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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流言的传播对于社会的稳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流言不是存在于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特定地域或某一种意识形态之中的概念，而是贯穿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各个角落中的，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分析显示，目前我国对于流言的研究包括：流言的传播规律和传播功能、流言的社会影响和流言的控制研究。
关键词：流言；网络流言；
流言的散布一直是重大的社会社会和心理问题，在危机时刻更是如此，每当社会局势紧张，不实的报道便恶毒的增长。近几年，SARS疫情、禽流感、松花江水污染等重大突发事件之后产生的流言现象，逐渐受到学界和社会关注，并引发了对流言与网络流言传播深层机制的思考。
流言是舆论的一种畸变形态。流言是一种信源不明、无法得到确认的消息或言论，“通常发生在社会环境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而正规的传播渠道不畅通或功能减弱的时期”。在公共事件中，人们很多时候将“流言”与“谣言”混为一谈，但事实上，谣言应该只是流言的一种，并不是所有流言都是谣言。回顾一个公共事件， 按时间顺序从前往后看：事件发生，由于事出突然，政府相关部门来不及应对再加之信源不明，正规传播渠道不畅通而人们又急于探求事件的真相，于是流言产生，公众各自产生相应的态度意见并将这种意见态度阐释在“流言”这个半事实半虚假的载体里反复循环多次传播。之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政府媒体等多方求证，事件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此时，顺着原来的时间逻辑看，一开始的部分流言确实与事实的真相相符合，我们可以称之为事件发生时流传的流言； 但多数情况下，必然会有一部分信息是与事实的真相相悖或者是有偏差的，对于这些相悖的或者有偏差的信息也要区别对待，只有其中有阴谋的虚假的流言才能被称之为谣言，而那些只是虚假的信息则不能笼而统之称之为谣言。单纯从字面上讲，“谣”有凭空捏造、虚假的意思，“谣言”在中国文化语境里面是暗含阴谋性贬义色彩的。而公共事件中每一个传播当事人在传播信息的时候是不容易去验证事实的真相的，信息中的虚假有时在所难免。按时间逻辑从前往后看，我们看到了谣言作为流言的一个分支，在定义上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信息的虚假性， 二是阴谋性。这里所谓的阴谋性就是部分人有意捏造歪曲事实真相以达到自己的私利，当下政府也对此做出了阐释， 即有些民众“被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煽动”。所以谣言也更加具有主观性，要比普通的流言更有针对性、破坏性。从前面讲到的思路看，是否构成“谣言”，首先信息要被证实是虚假的流言，接着要找出其具有的阴谋性的主体，否则，就难以认定其为蛊惑人心的“谣言”。
在此基础上，本文按照研究的三个范畴：流言的传播研究、影响研究、控制研究来展开论述。做出这样的区划，是为了以不同的分析重点为基础，组织文献梳理，而不是要划出相互独立的领域。同时，这样的划分体现了已有文献中的研究议题及其论述特征。
一、流言的传播研究：传播规律和传播功能
1947年，国外研究者奥尔波特在《谣言心理学》中认为：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指出了谣言的产生和事件的重要性与模糊性成正比关系。1953年，克罗斯进行了修正认为，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他指出谣言受众的批判能力也是影响谣言产生的一个重要方面。胡珏提出谣言=(事件的)关注度×(事件的)模糊度×(事件的)反常度，他认为事件本身的反常性应是谣言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2005年，巢乃鹏、黄娴认为，还应该把环境因素加上去，从而由服务器端，客户端，和中介环境构成信源的往复任意传播。巢乃鹏用内容分析法总结了网络流言的传播过程，他认为网络流言的来源地很难查出，虽然BBS讨论区、网站留言板、网页资料、聊天室等地方都可能是网络流言的起源处，但也可能是流言传播的中继站。人们使用电子邮件、ICQ等通道传播，传播的方式是转寄或转帖行为。研究总结了网络流言传播的渠道，为研究流言的传播过程提供了资料。
蔡静通过个案研究发现流言是具有强烈主观认知的具有双重属性的传播。她认为，流言在传播过程中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叙述层面它主要由事实信息构成，满足的是传播者与接受者信息分享的需要；另一个是示意层面，它是事实信息背后暗含的情感、意见，它创造了叙述的方式，并左右叙述内容的改变。这个研究是对流言的传播内容规律的研究，但没有对不同类型流言的传播规律研究，使我们在面对流言时仍缺乏全面的认识与正确的应对之策。这一年，王国华、方付建、陈强认为网络流言的传播分为流言形成与传播两阶段，流言传播可分为流言变异、扩散和转化等。此研究使用个案研究法总结了我国地震流言的传播过程，并提出网络流言还会通过网民感知、学习和模仿等形成跨地区、跨时段、跨领域的更多网络流言事件。研究结合了巢乃鹏与蔡静的成果，在传播方式与内容上有所突破，在传播内容的类型方面仍缺乏研究。李智通过个案研究总结了流言的传播功能：人们使用流言来使其实现形成、维护或改变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功能，使自身获得（优越地）属于某个群体的归属感，满足的是人的归属（感）需求。
二、流言的影响研究：流言的社会影响
2002年，刘平有注意到中国秘密社会与谣言的关系。柯文注意到义和团运动中流言的重要作用。通过对晚清一系列著名教案的分析，有着社会心理学与历史学双重背景的苏萍（2001）在《谣言与近代教案》中提出，利用谣言动员民众是晚清士大夫屡试不爽的反教手段之一，不仅揭示了谣言的另一面社会功能，更探究了我们民族隐藏的心理与社会危机。比较有影响的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1999）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通过对乾隆时期档案的解读，西方公认的中国史研究大家孔飞力描述了1768年因民众相信一种被称之为“叫魂”的妖术流行，如何导致了江浙等12个省份近2亿人口的社会大恐慌。该书分析了民众、地方官员及最高统治者在一个恐慌性谣言中的行为与互动，深刻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包括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等。
熊永新、张雷等研究者认为流言能够对社会心理、民众情绪产生极大的干扰，影响人们的理性判断能力，从而影响社会稳定，网络政治流言也会严重影响国家政治稳定，降低网络政治信息的可信度。虽然谣言的负面影响了很多研究者，但也有许多研究者发现，谣言也有着一些积极的作用。例如，基斯·迪比斯对组织内的流言进行的研究就表明，组织内的流言有时候是人们一种健康、自然动机的流露(R.L罗斯诺、G.A.费恩，1990:12)。又如，台湾学者郑瑞城在研究组织传播时也发现，流言有时也能发挥些正面功能(郑瑞城，1990)。再如，美国学者R.L罗斯诺等学者发现，流言的传播有时仅仅是为了从对方获取某些馈赠(R.L罗斯诺、G.A.费恩，1990:65)。此外，卡普费雷还发现，谣言通过“无人邀请的自发性发言”的形式，揭露了人们丝毫未产生怀疑的事和某些隐藏着的真相，因此是“第一台自由广播电台”(卡普费雷，1991:19)。由上可见，谣言对社会影响也有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
三、流言的控制研究
樊亚平通过个案研究，对误解性谣言控制提出了控制方法，他认为在应对误解性谣言时政府要调整新闻传播政策，消除以往在重大灾害和社会危机事件报道方面存在的认识局限性，变事后抵御谣言为对谣言滋生之土壤进行预前清除，建立及时公布有关真想与详情的机制；新闻媒体成为“社会之公器”，在重大自然灾害或社会变动发生后，应迅速报道并确保所报情况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客观性。2003年已经对流言有了分类研究，刘海龙对于广州肺炎事件的流言研究的控制也是仅从政府与大众媒体提出对策，这两个研究对流言的控制研究均从实证出发，但还欠周全。
07年，张雷用内容分析法对网络政治流言传播的原因、特点与社会控制进行研究，他认为应对网络政治流言：要提高政府网站和主流媒体的网络社会影响；进一步加强对网络传播行为的法律规范；强化监测的技术措施；对网民持续进行网络传播道德自律教育。这个研究进一步补充了网络流言研究的类型。
田大宪在《网络流言与危机传播控制模式》用定性的研究方法研究了网络流言控制的矛盾与障碍，总结出网络流言的优化控制模式，即要建立由不同系统构成的综合治理网络，既识别信息又应对信息。他认为：要建立以政务公开为核心的信息传输网络、打造以媒介融合为基础的危机信息平台、确立以公众责任为前提的危机传播伦理、完善以新闻法治为保障的危机预警系统。此研究从宏观的角度为网络流言提出了优化模式，但其中应对的流言类型并不全面，有待进一步补充。
因此，我们应当根据流言传播的规律、社会影响等方面,实施综合性的流言控制策略，这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1、权威声音:“控制”与“引导”。即由权威机构、主流媒体、专
家等方发出，具有决定性的权威力和影响力的舆论主导；2、重视新媒体的 “规范”与“利用”，就是要意识到新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作用，才能更好的避免流言的传播；3、把握时机：“趁早”与“适时”，可以根据流言的类型选择恰当的时间进行辟谣工作。
四、结论
由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对流言和网络流言的专门研究并不多，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已有的研究多是对文献的分析，举出一些例子加以证明，并对概念、类别及防治方法等的讨论，缺乏较为完整的描述及分析。在今天，随着互联网的崛起，网络生活已经构成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现象与社会过程。对流言的研究正是为了人们能更好地识别流言，同时为网站从业人员避免网络流言在网络媒体这个平台上再度得到传播提供参考。流言传播研究是社会传播现象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笔者认为，网络环境下流言传播研究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对单个流言具体内容的解析，更重要的是在于探讨、解构和把握因计算机互联网络技术的出现和飞速发展所出现的网络流言新规律，从而进一步探讨控制流言的方法。
关键词：流言；网络流言；
流言的散布一直是重大的社会社会和心理问题，在危机时刻更是如此，每当社会局势紧张，不实的报道便恶毒的增长。近几年，SARS疫情、禽流感、松花江水污染等重大突发事件之后产生的流言现象，逐渐受到学界和社会关注，并引发了对流言与网络流言传播深层机制的思考。
流言是舆论的一种畸变形态。流言是一种信源不明、无法得到确认的消息或言论，“通常发生在社会环境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而正规的传播渠道不畅通或功能减弱的时期”。在公共事件中，人们很多时候将“流言”与“谣言”混为一谈，但事实上，谣言应该只是流言的一种，并不是所有流言都是谣言。回顾一个公共事件， 按时间顺序从前往后看：事件发生，由于事出突然，政府相关部门来不及应对再加之信源不明，正规传播渠道不畅通而人们又急于探求事件的真相，于是流言产生，公众各自产生相应的态度意见并将这种意见态度阐释在“流言”这个半事实半虚假的载体里反复循环多次传播。之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政府媒体等多方求证，事件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此时，顺着原来的时间逻辑看，一开始的部分流言确实与事实的真相相符合，我们可以称之为事件发生时流传的流言； 但多数情况下，必然会有一部分信息是与事实的真相相悖或者是有偏差的，对于这些相悖的或者有偏差的信息也要区别对待，只有其中有阴谋的虚假的流言才能被称之为谣言，而那些只是虚假的信息则不能笼而统之称之为谣言。单纯从字面上讲，“谣”有凭空捏造、虚假的意思，“谣言”在中国文化语境里面是暗含阴谋性贬义色彩的。而公共事件中每一个传播当事人在传播信息的时候是不容易去验证事实的真相的，信息中的虚假有时在所难免。按时间逻辑从前往后看，我们看到了谣言作为流言的一个分支，在定义上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信息的虚假性， 二是阴谋性。这里所谓的阴谋性就是部分人有意捏造歪曲事实真相以达到自己的私利，当下政府也对此做出了阐释， 即有些民众“被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煽动”。所以谣言也更加具有主观性，要比普通的流言更有针对性、破坏性。从前面讲到的思路看，是否构成“谣言”，首先信息要被证实是虚假的流言，接着要找出其具有的阴谋性的主体，否则，就难以认定其为蛊惑人心的“谣言”。
在此基础上，本文按照研究的三个范畴：流言的传播研究、影响研究、控制研究来展开论述。做出这样的区划，是为了以不同的分析重点为基础，组织文献梳理，而不是要划出相互独立的领域。同时，这样的划分体现了已有文献中的研究议题及其论述特征。
一、流言的传播研究：传播规律和传播功能
1947年，国外研究者奥尔波特在《谣言心理学》中认为：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指出了谣言的产生和事件的重要性与模糊性成正比关系。1953年，克罗斯进行了修正认为，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他指出谣言受众的批判能力也是影响谣言产生的一个重要方面。胡珏提出谣言=(事件的)关注度×(事件的)模糊度×(事件的)反常度，他认为事件本身的反常性应是谣言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2005年，巢乃鹏、黄娴认为，还应该把环境因素加上去，从而由服务器端，客户端，和中介环境构成信源的往复任意传播。巢乃鹏用内容分析法总结了网络流言的传播过程，他认为网络流言的来源地很难查出，虽然BBS讨论区、网站留言板、网页资料、聊天室等地方都可能是网络流言的起源处，但也可能是流言传播的中继站。人们使用电子邮件、ICQ等通道传播，传播的方式是转寄或转帖行为。研究总结了网络流言传播的渠道，为研究流言的传播过程提供了资料。
蔡静通过个案研究发现流言是具有强烈主观认知的具有双重属性的传播。她认为，流言在传播过程中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叙述层面它主要由事实信息构成，满足的是传播者与接受者信息分享的需要；另一个是示意层面，它是事实信息背后暗含的情感、意见，它创造了叙述的方式，并左右叙述内容的改变。这个研究是对流言的传播内容规律的研究，但没有对不同类型流言的传播规律研究，使我们在面对流言时仍缺乏全面的认识与正确的应对之策。这一年，王国华、方付建、陈强认为网络流言的传播分为流言形成与传播两阶段，流言传播可分为流言变异、扩散和转化等。此研究使用个案研究法总结了我国地震流言的传播过程，并提出网络流言还会通过网民感知、学习和模仿等形成跨地区、跨时段、跨领域的更多网络流言事件。研究结合了巢乃鹏与蔡静的成果，在传播方式与内容上有所突破，在传播内容的类型方面仍缺乏研究。李智通过个案研究总结了流言的传播功能：人们使用流言来使其实现形成、维护或改变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功能，使自身获得（优越地）属于某个群体的归属感，满足的是人的归属（感）需求。
二、流言的影响研究：流言的社会影响
2002年，刘平有注意到中国秘密社会与谣言的关系。柯文注意到义和团运动中流言的重要作用。通过对晚清一系列著名教案的分析，有着社会心理学与历史学双重背景的苏萍（2001）在《谣言与近代教案》中提出，利用谣言动员民众是晚清士大夫屡试不爽的反教手段之一，不仅揭示了谣言的另一面社会功能，更探究了我们民族隐藏的心理与社会危机。比较有影响的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1999）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通过对乾隆时期档案的解读，西方公认的中国史研究大家孔飞力描述了1768年因民众相信一种被称之为“叫魂”的妖术流行，如何导致了江浙等12个省份近2亿人口的社会大恐慌。该书分析了民众、地方官员及最高统治者在一个恐慌性谣言中的行为与互动，深刻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包括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等。
熊永新、张雷等研究者认为流言能够对社会心理、民众情绪产生极大的干扰，影响人们的理性判断能力，从而影响社会稳定，网络政治流言也会严重影响国家政治稳定，降低网络政治信息的可信度。虽然谣言的负面影响了很多研究者，但也有许多研究者发现，谣言也有着一些积极的作用。例如，基斯·迪比斯对组织内的流言进行的研究就表明，组织内的流言有时候是人们一种健康、自然动机的流露(R.L罗斯诺、G.A.费恩，1990:12)。又如，台湾学者郑瑞城在研究组织传播时也发现，流言有时也能发挥些正面功能(郑瑞城，1990)。再如，美国学者R.L罗斯诺等学者发现，流言的传播有时仅仅是为了从对方获取某些馈赠(R.L罗斯诺、G.A.费恩，1990:65)。此外，卡普费雷还发现，谣言通过“无人邀请的自发性发言”的形式，揭露了人们丝毫未产生怀疑的事和某些隐藏着的真相，因此是“第一台自由广播电台”(卡普费雷，1991:19)。由上可见，谣言对社会影响也有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
三、流言的控制研究
樊亚平通过个案研究，对误解性谣言控制提出了控制方法，他认为在应对误解性谣言时政府要调整新闻传播政策，消除以往在重大灾害和社会危机事件报道方面存在的认识局限性，变事后抵御谣言为对谣言滋生之土壤进行预前清除，建立及时公布有关真想与详情的机制；新闻媒体成为“社会之公器”，在重大自然灾害或社会变动发生后，应迅速报道并确保所报情况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客观性。2003年已经对流言有了分类研究，刘海龙对于广州肺炎事件的流言研究的控制也是仅从政府与大众媒体提出对策，这两个研究对流言的控制研究均从实证出发，但还欠周全。
07年，张雷用内容分析法对网络政治流言传播的原因、特点与社会控制进行研究，他认为应对网络政治流言：要提高政府网站和主流媒体的网络社会影响；进一步加强对网络传播行为的法律规范；强化监测的技术措施；对网民持续进行网络传播道德自律教育。这个研究进一步补充了网络流言研究的类型。
田大宪在《网络流言与危机传播控制模式》用定性的研究方法研究了网络流言控制的矛盾与障碍，总结出网络流言的优化控制模式，即要建立由不同系统构成的综合治理网络，既识别信息又应对信息。他认为：要建立以政务公开为核心的信息传输网络、打造以媒介融合为基础的危机信息平台、确立以公众责任为前提的危机传播伦理、完善以新闻法治为保障的危机预警系统。此研究从宏观的角度为网络流言提出了优化模式，但其中应对的流言类型并不全面，有待进一步补充。
因此，我们应当根据流言传播的规律、社会影响等方面,实施综合性的流言控制策略，这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1、权威声音:“控制”与“引导”。即由权威机构、主流媒体、专
家等方发出，具有决定性的权威力和影响力的舆论主导；2、重视新媒体的 “规范”与“利用”，就是要意识到新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作用，才能更好的避免流言的传播；3、把握时机：“趁早”与“适时”，可以根据流言的类型选择恰当的时间进行辟谣工作。
四、结论
由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对流言和网络流言的专门研究并不多，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已有的研究多是对文献的分析，举出一些例子加以证明，并对概念、类别及防治方法等的讨论，缺乏较为完整的描述及分析。在今天，随着互联网的崛起，网络生活已经构成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现象与社会过程。对流言的研究正是为了人们能更好地识别流言，同时为网站从业人员避免网络流言在网络媒体这个平台上再度得到传播提供参考。流言传播研究是社会传播现象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笔者认为，网络环境下流言传播研究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对单个流言具体内容的解析，更重要的是在于探讨、解构和把握因计算机互联网络技术的出现和飞速发展所出现的网络流言新规律，从而进一步探讨控制流言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