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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被困住的。
白领被格子间困住，外卖骑手被系统困住，工人被流水线困住……
那些毕业后回县城工作的年轻人，大多被“编制”困住。
在那里，“编制”成了一个复杂的符号，它象征的不再仅是一份工作，还有父母终其半生的希望、社会地位和阶层跃迁的假象以及未来可能美好的生活。但有些时候，对身在其中的年轻人来说，它更像是一个鸟笼，牢牢地将他们困在其中，从身体到精神，从开始到结束。
尽管他们中很多人知晓自己被困的现实，但就像是笼中鸟一样，对飞出去后的人生，充满恐慌。
“考”上的才叫工作
许佳觉得累，从毕业后开始考工作到现在工作都是。
2019年10月，她终于考上了带“编制”的工作。于她而言，“终于”二字是必须加上的。因为这是她第八次考工作，但却是第一次成功。
许佳现在在云南一个边境小县城体制内工作，谈不上理想和喜欢，但这份工作是父母期望和被周围人认可的。为此，许佳付出了两年多时间。
回想这段经历，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她辗转过很多个难眠的夜晚，经历过无数个否定、怀疑自己的瞬间。不过似乎很多事情有了结果后，过程的艰难时刻就没那么清晰了。
在许佳最初关于大学毕业后的规划中，回家考“编制”是很靠后的选择，排在最前的是继续求学。但到了大三要开始选择人生下一阶段的路径时，父母的意见涌来了，“家里说我年纪太大了，先考工作吧”。许佳的父母一辈子做小生意，自觉那种生活又累又没保障，所以最希望女儿能有个稳定有保障的工作。
许佳高三复读了一年，这事她很少对人提起，“年纪大”这一点的确戳中了她，她也开始觉得如果再读三年书，一切可能都太晚了。而且当时家里经济状况有些拮据，妹妹又即将读大学，需要钱。考虑到这些，许佳顺应了父母的希望。
想好后，许佳一心扑到了考“编制”上。大三一结束，她就回家报了“国考”辅导班。学费很贵，但父母和她都咬牙交上了。本来她大四第一学期仍是有课的，但为了考工作，她请了长假。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她进了考场。
“多少分不记得了，反正是没考上。”许佳告诉我，国考失利后，她很快投入了下一场考试，但依旧失败了，这次败在了面试。
接下来她碰到了一个觉得是为自己定制的机会，当地很多年不招她那个专业的烟草集团今年突然有指标了。列出的职位要求，完全符合她的条件。当时，考进烟草集团成了许佳最迫切的愿望和目标，因为那是出了名的好单位。
笔试后，她顺利进面试，面试又失败了。出结果后，许佳查了自己的总评成绩，离录用她只差了0.04分。在她有限的经历中，从未听说过这种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分差。
许佳觉得当初所有的希望，都变成了压力的巨石，一块块砸在了身上。“我在床上躺了快一个星期都没有振作回来。”她说，她对自己彻底失去了信心。“我已经这么努力啦，从来没有这么努力过，都没有成功，那我后面是不是都不会再成功了？”她問自己。
但她没有停止考试。在深度怀疑自己和“萎靡”的状态下，许佳还是参加了当年的省考和之后的事业单位考试。
悉数落榜。
求职的第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应届生，这个多少带点优势的身份也失去了。
在一次次的落榜后，父母总是几天吃不下饭。尽管没有直接的责怪，但总会喃喃地重复“怎么每次都差一点点。到底哪里出问题了？”许佳说，最难过的时候她能感受到父母的失望和无奈。
之后，许佳去妈妈做生意的城市缓了两个月。感到状态好转后，她又报了辅导班开始准备第二次“国考”。一切又重新开始。那段日子，许佳的一天，除了短暂的吃饭和睡觉时间外，全被上培训课、刷真题、背知识点填满。
但许佳依然败考了，之后的省考也是，仍然差了一点。到这一步，父母已经有了“认命”的表现，开始跟她提接班的想法。她也去母亲做小生意的地方“见习”了一个月。
但许佳是幸运的，她之后接到了国考补录的通知。最后，离家3小时车程的一个边境县城政府单位录用了她。
回想过去的两年，“把它（编制）当成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支撑她坚持下来的动力，许佳说。
在琐碎中失去自我
“考”上工作的喜悦，没在许佳的生活中持续太久。没有周末、纪律森严、无意义的工作琐事，使她感觉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她没有想过诸如“存在”的意义这样深刻的哲学命题，但她觉得工作后“存在”的意义似乎只是为了上班。那个被人们频繁提及的“自我”好像丢失了。
这样想的不止许佳。阿Q也觉得挤破头进入体制内后，那个之前她玩乐队时被高高举起过的“自我”也不见了。她特意嘱咐我将她称作“阿Q”，因为她觉得自己现在就是自欺欺人，“陶醉在自己的世界，试图自救”。
阿Q自己也没想到，在学校里玩摇滚乐队的她，毕业后会跟大家一起挤着进到体制内。
阿Q目前在西南一个县级市的中学当老师，跟许佳一样，这份工作也是她奋力“考”来的。只是她没有经历七八次的“历练”。“去上海做音乐、在商场打拼”是她曾设想并想要过的生活。音乐是出于热爱，在商场打拼是因为她家是生意世家，几代人都是做饰品买卖的。
但父母不愿意，他们只觉得进入体制是一个女孩子最好的归宿。“不想听唠叨”，阿Q选择放弃理想生活的理由只有五个字，但她对工作现状的吐槽字数是这个理由的十倍。
阿Q不讨厌教师的工作。但是，“我真正能放在教书备课的时间精力不超百分之十”，阿Q说，她的时间大多花在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她按照平日需要操心的事情，把自己的身份称为是“保姆、爹妈、宿管和填表员”。因为除了教师外，她还是高一的班主任。
白领被格子间困住，外卖骑手被系统困住，工人被流水线困住……
那些毕业后回县城工作的年轻人，大多被“编制”困住。
在那里，“编制”成了一个复杂的符号，它象征的不再仅是一份工作，还有父母终其半生的希望、社会地位和阶层跃迁的假象以及未来可能美好的生活。但有些时候，对身在其中的年轻人来说，它更像是一个鸟笼，牢牢地将他们困在其中，从身体到精神，从开始到结束。
尽管他们中很多人知晓自己被困的现实，但就像是笼中鸟一样，对飞出去后的人生，充满恐慌。
“考”上的才叫工作
许佳觉得累，从毕业后开始考工作到现在工作都是。
2019年10月，她终于考上了带“编制”的工作。于她而言，“终于”二字是必须加上的。因为这是她第八次考工作，但却是第一次成功。
许佳现在在云南一个边境小县城体制内工作，谈不上理想和喜欢，但这份工作是父母期望和被周围人认可的。为此，许佳付出了两年多时间。
回想这段经历，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她辗转过很多个难眠的夜晚，经历过无数个否定、怀疑自己的瞬间。不过似乎很多事情有了结果后，过程的艰难时刻就没那么清晰了。
在许佳最初关于大学毕业后的规划中，回家考“编制”是很靠后的选择，排在最前的是继续求学。但到了大三要开始选择人生下一阶段的路径时，父母的意见涌来了，“家里说我年纪太大了，先考工作吧”。许佳的父母一辈子做小生意，自觉那种生活又累又没保障，所以最希望女儿能有个稳定有保障的工作。
许佳高三复读了一年，这事她很少对人提起，“年纪大”这一点的确戳中了她，她也开始觉得如果再读三年书，一切可能都太晚了。而且当时家里经济状况有些拮据，妹妹又即将读大学，需要钱。考虑到这些，许佳顺应了父母的希望。
想好后，许佳一心扑到了考“编制”上。大三一结束，她就回家报了“国考”辅导班。学费很贵，但父母和她都咬牙交上了。本来她大四第一学期仍是有课的，但为了考工作，她请了长假。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她进了考场。
“多少分不记得了，反正是没考上。”许佳告诉我，国考失利后，她很快投入了下一场考试，但依旧失败了，这次败在了面试。
接下来她碰到了一个觉得是为自己定制的机会，当地很多年不招她那个专业的烟草集团今年突然有指标了。列出的职位要求，完全符合她的条件。当时，考进烟草集团成了许佳最迫切的愿望和目标，因为那是出了名的好单位。
笔试后，她顺利进面试，面试又失败了。出结果后，许佳查了自己的总评成绩，离录用她只差了0.04分。在她有限的经历中，从未听说过这种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分差。
许佳觉得当初所有的希望，都变成了压力的巨石，一块块砸在了身上。“我在床上躺了快一个星期都没有振作回来。”她说，她对自己彻底失去了信心。“我已经这么努力啦，从来没有这么努力过，都没有成功，那我后面是不是都不会再成功了？”她問自己。
但她没有停止考试。在深度怀疑自己和“萎靡”的状态下，许佳还是参加了当年的省考和之后的事业单位考试。
悉数落榜。
求职的第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应届生，这个多少带点优势的身份也失去了。
在一次次的落榜后，父母总是几天吃不下饭。尽管没有直接的责怪，但总会喃喃地重复“怎么每次都差一点点。到底哪里出问题了？”许佳说，最难过的时候她能感受到父母的失望和无奈。
之后，许佳去妈妈做生意的城市缓了两个月。感到状态好转后，她又报了辅导班开始准备第二次“国考”。一切又重新开始。那段日子，许佳的一天，除了短暂的吃饭和睡觉时间外，全被上培训课、刷真题、背知识点填满。
但许佳依然败考了，之后的省考也是，仍然差了一点。到这一步，父母已经有了“认命”的表现，开始跟她提接班的想法。她也去母亲做小生意的地方“见习”了一个月。
但许佳是幸运的，她之后接到了国考补录的通知。最后，离家3小时车程的一个边境县城政府单位录用了她。
回想过去的两年，“把它（编制）当成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支撑她坚持下来的动力，许佳说。
在琐碎中失去自我
“考”上工作的喜悦，没在许佳的生活中持续太久。没有周末、纪律森严、无意义的工作琐事，使她感觉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她没有想过诸如“存在”的意义这样深刻的哲学命题，但她觉得工作后“存在”的意义似乎只是为了上班。那个被人们频繁提及的“自我”好像丢失了。
这样想的不止许佳。阿Q也觉得挤破头进入体制内后，那个之前她玩乐队时被高高举起过的“自我”也不见了。她特意嘱咐我将她称作“阿Q”，因为她觉得自己现在就是自欺欺人，“陶醉在自己的世界，试图自救”。
阿Q自己也没想到，在学校里玩摇滚乐队的她，毕业后会跟大家一起挤着进到体制内。
阿Q目前在西南一个县级市的中学当老师，跟许佳一样，这份工作也是她奋力“考”来的。只是她没有经历七八次的“历练”。“去上海做音乐、在商场打拼”是她曾设想并想要过的生活。音乐是出于热爱，在商场打拼是因为她家是生意世家，几代人都是做饰品买卖的。
但父母不愿意，他们只觉得进入体制是一个女孩子最好的归宿。“不想听唠叨”，阿Q选择放弃理想生活的理由只有五个字，但她对工作现状的吐槽字数是这个理由的十倍。
阿Q不讨厌教师的工作。但是，“我真正能放在教书备课的时间精力不超百分之十”，阿Q说，她的时间大多花在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她按照平日需要操心的事情，把自己的身份称为是“保姆、爹妈、宿管和填表员”。因为除了教师外，她还是高一的班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