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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淋雨，感冒咳嗽，一大早起来，准备前往黄河源头时，我对自己身体的担心几乎和对黄河源区生态恶化的担心一样多。玛多县城的海拔已经超过4100米，而我们要去的却是一个更加高绝的地方。我很清楚，这对自己的身体意味着什么，那将是一种极大的风险和挑战。坐上车，在等待出发的空当里，我把自己的担心写在笔记本上，看上去就像是遗言。”这是我在《大河之上的巴颜喀拉》一文中写下的一段话，是我一次采访经历的一个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