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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注劳工权益的行动者而言，奥林匹克是一个向全世界揭露剥削的绝佳机会。2012年1月，一份题为《伦敦奥组委漠视工人权利：奥运吉祥物出自血汗工厂》的报告被公之于众，报告中列举了大量彩虹工厂内的“罪证”。行动者们同时还向伦敦奥组委寄出了一封公开信，措辞强烈。
长着一只大眼睛的奥运吉祥物“文洛克”和“曼德维尔”在伦敦奥运会上获得众人青睐，宣传短片《彩虹救援》中，这两个可爱又特别的吉祥物被描述成出自伦敦退休钢铁工人之手，但一个总部位于香港的“大学师生督察无良企业行动”（以下简称“SACOM”）的组织，在调查报告中却指出，它们极有可能来自中国的“血汗工厂”。奥运狂欢已经落幕，围绕着中国产业工人的争论却迟迟未消。
不透明的名单
以“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和公平竞争”为精神内容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其相关产品能不能由血汗工厂生产？
答案肯定是不。2008年，伦敦奥委会颁布了一项《可持续发展和道德采购守则》（下称《守则》），旨在保证奥运会的所有产品都能在国际认可的社会标准下生产。这一举动被认为具有明显的示范意义。但《守则》的实行效果如何，却没有人知道，奥委会一直拒绝公布相关产品供应商的详细名单，这难免令外界对其遵行《守则》的诚意及透明度产生怀疑。
SACOM就是这些怀疑者之一。2011年底，他们决定着手调查奥运会在中国的供应商。
在一场全球盛会中找到“中国制造”的影子并不难。有数据显示，2012年奥运会所有授权商品中，65%的商品来自“中国制造”，包括遍布大街小巷的纪念品、各国运动员的服装、运动场馆中的各种零部件。
SACOM的郑依依早年曾在香港从事过媒体工作，网络检索时，一家来自江苏盐城的“彩虹工艺品有限公司”进入了她的视线。这家来自苏北的制造商从奥运会吉祥物总经销商英国金熊公司手中获得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大订单——至少有50万只吉祥物玩具从他们的厂房流向世界。为了拿下生产资格，彩虹公司还曾斥资50多万，聘请专业人士在伦敦“蹲守”了两个多月。能够参与顶级赛会的竞争，拥有伦敦奥运会的“特许生产商”资格自然让这家民营企业感到无比光荣，更成为了其大肆宣传自身实力的“尚方宝剑”。
这份“高调”使其成为了追踪者的目标。
奥运“血汗工厂”报告引起轩然大波
SACOM调查员在彩虹工厂“卧底”后发现，奥委会宣称的劳工标准在这家工厂内并没有得到贯彻和实施：工人们在堆满杂物的昏暗环境中工作，不但得不到劳动合同，就连最低工资标准也很难保障。每个月工作超过358个小时，相当于每天实际工作近12个小时，且没有一天独立的休息日。加班工作时间超过法定上限的2～3倍，加班费用却没有按照法定标准支付。此外，工厂中还有相当数量的“童工”，未到政府规定的法定工作年龄，利用寒暑假等休息日打工。
2012年1月，一份题为《伦敦奥组委漠视工人权利：奥运吉祥物出自血汗工厂》的报告被公之于众，列举了大量彩虹工厂的“罪证”。行动者们同时还向伦敦奥组委寄出了一封公开信，措辞强烈。事件很快在英国引发连锁反应。先是《太阳报》以《奥林匹克的奴隶》为题发表了独家报道，《每日邮报》也撰文披露了奥运“血汗工厂”使用童工的内幕，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伦敦奥运会官方指定百货公司“约翰路易斯”率先跳出来对奥运吉祥物出自中国“苦工”之手感到愤怒。这家公司一向以公平对待员工而自豪，但由于奥运会严格的合同约束，使得该公司不得不使用官方供应商工厂。它指责伦敦奥组委未能持续地检查工人的工作条件，并着手展开紧急调查。
来自“公平奥运行动”（play fair Campaign）、“商标背后劳工联盟”（labour behind the label）等多家劳工组织的抗议者们也频频向奥组委施压。这些机构多年来一直揪住阿迪达斯、耐克、彪马等品牌商在全球的“血汗工厂”不放，自然不会放过利用奥运会大肆声讨的机会。各方的刻意渲染似乎让伦敦奥委会有些难以招架。为了平息众怒，奥组委决定有所行动。BBC报道称奥组委制定了9条规范，保证生产相关商品工人的权益。包括：工人权利信息公开、员工培训、公示员工基本信息及制造公司的基本信息等等。
今年2月，一份详细的供应商名单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奥组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伊表示：“在认识到2012年奥运会相关产品制造所面临的人权问题后，我们已经迅速责成独立机构综合评估制造商的资质，并将公开一切可用信息。”
2012年2月，大部分奥运产品已经完工，但抗争远没有结束。名单上来自东莞的鑫达玩具礼品有限公司和来自深圳宝安区的石围玩具厂再一次成为了监督目标。
“血汗工厂”追踪
2012年5月，阿成（化名）成了石围玩具厂的“卧底”。石围玩具厂距离深圳市区约2小时车程，工厂紧靠着一条两车道的马路，各种货车疾驰而过，没有红绿灯，行人只能夹杂其中横冲直闯。工厂铁门紧锁，一旁的公寓楼则状似尚未完工，墙壁又破又脏，几个工人偶尔从楼道里探出头来向外张望。
阿成只拿着一张身份证就通过了面试。他被安排在一个喷油部门——一个需要大量使用化学品的岗位。工厂提供的住宿条件是10人一间房，热水有限度地供应，工人们大多选择了自掏腰包外住。在调查期间，阿成访问了近40位工人，坚持做笔记、拍照取证。有受访者回忆起2011年奥运产品生产期间，为了赶工时，他们常常每天加班4～6个小时，有人甚至加班到凌晨3点。此外，阿成还发现，该公司并未给大多数工人购买养老保险，并让工人签署协议，声称是工人自己拒绝购买的。过于严苛的管理制度也让工人感到极度委屈：迟到5分钟会被扣除半天的工资，如果迟到5分钟以上则会被扣除1.5天的工资。
残酷的生存压力蚕食了本该在工友间存在的关爱和友谊。“一名年轻的女孩不小心被自己手中的喷枪喷中了眼睛，疼得直跺脚，没有一个工友愿意帮她。她只能一个人躲在墙角默默流泪。”这些在石围工厂的故事，同样出现在鑫达玩具礼品有限公司，惊人地相似。 两个月后，阿成等搜集的证据催生了SACOM的第二份报告。7月24日，这份报告以中英双语的形式正式发布。相同的标题下是更加“硕果累累”的“罪行”，同样措辞强硬。几乎是在同时，英国《卫报》、《每日邮报》引用报告内容，以大篇幅对血汗工厂的内幕进行了披露，大有围剿之势。SACOM的调研结果也同步发给了“公平奥运行动”，意图利用各自优势，通过跨国联合，继续质问伦敦奥委会。
此时，距离伦敦奥运会开幕仅剩三天，要指望伦敦奥委会能推动改革显然已经不现实。在这个回合，SACOM果断地把行动“升级”，将目标瞄准了国际奥委会，希望其能为下届奥运会订立明确的政策和行动计划，并在公开信中提出了几点明确的诉求，包括公开供应商名单；选择性巡查特许供应商是否遵守生产行为守则并公开报告；要求每个供应商确保每个工人得到生产行为守则的副本等。
为什么是奥组委？
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因“共融和平”等成为了人类以体育相会的大聚会，为何频频遭遇“搅局”？因为，对关注劳工权益的行动者而言，奥林匹克是一个向全世界揭露剥削的绝佳机会。“无容置疑，奥运会和中国制造都是全球化带来的产物。我们享受着奥运会带来的欢乐和繁华，却不知道产业工人们所面临的窘境。他们亲手制作了奥运会玩具，却不知道自己与世界发生了怎样的联系，只能处于产业链的末端，常年忍受剥削。”郑依依遗憾地表示。
在这条“食物链”里，伦敦奥委会掌握着所有的规则，也坐享了很大部分利益。组织者通过大约10亿英镑周边产品的销售，赚取了超过8000万英镑的利润。
一只30厘米的橙色文洛克或者蓝色曼德维尔，在伦敦奥运纪念品商店中售价为20英镑。奥委会从20英镑的售价中提成2英镑，总经销商英国金熊公司抽成6英镑，终端零售商赚取10英镑。而这只吉祥物支付给中国制造公司的总价只有2英镑，还涵盖了运输成本。
由于上游的品牌公司拿走了绝大部分利润，供应链利润空间变得十分有限，使得制造工厂只有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单位时间内产出、降低人力成本开支来获取最大利益。这就注定了劳工组织如果不能把“板子”打在上游品牌商身上，那么由工厂本身能带来的改变其实非常有限。“既然奥委会制定了《可持续发展和道德采购守则》，我们为何不去监督呢？你不能只是把规则作为提升形象的工具！”
九年前，SACOM的发起人邱梓蕙曾在学校里和同学们进行过一个“干净衫”实验——她们提前向中山的一家制衣公司下单定制1万余T恤，提货当天按照每件衣服多付2元钱的价格，直接到车间里给工人们“派钱”，结果每个工人的工资一下提高了100多元。这个实验证明：只要能够改变一下游戏规则，只要上游品牌商愿意让出一点利润，那么代工厂的劳工权益就有可能发生改变。
“廉价”的ICTI-CARE认证
尽管伦敦奥委会掌握了游戏规则，但它不是唯一的始作俑者。调查显示，几乎所有被曝光的“血汗工厂”都曾获得由国际玩具业理事会颁发的“关爱”程序认证（以下简称ICTI-CARE）。“在喷油部门，有一张A5尺寸大小的ICTI-CARE的宣传单贴在门上，也有员工领到了‘关爱卡’，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ICTI是什么，更别说什么关爱程序了。”
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ICTI）成立于1974年，其创立宗旨在于推广玩具制造业在会员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减少或取消贸易障碍。本世纪初，经济全球化推动的产业结构调整，使得跨国公司常常利用全球化的生产网络规避国际劳工法规，并且不受东道国劳工立法的制约，从低成本的劳动力中获得更大利润。在亚洲地区普遍存在着超时加班、低工资以及强迫劳动，缺乏职业安全保障等问题。这些问题被频繁揭露以后，引起了欧美国家消费者的极大关注，在捷克、墨西哥、汉城、伦敦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责任运动，迫使跨国企业不得不作出让步。
2001年，ICTI-CARE程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CARE实际上是Caring（关爱）、Awareness（认知）、Rresponsibility（责任）和Ethics（道德）的缩写，其目的在于使全球的玩具厂能够向消费者保证他们的产品是在安全和人道的环境中制造出来的。比起那些拿着“大棒”高喝的公益团体，它更像是一个举着“胡萝卜”只想息事宁人的“和事佬”。ICTI宣称自己有一套针对工厂的单一、公开、彻底和一致的审核程序。品牌商也往往根据ICTI-CARE认证来评判一家工厂的卫生状况和生产条件，以此撒下自己的“大订单”。
但是，SACOM多年来在国内围绕ICTI的调查却令人失望。认证标识“廉价”得随处可见，所谓的审核也流于表面。“查厂前工厂都准备好了，看到的东西又会差到哪里去？”有工人反映，只有遇到访客，工人才会被要求戴上耳塞、眼镜、口罩，穿上防护服，验厂完毕一切又恢复“正常”。
那些隶属于各大品牌商和ICTI的核查员也被SACOM指证可能遭遇了“威逼利诱”。郑依依称：“有的核查员收受了贿赂，也有的表示自己去工厂时面对很大压力，受到了厂方的威胁。许多核查员并不能了解到工厂的真实情况，也无法与工人交流。工厂会伪造文书掩盖为工人购买社会保险的真实情况，也会刻意隐瞒使用了童工的问题。”
而要取得ICTI-CARE认证，企业和零售商无需花费一分钱，手续费主要向工厂征收。ICTI2010年的财报显示，其近272.6万美元的总收入中，有93%来源于审核业务，仅有7%来源于捐赠。ICTI-CARE在官网上宣称自2010年起机构就对持有证书的中国工厂员工设立了一个热线项目，“供工友查询有关其所属工厂应提供的劳动待遇”。当记者以工人身份打电话去咨询，接线人员却告知只提供法律咨询，待遇情况只能靠工人去当地社保局查。如果工人需要投诉，对方只表示会将信息反馈给ICTI，至于处理结果则无法预期。这个“廉价”的认证机构俨然成为了跨国贸易中的既得利益者。
质疑四起
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低迷、中国制造并不景气的大环境下，SACOM 的调查也遭到了质疑。先是被曝光的江苏彩虹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极力反驳英国媒体的报道，公司董事长顾峰哭诉称“公司在劳动用工方面近两年都没有投诉举报的情况”。并对外界关于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工人报酬、加班情况一一作出了澄清，宣称将作进一步评估和维权。有记者到该公司实地采访后也认为这家企业厂区整洁、车间内宽敞明亮，并没有想象中的糟糕，也比远比很多国内同行来得规范。
那些崇尚市场经济的学者们也开始担忧：“如果中国工人的待遇提高了，劳动力不再廉价，所有的订单都跑到了越南、柬埔寨，中国工人都失业，怎么办？”
对于以上种种质疑，郑依依不以为然。“我们在调查富士康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任何放弃中国制造，寻找廉价供应商的企业都会牺牲掉对质量、数量和产品设计的要求。因为东南亚国家仍有大量工人没有受过教育，连基本的操作流程都看不懂。从效率上说，中国制造依然是世界上性价比最高的。”
比较可喜的是，如今东南亚国家的劳工状况也正在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
不久前，伦敦奥运会最大赞助商之一、运动品牌巨头阿迪达斯集团公司因发生在柬埔寨的“血汗制衣工厂”问题，正面临着调查。英国媒体报道称，阿迪达斯已累计向奥运会投资1亿英镑，是奥运会最大的赞助商之一。而其设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市郊的服装加工厂里的工人每天需要工作10小时，每周工作6天，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资只有10英镑（约合15美元）。
虽然阿迪达斯集团发言人坚称，“服装厂员工的平均工资是每月130美元，比柬埔寨规定的最低工资要高很多。” 但压力团体“商标背后劳工联盟”依然指控阿迪达斯违反了“奥运赞助商必须为工人提供足够的基本生活保障工资”的要求。因为“虽然柬埔寨法律规定的工人最低工资是每月66美元，但是对于家中有两个小孩的柬埔寨家庭来说最低生活工资应该是每月260美元。”
（实习生黄子彦、方韵欣对本文亦有贡献）
长着一只大眼睛的奥运吉祥物“文洛克”和“曼德维尔”在伦敦奥运会上获得众人青睐，宣传短片《彩虹救援》中，这两个可爱又特别的吉祥物被描述成出自伦敦退休钢铁工人之手，但一个总部位于香港的“大学师生督察无良企业行动”（以下简称“SACOM”）的组织，在调查报告中却指出，它们极有可能来自中国的“血汗工厂”。奥运狂欢已经落幕，围绕着中国产业工人的争论却迟迟未消。
不透明的名单
以“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和公平竞争”为精神内容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其相关产品能不能由血汗工厂生产？
答案肯定是不。2008年，伦敦奥委会颁布了一项《可持续发展和道德采购守则》（下称《守则》），旨在保证奥运会的所有产品都能在国际认可的社会标准下生产。这一举动被认为具有明显的示范意义。但《守则》的实行效果如何，却没有人知道，奥委会一直拒绝公布相关产品供应商的详细名单，这难免令外界对其遵行《守则》的诚意及透明度产生怀疑。
SACOM就是这些怀疑者之一。2011年底，他们决定着手调查奥运会在中国的供应商。
在一场全球盛会中找到“中国制造”的影子并不难。有数据显示，2012年奥运会所有授权商品中，65%的商品来自“中国制造”，包括遍布大街小巷的纪念品、各国运动员的服装、运动场馆中的各种零部件。
SACOM的郑依依早年曾在香港从事过媒体工作，网络检索时，一家来自江苏盐城的“彩虹工艺品有限公司”进入了她的视线。这家来自苏北的制造商从奥运会吉祥物总经销商英国金熊公司手中获得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大订单——至少有50万只吉祥物玩具从他们的厂房流向世界。为了拿下生产资格，彩虹公司还曾斥资50多万，聘请专业人士在伦敦“蹲守”了两个多月。能够参与顶级赛会的竞争，拥有伦敦奥运会的“特许生产商”资格自然让这家民营企业感到无比光荣，更成为了其大肆宣传自身实力的“尚方宝剑”。
这份“高调”使其成为了追踪者的目标。
奥运“血汗工厂”报告引起轩然大波
SACOM调查员在彩虹工厂“卧底”后发现，奥委会宣称的劳工标准在这家工厂内并没有得到贯彻和实施：工人们在堆满杂物的昏暗环境中工作，不但得不到劳动合同，就连最低工资标准也很难保障。每个月工作超过358个小时，相当于每天实际工作近12个小时，且没有一天独立的休息日。加班工作时间超过法定上限的2～3倍，加班费用却没有按照法定标准支付。此外，工厂中还有相当数量的“童工”，未到政府规定的法定工作年龄，利用寒暑假等休息日打工。
2012年1月，一份题为《伦敦奥组委漠视工人权利：奥运吉祥物出自血汗工厂》的报告被公之于众，列举了大量彩虹工厂的“罪证”。行动者们同时还向伦敦奥组委寄出了一封公开信，措辞强烈。事件很快在英国引发连锁反应。先是《太阳报》以《奥林匹克的奴隶》为题发表了独家报道，《每日邮报》也撰文披露了奥运“血汗工厂”使用童工的内幕，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伦敦奥运会官方指定百货公司“约翰路易斯”率先跳出来对奥运吉祥物出自中国“苦工”之手感到愤怒。这家公司一向以公平对待员工而自豪，但由于奥运会严格的合同约束，使得该公司不得不使用官方供应商工厂。它指责伦敦奥组委未能持续地检查工人的工作条件，并着手展开紧急调查。
来自“公平奥运行动”（play fair Campaign）、“商标背后劳工联盟”（labour behind the label）等多家劳工组织的抗议者们也频频向奥组委施压。这些机构多年来一直揪住阿迪达斯、耐克、彪马等品牌商在全球的“血汗工厂”不放，自然不会放过利用奥运会大肆声讨的机会。各方的刻意渲染似乎让伦敦奥委会有些难以招架。为了平息众怒，奥组委决定有所行动。BBC报道称奥组委制定了9条规范，保证生产相关商品工人的权益。包括：工人权利信息公开、员工培训、公示员工基本信息及制造公司的基本信息等等。
今年2月，一份详细的供应商名单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奥组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伊表示：“在认识到2012年奥运会相关产品制造所面临的人权问题后，我们已经迅速责成独立机构综合评估制造商的资质，并将公开一切可用信息。”
2012年2月，大部分奥运产品已经完工，但抗争远没有结束。名单上来自东莞的鑫达玩具礼品有限公司和来自深圳宝安区的石围玩具厂再一次成为了监督目标。
“血汗工厂”追踪
2012年5月，阿成（化名）成了石围玩具厂的“卧底”。石围玩具厂距离深圳市区约2小时车程，工厂紧靠着一条两车道的马路，各种货车疾驰而过，没有红绿灯，行人只能夹杂其中横冲直闯。工厂铁门紧锁，一旁的公寓楼则状似尚未完工，墙壁又破又脏，几个工人偶尔从楼道里探出头来向外张望。
阿成只拿着一张身份证就通过了面试。他被安排在一个喷油部门——一个需要大量使用化学品的岗位。工厂提供的住宿条件是10人一间房，热水有限度地供应，工人们大多选择了自掏腰包外住。在调查期间，阿成访问了近40位工人，坚持做笔记、拍照取证。有受访者回忆起2011年奥运产品生产期间，为了赶工时，他们常常每天加班4～6个小时，有人甚至加班到凌晨3点。此外，阿成还发现，该公司并未给大多数工人购买养老保险，并让工人签署协议，声称是工人自己拒绝购买的。过于严苛的管理制度也让工人感到极度委屈：迟到5分钟会被扣除半天的工资，如果迟到5分钟以上则会被扣除1.5天的工资。
残酷的生存压力蚕食了本该在工友间存在的关爱和友谊。“一名年轻的女孩不小心被自己手中的喷枪喷中了眼睛，疼得直跺脚，没有一个工友愿意帮她。她只能一个人躲在墙角默默流泪。”这些在石围工厂的故事，同样出现在鑫达玩具礼品有限公司，惊人地相似。 两个月后，阿成等搜集的证据催生了SACOM的第二份报告。7月24日，这份报告以中英双语的形式正式发布。相同的标题下是更加“硕果累累”的“罪行”，同样措辞强硬。几乎是在同时，英国《卫报》、《每日邮报》引用报告内容，以大篇幅对血汗工厂的内幕进行了披露，大有围剿之势。SACOM的调研结果也同步发给了“公平奥运行动”，意图利用各自优势，通过跨国联合，继续质问伦敦奥委会。
此时，距离伦敦奥运会开幕仅剩三天，要指望伦敦奥委会能推动改革显然已经不现实。在这个回合，SACOM果断地把行动“升级”，将目标瞄准了国际奥委会，希望其能为下届奥运会订立明确的政策和行动计划，并在公开信中提出了几点明确的诉求，包括公开供应商名单；选择性巡查特许供应商是否遵守生产行为守则并公开报告；要求每个供应商确保每个工人得到生产行为守则的副本等。
为什么是奥组委？
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因“共融和平”等成为了人类以体育相会的大聚会，为何频频遭遇“搅局”？因为，对关注劳工权益的行动者而言，奥林匹克是一个向全世界揭露剥削的绝佳机会。“无容置疑，奥运会和中国制造都是全球化带来的产物。我们享受着奥运会带来的欢乐和繁华，却不知道产业工人们所面临的窘境。他们亲手制作了奥运会玩具，却不知道自己与世界发生了怎样的联系，只能处于产业链的末端，常年忍受剥削。”郑依依遗憾地表示。
在这条“食物链”里，伦敦奥委会掌握着所有的规则，也坐享了很大部分利益。组织者通过大约10亿英镑周边产品的销售，赚取了超过8000万英镑的利润。
一只30厘米的橙色文洛克或者蓝色曼德维尔，在伦敦奥运纪念品商店中售价为20英镑。奥委会从20英镑的售价中提成2英镑，总经销商英国金熊公司抽成6英镑，终端零售商赚取10英镑。而这只吉祥物支付给中国制造公司的总价只有2英镑，还涵盖了运输成本。
由于上游的品牌公司拿走了绝大部分利润，供应链利润空间变得十分有限，使得制造工厂只有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单位时间内产出、降低人力成本开支来获取最大利益。这就注定了劳工组织如果不能把“板子”打在上游品牌商身上，那么由工厂本身能带来的改变其实非常有限。“既然奥委会制定了《可持续发展和道德采购守则》，我们为何不去监督呢？你不能只是把规则作为提升形象的工具！”
九年前，SACOM的发起人邱梓蕙曾在学校里和同学们进行过一个“干净衫”实验——她们提前向中山的一家制衣公司下单定制1万余T恤，提货当天按照每件衣服多付2元钱的价格，直接到车间里给工人们“派钱”，结果每个工人的工资一下提高了100多元。这个实验证明：只要能够改变一下游戏规则，只要上游品牌商愿意让出一点利润，那么代工厂的劳工权益就有可能发生改变。
“廉价”的ICTI-CARE认证
尽管伦敦奥委会掌握了游戏规则，但它不是唯一的始作俑者。调查显示，几乎所有被曝光的“血汗工厂”都曾获得由国际玩具业理事会颁发的“关爱”程序认证（以下简称ICTI-CARE）。“在喷油部门，有一张A5尺寸大小的ICTI-CARE的宣传单贴在门上，也有员工领到了‘关爱卡’，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ICTI是什么，更别说什么关爱程序了。”
国际玩具工业理事会（ICTI）成立于1974年，其创立宗旨在于推广玩具制造业在会员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减少或取消贸易障碍。本世纪初，经济全球化推动的产业结构调整，使得跨国公司常常利用全球化的生产网络规避国际劳工法规，并且不受东道国劳工立法的制约，从低成本的劳动力中获得更大利润。在亚洲地区普遍存在着超时加班、低工资以及强迫劳动，缺乏职业安全保障等问题。这些问题被频繁揭露以后，引起了欧美国家消费者的极大关注，在捷克、墨西哥、汉城、伦敦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责任运动，迫使跨国企业不得不作出让步。
2001年，ICTI-CARE程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CARE实际上是Caring（关爱）、Awareness（认知）、Rresponsibility（责任）和Ethics（道德）的缩写，其目的在于使全球的玩具厂能够向消费者保证他们的产品是在安全和人道的环境中制造出来的。比起那些拿着“大棒”高喝的公益团体，它更像是一个举着“胡萝卜”只想息事宁人的“和事佬”。ICTI宣称自己有一套针对工厂的单一、公开、彻底和一致的审核程序。品牌商也往往根据ICTI-CARE认证来评判一家工厂的卫生状况和生产条件，以此撒下自己的“大订单”。
但是，SACOM多年来在国内围绕ICTI的调查却令人失望。认证标识“廉价”得随处可见，所谓的审核也流于表面。“查厂前工厂都准备好了，看到的东西又会差到哪里去？”有工人反映，只有遇到访客，工人才会被要求戴上耳塞、眼镜、口罩，穿上防护服，验厂完毕一切又恢复“正常”。
那些隶属于各大品牌商和ICTI的核查员也被SACOM指证可能遭遇了“威逼利诱”。郑依依称：“有的核查员收受了贿赂，也有的表示自己去工厂时面对很大压力，受到了厂方的威胁。许多核查员并不能了解到工厂的真实情况，也无法与工人交流。工厂会伪造文书掩盖为工人购买社会保险的真实情况，也会刻意隐瞒使用了童工的问题。”
而要取得ICTI-CARE认证，企业和零售商无需花费一分钱，手续费主要向工厂征收。ICTI2010年的财报显示，其近272.6万美元的总收入中，有93%来源于审核业务，仅有7%来源于捐赠。ICTI-CARE在官网上宣称自2010年起机构就对持有证书的中国工厂员工设立了一个热线项目，“供工友查询有关其所属工厂应提供的劳动待遇”。当记者以工人身份打电话去咨询，接线人员却告知只提供法律咨询，待遇情况只能靠工人去当地社保局查。如果工人需要投诉，对方只表示会将信息反馈给ICTI，至于处理结果则无法预期。这个“廉价”的认证机构俨然成为了跨国贸易中的既得利益者。
质疑四起
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低迷、中国制造并不景气的大环境下，SACOM 的调查也遭到了质疑。先是被曝光的江苏彩虹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极力反驳英国媒体的报道，公司董事长顾峰哭诉称“公司在劳动用工方面近两年都没有投诉举报的情况”。并对外界关于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工人报酬、加班情况一一作出了澄清，宣称将作进一步评估和维权。有记者到该公司实地采访后也认为这家企业厂区整洁、车间内宽敞明亮，并没有想象中的糟糕，也比远比很多国内同行来得规范。
那些崇尚市场经济的学者们也开始担忧：“如果中国工人的待遇提高了，劳动力不再廉价，所有的订单都跑到了越南、柬埔寨，中国工人都失业，怎么办？”
对于以上种种质疑，郑依依不以为然。“我们在调查富士康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任何放弃中国制造，寻找廉价供应商的企业都会牺牲掉对质量、数量和产品设计的要求。因为东南亚国家仍有大量工人没有受过教育，连基本的操作流程都看不懂。从效率上说，中国制造依然是世界上性价比最高的。”
比较可喜的是，如今东南亚国家的劳工状况也正在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
不久前，伦敦奥运会最大赞助商之一、运动品牌巨头阿迪达斯集团公司因发生在柬埔寨的“血汗制衣工厂”问题，正面临着调查。英国媒体报道称，阿迪达斯已累计向奥运会投资1亿英镑，是奥运会最大的赞助商之一。而其设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市郊的服装加工厂里的工人每天需要工作10小时，每周工作6天，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资只有10英镑（约合15美元）。
虽然阿迪达斯集团发言人坚称，“服装厂员工的平均工资是每月130美元，比柬埔寨规定的最低工资要高很多。” 但压力团体“商标背后劳工联盟”依然指控阿迪达斯违反了“奥运赞助商必须为工人提供足够的基本生活保障工资”的要求。因为“虽然柬埔寨法律规定的工人最低工资是每月66美元，但是对于家中有两个小孩的柬埔寨家庭来说最低生活工资应该是每月260美元。”
（实习生黄子彦、方韵欣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