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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公司是由真正意义上的“定量分析员”创建的第一个专业公司，这种采用计算机技术建模的人有时被称为“火箭科学家”，其招股说明书的第一页宣称，该公司的成立前提是利用“大规模的经济计量分析，这在计算机引进之前是不可能的”。
除了一些经济学博士外，该公司后来还聘请了曾参与“阿波罗”计划的程序员，他是名副其实的火箭科学家。
该公司的法律结构是有限公司，而不是合伙企业，但从某些方面来说它是典型的对冲基金：同时做多做空、利用杠杆效应、高额利润由管理人员和少数投资者共享。
狂妄的威玛
商品公司的总裁海默·威玛求富心切导致有些狂妄，他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一种预测可可价格的方法：通过分析历史数据确定经济增长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刺激巧克力的消费，进而刺激对可可的需求；西非的干旱或湿度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可可的供应等。
威玛组建了一个倚重基本面分析的团队，他需要能建立模型来预测价格的计量经济学家。威玛负责可可交易，他在以前另一个公司纳贝斯克的同事弗兰克·万纳森负责小麦交易，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保罗·库特勒负责猪腩肉交易，曾任教于罗格斯大学的计量经济学家肯尼恩·迈因肯负责大豆和豆粕交易。
威玛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他认识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及其同事保罗·库特勒。虽然威玛指望他的老师帮助提高数学和计算机技能，但却并不认同有效市场理论。他后来说：“我认为随机漫步理论是胡说八道，认为个人不能依靠有竞争力的优势来赚大钱的整个想法都是不正常的。”
1970年，萨缪尔森向商品公司投入12.5万美元，并成为董事会成员，但为了分散风险，他同时也将资金投向巴菲特同期成立的合伙公司，他认为一个真正有见解的人是可以战胜市场的。
在商品公司成立后的第一年，公司用的是库特勒设计的风险控制系统，这个系统用了精密的数学计算，但过于复杂，难以有效落实。根据库特勒的系统，公司的营运资本都在一起，交易员可以自由动用，如果他们投资于大且不稳定的头寸，公司就对他们进行罚息。从理论上讲，交易者必须很有信心才会在充满动荡的市场下注。但是，在自我意识很强的公司，员工的自信心膨胀惊人，事实证明库特勒的制度有缺陷，后来库特勒本人也离开了，威玛开始着手创建一个操作性更强的风险控制系统。
在当今与商品公司有着渊源的对冲基金中，威玛所设计的系统或多或少都仍在使用，它基本沿用了琼斯公司使用的部门经理系统：每个交易员都是独立的盈利中心，其拥有的资本规模大小反映了以前的业绩。但是，该系统还迫使交易员控制赌注的大小，这对于相对平稳的股市投资无足轻重，但对大宗商品交易却至关重要。
根据股票管理的规定，投资者最多只能介入所买入股票价值的一半，即便他再想介入，负债率也不可能高于2：1。但是商品期货完全不同，交易员可以只投入一小部分现金作为保证金，介入他们头寸价值的绝大部分。因为杠杆效应更大，一次赌错就可能亏损掉大量资金。商品公司的新系统对交易员所持头寸的风险规定了上限，如果交易者遭受很大损失，限制将会更多，任何亏损掉最初资本一半的人必须平仓。
威玛和他的同事对价格趋势有了全新的发现。当然，有效市场理论认为这种趋势不存在，随机漫步的共识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很难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不同的看法。但威玛以前在另外一个公司纳贝斯克的同事弗兰克·万纳森已经得到由印第安纳州唐-哈哥特公司收集整理的商品价格历史数据。
万纳森花了一年时间分析15种商品的每日价格。1970年3月商品公司开业时，他对价格趋势确实存在的结论很满意。此外，万纳森设计了一种名为“专业计算机系统”的程序，可以根据调查结果进行交易，它是对冲基金行业涌现出的大批自动化交易系统中的第一个。
威玛最初怀疑万纳森的项目，他的趋势跟踪概念似乎过于简单：买入刚刚上涨的东西，因为它们将继续上涨；卖空刚刚下跌的东西，因为它们将继续下跌。尽管万纳森的程序进了一步，对持久上涨和毫无意义的上涨加以区分，但威玛对任何人都可以轻易赚大钱的结论表示怀疑。
但是，威玛认为，自动交易系统最大的优点就是风险控制从一开始就必须编入计算机程序，不存在过度自信的交易员突破限制的危险。而且，专业计算机系统也证明在预测市场上具有优势。威玛在纳贝斯克有一套运转得很好的可可模型，但在引入商品公司的第一年就错误地预测了市场，以致付出了惨重代价。但万纳森的关注市场模式，而不是巧克力的消费或降雨量等基本面的趋势跟踪模型，却一直在盈利。
威玛开始把更多的资金投到专业计算机系统，而交易员也对程序有了新的发现。事实上，新的风险控制制度没给他们多少选择的余地，它规定交易员押在趋势上的赌注不能超过资本的十分之一，并且所使用的趋势是由万纳森的程序鉴别。
马库斯时代开启
1974年，迈克尔·马库斯加盟商品公司。起初，他和威玛对于模范交易员的概念完全不同。他不是专攻某种商品的计量经济学家，甚至连经济学学位都没有。他曾从心理学博士组退学，没有用过电脑，也没怎么用过数学，他是商品公司聘请的第一批没有博士学位的交易员之一。他的到来引起一些争议，但是，当马库斯赚得三位数的回报率时，质疑之声马上消失。在商品公司的10年里，马库斯的资本增值25倍，有些年份他的盈利甚至超过所有其他交易员的总和。
马库斯性格极端、安静、控制力极强，正是这种极端造就了马库斯的交易奇迹。为了与商品公司初建时的理念一致，他研究了可能导致市场变动的经济基本面。但为了和弗兰克·万纳森的趋势分析保持一致，马库斯没有局限于基本面因素。他潜心学习价格图表，把那些图表当做投资者心理的反应，尤其关注图表和基本面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如果基本面出了坏消息，但图表显示市场将持续上升，这就意味着投资者已经消除了下跌的可能——没有什么会改变这个趋势，市场只能向上。 马库斯对图表的关注与他的经历有关，他曾在棉花交易所工作。如果某种商品的价格超出了前一天的最高价，它就很可能会趁势继续上涨，所以马库斯会在临界点大量买入，如果市场走势和他的判断相左，他就利用止损单平仓来保护自己。市场要么快速上涨，要么马库斯退出市场。马库斯估计他正确的次数不到一半，但他每次押对赚得的利润是平仓损失的20或30倍。
马库斯在形成投资风格的同时，也和同事之间相互学习，他认为市场的底部往往是圆滑的曲线，因为大丰收不仅推动价格下降，而且导致过量商品进入库存，这个存货使得价格低迷持续相当长时间。
相反，市场的顶部往往比较尖，如果某种农作物突然短缺，消费量就会大幅下降，导致价格暴涨；但如果下一季收成不错，短缺消失，价格就会迅速回落。但这种模式也因具体商品的不同而有差异：例如，猪肚和鸡蛋就以尖底而闻名，这些商品的存储期有限，所以过剩的商品只能投放到市场，而不是转为存货。
商品公司的交易员对投资者心理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人们以自己的速度、自己的方式形成观点，新信息可以被即时处理的观念只是学术界的前提假设之一，和现实没什么关系。信息被投资者逐步消化的观点解释了为什么市场变动具有趋势性，但市场心理更加微妙，有时候投资者的反应会快些。商品公司的交易员发现，人们并不是简单地对市场进行前瞻性判断，他们会对近来的经历做出反应。例如，亏损可能会导致抛售，而赢利可能掀起购买狂潮。当一种商品价格突破其一贯的价格区间，押错赌注的投资者就会出现大幅亏损，因为恐慌，他们将匆匆平仓，使价格更加远离之前的价格区间。
马库斯的交易风格使威玛对公司的初步构想失效。在后来的对冲基金里，真正的定量分析员们春风得意。但只要趋势分析能赢得客观的利润，就没有道理沉迷于基本的计量经济分析。威玛起先的资料处理似乎有些费力不讨好。马库斯的表现也颠覆了威玛起初对专业交易员们的信心。如果利润来自趋势，那么这场比赛不过就是找出有强烈趋势的商品，在糖或小麦市场没有明显趋势时，就没必要浪费时间研究。
马库斯不进行专业化的决心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货币交易新领域的先驱。尼克松放弃将美元和黄金挂钩之后，从1972年5月开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用7种自由浮动的货币进行期货交易。马库斯很快看到了将市场趋势技巧运用于一个新市场的机会，他的技巧应用到一个新的领域：投资者的心理可以在货币市场创造如商品市场一样的趋势。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马库斯大约三分之一的交易是货币交易，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比例为三分之二。马库斯在商品公司的同事也开始交易货币，就像公司培育的独立交易员一样。
实用主义当道
截至1970年底，商品公司的成功已引人侧目，马库斯的趋势分析方式为公司的很多交易员创造了高于50%的回报率，公司资本从最低点时的不到100万美元迅速增加到约3000万美元。威玛聘请了新的交易员，每个交易员又聘请了研究人员分析图表，新的行政人员以荒谬的速度招进来，但那时利润大得足以掩盖这个问题。
仅1980年，商品公司就赚了4200万美元，即使在对140名员工发放了1300万美元的奖金后，名不见经传的商品公司在世界500强中仍然排名58。威玛安排他的员工及其家属坐头等仓飞到百慕大集体休假，交易员因此痛批威玛滥用公款，但他们都知道商品公司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首先是灵活性的胜利。通过超越经济计量，将重点转到趋势分析，威玛体现了不断在对冲基金历史上出现的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甚至在商业历史上也很普遍。创新往往归因于在大学和科研所盛行的理论，例如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是硅谷的创意中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也支撑着制药业的创新研究。但事实是，相对于学术上的重大突破来说，创新更依赖于普通的反复实验，更依赖于支持可行事务的意愿，而不是其理论基础。即使是在研究可以成功直接转化为商业计划的金融业，反复实验依然是关键。
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本着图表分析能使他准确预测大盘走势的期望开始创业，结果证明根本行不通，不过他即兴发明的奖励选股者的新系统使他获得了成功。斯坦哈特本是证券分析师，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大额交易以及对货币政策的偏重。
与迈克尔·斯坦哈特一样，商品公司受益于这种适合20世纪70年代的方法。金融市场是个将想要规避风险的人和想冒险赚取收益的人相匹配的机制，是保险寻求者到保险销售者的转移。20世纪60年代，寻求保险以抵御商品价格波动的人并不多。政府对农产品设定了最低价格，但产品剩余阻止了价格上涨。在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时期，新的食品价格波动使大家抢着买保险：食品公司利用期货市场对价格上涨的风险进行套期保值；食品种植者利用期货市场对价格下跌的风险进行套期保值。同样，新的汇率波动也使得大家争相对货币进行套期保值，跨国公司恍然大悟到美元的升值和贬值会让他们的业绩付诸东流。因此，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交易额迅速上升。
保险寻求者的大量涌现必定带给保险销售者利润，也就是带给投机者利润。农场主和食品公司买卖期货是因为他们需要规避风险，而不是因为他们对价格的走势有高深看法，而确实有这种看法的投机者必然会在与他们的交易中占到主动权。此外，投机者赚取的利润非常可观，因为他们面临的竞争相对较小。交易所对投机者可以购买的合约份数进行了限制，从而限制了“保险”的供给并人为地抬高价格。商品公司将人为短缺所带来的保费增加部分收入囊中，然后再找另外的方式赚钱，它通过与批发商进行场外交易绕开了交易所的限制。
保险寻求者的大幅增加和一些巧妙的擦边球部分地解释了商品公司的成功。但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因素是公司从倚重基本面转换到趋势分析。通过开发专业计算机系统，并以事实证明相信随机漫步的人有多么失误，万纳森鼓励公司聘请马库斯之类的趋势分析者，并将他的基本面与图表分析的组合确立为公司信条。多年以后，金融学术界认同了万纳森的发现。 1986年，发表于著名《金融杂志》的一篇文章发现，利用货币市场趋势可以赚取可观的利润。1988年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在商品市场及货币期货市场同样如此，论文的作者之一斯科特·欧文在和丹尼斯·唐偶遇后开始了调查，丹尼斯·唐的唐-哈哥特公司曾给万纳森提供了用来建立专业计算机系统的数据。在研究了万纳森近20年前分析过的同一价格系列数据后，欧文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怪才科夫勒
1977年，马库斯刊登广告招聘助理交易员，应聘者是布鲁斯·科夫勒，这位年轻人身材高大挺拔，有着硕大的脑袋和浓密的头发，他表现得十分自信，而且轻松自然，他的知识范围更是惊人。他曾是哈佛大学政治科学家圈的一分子；他曾全日制学习音乐；他曾参加过许多政治运动；他还当过《评论》的自由撰稿人，文章内容涉及音乐以及经济增长的目的。交易不过是他前进道路上想学的另外一件事，由于受到和一位朋友谈话的鼓动，他研究了期货市场，并把从信用卡借来的3000美元变成了22000美元。
马库斯和威玛提到一些金融书籍，目的是对这位准助理交易员进行考查，从查尔斯·麦基的历史经典著作《大癫狂》到当代时事点评，但事实证明科夫勒的阅读量比他们还大。威玛回忆说：“我真的很看重他知识面的丰富，布鲁斯连卡祖笛都擅长。”科夫勒很快受聘，不是作为助理，而是作为一名交易员。
科夫勒与马库斯和威玛的相遇造就了对冲基金历史上最辉煌的职业生涯。在接下来的10年里，科夫勒的收益率平均每年为80%。后来，他创办了自己的对冲基金——卡克斯顿对冲基金。
曾学过心理学的迈克尔·马库斯早就注意到了科夫勒的一些特点：他有一种生理和心理的力量，使他与其他人不同。科夫勒知道如何克服精力不集中，他对交易从不多想，也没有失眠问题。其他交易者可能赚钱快，但亏钱也快，科夫勒的表现很稳定，而且他性格淡定。有一次，科夫勒在一笔白银头寸上亏损严重，遭受类似损失的交易员多数会难过得呕吐，可就在那一天，他还参加了行政会议，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与许多交易员不同，科夫勒兼具市场感觉和少有的人才调用能力。他雇用数名助理跟踪数字并制成图表，而且绝不多付他们一分钱。他聘请了一个以前做图书管理员的人跟踪利率与黄金期货的关系，每当出现一个异常信号，这个图书管理员就会索取回报，这个方法总是带来可观的利润。与此同时，科夫勒善于从威玛手里拿到钱，常常引起同事们的不满。科夫勒有时会拿公司的预算来支付他助手的工资，而不是自己掏腰包；有时他会说服威玛额外分配钱给他进行交易，而不是从自己的资金里预留。根据首席财务官欧文·罗森布鲁姆的判断，科夫勒在商品公司积累的财富比任何人都多。
科夫勒结合了基本面分析和图表分析，对于马库斯来说，图表只是有时更重要。的确，科夫勒曾经说过，最有利可图的机会出现在没有基本面信息的时候。如果市场表现正常，在窄幅内波动，没有明确理由的突破就是一个可以跟进的机会，这意味着某些内部人士获悉了还不为市场所知的内幕信息，如果你跟着内部人士，就可以在消息公开前下手。
有一次科夫勒和马库斯对美元毫无道理的坚挺投注，一旦察觉内部人士听到了重要消息的风声，他们就立即出手，那个周末卡特总统果然宣布支持美元计划。如果他们等到官方消息正式宣布，也就是说，如果威玛预想的方式——根据基本面数据进行交易，他们将一败涂地。
1981年科夫勒和他的助理罗伊·伦诺克斯意外地发现了后来成为对冲基金主打的一种策略。他们寻找那些将来成本远低于现在成本的货币，以很划算的远期汇率买入。多数人觉得这样赚不到什么，如果远期汇率降低，那是因为货币可能贬值。但科夫勒和伦诺克斯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低远期汇率通常意味着高利率。如果西班牙银行支付储户7%的利息，现货市场比塞塔的价值将比一年期远期市场高7%，所以远期市场的折扣是对买家错过收取利息机会所做的补偿。远期市场上的大幅折扣根本不是货币贬值的信号，而是货币升值的迹象，因为高利率可能会压低通货膨胀，吸引资本流入国内。在接下来的约10年里，科夫勒和伦诺克斯买入有大幅折扣的货币远期，卖出折扣小的货币远期。在对手仿效之前，这种“套利交易”的利润都相当可观。
帝国的瓦解
科夫勒的成功是商品公司全盛时期的尾声。当关于公司利润的消息传到华尔街其他人的耳朵时，威玛发现自己面临着严峻挑战。纽约经纪商接近他的顶尖交易员，要求把他们客户的资金直接交给顶尖交易员；他们极力劝说像马库斯和科夫勒这样的人设立类似威玛公司构架的对冲基金。威玛起初反对，但交易员占了上风，老板在商品公司支出如此巨额的管理费，以至于交易员们早想自立门户，而现在华尔街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营运资本的另一个来源，外加接受这些资本的丰厚费用。经过一番内部争论之后，交易员决定走自己的路。很快，科夫勒就管理了华尔街数百万美元的现金。他的交易助理队伍扩展到他在掌管一个国中之国的程度。到1983年科夫勒脱离公司开办卡克斯顿对冲基金时，虽然名义上没有，但他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对冲基金巨头，他获得了神秘的、通过杠杆效应放大的、令人羡慕的成功。
与此同时，两个年轻的期货交易员正在崛起，保罗·都铎·琼斯和路易士·培根都从商品公司获得创业资本，20世纪80年代初，他们从曼哈顿乘直升机抵达普林斯顿，出席交易员的宴会。琼斯和培根都从商品公司学到东西，交流对趋势和图表模式的看法，并采用其风险控制程序。培根最后聘请了商品公司的高级行政官伊莱恩·克罗克做他的对冲基金摩尔资本管理公司的主席。但是，培根过于独立，不适合威玛的公司；琼斯也拒绝了工作机会，他很高兴从商品公司拿到创业资本，但他不想加入这个公司。顶尖交易员的外流加上威玛的大手大脚使公司陷入危机， 1984年的内部暴动迫使威玛承诺减少管理费用，重回“简单的生活”。商品公司再也没有重振雄风。历史的重心开始转移：从威玛转到一帮年轻人，从普林斯顿的悠闲舒适转到纽约对冲基金的新一代。
除了一些经济学博士外，该公司后来还聘请了曾参与“阿波罗”计划的程序员，他是名副其实的火箭科学家。
该公司的法律结构是有限公司，而不是合伙企业，但从某些方面来说它是典型的对冲基金：同时做多做空、利用杠杆效应、高额利润由管理人员和少数投资者共享。
狂妄的威玛
商品公司的总裁海默·威玛求富心切导致有些狂妄，他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一种预测可可价格的方法：通过分析历史数据确定经济增长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刺激巧克力的消费，进而刺激对可可的需求；西非的干旱或湿度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可可的供应等。
威玛组建了一个倚重基本面分析的团队，他需要能建立模型来预测价格的计量经济学家。威玛负责可可交易，他在以前另一个公司纳贝斯克的同事弗兰克·万纳森负责小麦交易，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保罗·库特勒负责猪腩肉交易，曾任教于罗格斯大学的计量经济学家肯尼恩·迈因肯负责大豆和豆粕交易。
威玛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他认识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及其同事保罗·库特勒。虽然威玛指望他的老师帮助提高数学和计算机技能，但却并不认同有效市场理论。他后来说：“我认为随机漫步理论是胡说八道，认为个人不能依靠有竞争力的优势来赚大钱的整个想法都是不正常的。”
1970年，萨缪尔森向商品公司投入12.5万美元，并成为董事会成员，但为了分散风险，他同时也将资金投向巴菲特同期成立的合伙公司，他认为一个真正有见解的人是可以战胜市场的。
在商品公司成立后的第一年，公司用的是库特勒设计的风险控制系统，这个系统用了精密的数学计算，但过于复杂，难以有效落实。根据库特勒的系统，公司的营运资本都在一起，交易员可以自由动用，如果他们投资于大且不稳定的头寸，公司就对他们进行罚息。从理论上讲，交易者必须很有信心才会在充满动荡的市场下注。但是，在自我意识很强的公司，员工的自信心膨胀惊人，事实证明库特勒的制度有缺陷，后来库特勒本人也离开了，威玛开始着手创建一个操作性更强的风险控制系统。
在当今与商品公司有着渊源的对冲基金中，威玛所设计的系统或多或少都仍在使用，它基本沿用了琼斯公司使用的部门经理系统：每个交易员都是独立的盈利中心，其拥有的资本规模大小反映了以前的业绩。但是，该系统还迫使交易员控制赌注的大小，这对于相对平稳的股市投资无足轻重，但对大宗商品交易却至关重要。
根据股票管理的规定，投资者最多只能介入所买入股票价值的一半，即便他再想介入，负债率也不可能高于2：1。但是商品期货完全不同，交易员可以只投入一小部分现金作为保证金，介入他们头寸价值的绝大部分。因为杠杆效应更大，一次赌错就可能亏损掉大量资金。商品公司的新系统对交易员所持头寸的风险规定了上限，如果交易者遭受很大损失，限制将会更多，任何亏损掉最初资本一半的人必须平仓。
威玛和他的同事对价格趋势有了全新的发现。当然，有效市场理论认为这种趋势不存在，随机漫步的共识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很难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不同的看法。但威玛以前在另外一个公司纳贝斯克的同事弗兰克·万纳森已经得到由印第安纳州唐-哈哥特公司收集整理的商品价格历史数据。
万纳森花了一年时间分析15种商品的每日价格。1970年3月商品公司开业时，他对价格趋势确实存在的结论很满意。此外，万纳森设计了一种名为“专业计算机系统”的程序，可以根据调查结果进行交易，它是对冲基金行业涌现出的大批自动化交易系统中的第一个。
威玛最初怀疑万纳森的项目，他的趋势跟踪概念似乎过于简单：买入刚刚上涨的东西，因为它们将继续上涨；卖空刚刚下跌的东西，因为它们将继续下跌。尽管万纳森的程序进了一步，对持久上涨和毫无意义的上涨加以区分，但威玛对任何人都可以轻易赚大钱的结论表示怀疑。
但是，威玛认为，自动交易系统最大的优点就是风险控制从一开始就必须编入计算机程序，不存在过度自信的交易员突破限制的危险。而且，专业计算机系统也证明在预测市场上具有优势。威玛在纳贝斯克有一套运转得很好的可可模型，但在引入商品公司的第一年就错误地预测了市场，以致付出了惨重代价。但万纳森的关注市场模式，而不是巧克力的消费或降雨量等基本面的趋势跟踪模型，却一直在盈利。
威玛开始把更多的资金投到专业计算机系统，而交易员也对程序有了新的发现。事实上，新的风险控制制度没给他们多少选择的余地，它规定交易员押在趋势上的赌注不能超过资本的十分之一，并且所使用的趋势是由万纳森的程序鉴别。
马库斯时代开启
1974年，迈克尔·马库斯加盟商品公司。起初，他和威玛对于模范交易员的概念完全不同。他不是专攻某种商品的计量经济学家，甚至连经济学学位都没有。他曾从心理学博士组退学，没有用过电脑，也没怎么用过数学，他是商品公司聘请的第一批没有博士学位的交易员之一。他的到来引起一些争议，但是，当马库斯赚得三位数的回报率时，质疑之声马上消失。在商品公司的10年里，马库斯的资本增值25倍，有些年份他的盈利甚至超过所有其他交易员的总和。
马库斯性格极端、安静、控制力极强，正是这种极端造就了马库斯的交易奇迹。为了与商品公司初建时的理念一致，他研究了可能导致市场变动的经济基本面。但为了和弗兰克·万纳森的趋势分析保持一致，马库斯没有局限于基本面因素。他潜心学习价格图表，把那些图表当做投资者心理的反应，尤其关注图表和基本面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如果基本面出了坏消息，但图表显示市场将持续上升，这就意味着投资者已经消除了下跌的可能——没有什么会改变这个趋势，市场只能向上。 马库斯对图表的关注与他的经历有关，他曾在棉花交易所工作。如果某种商品的价格超出了前一天的最高价，它就很可能会趁势继续上涨，所以马库斯会在临界点大量买入，如果市场走势和他的判断相左，他就利用止损单平仓来保护自己。市场要么快速上涨，要么马库斯退出市场。马库斯估计他正确的次数不到一半，但他每次押对赚得的利润是平仓损失的20或30倍。
马库斯在形成投资风格的同时，也和同事之间相互学习，他认为市场的底部往往是圆滑的曲线，因为大丰收不仅推动价格下降，而且导致过量商品进入库存，这个存货使得价格低迷持续相当长时间。
相反，市场的顶部往往比较尖，如果某种农作物突然短缺，消费量就会大幅下降，导致价格暴涨；但如果下一季收成不错，短缺消失，价格就会迅速回落。但这种模式也因具体商品的不同而有差异：例如，猪肚和鸡蛋就以尖底而闻名，这些商品的存储期有限，所以过剩的商品只能投放到市场，而不是转为存货。
商品公司的交易员对投资者心理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人们以自己的速度、自己的方式形成观点，新信息可以被即时处理的观念只是学术界的前提假设之一，和现实没什么关系。信息被投资者逐步消化的观点解释了为什么市场变动具有趋势性，但市场心理更加微妙，有时候投资者的反应会快些。商品公司的交易员发现，人们并不是简单地对市场进行前瞻性判断，他们会对近来的经历做出反应。例如，亏损可能会导致抛售，而赢利可能掀起购买狂潮。当一种商品价格突破其一贯的价格区间，押错赌注的投资者就会出现大幅亏损，因为恐慌，他们将匆匆平仓，使价格更加远离之前的价格区间。
马库斯的交易风格使威玛对公司的初步构想失效。在后来的对冲基金里，真正的定量分析员们春风得意。但只要趋势分析能赢得客观的利润，就没有道理沉迷于基本的计量经济分析。威玛起先的资料处理似乎有些费力不讨好。马库斯的表现也颠覆了威玛起初对专业交易员们的信心。如果利润来自趋势，那么这场比赛不过就是找出有强烈趋势的商品，在糖或小麦市场没有明显趋势时，就没必要浪费时间研究。
马库斯不进行专业化的决心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货币交易新领域的先驱。尼克松放弃将美元和黄金挂钩之后，从1972年5月开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用7种自由浮动的货币进行期货交易。马库斯很快看到了将市场趋势技巧运用于一个新市场的机会，他的技巧应用到一个新的领域：投资者的心理可以在货币市场创造如商品市场一样的趋势。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马库斯大约三分之一的交易是货币交易，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比例为三分之二。马库斯在商品公司的同事也开始交易货币，就像公司培育的独立交易员一样。
实用主义当道
截至1970年底，商品公司的成功已引人侧目，马库斯的趋势分析方式为公司的很多交易员创造了高于50%的回报率，公司资本从最低点时的不到100万美元迅速增加到约3000万美元。威玛聘请了新的交易员，每个交易员又聘请了研究人员分析图表，新的行政人员以荒谬的速度招进来，但那时利润大得足以掩盖这个问题。
仅1980年，商品公司就赚了4200万美元，即使在对140名员工发放了1300万美元的奖金后，名不见经传的商品公司在世界500强中仍然排名58。威玛安排他的员工及其家属坐头等仓飞到百慕大集体休假，交易员因此痛批威玛滥用公款，但他们都知道商品公司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首先是灵活性的胜利。通过超越经济计量，将重点转到趋势分析，威玛体现了不断在对冲基金历史上出现的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甚至在商业历史上也很普遍。创新往往归因于在大学和科研所盛行的理论，例如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是硅谷的创意中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也支撑着制药业的创新研究。但事实是，相对于学术上的重大突破来说，创新更依赖于普通的反复实验，更依赖于支持可行事务的意愿，而不是其理论基础。即使是在研究可以成功直接转化为商业计划的金融业，反复实验依然是关键。
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本着图表分析能使他准确预测大盘走势的期望开始创业，结果证明根本行不通，不过他即兴发明的奖励选股者的新系统使他获得了成功。斯坦哈特本是证券分析师，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大额交易以及对货币政策的偏重。
与迈克尔·斯坦哈特一样，商品公司受益于这种适合20世纪70年代的方法。金融市场是个将想要规避风险的人和想冒险赚取收益的人相匹配的机制，是保险寻求者到保险销售者的转移。20世纪60年代，寻求保险以抵御商品价格波动的人并不多。政府对农产品设定了最低价格，但产品剩余阻止了价格上涨。在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时期，新的食品价格波动使大家抢着买保险：食品公司利用期货市场对价格上涨的风险进行套期保值；食品种植者利用期货市场对价格下跌的风险进行套期保值。同样，新的汇率波动也使得大家争相对货币进行套期保值，跨国公司恍然大悟到美元的升值和贬值会让他们的业绩付诸东流。因此，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交易额迅速上升。
保险寻求者的大量涌现必定带给保险销售者利润，也就是带给投机者利润。农场主和食品公司买卖期货是因为他们需要规避风险，而不是因为他们对价格的走势有高深看法，而确实有这种看法的投机者必然会在与他们的交易中占到主动权。此外，投机者赚取的利润非常可观，因为他们面临的竞争相对较小。交易所对投机者可以购买的合约份数进行了限制，从而限制了“保险”的供给并人为地抬高价格。商品公司将人为短缺所带来的保费增加部分收入囊中，然后再找另外的方式赚钱，它通过与批发商进行场外交易绕开了交易所的限制。
保险寻求者的大幅增加和一些巧妙的擦边球部分地解释了商品公司的成功。但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因素是公司从倚重基本面转换到趋势分析。通过开发专业计算机系统，并以事实证明相信随机漫步的人有多么失误，万纳森鼓励公司聘请马库斯之类的趋势分析者，并将他的基本面与图表分析的组合确立为公司信条。多年以后，金融学术界认同了万纳森的发现。 1986年，发表于著名《金融杂志》的一篇文章发现，利用货币市场趋势可以赚取可观的利润。1988年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在商品市场及货币期货市场同样如此，论文的作者之一斯科特·欧文在和丹尼斯·唐偶遇后开始了调查，丹尼斯·唐的唐-哈哥特公司曾给万纳森提供了用来建立专业计算机系统的数据。在研究了万纳森近20年前分析过的同一价格系列数据后，欧文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怪才科夫勒
1977年，马库斯刊登广告招聘助理交易员，应聘者是布鲁斯·科夫勒，这位年轻人身材高大挺拔，有着硕大的脑袋和浓密的头发，他表现得十分自信，而且轻松自然，他的知识范围更是惊人。他曾是哈佛大学政治科学家圈的一分子；他曾全日制学习音乐；他曾参加过许多政治运动；他还当过《评论》的自由撰稿人，文章内容涉及音乐以及经济增长的目的。交易不过是他前进道路上想学的另外一件事，由于受到和一位朋友谈话的鼓动，他研究了期货市场，并把从信用卡借来的3000美元变成了22000美元。
马库斯和威玛提到一些金融书籍，目的是对这位准助理交易员进行考查，从查尔斯·麦基的历史经典著作《大癫狂》到当代时事点评，但事实证明科夫勒的阅读量比他们还大。威玛回忆说：“我真的很看重他知识面的丰富，布鲁斯连卡祖笛都擅长。”科夫勒很快受聘，不是作为助理，而是作为一名交易员。
科夫勒与马库斯和威玛的相遇造就了对冲基金历史上最辉煌的职业生涯。在接下来的10年里，科夫勒的收益率平均每年为80%。后来，他创办了自己的对冲基金——卡克斯顿对冲基金。
曾学过心理学的迈克尔·马库斯早就注意到了科夫勒的一些特点：他有一种生理和心理的力量，使他与其他人不同。科夫勒知道如何克服精力不集中，他对交易从不多想，也没有失眠问题。其他交易者可能赚钱快，但亏钱也快，科夫勒的表现很稳定，而且他性格淡定。有一次，科夫勒在一笔白银头寸上亏损严重，遭受类似损失的交易员多数会难过得呕吐，可就在那一天，他还参加了行政会议，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与许多交易员不同，科夫勒兼具市场感觉和少有的人才调用能力。他雇用数名助理跟踪数字并制成图表，而且绝不多付他们一分钱。他聘请了一个以前做图书管理员的人跟踪利率与黄金期货的关系，每当出现一个异常信号，这个图书管理员就会索取回报，这个方法总是带来可观的利润。与此同时，科夫勒善于从威玛手里拿到钱，常常引起同事们的不满。科夫勒有时会拿公司的预算来支付他助手的工资，而不是自己掏腰包；有时他会说服威玛额外分配钱给他进行交易，而不是从自己的资金里预留。根据首席财务官欧文·罗森布鲁姆的判断，科夫勒在商品公司积累的财富比任何人都多。
科夫勒结合了基本面分析和图表分析，对于马库斯来说，图表只是有时更重要。的确，科夫勒曾经说过，最有利可图的机会出现在没有基本面信息的时候。如果市场表现正常，在窄幅内波动，没有明确理由的突破就是一个可以跟进的机会，这意味着某些内部人士获悉了还不为市场所知的内幕信息，如果你跟着内部人士，就可以在消息公开前下手。
有一次科夫勒和马库斯对美元毫无道理的坚挺投注，一旦察觉内部人士听到了重要消息的风声，他们就立即出手，那个周末卡特总统果然宣布支持美元计划。如果他们等到官方消息正式宣布，也就是说，如果威玛预想的方式——根据基本面数据进行交易，他们将一败涂地。
1981年科夫勒和他的助理罗伊·伦诺克斯意外地发现了后来成为对冲基金主打的一种策略。他们寻找那些将来成本远低于现在成本的货币，以很划算的远期汇率买入。多数人觉得这样赚不到什么，如果远期汇率降低，那是因为货币可能贬值。但科夫勒和伦诺克斯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低远期汇率通常意味着高利率。如果西班牙银行支付储户7%的利息，现货市场比塞塔的价值将比一年期远期市场高7%，所以远期市场的折扣是对买家错过收取利息机会所做的补偿。远期市场上的大幅折扣根本不是货币贬值的信号，而是货币升值的迹象，因为高利率可能会压低通货膨胀，吸引资本流入国内。在接下来的约10年里，科夫勒和伦诺克斯买入有大幅折扣的货币远期，卖出折扣小的货币远期。在对手仿效之前，这种“套利交易”的利润都相当可观。
帝国的瓦解
科夫勒的成功是商品公司全盛时期的尾声。当关于公司利润的消息传到华尔街其他人的耳朵时，威玛发现自己面临着严峻挑战。纽约经纪商接近他的顶尖交易员，要求把他们客户的资金直接交给顶尖交易员；他们极力劝说像马库斯和科夫勒这样的人设立类似威玛公司构架的对冲基金。威玛起初反对，但交易员占了上风，老板在商品公司支出如此巨额的管理费，以至于交易员们早想自立门户，而现在华尔街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营运资本的另一个来源，外加接受这些资本的丰厚费用。经过一番内部争论之后，交易员决定走自己的路。很快，科夫勒就管理了华尔街数百万美元的现金。他的交易助理队伍扩展到他在掌管一个国中之国的程度。到1983年科夫勒脱离公司开办卡克斯顿对冲基金时，虽然名义上没有，但他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对冲基金巨头，他获得了神秘的、通过杠杆效应放大的、令人羡慕的成功。
与此同时，两个年轻的期货交易员正在崛起，保罗·都铎·琼斯和路易士·培根都从商品公司获得创业资本，20世纪80年代初，他们从曼哈顿乘直升机抵达普林斯顿，出席交易员的宴会。琼斯和培根都从商品公司学到东西，交流对趋势和图表模式的看法，并采用其风险控制程序。培根最后聘请了商品公司的高级行政官伊莱恩·克罗克做他的对冲基金摩尔资本管理公司的主席。但是，培根过于独立，不适合威玛的公司；琼斯也拒绝了工作机会，他很高兴从商品公司拿到创业资本，但他不想加入这个公司。顶尖交易员的外流加上威玛的大手大脚使公司陷入危机， 1984年的内部暴动迫使威玛承诺减少管理费用，重回“简单的生活”。商品公司再也没有重振雄风。历史的重心开始转移：从威玛转到一帮年轻人，从普林斯顿的悠闲舒适转到纽约对冲基金的新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