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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件平常的事情，只要我们静心坐下来，细心地去琢磨，就会变得越来越深刻。图书编辑工作同样如此。从事编辑出版工作15年了，我时常被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所困扰——那就是编辑是干什么的？编辑工作该怎么干？
这么一个平常的问题要想回答得特别好，真的是太难了。每个从事图书编辑工作的人们都会有不同的答案。有的从编辑出版工作流程上讲，编辑就是对著作物的编辑、出版乃至销售；有的从编辑工作的内涵价值上讲，编辑就是传播文化，构建精神家园；有的则从编辑出版的情操上讲，编辑就是文化追求，就是用良心和责任去编好书，弘扬优秀文化；有的则从出版效益上讲，编辑工作就是要把文化效益放在首位，出版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图书。
大家说得都有道理，但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往往确实让我们有些解不开的疙瘩，譬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如何实现双赢？如何实现“既叫好又叫座”？图书编辑没有宣传经费如何去宣传？编辑与发行的关系怎么处理？依我看来，从事图书（主要指市场图书）编辑工作的编辑，要想干好编辑工作，应该做到“四无”，即：在选题策划上做到“无中生有”、在编辑案头上要做到“无拘无束”、在整体设计上要做到“无法无天”、在宣传营销上要做到“无事生非”。当然，我首先要声明一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有来由的，“无”总是建立在“有”的基础上的。这个“有”就需要我们在看似“无”的世界（生活）中，带着一双慧眼去发现，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想到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从而做到别人看到、想到却没有做到的事情。
选题策划上要培养“无中生有”的意识，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俗话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这“想”就是策划，就是“金点子”。市场图书的策划亦是如此。一本图书从作者创作到上市销售，其诞生的过程也是一个由“想”到“做”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过程。图书作为文化商品，与其他商品不一样，它实质上是一种精神产品。因此无论是原创性开发的新书也好，还是再度开发和发展的选题也罢，新的创意、新的思想、新的信息、新的知识和真的道理、真的体验、真的经验、真的技术，以及从内容到形式、从装帧到印制的丰富和精美等，这才是责任编辑需要努力的地方和追求的方向。
其实，做编辑工作和做任何工作一样，与个人的眼光、趣味、性格、品格和情感密切相关。这些非理性的因素往往影响着自己理性的行动，对编辑来讲就是自己的编辑出版理念的培养和生成。新闻出版工作是一个永远需要你保持一颗年轻的心的事业，它既需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同样也要有一股子胆敢独创的“气”和“劲”。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用热情把握时代的脉搏，以激情和敏感策划选题。
从我个人编辑的经验来说，“无中生有”确实令我收获良多，比如《小汤山日记》这本书的策划。2003年春天，“非典”肆虐，新闻出版总署和总政宣传部发出出版反映战斗“非典”图书的通知，社领导非常重视，要求我们积极申报选题。经过思考，我敏锐地发现小汤山医院作为世界上收治非典病人最多的野战传染病医院，是中国军人为抗击“非典”勇于战斗、乐于奉献、敢于胜利的一个特殊的战场，是新时期军队医疗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以“小汤山”医护以及工作人员们的笔，亲自记录下在小汤山战斗的日日夜夜，自然是一份最珍贵、最难得的历史资料，同时也是一份弥足珍贵的记忆，更是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也是我们军队出版社的责任和义务。于是，我立即提出选题立项，得到嘉许。我积极与小汤山医院院长张燕灵取得联系，并联合小汤山医院政治部在医院开展“小汤山日记征文活动”和“说句心里话”征文。期间，我五次前往小汤山医院，征集了1000多篇稿件，最后经过我一个月的奋战，认真修改稿件，精心制作每一篇标题，最后编选200多篇成书，全程记录了小汤山医院的历史和情感，并赶在小汤山医院正式解散之前发给每个在小汤山医院工作的干部战士。此书一出版，图书连同其宣传海报、手稿，以及我撰写的编辑手记，全部被首都博物馆作为文物永久收藏，并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特别奖，全军抗击非典优秀文艺作品奖。
做市场图书尤其是文学类图书，除了文字编辑能力、选题策划能力之外，还要具备一定的文学眼光、文艺素养和审美经验，以确立图书选题的品质。而编辑的阅读鉴别能力和价值取向，是正确引导作家创作和修改的重要条件。这些因素，当然影响着一个编辑在策划选题的过程中如何变“无”为“有”，真正达到“有的放矢”。再比如，我策划编辑的《藏地兵书》也是“无中生有”的一个例证。总后勤部作家王宗仁一辈子用散文写青藏高原，是一位人品和文品都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我在《解放军文艺》上读过他的不少作品，但跟他从未谋面。2007年4月一个晴朗周末，我坐在家中的阳台上看着北京的蓝天白云，突然想起西藏、想起王宗仁写青藏线官兵生活的散文，脑海里突然蹦出了一个书名《藏地兵书》。 我立即通过军线查号台找到他，告诉了我的想法，并说编辑此书的目的就是要获得鲁迅文学奖。要知道，在当下出版散文作品集，是冒着市场风险的。王老师当然非常高兴，答应并很快送来30多篇已发表的散文复印件。我从中精心选编了18篇，编辑成《藏地兵书》。两年后，我们的愿望实现了，《藏地兵书》不仅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散文第一名，还荣获第七届解放军图书奖，目前该书已印刷8万多册。
编辑案头上要树立“无拘无束”的意识，才能做到有理有据。
编辑工作是一项具有个性的工作。一部作品的诞生，作者是它的父母，编辑作为一个接生婆或者说助产士，自然在这个作品的分娩和诞生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什么样的作家写什么样的作品，同样，什么样的编辑编什么样的图书。也就是说，编辑的知识、修养和品味，也决定着一部作品出版后它所呈现给读者的面貌和信息。作为一个成熟的编辑，就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编辑品格和审美情趣，在编辑过程中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性的判断和理论的力量，要根据自己的阅读和鉴赏，客观、完整、全面地表达自己对作家作品的认知和评价，不媚不俗，不迷信权威，而不受作者的干扰，从而在编辑改稿和与作者对话沟通时无拘无束地提出自己的正确意见，且能做到有理有据。也就是说在修改、编辑过程中，与作者既能深入细致的交流对话，又能参与创作，引导作者进行修改，使作品更加成熟完美。 在编辑中，我们会经常遇到一些作家对自己的作品“唱高调”，对印数、版税提出高要求，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作家写出的作品就像他自己养的闺女一样，都希望嫁一个好婆家。但作为编辑，我们不能被作家们的“自我广告”所忽悠，不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我们必须牢牢地、积极稳妥地掌握主动权，一是清晰地说明要靠作品本身说话，二是明确地抓准作品存在的问题，三是有力地提出编辑修改的思路和意见。只有这样，我们在面对作者的时候，无论他是大名鼎鼎的名人名家，还是初出茅庐的新人新作，我们都可以无拘无束，以一颗平常心、不卑不亢地说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让作者不仅口服，而且心服，从而不为他们的要求所左右。
在编辑文学类图书的过程中，我们就会经常碰到这样的作者和作品，大部分作家都很难接受编辑删改他的作品，有的作家甚至到了删节他的文字如同割他身上的肉一样难受。对于这样的情况，编辑就必须依据自己的编辑经验和对作品的把握，有理有据、有礼有节地进行解释和说服。
就我个人来说，在文学类图书编辑中，我还特别强调书名的重要性。就这一点，许多作家往往很难接受编辑的修改意见。比如，北京军区作家张卫明用十年时间静心创作一部关于中国骑兵战争生活的长篇小说，长达150万字，可谓是呕心沥血，在全军文学界人人皆知。我在追踪五年之后，终于取得他的信任将书稿交付给我。责任在肩，我不敢怠慢，社领导也高度重视。编辑工作将近花了半年时间。初审结束后，我强烈要求将原书名《马鬃如旗》改为《城门》。作者十年的构思和心血，让我看了一遍就改了书名，当时张卫明老师确实不能接受。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一支草原骑兵部队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到进驻北京城，然后又回到草原的故事。我据理力争，认为以《城门》为书名更具有文学和哲学的双重意义。最后，作家接受了我的意见。该书是迄今为止我社编辑出版的最长的一部长篇战争小说，也是一部极为纯粹的汉语小说，出版后反响很好，不仅荣获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还荣获第六届解放军图书奖提名奖，并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总之，只要我们编辑的案头工作做得扎实有效，我们在编辑修改中提出的意见中肯、正确，说白了比作者的更加高明，可以让他的作品锦上添花、如虎添翼，作家们也会自然接受。这样，我们就可以“无拘无束”地面对作者的漫天要价，做到有理有据，和作者一起将优秀的作品以最好的面貌呈现给读者，实现作品最大的文化价值。
整体设计上培养“无法无天”的意识，才能做到有目共赏。
图书的封面就是图书的“脸”。如今的书籍装帧有一个十分流行的理念，就是整体设计，即从封面设计（包括封底、书脊）到版式的设计（包括扉页、书眉、目录和篇章页）以及正文的字体字号等等的设计，都需要在风格、内容和色调上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这就要求我们图书编辑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图书的装帧不是美编一个人的事。因此，作为责任编辑必须提高自己的审美趣味，要有一定的“美学”修养，从而做好图书的整体包装。也就是说，图书从选题策划、编辑到出版发行是一个系统工程，编辑既是总设计师，还是总建筑师。尽管我们不是美编，但我们对作品本身的理解要比美编准确、完整。俗话说“做不来裁缝会翘边”。我们完全可以海阔天空地提出自己的设计思路，无拘无束，无法无天。然后，再跟美编进行沟通，共同去完成图书的整体设计。
艺术无止境，艺术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则。十年来，我责编的每一本图书无论是封面设计还是版式设计，都积极与美编沟通，有的甚至亲自设计。因为我觉得图书的每一个细节或许都会影响这部书的质量，哪怕一个字体字号，书眉、扉页上的一个小小装饰图案。比如《毛泽东自传》《狼毒花》这样的纯文本字数才五六万字的作品，如何进行整体编排，将它做成一部有内容有品位的图书，这就需要我们动脑筋。所以《毛泽东自传》我采取的是简化字和影印本结合的方式，展现珍稀旧版的原貌，增加了书籍的收藏价值。而简化字部分，我设计时正文部分采用仿宋小四号字，既适宜于老、中、青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阅读，又显得庄重简约。而注释部分我则改变了传统将注释文字放在页脚或书结尾处，而是采取单页居左双页居右的形式，用五号蝇头小楷，大方雅致，深受读者喜欢。《狼毒花》纯文本也只有五万字，我通过大量留白和插图，以及精彩语言的摘录，并且有节奏地、错落有致地重复使用插图，改变了作品的外在表现形式，做到了一张一弛，强化了阅读冲击力，效果也十分不错。
宣传营销上要培养“无事生非”的意识，才能做到有声有色。
现在的图书宣传营销工作是越来越重要了，但宣传工作也确实越来越难做了。难做，不等于不做。这个工作该由谁来做呢？我认为，应该由责任编辑来做。那到底该怎么做呢？我认为，那就是适当地来一点“无事生非”。需要强调的是，这个“非”，不是是非的“非”，而是非常的“非”，是非同凡响的“非”，是非同一般的“非”。也就是说宣传营销工作，要有非常手段、非常内容、非常特色。当然，作为责任编辑，无论宣传网络，还是宣传经费，都是有限的。正因此，把有限的资源“无事生非”整合为无限的社会影响，就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在做到“无事生非”之前，我们首先要量体裁衣，根据作品本身选择恰当的宣传平台和宣传手段。当下，宣传的平台，不外乎就是纸质媒介和电子媒介。纸质媒介就是报纸和杂志；电子媒介就是电视、广播、网络等。宣传的手段，也无非就是新闻发布会、记者见面会、作者签售会、新书首发式等。可以说，这些手段和平台，我们每一个市场图书编辑都或多或少地亲身参与或者直接操办过。说句心里话，做大、做足宣传公关工作，确实需要“财大气粗”才行。但这些都不是我论述的内容。我这里要说的是怎样进行“无事生非”。
一是“无事生非”需要选择正确节点，借风造势。比如，我在策划编辑《毛泽东自传》的时候，就是恰逢建党80周年。有了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大气候，再加上这部作品的独特性，一下子就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并被评为“2001年印象最深的一本书”“2001年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此书出版后，引领了红色图书的新风向，并带动了我社领袖传记题材和红色历史纪实图书的滚动开发。这本书的成功，我感觉就是热情把握时代脉搏，以激情和敏感策划选题的最好例证。2001年又是毛泽东忌辰25周年，当时社会百姓怀念毛泽东正好也是一个风潮，并且1937年版《毛泽东自传》的发现也成为红色收藏的一个热点新闻，老书再版，借风造势，效果明显。该书出版后立即被台湾、香港地区和韩国、俄罗斯等购买了版权。
二是“无事生非”需要选择正确的平台，多点攻击。宣传平台和宣传手段的选择，确实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但在实施过程中，同样也需要注意轻重缓急、主次分明。也就是说要针对作品的题材、体裁和内容，选择不同受众的媒介和手段，博采众长。比如，文学类的图书和军事类的图书，比如政治类的图书和传记类的图书，选择宣传的平台就应该有所区别。同时还要充分利用网络，可以通过博客、微博、微信等进行宣传，往往能取得比纸质媒介更为有效的舆论形势。
三是“无事生非”需要把握正确的火候，守正出新。即使是“无事生非”，也必须掌握好“度”。包括图书封面、封底的内容提要、广告词的写作都需要有自己对作品的真切把握，不仅要取得作者的认可，还要取得读者的认同。现在的读者逐渐成熟，哗众取宠甚至媚俗的宣传是令人恶心的。需要说明的是，“无事生非”并非俗世的炒作，绝对不是利用巨大的媒体手段，进行快炒热炒狂炒爆炒甚至恶炒，动不动就说“老子天下第一”，动不动就自我吹嘘是什么之最，记住千万不要把广告词写绝了。作为责任编辑，我们一定要清楚，不是什么图书都是可以炒作的，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根据每一部作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这是一个有序的自然过程。如果采取作伪、作秀的不义手法，混得些脸熟、浪得些虚名，那也只是书商们搞的把戏，作为一个具有资深品牌的出版社，绝对是不能靠叫卖炒作来维系它的价值和名声的。
总之，我认为，图书与新闻媒体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时空的传播。新闻媒介，包括报纸电视和网络，只是一种空间的传播，而图书出版不仅是空间上的传播，更是一种时间上的传播。因为，出版将使人类的优秀文化代代相传，成为不断积累的精神财富和智慧遗产。因此，千方百计地编好书、出好书，是我们每一个图书编辑的责任和使命。当然，做图书编辑更重要的还是要加强自己的案头功夫，修炼自己的文字能力和对作品的整体把握能力，我在这里仅仅只就图书编辑在选题策划、宣传推介、编辑案头和整体设计四个环节上强调上述的“四无”意识，目的是强化图书编辑的编辑理念和编辑手段应该与时俱进，走整体性、复合型的科学发展之路，全面提高编辑工作的水平，期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作者为解放军出版社昆仑图书编辑部主任，副编审）
这么一个平常的问题要想回答得特别好，真的是太难了。每个从事图书编辑工作的人们都会有不同的答案。有的从编辑出版工作流程上讲，编辑就是对著作物的编辑、出版乃至销售；有的从编辑工作的内涵价值上讲，编辑就是传播文化，构建精神家园；有的则从编辑出版的情操上讲，编辑就是文化追求，就是用良心和责任去编好书，弘扬优秀文化；有的则从出版效益上讲，编辑工作就是要把文化效益放在首位，出版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图书。
大家说得都有道理，但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往往确实让我们有些解不开的疙瘩，譬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如何实现双赢？如何实现“既叫好又叫座”？图书编辑没有宣传经费如何去宣传？编辑与发行的关系怎么处理？依我看来，从事图书（主要指市场图书）编辑工作的编辑，要想干好编辑工作，应该做到“四无”，即：在选题策划上做到“无中生有”、在编辑案头上要做到“无拘无束”、在整体设计上要做到“无法无天”、在宣传营销上要做到“无事生非”。当然，我首先要声明一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有来由的，“无”总是建立在“有”的基础上的。这个“有”就需要我们在看似“无”的世界（生活）中，带着一双慧眼去发现，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想到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从而做到别人看到、想到却没有做到的事情。
选题策划上要培养“无中生有”的意识，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俗话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这“想”就是策划，就是“金点子”。市场图书的策划亦是如此。一本图书从作者创作到上市销售，其诞生的过程也是一个由“想”到“做”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过程。图书作为文化商品，与其他商品不一样，它实质上是一种精神产品。因此无论是原创性开发的新书也好，还是再度开发和发展的选题也罢，新的创意、新的思想、新的信息、新的知识和真的道理、真的体验、真的经验、真的技术，以及从内容到形式、从装帧到印制的丰富和精美等，这才是责任编辑需要努力的地方和追求的方向。
其实，做编辑工作和做任何工作一样，与个人的眼光、趣味、性格、品格和情感密切相关。这些非理性的因素往往影响着自己理性的行动，对编辑来讲就是自己的编辑出版理念的培养和生成。新闻出版工作是一个永远需要你保持一颗年轻的心的事业，它既需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同样也要有一股子胆敢独创的“气”和“劲”。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用热情把握时代的脉搏，以激情和敏感策划选题。
从我个人编辑的经验来说，“无中生有”确实令我收获良多，比如《小汤山日记》这本书的策划。2003年春天，“非典”肆虐，新闻出版总署和总政宣传部发出出版反映战斗“非典”图书的通知，社领导非常重视，要求我们积极申报选题。经过思考，我敏锐地发现小汤山医院作为世界上收治非典病人最多的野战传染病医院，是中国军人为抗击“非典”勇于战斗、乐于奉献、敢于胜利的一个特殊的战场，是新时期军队医疗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以“小汤山”医护以及工作人员们的笔，亲自记录下在小汤山战斗的日日夜夜，自然是一份最珍贵、最难得的历史资料，同时也是一份弥足珍贵的记忆，更是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也是我们军队出版社的责任和义务。于是，我立即提出选题立项，得到嘉许。我积极与小汤山医院院长张燕灵取得联系，并联合小汤山医院政治部在医院开展“小汤山日记征文活动”和“说句心里话”征文。期间，我五次前往小汤山医院，征集了1000多篇稿件，最后经过我一个月的奋战，认真修改稿件，精心制作每一篇标题，最后编选200多篇成书，全程记录了小汤山医院的历史和情感，并赶在小汤山医院正式解散之前发给每个在小汤山医院工作的干部战士。此书一出版，图书连同其宣传海报、手稿，以及我撰写的编辑手记，全部被首都博物馆作为文物永久收藏，并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特别奖，全军抗击非典优秀文艺作品奖。
做市场图书尤其是文学类图书，除了文字编辑能力、选题策划能力之外，还要具备一定的文学眼光、文艺素养和审美经验，以确立图书选题的品质。而编辑的阅读鉴别能力和价值取向，是正确引导作家创作和修改的重要条件。这些因素，当然影响着一个编辑在策划选题的过程中如何变“无”为“有”，真正达到“有的放矢”。再比如，我策划编辑的《藏地兵书》也是“无中生有”的一个例证。总后勤部作家王宗仁一辈子用散文写青藏高原，是一位人品和文品都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我在《解放军文艺》上读过他的不少作品，但跟他从未谋面。2007年4月一个晴朗周末，我坐在家中的阳台上看着北京的蓝天白云，突然想起西藏、想起王宗仁写青藏线官兵生活的散文，脑海里突然蹦出了一个书名《藏地兵书》。 我立即通过军线查号台找到他，告诉了我的想法，并说编辑此书的目的就是要获得鲁迅文学奖。要知道，在当下出版散文作品集，是冒着市场风险的。王老师当然非常高兴，答应并很快送来30多篇已发表的散文复印件。我从中精心选编了18篇，编辑成《藏地兵书》。两年后，我们的愿望实现了，《藏地兵书》不仅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散文第一名，还荣获第七届解放军图书奖，目前该书已印刷8万多册。
编辑案头上要树立“无拘无束”的意识，才能做到有理有据。
编辑工作是一项具有个性的工作。一部作品的诞生，作者是它的父母，编辑作为一个接生婆或者说助产士，自然在这个作品的分娩和诞生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什么样的作家写什么样的作品，同样，什么样的编辑编什么样的图书。也就是说，编辑的知识、修养和品味，也决定着一部作品出版后它所呈现给读者的面貌和信息。作为一个成熟的编辑，就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编辑品格和审美情趣，在编辑过程中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性的判断和理论的力量，要根据自己的阅读和鉴赏，客观、完整、全面地表达自己对作家作品的认知和评价，不媚不俗，不迷信权威，而不受作者的干扰，从而在编辑改稿和与作者对话沟通时无拘无束地提出自己的正确意见，且能做到有理有据。也就是说在修改、编辑过程中，与作者既能深入细致的交流对话，又能参与创作，引导作者进行修改，使作品更加成熟完美。 在编辑中，我们会经常遇到一些作家对自己的作品“唱高调”，对印数、版税提出高要求，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作家写出的作品就像他自己养的闺女一样，都希望嫁一个好婆家。但作为编辑，我们不能被作家们的“自我广告”所忽悠，不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我们必须牢牢地、积极稳妥地掌握主动权，一是清晰地说明要靠作品本身说话，二是明确地抓准作品存在的问题，三是有力地提出编辑修改的思路和意见。只有这样，我们在面对作者的时候，无论他是大名鼎鼎的名人名家，还是初出茅庐的新人新作，我们都可以无拘无束，以一颗平常心、不卑不亢地说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让作者不仅口服，而且心服，从而不为他们的要求所左右。
在编辑文学类图书的过程中，我们就会经常碰到这样的作者和作品，大部分作家都很难接受编辑删改他的作品，有的作家甚至到了删节他的文字如同割他身上的肉一样难受。对于这样的情况，编辑就必须依据自己的编辑经验和对作品的把握，有理有据、有礼有节地进行解释和说服。
就我个人来说，在文学类图书编辑中，我还特别强调书名的重要性。就这一点，许多作家往往很难接受编辑的修改意见。比如，北京军区作家张卫明用十年时间静心创作一部关于中国骑兵战争生活的长篇小说，长达150万字，可谓是呕心沥血，在全军文学界人人皆知。我在追踪五年之后，终于取得他的信任将书稿交付给我。责任在肩，我不敢怠慢，社领导也高度重视。编辑工作将近花了半年时间。初审结束后，我强烈要求将原书名《马鬃如旗》改为《城门》。作者十年的构思和心血，让我看了一遍就改了书名，当时张卫明老师确实不能接受。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一支草原骑兵部队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到进驻北京城，然后又回到草原的故事。我据理力争，认为以《城门》为书名更具有文学和哲学的双重意义。最后，作家接受了我的意见。该书是迄今为止我社编辑出版的最长的一部长篇战争小说，也是一部极为纯粹的汉语小说，出版后反响很好，不仅荣获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还荣获第六届解放军图书奖提名奖，并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总之，只要我们编辑的案头工作做得扎实有效，我们在编辑修改中提出的意见中肯、正确，说白了比作者的更加高明，可以让他的作品锦上添花、如虎添翼，作家们也会自然接受。这样，我们就可以“无拘无束”地面对作者的漫天要价，做到有理有据，和作者一起将优秀的作品以最好的面貌呈现给读者，实现作品最大的文化价值。
整体设计上培养“无法无天”的意识，才能做到有目共赏。
图书的封面就是图书的“脸”。如今的书籍装帧有一个十分流行的理念，就是整体设计，即从封面设计（包括封底、书脊）到版式的设计（包括扉页、书眉、目录和篇章页）以及正文的字体字号等等的设计，都需要在风格、内容和色调上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这就要求我们图书编辑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图书的装帧不是美编一个人的事。因此，作为责任编辑必须提高自己的审美趣味，要有一定的“美学”修养，从而做好图书的整体包装。也就是说，图书从选题策划、编辑到出版发行是一个系统工程，编辑既是总设计师，还是总建筑师。尽管我们不是美编，但我们对作品本身的理解要比美编准确、完整。俗话说“做不来裁缝会翘边”。我们完全可以海阔天空地提出自己的设计思路，无拘无束，无法无天。然后，再跟美编进行沟通，共同去完成图书的整体设计。
艺术无止境，艺术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则。十年来，我责编的每一本图书无论是封面设计还是版式设计，都积极与美编沟通，有的甚至亲自设计。因为我觉得图书的每一个细节或许都会影响这部书的质量，哪怕一个字体字号，书眉、扉页上的一个小小装饰图案。比如《毛泽东自传》《狼毒花》这样的纯文本字数才五六万字的作品，如何进行整体编排，将它做成一部有内容有品位的图书，这就需要我们动脑筋。所以《毛泽东自传》我采取的是简化字和影印本结合的方式，展现珍稀旧版的原貌，增加了书籍的收藏价值。而简化字部分，我设计时正文部分采用仿宋小四号字，既适宜于老、中、青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阅读，又显得庄重简约。而注释部分我则改变了传统将注释文字放在页脚或书结尾处，而是采取单页居左双页居右的形式，用五号蝇头小楷，大方雅致，深受读者喜欢。《狼毒花》纯文本也只有五万字，我通过大量留白和插图，以及精彩语言的摘录，并且有节奏地、错落有致地重复使用插图，改变了作品的外在表现形式，做到了一张一弛，强化了阅读冲击力，效果也十分不错。
宣传营销上要培养“无事生非”的意识，才能做到有声有色。
现在的图书宣传营销工作是越来越重要了，但宣传工作也确实越来越难做了。难做，不等于不做。这个工作该由谁来做呢？我认为，应该由责任编辑来做。那到底该怎么做呢？我认为，那就是适当地来一点“无事生非”。需要强调的是，这个“非”，不是是非的“非”，而是非常的“非”，是非同凡响的“非”，是非同一般的“非”。也就是说宣传营销工作，要有非常手段、非常内容、非常特色。当然，作为责任编辑，无论宣传网络，还是宣传经费，都是有限的。正因此，把有限的资源“无事生非”整合为无限的社会影响，就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在做到“无事生非”之前，我们首先要量体裁衣，根据作品本身选择恰当的宣传平台和宣传手段。当下，宣传的平台，不外乎就是纸质媒介和电子媒介。纸质媒介就是报纸和杂志；电子媒介就是电视、广播、网络等。宣传的手段，也无非就是新闻发布会、记者见面会、作者签售会、新书首发式等。可以说，这些手段和平台，我们每一个市场图书编辑都或多或少地亲身参与或者直接操办过。说句心里话，做大、做足宣传公关工作，确实需要“财大气粗”才行。但这些都不是我论述的内容。我这里要说的是怎样进行“无事生非”。
一是“无事生非”需要选择正确节点，借风造势。比如，我在策划编辑《毛泽东自传》的时候，就是恰逢建党80周年。有了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大气候，再加上这部作品的独特性，一下子就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并被评为“2001年印象最深的一本书”“2001年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此书出版后，引领了红色图书的新风向，并带动了我社领袖传记题材和红色历史纪实图书的滚动开发。这本书的成功，我感觉就是热情把握时代脉搏，以激情和敏感策划选题的最好例证。2001年又是毛泽东忌辰25周年，当时社会百姓怀念毛泽东正好也是一个风潮，并且1937年版《毛泽东自传》的发现也成为红色收藏的一个热点新闻，老书再版，借风造势，效果明显。该书出版后立即被台湾、香港地区和韩国、俄罗斯等购买了版权。
二是“无事生非”需要选择正确的平台，多点攻击。宣传平台和宣传手段的选择，确实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但在实施过程中，同样也需要注意轻重缓急、主次分明。也就是说要针对作品的题材、体裁和内容，选择不同受众的媒介和手段，博采众长。比如，文学类的图书和军事类的图书，比如政治类的图书和传记类的图书，选择宣传的平台就应该有所区别。同时还要充分利用网络，可以通过博客、微博、微信等进行宣传，往往能取得比纸质媒介更为有效的舆论形势。
三是“无事生非”需要把握正确的火候，守正出新。即使是“无事生非”，也必须掌握好“度”。包括图书封面、封底的内容提要、广告词的写作都需要有自己对作品的真切把握，不仅要取得作者的认可，还要取得读者的认同。现在的读者逐渐成熟，哗众取宠甚至媚俗的宣传是令人恶心的。需要说明的是，“无事生非”并非俗世的炒作，绝对不是利用巨大的媒体手段，进行快炒热炒狂炒爆炒甚至恶炒，动不动就说“老子天下第一”，动不动就自我吹嘘是什么之最，记住千万不要把广告词写绝了。作为责任编辑，我们一定要清楚，不是什么图书都是可以炒作的，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根据每一部作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这是一个有序的自然过程。如果采取作伪、作秀的不义手法，混得些脸熟、浪得些虚名，那也只是书商们搞的把戏，作为一个具有资深品牌的出版社，绝对是不能靠叫卖炒作来维系它的价值和名声的。
总之，我认为，图书与新闻媒体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时空的传播。新闻媒介，包括报纸电视和网络，只是一种空间的传播，而图书出版不仅是空间上的传播，更是一种时间上的传播。因为，出版将使人类的优秀文化代代相传，成为不断积累的精神财富和智慧遗产。因此，千方百计地编好书、出好书，是我们每一个图书编辑的责任和使命。当然，做图书编辑更重要的还是要加强自己的案头功夫，修炼自己的文字能力和对作品的整体把握能力，我在这里仅仅只就图书编辑在选题策划、宣传推介、编辑案头和整体设计四个环节上强调上述的“四无”意识，目的是强化图书编辑的编辑理念和编辑手段应该与时俱进，走整体性、复合型的科学发展之路，全面提高编辑工作的水平，期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作者为解放军出版社昆仑图书编辑部主任，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