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年秋，北京城里死了一个匠户，丧仪办得极为风光，宅前车水马龙，达官贵人接踵而至，轰动了整个京师。内阁学士许王猷亲自主丧，大学士徐本、赵国麟率领汉九卿至灵前俯首跪拜，詹事府詹事陈浩里外奔走、陪吊数天，连权势炙手可热的三朝元老、大学士张廷玉也差人前来送帖……事后据查，汉尚书、侍郎等九卿中仅有户部尚书陈意华等几人托故未来。一时间，九卿会丧被街头巷尾传为笑柄。
　　本来，清代仪礼规定等级极其森严，在丧仪上更是具体而微，而如此隆重的九卿会丧，帝后驾崩才得使用。
　　除帝、后外，王、公亡逝亦可会丧，但规模小得多，仅由皇帝遣官至坟致祭。公以下各官，无旨一律不得会丧，庶民百姓更不得会丧。
　　然而，一个匠户，即非王公贵胄，又无特旨，为什么竟有众多朝臣不顾礼法前来奔丧呢？原来，只为一个“财”字。这匠户姓俞名君弼，生前是工部属下一个石匠。此人虽出身微贱，目不识丁，却有一手绝技，兴办皇室工程时可分余润。俞君弼家资丰饶，然而偏偏膝下无子，死后撇下数万金，任凭一群“义孙义婿”争夺不休。为了独占家产，义女婿许秉义便与内阁学士许王猷联宗，“托其遍邀九卿往吊，欲借声势弹压俞姓族人”，先付参加会丧诸臣每人谢仪500两至2000两银不等，并允诺夺得财产后另有重谢。只走一趟便可得千金，况有内阁学士相邀，九卿又何乐而不往？于是便演出了这场丑剧。
　　丑闻上达天听，30岁的乾隆又气又恼。气的是即位已几年，这群大臣仍不把他放在眼里。恼的是“法不责众”，如此多人违制，又不能尽行开革。他只好先派心腹大臣——京师九门提督、兵部尚书鄂善前往严查。谁知早有顺天府尹张鸣钧闻知，并未奏闻请旨，私差人前往俞宅刨掘，得银2万两。参加了会丧的礼部侍郎吴家驹也闻风声不好，又适逢丁忧，便将分给他官的炭金席卷，溜之大吉，回乡奔丧去了。而其余诸官却也不敢讨银，都在忙着追毁原帖，扮作清廉。
　　鄂善一一审明，请旨将张鸣钧交部察议，义女婿许秉义依法处置，内阁学士许王猷、礼部侍郎吴家驹、詹事陈浩革职拿问。承办此案的鄂善，则因“干练、廉洁”，特赐“紫禁城骑马”。自雍正王朝以来，这个荣誉只有65岁以上的权臣才能企望。鄂善得此殊荣，自以为已是乾隆最宠信的心腹之一了。一场闹剧似乎就这样要收尾了。
　　不料两个月后，御史仲永檀忽上疏奏劾鄂善，称俞君弼嗣孙俞长庚曾托人与其说合，送银1万两，嘱其多加照看。乾隆闻奏先不肯信，以为“必无之事，仲永檀身恃言官而诬陷大臣，此风断不可长”。为了治仲永檀之罪，特命和亲王等查明所涉人等。谁知经审讯，鄂善家人及过付人俱各招认。乾隆闻奏，又亲提鄂善面加询问，鄂善却坚不承认。乾隆心生一计，引他进密室，好言相慰道：“汝若实无此事则可，若有，不妨于朕前实奏，朕另有处置，而谕此数大臣从轻审问，将此事归之汝家人。”鄂善熟思良久，承认从家人手中得银1000两。刚一招供，乾隆立即把脸一沉：“以皇考及朕平日深加信用之大臣，而负恩至此，国法断不可恕！”原来，先时汉九卿受贿，乾隆已萌生杀一儆百之心，此时亲信满臣又受贿，更使其怒不可遏。贪污1000两银事小，他怒的是苦心培养的心腹，却对其亦有隐私。见乾隆翻验，鄂善心知不妙，在诸臣详讯时，又推翻前供，然为时已晚矣。乾隆命将鄂善拿交刑部，不久带至家中令其自尽。
　　众多文武朝臣，为得一个凿匠的银子，不顾朝仪以身试法，毕竟不是光彩之事，乾隆不得不掩饰道：“仲永檀折内所奏大学士等到俞姓送帖吊奠一事，今查询明白，全属子虚，不必追究。”然而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赵国麟却不识相，以为劣迹没被抓住，上疏攻击仲永檀毁谤自己“理学清名”，并以“解退”相要挟；另一给事中卢秉纯见仲永檀一奏升官，也步其后尘，劾赵国麟口出怨言。数日以来，乾隆已被搅得“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见仍有人喋喋不休，下旨痛责，将赵国麟降二级候补、卢秉纯革职。
　　至此，九卿吊石匠引起的风波虽总算平息了。
　　 （责编 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