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前，当新闻事业还不是一种受人尊敬的谋生方式时，是普利策提升了这个职业的水准。
　　
　　90年前，当今世界最知名的新闻奖——普利策奖在美国诞生。时至今日，它奖掖了一大批美国乃至全世界最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成为全球新闻界的职业标杆。
　　普利策奖的创设人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是一位白手起家的典型“美国英雄”。他于1847年4月生于匈牙利马科城，1864年，他作为美国联邦军队在欧洲招募的新兵来到美国。未及参战，南北战争已经结束。战后他定居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
　　普利策养过骡子，当过佣人和车夫，在1866年的霍乱中埋过死者。1868年，他进入卡尔·舒尔茨创办的德文报纸《西部邮报》当记者，3年后获得该报部分所有权。1869年，他作为共和党人当选为密苏里州议会议员。1874年，他在任职《纽约太阳报》驻华盛顿记者期间进入律师界。
　　美国在南北战争后，一面百废待兴，一面是普遍的政治腐败和联邦一级的政治乏力。自林肯以后到19世纪末，美国没有出现一名强有力的总统。原本规模小、个人风格明显的报业正在向新型的报业过渡，并有望填补政治上的真空，发挥前所未有的引领社会的作用。
　　时势造就了报界英雄普利策。1872年，普利策用3000美元买下《圣路易斯邮报》。6年后，他买下《圣路易斯电讯报》，将两报合并为《圣路易斯邮讯报》。普利策发起了针对政府腐败、彩票业、赌博业和税务欺诈的讨伐。他支持劳工，抨击托拉斯和垄断行为，揭露政治腐败内幕。
　　1883年，普利策已经是一名富翁。他以346,000美元的巨款购买每年亏损4万美元的《纽约世界报》，将该报改造成一份大量刊登人情味故事、丑闻和煽情材料的大众报纸。1883年5月11日，普利策特地在《世界报》的创刊号上删去了“纽约”二字，他以这样一段告读者书揭开了美国新闻史上新的一章：
　　在这个日益发展的大都市里，这样的一份报纸是有用武之地的：它不仅便宜，而且明白易懂；它不仅明白易懂，而且容量巨大；它不仅容量巨大，而且真正有民主精神——忠于人民的事业，而不当有钱有势者的奴仆；主要是报道新大陆的新闻，而不是旧大陆的消息；揭露欺诈、无耻的丑恶现象、鞭挞一切社会罪恶和弊端；真实地、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和战斗。
　　普利策对作为报纸灵魂的社论倾注了最大的感情。针对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政治腐败，他承诺用报纸揭露“揭露所有欺诈和诡计”。普利策说：“每期报纸都提供了一个机会和责任：讲些勇敢真实的话，摒弃平庸陈腐之言，讲些使社会上有见识的、有教养的、有独立见解的人们敬重的话，无虑党见派性和流行偏见。”他在社论中提出的十大纲领有九项都已写进美国法律。
　　普利策是19世纪“90年代分水岭”上美国新闻界无出其右的人物。他奠定了“新式新闻事业”的基础，成为“新秩序的生气勃勃的标志”。而“新式新闻事业”孕育了早期的新闻专业主义：在普利策的时代，新闻和社论成为报纸影响社会的两种相对分离的手段。普利策以光怪陆离的消闲性、社会性新闻招徕读者，而吸引他们的目的是为他的社论赢得更多读者。在普利策的时代，社论是报纸正式发言的唯一手段，也是报纸主编与社会联系的纽带和他们智力与道德水准的反映。
　　虽然普利策曾与另一报阀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展开过一场历经三年（1896年至1898年）的“黄色新闻”大战，但是普利策始终没有放弃对高质量社论和严肃新闻事业的执著。普利策在报道领域放纵报纸追逐黄色新闻和煽情主义，但是或许正是为此“赎罪”，他才以200万美元创办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和设立普利策新闻奖。
　　一个世纪前，当新闻事业还不是一种受人尊敬的谋生方式时，是普利策提升了这个职业的水准。正如美国人道格拉斯·贝茨所言，如果没有普利策，“历史可能会在许多方面改写：没有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没有了西美战争，没有了自由女神像在美国落户，没有了‘黄色新闻’一词，也没有了普利策奖。”
　　(作者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