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杨蕴玉，1919年出生于河南邓县。1936年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昔阳县、左权县县委书记，中共太行地委妇女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妇委第一副书记。建国后，历任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教育部副部长等职。曾任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该文记述了杨蕴玉参加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妇工会的一些往事。
突如其来的调动
1948年，我在太行区党委妇女工作委员会任书记。8月的一天，组织部的同志通知我：“华北局在石家庄召开区党委联席会议，叫你也去参加。”我感到很奇怪，召集区党委的同志开会，叫我去干吗？我马上跑去问区党委书记赖若愚，他说：“我也不知道，这是华北局的通知。”
我带着这个疑问和区党委书记一起到了石家庄。会议讨论的是土改问题，争论焦点集中在对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的政策上。我是带着“耳朵”去的，光听不说话。
会议结束时，华北局组织部长刘澜涛宣布了几件事，其中有一件就是：“调杨蕴玉同志到华北局工作。”原来如此。我的疑问解决了。原来是为了调我到华北局工作，先给我一个了解全面情况的机会。可是，华北局怎么会知道太行山有我这么一个“小萝卜头”呢？我猜不着。
返回太行区党委驻地涉县赤岸村后，需尽快办两件事，一是交待工作，二是安置孩子。因我是带着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必须把孩子安置好才能去华北局工作。太行区党委考虑得很周到，赖若愚告诉我：从河南涉县赤岸村去河北阜平县华北局驻地，路很远，而且路经之处是大片新解放区，不安全。你最好是先把一个最小的孩子（刚两岁多）带去，剩下两个大点的留下由区党委帮你照顾。为保障你到华北局能正常工作，我们还托武安县委帮助物色了个中年女党员和你一块去，帮你照顾孩子。听了这些话，我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表达我对党组织的感谢之情。
大约在8月下旬，我带着孩子和照顾孩子的阿姨一起上路了。当时比较先进的交通工具是胶皮轱辘大车。路上走了两三天。每到一站，换一次大车，前一辆车返回。每一站的食宿、车辆，都由各站的村公所安排。他们为我们的顺利前行，做了很多努力，特别是在选择“车把式”上，很费心思，既要政治上可靠，又要是使牲口的好手。去阜平有相当长一段路，得走“京石公路”。战争年代为了阻碍敌人机械化部队行进，这条公路被我们破坏了许多地方，还没来得及修复，大车很不好走；路上有时会遇到险情，路旁庄稼地里甚至还有死尸。这些“车把式”很机警，每到可能遇到险情的路段，他们都会把车子赶得特别快。
到了华北局，刘澜涛和我谈话，让我担任华北局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负责日常工作。书记是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大姐。根据1947年中央土地会议要恢复县以上各级党委妇女工作机构的决定，华北局妇委刚刚建立起来，还是个空架子，我是报到的第一个人。华北局组织部正在物色人选，逐渐组建和完善妇委的领导和工作班子。
赴西柏坡参加中央妇女工作会议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妇女工作会议，这是自抗战爆发直到新中国建立期间，党中央召开的唯一一次妇女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是华北各解放区党委领导的妇委或边区妇救会的领导干部。华北局决定派我去参加。正好碰上华北局书记彭真有事要去中央，让我搭乘他的吉普车。我们连夜出发。路上，我突然胃痛，用手捂着肚子，不时变换坐姿，被彭真发现了。他说：“你不舒服可以换个人去开会，为什么要勉强呢？”我说：“没关系，一会就好了。”
到了代表驻地南庄村，一位30多岁的女同志笑眯眯地迎了上来，她长得漂亮，穿一身灰色的列宁服，显得很精干。她说：“彭真同志告我你胃不好，我们这有病号饭，吃面条。”我说：“不用，我很快就会好的。”这位同志就是会议的秘书长，人们都叫她“阿曾”。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叫曾宪植。阿曾很关心同志，工作细致、认真，每天都到代表驻地巡视一遍，问寒问暖，了解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
会议由邓颖超主持。她做了简短的开场白，说这次会议是要解决华北解放区妇女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妇女群众组织的组织形式问题。接着就请刘少奇做报告。
刘少奇在报告中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他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已胜利在望，华北地区已完全解放，形势大好；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华北人民生产、生活遭到很大破坏，为了争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保证军需民食，改善民生，也为了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华北解放区的妇女工作，应以生产为中心。”在讲到妇女群众组织的组织形式时，刘少奇指出：改变抗战时期妇救会实行的个人会员制，实行代表会议制。无论城乡，都可以由若干户妇女推出一位代表，这位代表负责联系推选她的妇女群众。这种形式灵活、松散，适合妇女群众。
第二个做报告的是朱德总司令，他讲了妇女参加副业生产的问题。报告之后，下午代表们复习笔记，准备发言。
因参会的人数不多，所以采取了大会讨论的办法。各解放区的代表都发了言。我也作了发言。因八年抗战中我在左权县任县委副书记、书记近7年，对那里的情况比较了解，我就介绍了左权县妇女在参加农副业生产、抗旱救灾和参加变工队、互助组的情况，举了一些先进典型的实例，如纺织英雄赵春花等。我还重点介绍了1943年严重春旱时我们带领全县百姓，特别是妇女们抗旱的情况。那年春天连续两个多月大旱，庄稼种不上，老百姓又缺粮。为了种玉米，男人用牲口驮，用担子挑，妇女用罐子、水桶、水壶，到十里开外的地方找水。男人们用锄头在地上挖一个小坑，每个坑放三四粒玉米种子，妇女们浇上水，然后埋上土，平整好。等小苗长出来后，又用勺子舀水，一棵棵浇水保苗。因为天太旱，地里连野菜都很少，为了填饱肚子，男人们上树摘树叶，妇女们把树叶和糠掺在一起，磨成面，还把已经脱完粒剩下的老玉米核粉碎，磨成面充饥。他们把节省下来的粮食，送给亲人八路军，让战士们好有力气去打日本鬼子，保卫生产，保护老百姓。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曾讲过：“如果没有太行山老百姓吃糠咽菜，我们八路军只好去吃石头。”这是对太行山人民的诚挚褒奖。 我的发言引起了中央妇委领导同志和与会代表的普遍重视。散会后有一位代表笑眯眯地对我说：“你如果是个男同志，我一定嫁给你。”她一本正经，我一笑置之。
和毛主席跳舞
星期六下午，阿曾通知大家，晚上在打麦场上要举行舞会，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来参加。我很好奇，因为我从未跳过舞。更使我兴奋的是，如果说中央领导同志要来，我可能就会近距离见到毛主席。机会千载难逢，我可不能误了。
刚吃过晚饭，我就跑到打麦场上“侦察”一番。看到打麦场上空拉起几根电线，线上拴着电灯泡。麦场的四周摆放着木板凳。有一个方向摆的是木制圈椅，我想这可能是给中央领导们准备的。我找了一个正对着这些圈椅的板凳坐下，这里可以从正对面看到毛主席。
天近黄昏，中央领导同志来了，毛主席走在最前边。我马上站了起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毛主席，连眼睛都不愿意眨一下！心里激动得乐开了花。
中央领导同志都落座后，音乐响起，有人下场跳舞。第一场快跳完时，中央妇女委员、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大姐走到我跟前，说：“大杨（我很纳闷，她怎么会知道太行山的同志叫我大杨），毛主席叫你。”我感到奇怪，毛主席根本不认识我，怎么会叫我？我又想机会难得，自己可以面对面地看到毛主席，说不定还可以跟他握手呢！我兴冲冲地紧跟着杨大姐向毛主席的座位走去。
到毛主席座位前，我恭恭敬敬地站了个“立正”姿势，又轻轻地叫了一声“毛主席”。这时突然听见杨大姐说：“毛主席，这位同志来请你跳舞。”我一下子明白了过来，杨大姐真是煞费苦心，她是要创造机会让我跟毛主席跳舞。我兴奋极了，可我还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能见到毛主席，我已经激动万分，怎么还可能有机会和他跳舞呢？我一下愣在那里，不知所措。
只见毛主席慢慢地站起来，对我点了下头，便向舞场走去。我跟在他身后，心里很高兴，又很胆怯。因为我从没跳过舞，一上场，他就会明白我根本不会跳舞。毛主席大概觉出了我的紧张，他和蔼地说：“跳舞，就是跟着音乐走路。”
音乐响了起来，毛主席一边跳一边问我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工作中有什么困难，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样，有什么意见、要求……我一边随着毛主席的步子走，一边一一做了回答。毛主席的舞步沉稳、均匀，又比较慢，尽管如此，我还是紧张得很，心怦怦直跳。我找不到感觉，常常配合不上他的脚步。经常不是碰了主席的腿，就是踩了他的脚。我很不好意思，恨自己太笨，为什么老碰到毛主席呢？！心里一直深深地感到不安。忽然音乐停了，这场舞结束了，我送毛主席回到他的座位，深深鞠了一个躬，便转身快步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落座后，我深吸了几口气，让紧张、兴奋的心情和神经渐渐平静下来。之后舞场上的情况，我没有一点儿印象，脑子里全是跟毛主席跳舞的事。我既感到十分幸福，又觉得自己可笑。
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每当我忆起这件事，心里总是美滋滋的，一种敬仰、幸福和怀念的感情油然而生；特别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辞世之后，这种感情更加浓重。这种美好幸福的记忆将永远珍藏在我的心底，一直伴随我到终生！
（责编 王燕萍）
突如其来的调动
1948年，我在太行区党委妇女工作委员会任书记。8月的一天，组织部的同志通知我：“华北局在石家庄召开区党委联席会议，叫你也去参加。”我感到很奇怪，召集区党委的同志开会，叫我去干吗？我马上跑去问区党委书记赖若愚，他说：“我也不知道，这是华北局的通知。”
我带着这个疑问和区党委书记一起到了石家庄。会议讨论的是土改问题，争论焦点集中在对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的政策上。我是带着“耳朵”去的，光听不说话。
会议结束时，华北局组织部长刘澜涛宣布了几件事，其中有一件就是：“调杨蕴玉同志到华北局工作。”原来如此。我的疑问解决了。原来是为了调我到华北局工作，先给我一个了解全面情况的机会。可是，华北局怎么会知道太行山有我这么一个“小萝卜头”呢？我猜不着。
返回太行区党委驻地涉县赤岸村后，需尽快办两件事，一是交待工作，二是安置孩子。因我是带着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必须把孩子安置好才能去华北局工作。太行区党委考虑得很周到，赖若愚告诉我：从河南涉县赤岸村去河北阜平县华北局驻地，路很远，而且路经之处是大片新解放区，不安全。你最好是先把一个最小的孩子（刚两岁多）带去，剩下两个大点的留下由区党委帮你照顾。为保障你到华北局能正常工作，我们还托武安县委帮助物色了个中年女党员和你一块去，帮你照顾孩子。听了这些话，我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表达我对党组织的感谢之情。
大约在8月下旬，我带着孩子和照顾孩子的阿姨一起上路了。当时比较先进的交通工具是胶皮轱辘大车。路上走了两三天。每到一站，换一次大车，前一辆车返回。每一站的食宿、车辆，都由各站的村公所安排。他们为我们的顺利前行，做了很多努力，特别是在选择“车把式”上，很费心思，既要政治上可靠，又要是使牲口的好手。去阜平有相当长一段路，得走“京石公路”。战争年代为了阻碍敌人机械化部队行进，这条公路被我们破坏了许多地方，还没来得及修复，大车很不好走；路上有时会遇到险情，路旁庄稼地里甚至还有死尸。这些“车把式”很机警，每到可能遇到险情的路段，他们都会把车子赶得特别快。
到了华北局，刘澜涛和我谈话，让我担任华北局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负责日常工作。书记是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大姐。根据1947年中央土地会议要恢复县以上各级党委妇女工作机构的决定，华北局妇委刚刚建立起来，还是个空架子，我是报到的第一个人。华北局组织部正在物色人选，逐渐组建和完善妇委的领导和工作班子。
赴西柏坡参加中央妇女工作会议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妇女工作会议，这是自抗战爆发直到新中国建立期间，党中央召开的唯一一次妇女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是华北各解放区党委领导的妇委或边区妇救会的领导干部。华北局决定派我去参加。正好碰上华北局书记彭真有事要去中央，让我搭乘他的吉普车。我们连夜出发。路上，我突然胃痛，用手捂着肚子，不时变换坐姿，被彭真发现了。他说：“你不舒服可以换个人去开会，为什么要勉强呢？”我说：“没关系，一会就好了。”
到了代表驻地南庄村，一位30多岁的女同志笑眯眯地迎了上来，她长得漂亮，穿一身灰色的列宁服，显得很精干。她说：“彭真同志告我你胃不好，我们这有病号饭，吃面条。”我说：“不用，我很快就会好的。”这位同志就是会议的秘书长，人们都叫她“阿曾”。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叫曾宪植。阿曾很关心同志，工作细致、认真，每天都到代表驻地巡视一遍，问寒问暖，了解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
会议由邓颖超主持。她做了简短的开场白，说这次会议是要解决华北解放区妇女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妇女群众组织的组织形式问题。接着就请刘少奇做报告。
刘少奇在报告中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他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已胜利在望，华北地区已完全解放，形势大好；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华北人民生产、生活遭到很大破坏，为了争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保证军需民食，改善民生，也为了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华北解放区的妇女工作，应以生产为中心。”在讲到妇女群众组织的组织形式时，刘少奇指出：改变抗战时期妇救会实行的个人会员制，实行代表会议制。无论城乡，都可以由若干户妇女推出一位代表，这位代表负责联系推选她的妇女群众。这种形式灵活、松散，适合妇女群众。
第二个做报告的是朱德总司令，他讲了妇女参加副业生产的问题。报告之后，下午代表们复习笔记，准备发言。
因参会的人数不多，所以采取了大会讨论的办法。各解放区的代表都发了言。我也作了发言。因八年抗战中我在左权县任县委副书记、书记近7年，对那里的情况比较了解，我就介绍了左权县妇女在参加农副业生产、抗旱救灾和参加变工队、互助组的情况，举了一些先进典型的实例，如纺织英雄赵春花等。我还重点介绍了1943年严重春旱时我们带领全县百姓，特别是妇女们抗旱的情况。那年春天连续两个多月大旱，庄稼种不上，老百姓又缺粮。为了种玉米，男人用牲口驮，用担子挑，妇女用罐子、水桶、水壶，到十里开外的地方找水。男人们用锄头在地上挖一个小坑，每个坑放三四粒玉米种子，妇女们浇上水，然后埋上土，平整好。等小苗长出来后，又用勺子舀水，一棵棵浇水保苗。因为天太旱，地里连野菜都很少，为了填饱肚子，男人们上树摘树叶，妇女们把树叶和糠掺在一起，磨成面，还把已经脱完粒剩下的老玉米核粉碎，磨成面充饥。他们把节省下来的粮食，送给亲人八路军，让战士们好有力气去打日本鬼子，保卫生产，保护老百姓。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曾讲过：“如果没有太行山老百姓吃糠咽菜，我们八路军只好去吃石头。”这是对太行山人民的诚挚褒奖。 我的发言引起了中央妇委领导同志和与会代表的普遍重视。散会后有一位代表笑眯眯地对我说：“你如果是个男同志，我一定嫁给你。”她一本正经，我一笑置之。
和毛主席跳舞
星期六下午，阿曾通知大家，晚上在打麦场上要举行舞会，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来参加。我很好奇，因为我从未跳过舞。更使我兴奋的是，如果说中央领导同志要来，我可能就会近距离见到毛主席。机会千载难逢，我可不能误了。
刚吃过晚饭，我就跑到打麦场上“侦察”一番。看到打麦场上空拉起几根电线，线上拴着电灯泡。麦场的四周摆放着木板凳。有一个方向摆的是木制圈椅，我想这可能是给中央领导们准备的。我找了一个正对着这些圈椅的板凳坐下，这里可以从正对面看到毛主席。
天近黄昏，中央领导同志来了，毛主席走在最前边。我马上站了起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毛主席，连眼睛都不愿意眨一下！心里激动得乐开了花。
中央领导同志都落座后，音乐响起，有人下场跳舞。第一场快跳完时，中央妇女委员、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大姐走到我跟前，说：“大杨（我很纳闷，她怎么会知道太行山的同志叫我大杨），毛主席叫你。”我感到奇怪，毛主席根本不认识我，怎么会叫我？我又想机会难得，自己可以面对面地看到毛主席，说不定还可以跟他握手呢！我兴冲冲地紧跟着杨大姐向毛主席的座位走去。
到毛主席座位前，我恭恭敬敬地站了个“立正”姿势，又轻轻地叫了一声“毛主席”。这时突然听见杨大姐说：“毛主席，这位同志来请你跳舞。”我一下子明白了过来，杨大姐真是煞费苦心，她是要创造机会让我跟毛主席跳舞。我兴奋极了，可我还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能见到毛主席，我已经激动万分，怎么还可能有机会和他跳舞呢？我一下愣在那里，不知所措。
只见毛主席慢慢地站起来，对我点了下头，便向舞场走去。我跟在他身后，心里很高兴，又很胆怯。因为我从没跳过舞，一上场，他就会明白我根本不会跳舞。毛主席大概觉出了我的紧张，他和蔼地说：“跳舞，就是跟着音乐走路。”
音乐响了起来，毛主席一边跳一边问我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工作中有什么困难，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样，有什么意见、要求……我一边随着毛主席的步子走，一边一一做了回答。毛主席的舞步沉稳、均匀，又比较慢，尽管如此，我还是紧张得很，心怦怦直跳。我找不到感觉，常常配合不上他的脚步。经常不是碰了主席的腿，就是踩了他的脚。我很不好意思，恨自己太笨，为什么老碰到毛主席呢？！心里一直深深地感到不安。忽然音乐停了，这场舞结束了，我送毛主席回到他的座位，深深鞠了一个躬，便转身快步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落座后，我深吸了几口气，让紧张、兴奋的心情和神经渐渐平静下来。之后舞场上的情况，我没有一点儿印象，脑子里全是跟毛主席跳舞的事。我既感到十分幸福，又觉得自己可笑。
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每当我忆起这件事，心里总是美滋滋的，一种敬仰、幸福和怀念的感情油然而生；特别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辞世之后，这种感情更加浓重。这种美好幸福的记忆将永远珍藏在我的心底，一直伴随我到终生！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