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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教育理论中,“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仿佛是截然不同、水火不相容的两个理论。“素质教育”的理论提出后,就把我们的传统教育定论为“应试教育”,以至于现代的教育家们一谈起“传统教育”,都与“应试”有关,仿佛传统教育里面根本就没有素质可言。坚持传统教育的理论家们又十分不相信“素质教育”的理论,因为他们要“素质教育”的倡导者们拿出坚强有力的证据。值得怀疑的是,在传统教育理论家面前,“素质教育”的倡导者们真的也拿不出让人信服的证据。白新欢先生《创新教育的两个悖论》提出了理论依据:“创新就是抛开旧有的,而‘旧’往往是落后的,失去生命力的,既定的,腐朽的。”传统教育里面哪些是失去生命力的?哪些是腐朽的?“素质教育”的倡导者们真的很难找到让人信服的证据。因为这种一棍子打死人的理论根本就不成立,你怎么让人信服呢?
正是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之中,“素质教育”才举步维艰。
我要说,传统的应试教育里面有素质教育,现代的素质教育里面也有应试,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关系。
首先来看“应试教育”里面的素质。
凡是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声明一点,我说的教师是站在讲台上的实干者,而不是关在屋子里的理论家)都有切身体会:自己的学生中,考上大学的和没考上大学的,考上重点的和没考上重点的相比,真的有他们客观存在的、合理的“素质”。普遍现象是:考上大学的学生其个人的综合素质真的要比没考上大学的学生的综合素质高,而这些综合素质恰好又是学生个体表现出来的品质、能力和天赋。
由于个体差异,个体的记忆力、理解力、逻辑推理能力和心算能力存在差异,这些差异造成学生个体品质的高低优劣。
第二个原因是天赋,天赋体现在学生对事物的敏感上。对文字的敏感,对音乐的敏感,对自然科学的敏感,这些敏感决定学生的兴趣,在高考这条门槛上,有的出线了,有的淘汰了。“应试教育”使得学生个体的上述两种能力得到了体现,有了优胜劣汰的结果。难道这不是学生“素质”的体现吗?这些理解力、思考力、逻辑推理和心算能力不是学生综合素质的话那叫什么呢?高校设门槛,目的在于选拔,天地下有哪一所高校敢收理解力、思考力、心算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差的学生?“素质教育”的倡导者认为:现在的应试教育只为几个精英所设,而忘记了大多数学生,说出这个话的人肯定没教书,同样一个班,难道其他学生没有听吗?没有看吗?为什么只有几个“精英”,是因为你高校的招生数有限,天底下有哪一个教师是只针对几个“精英”授课的?天底下又有哪一个教师不愿自己的学生全都考进“北大清华”?反过来,我们教学不抓几个“精英”来带动全班,不用几个“模范”来引领全班,难道要扼杀他们的才能,和全班“齐步走”吗?一个50人的班级,至少有三个层次,怎么齐步走?这显然叫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不仅害了“精英”也害了“不精英”。
再有一个,如果我们全盘否定传统教育,认为它们一无是处的话,请问我们的魏书生先生、我们的钱梦龙先生,我们那么多知名的教育先贤难道都是“素质教育”培养出来的?他们的小学时代、他们的中学时代、他们的大学时代难道就在大搞“素质教育”吗?
所以根本否定传统教育或者把传统教育看成就是应试教育是教条主义。
让我们再来看看“素质教育”里面有没有应试。
按“素质教育”理论,以人为本的教育就是素质教育。相对“应试教育”来讲,素质教育的面宽泛,除了“精英”,“非精英”也得到了照顾。而且,素质教育倡导者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弱势群体,这些弱势群体也许不适合高考,但他们有他们的长处,可能在某一方面还有专长。“素质教育”实际上要开展的就是“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教育。“老干妈”不长于考大学,不是照样创造了辣椒品牌吗?这不是活生生的例子是什么?郑渊洁就是不让自己的儿子考大学,结果儿子的资产还不是那么丰厚?
如果郑亚旗的成功得益于郑渊洁的素质教育的话,那么郑渊洁的成功又靠的是什么教育呢?陶华碧从小生活在大山,面对的是大山,又是什么教育成就了她的“老干妈”品牌呢?说到底,有的成功是在生活积累中获取的,与生活经验与个人智慧乃至机遇分不开,这种成功仿佛不属于哪一种固定的教育,或者它根本就不是靠教育来完成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兴趣爱好开展“以人为本”的教育呢?我认为这是天方夜谭,至少现在是脱离我们的教学实际的。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班上有不同族别、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习惯的几十位学生,你能满足他们想打工、想养牛、想当经理、想搞实验的要求吗?如果你非得这样搞,那就不是班级授课制的问题,而是回复到私塾教育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的素质教育说到底还得紧紧围绕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来展开,它至少离不开学校、班级、年龄、性别这些因素。
既然素质教育说到底必须在学校、在班级开展,就有一个属优属劣、属高属低的评价原则。这个评价原则不是考试又是什么呢?只不过把试卷换成动手,把分数变成等级罢了。
无论是素质也好,还是应试也好,总有个评价标准,学生与学生总要有个区别,学生之间的能级总要有个定论,只有面对教育的客观事实,把素质和应试统一起来,才能解决目前的教育现状。
我们不要小看“精英”教育,因为精英毕竟是民族的脊梁,也不能忘了素质教育,中国毕竟是人口大国。
正是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之中,“素质教育”才举步维艰。
我要说,传统的应试教育里面有素质教育,现代的素质教育里面也有应试,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关系。
首先来看“应试教育”里面的素质。
凡是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声明一点,我说的教师是站在讲台上的实干者,而不是关在屋子里的理论家)都有切身体会:自己的学生中,考上大学的和没考上大学的,考上重点的和没考上重点的相比,真的有他们客观存在的、合理的“素质”。普遍现象是:考上大学的学生其个人的综合素质真的要比没考上大学的学生的综合素质高,而这些综合素质恰好又是学生个体表现出来的品质、能力和天赋。
由于个体差异,个体的记忆力、理解力、逻辑推理能力和心算能力存在差异,这些差异造成学生个体品质的高低优劣。
第二个原因是天赋,天赋体现在学生对事物的敏感上。对文字的敏感,对音乐的敏感,对自然科学的敏感,这些敏感决定学生的兴趣,在高考这条门槛上,有的出线了,有的淘汰了。“应试教育”使得学生个体的上述两种能力得到了体现,有了优胜劣汰的结果。难道这不是学生“素质”的体现吗?这些理解力、思考力、逻辑推理和心算能力不是学生综合素质的话那叫什么呢?高校设门槛,目的在于选拔,天地下有哪一所高校敢收理解力、思考力、心算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差的学生?“素质教育”的倡导者认为:现在的应试教育只为几个精英所设,而忘记了大多数学生,说出这个话的人肯定没教书,同样一个班,难道其他学生没有听吗?没有看吗?为什么只有几个“精英”,是因为你高校的招生数有限,天底下有哪一个教师是只针对几个“精英”授课的?天底下又有哪一个教师不愿自己的学生全都考进“北大清华”?反过来,我们教学不抓几个“精英”来带动全班,不用几个“模范”来引领全班,难道要扼杀他们的才能,和全班“齐步走”吗?一个50人的班级,至少有三个层次,怎么齐步走?这显然叫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不仅害了“精英”也害了“不精英”。
再有一个,如果我们全盘否定传统教育,认为它们一无是处的话,请问我们的魏书生先生、我们的钱梦龙先生,我们那么多知名的教育先贤难道都是“素质教育”培养出来的?他们的小学时代、他们的中学时代、他们的大学时代难道就在大搞“素质教育”吗?
所以根本否定传统教育或者把传统教育看成就是应试教育是教条主义。
让我们再来看看“素质教育”里面有没有应试。
按“素质教育”理论,以人为本的教育就是素质教育。相对“应试教育”来讲,素质教育的面宽泛,除了“精英”,“非精英”也得到了照顾。而且,素质教育倡导者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弱势群体,这些弱势群体也许不适合高考,但他们有他们的长处,可能在某一方面还有专长。“素质教育”实际上要开展的就是“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教育。“老干妈”不长于考大学,不是照样创造了辣椒品牌吗?这不是活生生的例子是什么?郑渊洁就是不让自己的儿子考大学,结果儿子的资产还不是那么丰厚?
如果郑亚旗的成功得益于郑渊洁的素质教育的话,那么郑渊洁的成功又靠的是什么教育呢?陶华碧从小生活在大山,面对的是大山,又是什么教育成就了她的“老干妈”品牌呢?说到底,有的成功是在生活积累中获取的,与生活经验与个人智慧乃至机遇分不开,这种成功仿佛不属于哪一种固定的教育,或者它根本就不是靠教育来完成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兴趣爱好开展“以人为本”的教育呢?我认为这是天方夜谭,至少现在是脱离我们的教学实际的。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班上有不同族别、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习惯的几十位学生,你能满足他们想打工、想养牛、想当经理、想搞实验的要求吗?如果你非得这样搞,那就不是班级授课制的问题,而是回复到私塾教育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的素质教育说到底还得紧紧围绕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来展开,它至少离不开学校、班级、年龄、性别这些因素。
既然素质教育说到底必须在学校、在班级开展,就有一个属优属劣、属高属低的评价原则。这个评价原则不是考试又是什么呢?只不过把试卷换成动手,把分数变成等级罢了。
无论是素质也好,还是应试也好,总有个评价标准,学生与学生总要有个区别,学生之间的能级总要有个定论,只有面对教育的客观事实,把素质和应试统一起来,才能解决目前的教育现状。
我们不要小看“精英”教育,因为精英毕竟是民族的脊梁,也不能忘了素质教育,中国毕竟是人口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