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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战胜利纪功碑是我国唯一的一座纪念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历史事件的纪念性艺术建筑，是历史事件、民族精神、地域文化的艺术化抉择下，功能、形式、科技完美结合的地标性建筑。它集设计、绘画、雕刻、建筑、灯光等艺术于一体，是抗战艺术结晶的民族精神瑰宝，是抗战时期艺术的归结与里程碑。
【关键词】 抗战胜利纪功碑 抗战艺术结晶 民族精神瑰宝
1947年10月10日，在抗战的大后方的重庆竖起了一座名曰“抗战胜利纪功碑”的雄伟建筑。这座建筑集抗战时期的设计大成，是抗战时期艺术的结晶体，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物。“抗战胜利纪功碑”面世不到三年，于1950年10月易名变身为人民解放碑。因“抗战胜利纪功碑”名称的短暂存续，该碑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等被人们忽略或淡忘。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翻启这历史的一页，重现“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光芒。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定重庆为陪都，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10月，成立了以孔祥熙为委员的“陪都建设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蒋介石旨意，组建了以市长张笃伦为首、聘请国内专兼学者、英国专家戈登、美国顾问毛理尔的专家团，拟定了较为宏伟壮观的《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该计划将建设抗战纪念性的艺术性建筑就有：在校场坝修建一座“抗战胜利纪念柱”；在民权路口上建一座仿照法国巴黎凯旋门摸样的“凯旋门”和“抗战胜利纪念堂”；在两江汇合处的朝天门建“自由女神像”等。陪都建设计划公布当天晚上，重庆三万市民举行火把欢庆游行。由于处于抗战尾声，当局政府忙于着手日军侵占区的接管事宜，原定的陪都建设计划并未付诸实施。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时局政府考虑到陪都重庆在八年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拟重启陪都建设计划，于1945年10月召开的重庆市第二届第五次临时参议会上决议：“为纪念重庆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并确保这种地位能在战后继续延伸下去，决定启动抗战胜利纪念柱项目，把抗战胜利纪念柱改建在原建‘精神堡垒’的地方，并把纪念柱的建筑形制改为纪念碑的建筑形制，定名为‘抗战胜利纪功碑’，以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可这时的国民政府只顾着还都南京而无暇顾及启动陪都建设计划和抗战胜利纪功碑事宜。
时隔近一年半，重庆市市长张笃伦只好大力筹集地方财力，于1946年10月9日的市政府第336次市政会提出并决定自筹经费启动抗战胜利纪念碑的建设。会后专门成立了“抗战胜利纪功碑”筹建委员会，重庆市都市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黄宾勋、专门委员刘达仁任主持，建筑师黎伦杰先生但任总工程师，土木工程师李际蔡，建筑师唐本善、张之蕃、郭民瞻，电器工程师李钟岳等为成员。
抗战胜利纪功碑公开征集了设计方案，许多艺术家及建筑设计师参与了“抗战胜利纪功碑”的设计，其好的方案就有好几个，最终选定留法回国的设计师李玄剑教授的设计方案。李玄剑教授阐述了设计的形意构想：“在艰苦的八年的民族救亡抗战中，重庆人民先后派出数十万优秀子弟从军，出川抗战，英勇杀敌，保家卫国，而留在后方的重庆人们，不惧日寇淫威，顶住了日寇的狂轰滥炸，加紧生产，支持前线，充分展现了巴人不惧强敌、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节和阳刚之气，正是中华民族这种自强不息的阳刚之气成就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要充分展现民族复兴、山河重光过程中中华民族倔强、刚毅、阳刚的气质和壮美，“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外形设计成为一个直立、雄健，挺拔而抽象的男性生殖器的形状。
这设计方案非无稽之谈，在过去的一些书刊和一些长者的访谈记录中可以得到印证。崇勇尚武的巴人崇拜阳刚图腾，如今的重庆人在对抗过程中的坚持、加油、拼搏等励志的鼓励话语常常用“雄起”的术语，特别是在代表重庆对外的大型对抗的公众赛事场中，常常是万人齐喊：“重庆—雄起！”其喊声如雷，声浪迭起，气势非凡。设计师借用阳刚图腾来塑造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形象，赞许巴人顶天立地的阳刚之美和独立自强的英雄气概，颂扬巴人在中国历次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都挺身而出做出的重大贡献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讴歌中华民族独立与图强的名族精神。
抗战胜利纪功碑设计为全鋼筋混凝土的柱身盔顶结构，由碑台、碑座、碑身、碑顶四部分组成。碑台高1.6米，碑座、碑身、碑顶总高27.5米，碑顶上设计一副4米高的灯架，灯架上面是3米高的风向标，从地面到风向标顶的总高度为36.1米。
碑台设计为直径20米、高1.6米圆形平台，总占地面积642平方米；正对马路的四个方向分别设有石砌台阶以便上下，每个台阶为8级；有8处花圃环绕着碑台，还设计有5米深的地下室；碑台的坎立面材料设计为青石，碑台平面材料为水磨石子。
碑座设计由8根纵向青石砌结护柱组成，直径6米，2层，高6米。碑座石材均采用北碚出产的上等峡石，7块石碑分别镶嵌于碑座的护柱之间，石碑上分别镌刻着：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的《明定重庆为陪都令》、1946年10月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撰写的《抗战胜利纪功碑铭并序》、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兼代主任张群撰写的《抗战胜利纪功碑碑文》、重庆市市长张笃伦题词、市参议会的题词、一篇未署名文。碑座其中两护柱之间设计一门以出入碑的内部，门框及门板特选用楠木精制而成。
碑身设计呈八面棱柱体，直径4米，共6层，高18米，碑身外表白水泥饰面。每间隔一面设计有钢筋混凝土花窗5个，共20个窗。碑朝着民族路一面，设计有“抗战胜利纪功碑”七个鎏金大字，这七个大字由当时四川才子、曾在大清晚期当过翰林院编修的赵熙所书，刻在光洁的峡石上然后鎏金，落款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重庆市市长张笃伦”。靠碑体上方的四个面设计了四口标准大壁钟，此钟能自动报时，既壮观又寓提倡市民守时之意，钟之间分别嵌有四幅海陆空英勇抗击日寇和后方民众支援前线劳绩的浮雕图案。碑身内空为圆形，内壁白水泥饰面，有悬臂旋转楼梯140步连接碑台的地下室与碑顶的瞭望台，沿旋转楼梯设抗战胜利走廊，走廊挂有抗战英雄、伟大战绩、日本投降等油画，胜利走廊的壁上还镶嵌有944年5月17日美国罗斯福总统赠给重庆的卷轴译文碑石、各省市赠送之纪念碑石、社会名流题赠之碑石等。在碑璧上还设计有钢管，用于珍藏关于该碑有关人士签名的设计图样和代表那一时期的艺术名作、报纸、邮票、钞票、照片等纪念物。 碑顶设计呈半球状，直径4.5米，高3.5米。碑顶内设计为瞭望台，与碑身对应的八面为瞭望窗8个，瞭望台可容纳20人登临观望；碑顶内设计悬挂警钟一座，以备全市集会和应急报警之用。碑顶外上方设计了4米高的灯架，灯架上安装有多种照明灯具用于碑的夜间照明。灯架上方3米处设计安装风向仪、风速仪、方位仪等仪器，便于市民了解风向、风速和识别方位之用。
纪功碑设计了系统的照明设施，8盏强力探照灯夜间照明分别照射碑身的八面，碑身夜间在8条柔和的光柱照射下光彩照人；碑内每层设计水银灯一盏作室内照明，光线透过窗花梦幻神秘；碑顶外设计了8根水银太阳灯环绕，夜间的碑顶更加闪耀。纪功碑的多种照明设施在夜间同时启动，光线交织，辉煌夺目。
“抗战胜利纪功碑”由天府营造厂承建，于1946年10月31日奠基，12月破土动工，1947年8月竣工，工程耗资2.17亿元（旧币）。据建造该碑的总工程师黎伦杰介绍：“建造该碑共用20吨钢筋、950桶水泥（每桶计量标准为170公斤），建造好的碑非常坚固，可存百年之久。战时如投500磅重的炸弹距碑10米内，亦无法摧毁建筑物；16英寸平射炮亦无法击穿碑璧”。1947年10月10日上午，举行了由市政当局、学生代表及各界民众共万余人参加的“抗战胜利纪功碑”揭幕典礼，这座建筑物耀然于世人眼中。
“抗战胜利纪功碑”的落成有其三重历史意义。其一，凝结中华民族14年悲壮的抗战历史，纪念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其二，凝聚与继承抗战精神，鞭策更好更快的建设新家园，是抗战胜利后强国梦想的“精神堡垒”；其三，纪念重庆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重大贡献和牺牲，物化为重庆人民的精神图腾。时局的重庆市长张笃伦在其主持的典礼致词中把这三重意义加以了表达：“纪功碑不但说明了抗战胜利的光荣，而且更保证今后建国的成功。打败了日本，有重庆的功劳，更是中国的功劳，所以才有建筑此碑，以永垂纪念。纪功碑象征百万重庆市民为建设现代化重庆而努力奋斗”。
抗战胜利纪功碑，见证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日并取得胜利的风雨历程、见证的是中华民族凤凰涅磐的浴火重生；见证了重庆这座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英雄城市，见证的是重庆人民在八年浴血抗战中作过巨大牺牲与重大贡献。我国其他城市也有有关纪念抗战的碑塔，但只是一些抗战中某个事件、某个战役或抗战殉难烈士的纪念碑，只有重庆的这座抗战胜利纪功碑，被当年的《申报》称为“唯一具有伟大历史纪念性的抗战胜利纪功碑”。
1938年1月27岁的唐君毅在抗战陪都重庆写道：“故此中国之抗战乃为保存此世界唯一博大悠久之民族而战，为保持人的文化而战也，为保存担负创建世界未来文化之责之民族而战也。故此次抗战意义之神圣，远过于人类史上任何战争。”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及其胜利以及抗战胜利纪功碑的落成对中华民族有着神圣的意义。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抗战胜利纪功碑是中华名族全民抗战胜利的历史見证，它纪录的，不仅有国民党的抗战，也有共产党的抗战，更有全世界华人华侨的协同抗战。国共合作是抗战胜利的主体力量，而全世界华人的精神凝聚力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内在动力。虽然“抗战胜利纪功碑”是由当时管辖的时局政府所建，但其承载的是超越阶级、党派、集团和个人之上的全球华人的民族意志和民族解放事件。
当下呼吁恢复原名“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呼声是基于民族的整体利益高于民族内部的党派团体利益的观念下出现的，恢复原名“抗战胜利纪功碑”有利于更好的唤起民族团结精神、重树海峡两岸乃至全球华人的民族的精神丰碑。如果可以恢复原名，建议在鹅岭公园或枇杷山公园的制高点用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新建一壮观、多功能的人们解放碑，成为犹如新重庆这条航母新桅杆的地标性纪念建筑，让它与“抗战胜利纪功碑”这条老山城帆船的桅杆，成为并驾齐驱的双动力驱动重庆这首航母扬帆前行。如此去昭示历史的回声，让世人同时铭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人们解放战争的历史，避免了民族内部历史事件对名族整体利益的大历史事件的遮隐、新历史时刻对旧历史时刻的覆盖！
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历史事件、民族精神、地域文化的艺术化选择，其设计方案的形成及其建造是功能、形式、艺术与科技的完美结合。抗战胜利纪功碑是抗战艺术结晶的民族精神瑰宝，是抗战时期艺术的归结与里程碑。
基金项目
[2010年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抗战时期重庆大后方美术研究》中期成果，项目编号：2010YBRW69。]
【关键词】 抗战胜利纪功碑 抗战艺术结晶 民族精神瑰宝
1947年10月10日，在抗战的大后方的重庆竖起了一座名曰“抗战胜利纪功碑”的雄伟建筑。这座建筑集抗战时期的设计大成，是抗战时期艺术的结晶体，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物。“抗战胜利纪功碑”面世不到三年，于1950年10月易名变身为人民解放碑。因“抗战胜利纪功碑”名称的短暂存续，该碑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等被人们忽略或淡忘。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翻启这历史的一页，重现“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光芒。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定重庆为陪都，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10月，成立了以孔祥熙为委员的“陪都建设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蒋介石旨意，组建了以市长张笃伦为首、聘请国内专兼学者、英国专家戈登、美国顾问毛理尔的专家团，拟定了较为宏伟壮观的《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该计划将建设抗战纪念性的艺术性建筑就有：在校场坝修建一座“抗战胜利纪念柱”；在民权路口上建一座仿照法国巴黎凯旋门摸样的“凯旋门”和“抗战胜利纪念堂”；在两江汇合处的朝天门建“自由女神像”等。陪都建设计划公布当天晚上，重庆三万市民举行火把欢庆游行。由于处于抗战尾声，当局政府忙于着手日军侵占区的接管事宜，原定的陪都建设计划并未付诸实施。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时局政府考虑到陪都重庆在八年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拟重启陪都建设计划，于1945年10月召开的重庆市第二届第五次临时参议会上决议：“为纪念重庆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并确保这种地位能在战后继续延伸下去，决定启动抗战胜利纪念柱项目，把抗战胜利纪念柱改建在原建‘精神堡垒’的地方，并把纪念柱的建筑形制改为纪念碑的建筑形制，定名为‘抗战胜利纪功碑’，以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可这时的国民政府只顾着还都南京而无暇顾及启动陪都建设计划和抗战胜利纪功碑事宜。
时隔近一年半，重庆市市长张笃伦只好大力筹集地方财力，于1946年10月9日的市政府第336次市政会提出并决定自筹经费启动抗战胜利纪念碑的建设。会后专门成立了“抗战胜利纪功碑”筹建委员会，重庆市都市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黄宾勋、专门委员刘达仁任主持，建筑师黎伦杰先生但任总工程师，土木工程师李际蔡，建筑师唐本善、张之蕃、郭民瞻，电器工程师李钟岳等为成员。
抗战胜利纪功碑公开征集了设计方案，许多艺术家及建筑设计师参与了“抗战胜利纪功碑”的设计，其好的方案就有好几个，最终选定留法回国的设计师李玄剑教授的设计方案。李玄剑教授阐述了设计的形意构想：“在艰苦的八年的民族救亡抗战中，重庆人民先后派出数十万优秀子弟从军，出川抗战，英勇杀敌，保家卫国，而留在后方的重庆人们，不惧日寇淫威，顶住了日寇的狂轰滥炸，加紧生产，支持前线，充分展现了巴人不惧强敌、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节和阳刚之气，正是中华民族这种自强不息的阳刚之气成就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要充分展现民族复兴、山河重光过程中中华民族倔强、刚毅、阳刚的气质和壮美，“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外形设计成为一个直立、雄健，挺拔而抽象的男性生殖器的形状。
这设计方案非无稽之谈，在过去的一些书刊和一些长者的访谈记录中可以得到印证。崇勇尚武的巴人崇拜阳刚图腾，如今的重庆人在对抗过程中的坚持、加油、拼搏等励志的鼓励话语常常用“雄起”的术语，特别是在代表重庆对外的大型对抗的公众赛事场中，常常是万人齐喊：“重庆—雄起！”其喊声如雷，声浪迭起，气势非凡。设计师借用阳刚图腾来塑造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形象，赞许巴人顶天立地的阳刚之美和独立自强的英雄气概，颂扬巴人在中国历次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都挺身而出做出的重大贡献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讴歌中华民族独立与图强的名族精神。
抗战胜利纪功碑设计为全鋼筋混凝土的柱身盔顶结构，由碑台、碑座、碑身、碑顶四部分组成。碑台高1.6米，碑座、碑身、碑顶总高27.5米，碑顶上设计一副4米高的灯架，灯架上面是3米高的风向标，从地面到风向标顶的总高度为36.1米。
碑台设计为直径20米、高1.6米圆形平台，总占地面积642平方米；正对马路的四个方向分别设有石砌台阶以便上下，每个台阶为8级；有8处花圃环绕着碑台，还设计有5米深的地下室；碑台的坎立面材料设计为青石，碑台平面材料为水磨石子。
碑座设计由8根纵向青石砌结护柱组成，直径6米，2层，高6米。碑座石材均采用北碚出产的上等峡石，7块石碑分别镶嵌于碑座的护柱之间，石碑上分别镌刻着：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的《明定重庆为陪都令》、1946年10月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撰写的《抗战胜利纪功碑铭并序》、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兼代主任张群撰写的《抗战胜利纪功碑碑文》、重庆市市长张笃伦题词、市参议会的题词、一篇未署名文。碑座其中两护柱之间设计一门以出入碑的内部，门框及门板特选用楠木精制而成。
碑身设计呈八面棱柱体，直径4米，共6层，高18米，碑身外表白水泥饰面。每间隔一面设计有钢筋混凝土花窗5个，共20个窗。碑朝着民族路一面，设计有“抗战胜利纪功碑”七个鎏金大字，这七个大字由当时四川才子、曾在大清晚期当过翰林院编修的赵熙所书，刻在光洁的峡石上然后鎏金，落款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重庆市市长张笃伦”。靠碑体上方的四个面设计了四口标准大壁钟，此钟能自动报时，既壮观又寓提倡市民守时之意，钟之间分别嵌有四幅海陆空英勇抗击日寇和后方民众支援前线劳绩的浮雕图案。碑身内空为圆形，内壁白水泥饰面，有悬臂旋转楼梯140步连接碑台的地下室与碑顶的瞭望台，沿旋转楼梯设抗战胜利走廊，走廊挂有抗战英雄、伟大战绩、日本投降等油画，胜利走廊的壁上还镶嵌有944年5月17日美国罗斯福总统赠给重庆的卷轴译文碑石、各省市赠送之纪念碑石、社会名流题赠之碑石等。在碑璧上还设计有钢管，用于珍藏关于该碑有关人士签名的设计图样和代表那一时期的艺术名作、报纸、邮票、钞票、照片等纪念物。 碑顶设计呈半球状，直径4.5米，高3.5米。碑顶内设计为瞭望台，与碑身对应的八面为瞭望窗8个，瞭望台可容纳20人登临观望；碑顶内设计悬挂警钟一座，以备全市集会和应急报警之用。碑顶外上方设计了4米高的灯架，灯架上安装有多种照明灯具用于碑的夜间照明。灯架上方3米处设计安装风向仪、风速仪、方位仪等仪器，便于市民了解风向、风速和识别方位之用。
纪功碑设计了系统的照明设施，8盏强力探照灯夜间照明分别照射碑身的八面，碑身夜间在8条柔和的光柱照射下光彩照人；碑内每层设计水银灯一盏作室内照明，光线透过窗花梦幻神秘；碑顶外设计了8根水银太阳灯环绕，夜间的碑顶更加闪耀。纪功碑的多种照明设施在夜间同时启动，光线交织，辉煌夺目。
“抗战胜利纪功碑”由天府营造厂承建，于1946年10月31日奠基，12月破土动工，1947年8月竣工，工程耗资2.17亿元（旧币）。据建造该碑的总工程师黎伦杰介绍：“建造该碑共用20吨钢筋、950桶水泥（每桶计量标准为170公斤），建造好的碑非常坚固，可存百年之久。战时如投500磅重的炸弹距碑10米内，亦无法摧毁建筑物；16英寸平射炮亦无法击穿碑璧”。1947年10月10日上午，举行了由市政当局、学生代表及各界民众共万余人参加的“抗战胜利纪功碑”揭幕典礼，这座建筑物耀然于世人眼中。
“抗战胜利纪功碑”的落成有其三重历史意义。其一，凝结中华民族14年悲壮的抗战历史，纪念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其二，凝聚与继承抗战精神，鞭策更好更快的建设新家园，是抗战胜利后强国梦想的“精神堡垒”；其三，纪念重庆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重大贡献和牺牲，物化为重庆人民的精神图腾。时局的重庆市长张笃伦在其主持的典礼致词中把这三重意义加以了表达：“纪功碑不但说明了抗战胜利的光荣，而且更保证今后建国的成功。打败了日本，有重庆的功劳，更是中国的功劳，所以才有建筑此碑，以永垂纪念。纪功碑象征百万重庆市民为建设现代化重庆而努力奋斗”。
抗战胜利纪功碑，见证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日并取得胜利的风雨历程、见证的是中华民族凤凰涅磐的浴火重生；见证了重庆这座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英雄城市，见证的是重庆人民在八年浴血抗战中作过巨大牺牲与重大贡献。我国其他城市也有有关纪念抗战的碑塔，但只是一些抗战中某个事件、某个战役或抗战殉难烈士的纪念碑，只有重庆的这座抗战胜利纪功碑，被当年的《申报》称为“唯一具有伟大历史纪念性的抗战胜利纪功碑”。
1938年1月27岁的唐君毅在抗战陪都重庆写道：“故此中国之抗战乃为保存此世界唯一博大悠久之民族而战，为保持人的文化而战也，为保存担负创建世界未来文化之责之民族而战也。故此次抗战意义之神圣，远过于人类史上任何战争。”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及其胜利以及抗战胜利纪功碑的落成对中华民族有着神圣的意义。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抗战胜利纪功碑是中华名族全民抗战胜利的历史見证，它纪录的，不仅有国民党的抗战，也有共产党的抗战，更有全世界华人华侨的协同抗战。国共合作是抗战胜利的主体力量，而全世界华人的精神凝聚力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内在动力。虽然“抗战胜利纪功碑”是由当时管辖的时局政府所建，但其承载的是超越阶级、党派、集团和个人之上的全球华人的民族意志和民族解放事件。
当下呼吁恢复原名“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呼声是基于民族的整体利益高于民族内部的党派团体利益的观念下出现的，恢复原名“抗战胜利纪功碑”有利于更好的唤起民族团结精神、重树海峡两岸乃至全球华人的民族的精神丰碑。如果可以恢复原名，建议在鹅岭公园或枇杷山公园的制高点用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新建一壮观、多功能的人们解放碑，成为犹如新重庆这条航母新桅杆的地标性纪念建筑，让它与“抗战胜利纪功碑”这条老山城帆船的桅杆，成为并驾齐驱的双动力驱动重庆这首航母扬帆前行。如此去昭示历史的回声，让世人同时铭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人们解放战争的历史，避免了民族内部历史事件对名族整体利益的大历史事件的遮隐、新历史时刻对旧历史时刻的覆盖！
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历史事件、民族精神、地域文化的艺术化选择，其设计方案的形成及其建造是功能、形式、艺术与科技的完美结合。抗战胜利纪功碑是抗战艺术结晶的民族精神瑰宝，是抗战时期艺术的归结与里程碑。
基金项目
[2010年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抗战时期重庆大后方美术研究》中期成果，项目编号：2010YBRW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