，它致力于重新肯定‘生本能’和地球的不可分割性。在这方面，我毫不怀疑欧洲人的真诚性，至少是在精英阶层、受过良好教育者以及作为一体化欧洲表率的中产阶级年轻一代之间。我认识的欧洲人的确有一个梦想。他们想要生活在每个人都被包容、没有人被遗忘在路边的世界里。”[8]我们确实应承认，欧洲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备选项。但如果更深层次地看，这个世界的问题，发端于欧洲的西方知识体系其实也很难推辞根本性的责任。因为在文明结构三层次中，器物、制度、文化三者环环相扣，密切关联。
所以，我仍然倾向于赞同郑永年的意见，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事关重大。即便是在全球意义上也是如此，因为这不仅是东方现代性发展的必然诉求，也是全球一体化发展“寻道归一”的自然之理。如上所分析，需要有备选的大国，而中国无疑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候选者。但问题马上接踵而至，对于走过了漫长艰难的历史旅程的中国来说，巨龙曾长期沉睡，可一旦醒来，就真的能“飞龙在天”吗？这可不太符合易经乾卦：潜龙—亢龙，见龙—藏龙，乾龙—飞龙的理路啊。所以深入分析之，则逐渐逼近问题的关键。睡狮醒来，将欲何为？潜龙出水，天道变焉？我们究竟是潜龙还是睡狮？我们究竟选择怎样的一种定位？这一切在策略层次或许关键，但就大道之寻本身而言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事物的发展更有其自然成长、水到渠成的一面，我们只要遵循万物生成的自然规律，顺其自然，寻道而行则可。但必须要强调的则是作为人类灯塔的知识精英所必须自鸣之敲响警钟：“一旦当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的时候，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当思维被控制的时候，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能力。”[9]这意味着，有两种力量在控制思想，即金钱和权力，这是对一个民族创造力的最为巨大的杀伤力。相比较权力宰制的暴力行为，金钱裹挟的利益诱惑威胁甚至更大。
我们究竟该当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外在的环境和压力？这确实不是一个简单喊口号式的回答所能解决的，而是必须在数十年后后世盖棺论定时才能看得清的“大浪淘沙”的历史过程。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记住郑永年的忠告：“权力和知识之间既互相配合，又有互相的矛盾，从而构成一种动态的平衡。”[10]作为一个民族乃至人类长远利益承担者的知识人，理应超越狭隘的个人功利而将自己置身于历史的行进潮流之中，在历史的凌烟阁里寻找自己的位置。有论者指出：“我们时代有许多人在展望未来时忧心忡忡。未来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子孙的未来会是何等景象？我们能做些什么，才能不仅为明日，而且还能为更长远的日后保障生存、富上加富？自从我们作为一个物种进化成会思考的人类以来，这些问题无疑引发了所有时代人的思索。因为令我们鹤立鸡群、与其他生物区分开来的是我们所拥有的高度预见性。对预见性的追求可能源自面对新生事物时关乎存亡的谨慎。好奇心推动我们去研究、发现新途径。……从古至今正是研究者们的成果赋予了人类改变自身生存环境并最终改造自然的力量。也正是这些改变的规模之大使得我们将其视为负担并为未来担忧。”[11]或许，戈尔（Gore， Al）的回答可以稍释疑惑：“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共识，那就是正在浮现的未来将与我们过去所知任何事物有极大的差异，这不是程度上的差异，而是类别上的差异，此前任何变化时期与人类将要体验的时期都没有丝毫共同之处。我们曾经经历过革命性变化时期，但从没有哪个时期像眼下正在开始的时期那样强大有力或危险和机会并存。我们也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众多的革命性变化同时展开，相互交汇。”[12]确实，我们处在一个极为重要的大转型时代，技术文明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由西方主导的物质、资本与经济为导向的模式也到了一个“非生即灭”的时代，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把握和超越，是摆在人类与各个民族之间最为严峻的问题。瑞恰夫（Reichholf， Josef H.）似乎相当超脱，在他看来：“未来的世界会怎样发展，或者说它不该怎样发展，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历史帮助我们定位，这是有理由有原因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全新的，不论是气候的变化还是社会、国家和政治的变化都是如此。”[13]所以，将视域拓展之后，就会得出这样的判断：
历史也将给我们许多关于收益与损失的例子，它们极其富有教育意义。西罗马帝国的分裂使得向西南温暖地区逼近的日耳曼人獲益，北非的权利真空开启了伊斯兰教阿拉伯人的快速扩张。气候变化的优缺点给谁带来了好处？权利转换与势力范围又停留了多久？我们再次从我们的时代出发，人类得到了安宁，虽然众所周知非洲人大量逼近欧洲，拉丁美洲人移向北美，亚洲人遍布全世界。移民问题无法解决，只要“能力”受到欢迎，这个度必须要用权利来阻止。当一百年前多达百万的欧洲人向北美和南美移居，使得美洲的两块大陆像地球另一边的澳大利亚一样被欧化的时候，他们没有问过，这是否合适当地的印第安人或土著人。现在生活在欧洲、“新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欧洲人，表现出从来没有说过历史上还有这段故事的样子，让他们惊讶的是，还有其他人要以同样的方式进驻到他们那里！[14] 我们的未来究竟会是怎样？这是局中人所难以预料的，除非他具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但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来说，那却是性命交关的切身利益所在，不可不察。但当此全球船行之际，我们必须有清醒的意识和责任感，领舵人是必须的，因为没有引航者就注定不可能寻到正确的航向;但对大一统也必须保有警醒，因为划一可能必然带来专制的危险。大融合应当是大势所趋，三级两跳或许是一种选择，但更重要的是，未来的趋势和人类的整体利益何在？或者更当追问，生物圈的整体利益何在？人类不想进入到格拉斯所描绘的鼠类世界时代，在《母鼠》这部小说里，格拉斯明确预言了人类的灭亡，并提出了人类的代替者——鼠类，更重要的是，构建了鼠类社会的框架。格拉斯毫不客气地批判：“就我而言，作为一个本来并不愿意蒙受世界末日气氛的人，已经能够想象出地球上人类的终结。威胁着我们的，不是自然的暴力，而是我们自己;凌驾在我们头上的，不是无法预料的命运，而是自身的拙劣行径。我们人类正在以各种方式摧毁自己存在的基础。换言之，倘若我们不能够从根本上迷途知返，那么，我们就在创造条件毁灭人类社会。”[15]他借用母鼠之口慨然质问：“你们人类留下了什么，我们一一列举以免淡忘。垃圾席卷大地，平原因而不断向远处伸展，海滩上遍布、山谷里也填满了垃圾。”[16]“不得不承认，你们的垃圾蔚为大观！每当风暴挟裹着放射性尘土，从远方翻山越岭把笨重的建筑构件带到平原，我们只能叹为观止。瞧，又吹过来一块玻璃纤维屋顶！不由想起当初人类的异想天开，高了还想高，险了还要险……看哪，看着人类进步的结晶是如何掉在地上摔成八瓣的！”[17]所有这些，我们需要直面，甚至做出回答，逃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不但需要考虑民族共同体的命运，更需要考虑人类整体的利益;我们不仅要默察文明体的整体发展方向，更需要在天人合一（梵我一如，人主合一）的框架里思考整个生物圈。在器物层，作为经济生活的基础，必然要求货物贸易，这恐怕是任何时代都很难避免的人类基本活动，而因为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传统贸易方式遭到极大挑战，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使得物联网成为现实;民众的诉求相对简单得多，他们当然希望能以一种最为简洁、最为有效、最为便利的方式实现制度方面的突破，以达到生活质量的大幅度提升。在制度层，则是一个瓶颈因素，最为核心的现实力量是民族国家，是权力的直接拥有者，当然它们也是由具体的有利益的个体和团体组成的，如果进行制度变革必然会涉及原有的巨大利益调整，这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未必愿意看到的。在虚拟世界里各种声音可以“万类霜天竞自由”，但在现实世界里，则必须接受民族国家的实际权力控制，当然也不能忽视各种跨国机构的兴起，从跨国公司到联合国等各种行政、非政府机构组织等，他们也是另一种力量。但这种矛盾性必然发展出更为激烈和革命性的变化，在新旧冲突和范式更新之际，精英如何行动，或可拭目而待。在文化层，则需要知识精英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必须发现和思考更为远大、宏阔和超越自身利益的重要命题，这一点像哈贝马斯、德里达等人已做出很好的表率，努力在超越个体利益、国族利益基础上思考人类未来，提出制度建构意见;相比较丝毫并不逊色的东方知识资源，东方精英或当更可有所发明和表现。
歌德在19世纪前期就已敏锐意识到：“人类会变得更聪明，更具识别力，但不会更好，更幸福，更有力，或者至少在某些时代如此。我似已预见到某一时刻的来临，上帝不再能从人类身上获得乐趣，那就必然会毁灭一切，求得更生冲创之力。我相信，这一切都已在冥冥之中早有注定，在遥远未来的某个时日，必将开始又一轮新的恢复冲创之力的时代。但距离那刻肯定仍有漫长的时日，我们依旧可在成千上万的年头里在这块可爱的、古老的土地上享受生活，就像现在这样。”[18]两百年后的今天，当然还算不得是遥远的未来。可这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发达，使得人类很快进入到一个技术新时代，当然也是人类新时代，但其结果究竟是“技术垄断”时代，文明向技术投降[19]，抑或是已在过程之中的第二次机器革命，借助大脑智慧的拓展与延伸，实现“指数级增长、数字化进步和组合式创新”[20]？这真的让人已经感受到歌德的预言伟力，事物发展总是由两方面组成，究竟是趁势而为，又或是逆势而行，真费思量！或许我们更当追问的是：全球船行大海，谁家执灯未来？
注释
[1][新加坡]马凯硕（Mahbubani，Kis
hore）：《大融合：东方、西方，与世界的逻辑》（The Great Convergence： Asia， the West， and the Logic of One World）丰民等译，海南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页。
[2]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77页。
[3]仇诗权：《全球革命》，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4][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5]《梵我的关系》，载[印度]泰戈尔：《生之实现》，王瑜译，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6][德]雅斯贝尔斯（Jaspers，Karl）：《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等譯，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7]《重新思考欧洲》，载[法]埃德加·莫兰（Morin，Edgar）：《反思欧洲》（Penser L’Europe），康征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41页。
[8][美]杰里米·里夫金（Rifkin， Jeremy）：《欧洲梦》（The European Dream），杨治宜译，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341页。
[9]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10]同上，第36页。
[11][德]约瑟夫·H.瑞恰夫（Reichholf，Josef H.）：《前一千年的简明自然史》（Einekurze Naturgeschichte des letzten Jahrtausends），范小青等译，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页。
[12]《前言》，载[美]阿尔·戈尔（Gore，Al）：《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The Future： Six Drivers of Global Change），冯洁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13]《总览》，载[德]约瑟夫·H.瑞恰夫（Reichholf，Josef H.）：《前一千年的简明自然史》（Einekurze Naturgeschichte des letzten Jahrtausends），范小青等译，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14]同上，第12页。
[15]《理性的背弃——在东柏林作家大会上的声明》（1981年12月），载[德]格拉斯：《与乌托邦赛跑》，林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页。
[16][德]格拉斯：《母鼠》，魏育青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17]同上，第9页。
[18]德文原文为：Aber la die Menschheit dauern， so lange sie will， es wird ihr nie an Hindernissen fehlen， die ihr zu schaffen machen， und nie an allerlei Not， damit sie ihre Krfte entwickele. Klüger und einsichtiger wird sie werden， aber besser， glücklicher und tatkrftiger nicht oder doch nur auf Epochen. Ich sehe die Zeit kommen， wo Gott keine Freude mehr an ihr hat und er abermals alles zusammenschlagen mu zu einer verjüngten Schpfung. Ich bin gewi， es ist alles danach angelegt， und es steht in der fernen Zukunft schon Zeit und Stunde fest， wann diese Verjüngungsepoche eintritt. Aber bis dahin hat es sicher noch gute Weile， und wir knnen noch Jahrtausende und aber Jahrtausende auch auf dieser lieben alten Flche， wie sie ist， allerlei Spa haben. “1828年10月23日談话，Eckermann， Johann Peter： Gesprche mit Goethe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 （歌德谈话录——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年头）. Berlin und Weimar AufbauVerlag， 1982. S.600.
[19][美]Postman， Neil：《技术垄断——文明向技术投降》（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蔡金栋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
[20]杜跃进：《推荐序》，载[美]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Brynjoifsson，Erik）、安德鲁·麦卡菲（McAfee，Andrew）：《第二次机器革命——数字化技术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经济与社会》（The Second Machine Age： Work， Progress， andProsperity in a Time ofBrilliant Technologies），蒋永军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XXII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农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