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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言商之旧习，已不复适用于今日，吾商民对于政治必须进而尽其应尽之责任，急起来联合商界重要分子，用各种手段逼迫政府改良政治，则商业庶有恢复之望。”——穆藕初
1920年5月，北大外文系四年级学生罗家伦，想起这一年以来的纷繁世事，不免心生倦意。
那时，在他的周遭，在日益众多的青年里面，因受到五四运动的鼓舞，一种沸腾的生活正方兴未艾。尤其来自十月革命的冲击，“庶民胜利”“农工神圣”的思想令热血的青年们无不心驰神往。
于是，在那个纷纭变幻的时代，面对“中国将何处去”的问题，“进一步寻求革命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学习欧洲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许德珩：《回忆五四运动》），成为众多青年的选择。他们难以直接到苏俄留学，东欧德、奥、捷各国无产阶级又正在进行革命，因而，那时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都不约而同地向着靠近革命高潮地区的法国蜂拥而去。
虽则罗家伦也满心欣喜地期望着，一个生机活泼的新的中国取代那死气沉沉的旧的中国，但那些冲动激进的弊端，却令这位曾慷慨昂扬的学生领袖，与那股洪流渐行渐远了。面对茫茫的前途，他生出一些惆怅的情绪。他说：“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设使我以这番心血，来完成我所想译的三、五部书，我对于中国的文明，比之现在何等贡献？偶一回头，为之心酸。”
就在这时，一位来自上海的实业家，为罗家伦开辟出一条别样的前途。1920年5月，北大校长蔡元培收到上海工商界人士穆藕初的信函，信中说：“自先生掌北大以来，改革制度，提倡学术，为时不过三载，而全国从风，移风易俗，学术之力大矣。……窃思吾国学术，尚在萌芽时代，欲求高深之学，非求自欧美不可。是以不揣绵薄，特先捐银一万两，托诸先生个人，为选派留学之用。”信中并附《穆之奖学贮金简章》四条，申明款项如何管理使用，并委托蔡元培，不拘年岁、籍贯，物色有希望对社会作贡献的北大毕业生，不必考试，直接选派。后经蔡校长及胡适、陶孟和、蒋梦麟三位教授考核、讨论，选定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汪敬熙、康白情等五位同学先赴美留学，二、三年后再可赴欧洲各国研究。
这一实业家提倡学术的创举，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罗家伦等五人留学一事，也被称为教育界的“五大使出洋”，而被寄予厚望，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另一种期待与愿景。如果说，留法热潮将中国的前途指向的是一种激进的革命的道路的话，那么资助青年去美国留学所流露出的，不正是选择以美国为蓝本来勾画未来中国社会的意图么？
1920年9月，罗家伦等人从上海登船赴美，在临行前的欢送会上，蒋梦麟代表北大向穆藕初表达致谢。此时，穆藕初不由想起从前自己赴美留学之艰难，说道：“今幸年来经营实业，稍有盈余，故愿意派人求学，惟不望人报酬，盖此为个人对于社会应尽之责任。”而之所以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去往美国留学，正是与穆藕初一段不同寻常的留美经历密切相关。
壮年留学
穆藕初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棉商家庭，读过几年私塾后，在13岁时便由家人介绍入花行做起学徒。1895年，中国战败被迫签署《马关条约》，当时穆藕初20岁，听闻消息后，“心中之痛苦”，“难以言语形容”。与那时的大多青年一般，他想到要救国图强，必须发奋学习，“不学则无知识，无知识则不知彼我之短长，无从与他国竞争”。也就这时，穆藕初有了最初追求西学的决心，并在他的内心不断地扎根生长。不久，他便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到夜馆学习英文，后来又当上龙门师范英文教员。
1907年，受张謇之邀，穆藕初赴北方调查组织铁路警察事宜，见到北方内地农业破败景象，他深感到振兴实业的必要，尤其想致力于农业改良，遂决定将留学宿愿付诸行动，并选择当时世界上实业最发达的美国为留学目的地。
20世纪初，美国工业生产已经稳居世界首位，农业率先实现现代机械化，交通运输和文化教育事业等同样进步迅速，世界科技中心也逐渐转移到这片新大陆。当时，由于清末洋务官僚的大力倡导，人们已经普遍形成这样印象：所谓“农政修明，以美国为最”;“西方各国，皆学有专长，美国尤以衷农致富”，又“美国赖以发达其天然之富者，工艺工程也，我国学生留学西洋者，以留学美国者最多，留学美国者，专门工程及实学者为最多”。因而，在当日国人眼中，美国俨然是学习实业最为理想的国家。
于是，1909年，在妻子、朋友、亲戚的资助下，34岁的穆藕初终于登上了赴美的轮船。初到美国，穆藕初便马上真切地感受到了西方的技术文明。在金门旅馆，他登上“电机一动，蓦然腾空”的电梯，看到按钮一揿即自行启闭的窗帘等灵巧机械，不由为“西人研究精深”所折服。
之前的国内考察，让穆藕初认识到，农业是中国的立国之本，中国贫困的根源在于农村，“必须首先改良农作，跻国家于富庶地位，然后可以图强”，因而赴美后，先后入惠尔拔沙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伊立诺伊大学、芝加哥埃茂专门学校、得克萨斯农工专修学校就读，穆藕初选择修读的专业多与农业相关。
开始，他有些想当然地认为“农学范围狭窄，研究二、三年即可回国”，但当真正接触起现代的农学知识时，才发现即便“苦读十年尚难毕事”。这时，穆藕初也意识到单纯地掌握农业现代化理论，恐难有作为，因为国内根本不具备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环境及条件，于是他决定在农学知识的学习中集中钻研农产品加工业，并选择棉纺业和肥皂制造业为专攻对象。
在留学前，穆藕初已经积累了长久的社会和职业经验，因而和一般留学生单纯的求知不同，他的留学目标极为明确，而且很有规划。从怎样种棉花，怎样种好棉花，怎样把棉花纺成纱、织成布，到怎样办工厂，他都有目的地整套地学习。而且在钻研农学专门知识的同时，穆藕初对西方管理学说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穆藕初在美国留学期间，一场深刻影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管理运动”正在美国蓬勃发展。这场运动缘起于美国的企业体制改革，19世纪中后期，南北战争的结束及西部铁路建设为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当时的企业管理机构却非常落后，由于工厂工作时间长、效率低，工资也低，工人缺乏训练，雇主不懂得如何刺激工人提高生产率，从而导致严重的劳资矛盾。19世纪下半叶，《美国铁路杂志》的编辑亨利·普尔及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会员亨利·唐纳等提出“科学管理”“行为科学”“系统管理”理论，他们建议将管理学知识从工程学独立出来发展为一门学科。此后，在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工业家和工程师们的推动下，一些新的企业财务制度和组织方式应运而生。
20世纪初，几乎与穆藕初来到美国同时，管理运动迎来高潮。1910年，福特发明流水线的批量生产方式；斯隆创立广泛适应的事业部制；尤其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走向成熟并普遍推广，使管理理论研究走上了科学轨道，成为管理学产生的标志。
这场管理运动让穆藕初受益匪浅。1913年暑假期间，为考察美国农场的管理体制，穆藕初来到位于得克萨斯南部的塔夫脱农场，该农场以科学知识管理农事而闻名全美。穆藕初利用三周时间，大量接触了该农场的管理人员及普通工人，详细考察了农场的日常管理及运作情况，后写成《游美国塔虎脱（即塔夫脱）农场记》。在这篇文章里，穆藕初从计划、组织、人事、领导、控制等各个方面对近代管理学知识作了分析总结。
那时，为了掌握管理学知识的精髓，穆藕初还专门拜访了有“管理学之父”称号的泰罗及其高足弗兰克·吉尔布雷斯，向其请教工厂管理方法，他们曾“反复讨论”，令穆藕初“获益甚多”。
穆藕初是直接求教过泰罗的唯一一位中国人，从此，对科学管理学说笃信不疑。1914年春，在穆藕初回国前不久，他致信泰罗，希望能将《学理管理法》（又译作《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翻译成中文。泰罗接到信后，甚为欣喜，表示同意，遂又将其他著作数种及日文《学理的事业管理法》一书，赠送给穆藕初。大约一年以后，由穆藕初翻译而成的中译本，便开始在中华书局发行的《中华实业界》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
就这样，1914年夏天，当39岁的穆藕初回到中国时，他不仅带回了美国的农学硕士学位，而且还带回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学知识。
“新派商人”
以穆藕初留洋硕士的背景，丰富的西学知识，在民国初年实属凤毛麟角，如跻身政界，自是轻而易举。但踌躇满志的穆藕初表示，此次归国不入政界，而要以所学专长投身实业，他也号召所有留学归来的人士“要以所学见诸实用为主，勿有虚荣心”。
穆藕初在美国专门研究过棉纺与肥皂制造，归国后便由这两项事业开始。他初以为办肥皂厂成本较低，但经过一番调查后发现制造肥皂的重要原料已被洋碱公司操纵，且进口肥皂充斥市场，于是转变方针，决定从纺织业中闯出一条路来。那时，一战爆发，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专注于战争，无暇东顾，也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黄金时期。
穆藕初筹办实业的第一个动作，是与哥哥穆湘瑶创办了德大纱厂。当时，他自己只有1万两银子的投资，在一些朋友的资助下，才筹措到20万两。这个规模在当时并不算大，但穆藕初的纱厂一开始就与别人不同：一是改良棉花，从原料抓起。在纱厂建成之前，他便创立了“穆氏植棉实验场”，研究棉质。3年以后，他与聂云台等四人又发起“中华植棉改良社”，在江苏、河南、河北、湖北等地买下一千五百多亩田地，开辟棉花实验场，大力推广种植由美国引进的优良棉种。二是引入科学管理法。一开始，穆藕初就为德大纱厂制定了《工人约则》《厂间约则》《罚例》等一整套厂规细则。在此之前，中国的企业没有科学的报表，穆藕初就利用夜晚的时间规划各车间报表的样式，建立严格的报表统计制度。管理上，他以工程师、技术员制代替传统的工头制。财务上，引入了先进的复式记账法。生产上，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机器。穆藕初方方面面的革新之举，不仅在工商界引起轰动，而且使得德大纱厂迅速脱颖而出，建厂仅一年，德大纱厂的“宝塔”牌棉纱便在北京商品陈列所举办的产品质量比赛中名列第一，被誉为“上海各纱厂之冠”。
德大的迅速成功，使得穆藕初在上海实业界一举成名，开始有投资者纷纷邀他另组纱厂。1918年6月，就在德大纱厂一墙之外，一家投资120万两的厚生纱厂正式开工。厚生纱厂尚在筹建期间，穆藕初又想在郑州办厂，消息一经报道，上海要求投资合作的人数之多，出乎他的意料，办事处电话铃声竟终日响个不停。1919年7月，他又参与发起上海恒大纱厂。当时便有人称他“卓然为纺纱工业专家”，如同苏秦佩六国相印。
从1914年开始，在短短五六年的时间内，穆藕初就已创办了三家纱厂，一家纱布交易所，一家银行，还参与多家纱厂，速度不可谓不快，他自称：“年少气盛，报服务社会之大愿，立建设事业之宏图，快到直入，所向无前。”这些成绩，充分展示出他在实业方面的非凡才能，于是，时人将他与张謇、聂云台、荣宗敬并列为“四大棉纱大王”。
四人之中，张謇是状元出身，而且身份特殊，在创建、经营纱厂时多有政府扶植，享有“二十年中，百里之内，不准别家设立纱厂”的垄断专利。聂云台是曾国藩的外孙，人脉通达，同样能获得诸多援助，和张謇一样带有官商色彩。荣敬宗兄弟是旧式商人出身，经济上已有一定的积累，雄厚的资金往往令许多事情轻而易举。而穆藕初作为一名留学归来的洋硕士，无财力，无资源，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他的成功，更显得别具一格。穆藕初的巨大成功，所凭恃的无非是专业知识、先进技术与一套科学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穆藕初的出现也标志着近代商人的精神内涵随之面目一新。
当时，穆藕初还像一名布道者一样，将这些从西方带来的先进理念毫不保留地告诉同行，因而，前往他的纱厂参观的络绎不绝，有的还派出专门人进行长时间的实习。据当时《申报》报道，“国人欲办新厂者，皆自参观厚生厂为入手，且派员入厂实习，无形中成为在华美国纺织机器之成绩展览会及实习工厂。”
其实，穆藕初归国后的成就，又何尝不是那一段不寻常的留美经历所铸就而成。因而，为了让更多人可以复制这样的成功，穆藕初也就顺理成章地想到了资助青年学生留美一事。
1920年初，穆藕初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总统府名誉实业顾问。在京期间，他专程拜会蔡元培，与之畅谈教育振兴事业，决定资助学生中“道德能力与学问并佳，日后堪为各界领袖者”赴美留学。
实业凋零
然而，就在穆藕初将罗家伦等几名青年送到美国后不久，当他满怀希望地憧憬着一个如美国般的，以现代企业、专门学术、资本主义、富庶中产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理想的时候，一场危机却提前而至，开始冲击着无比孱弱的中国实业。
一战结束后，欧洲各国的纺织业迅速恢复，并开始对外扩张，中国、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的棉纺织业由于失去欧洲市场而出现萧条。日本为转嫁危机，则利用在中国攫取的经济特权大肆建厂，掀起了1921年至1922年间日本在华设厂的高潮。据统计，1918年日本在华纱厂纱锭数量仅29万枚，1921年便增至86.7万枚，增加了199%，到1923年，又骤增至96.2万枚。在此大背景下，中国棉纺织业被挤压得喘不过气来。
外部的压力外，内政的纷乱也造成了中国棉纺业的全面滑坡。穆藕初在郑州所办的豫丰纱厂率先受到时局的牵累。郑州位于陇海、京广铁路的交汇点，虽交通便利，但却不幸又是军事要地，“枪尖下之横祸”不断。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军队过境时要慰劳费，临走又要开拔费，豫丰纱厂受尽滋扰。
1922年，又有直奉战争，倒向奉系的河南赵倜进攻郑州，大炮就架在豫丰纱厂附近，虽工厂幸而未毁，但上海、汉口、天津各地银行钱庄因此大有戒心，只收不放，对于豫丰纱厂的信用放款，纷纷要求如期归还，以致豫丰金融周转，发生极大困难。
1923年，豫丰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到1924年1月，上海各银行停止放款。旧历年关将至，债权人纷至沓来，穆藕初唯一的选择就是把自己的个人资产变现救急，他将劝工银行的10万元股票折价售出5万（另5万无人购买），杨树浦路的住宅也向劝工银行抵押贷2万两银子。在《五十自述》中，穆藕初写到那时的困境，接连用了三个词——四面楚歌、焦头烂额、一筹莫展。“有时忿火中烧，颇有按捺不住之苦”。
发展现代实业必须有金融之调剂。穆藕初说：“金融与百业发生之关系，无异乎血脉与人体。血脉旺，则人体健；金融流通无洷，而后百业始有发挥之余地。”
当时中国棉纺织业普遍缺乏资金，政府的苛捐杂税、银行钱庄的高额利息，使其不堪重负。因而，穆藕初等援引国际惯例，发起组织中国棉业银公司，试图解决棉业发展中的资金问题。无奈北洋政府不予支持，计划落空，加上军阀混战，加深了金融危机。受此影响，德大、厚生两厂也深陷困境。
厚生公司出现亏损后，引起股东各种不满，穆藕初渐渐萌生退意，至1923年5月终于辞职。1924年9月，德大纱厂宣告破产，将全部资产拍卖抵债，不久之后为荣氏兄弟申新纺织公司收购。1931年，厚生也被卖给荣家。
1924年以后，穆藕初也渐渐淡出了实业界，后来开始在政府经济部门担任职务，面对当日中国的实业环境，穆藕初呼吁：“是以在商言商之旧习，已不复适用于今日，吾商民对于政治必须进而尽其应尽之责任，急起来联合商界重要分子，用各种手段逼迫政府改良政治，则商业庶有恢复之望。否则商业逾衰，生计逾艰，非至全国沦亡不止。”
抵制美货
1905年5月，上海、广州等二十多个城市爆发抵制美货运动。商人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主要参加者。尤其是上海商务总会，在全国的抵制美货浪潮中起到了领导性的作用。运动的直接原因是，商人阶层意图借美国排华法案到期之际，要求美国改定新约，给国人以平等待遇。这场运动主要催化于世纪初的全民族觉醒，背后亦有商人为自身争取外贸平等权利的考量，其高潮直到1906年才结束。抵制美货运动并没有达到既定目的，但影响不可小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众运动。中国商民在这场运动中体现出的不屈不挠却理性节制的精神，开启了近代文明抵制的先例。运动失败后，许多商人看到了清政府的无能，开始离开和平改革的立宪阵营，走上了激进的革命道路。
（整理：韩戍）
1920年5月，北大外文系四年级学生罗家伦，想起这一年以来的纷繁世事，不免心生倦意。
那时，在他的周遭，在日益众多的青年里面，因受到五四运动的鼓舞，一种沸腾的生活正方兴未艾。尤其来自十月革命的冲击，“庶民胜利”“农工神圣”的思想令热血的青年们无不心驰神往。
于是，在那个纷纭变幻的时代，面对“中国将何处去”的问题，“进一步寻求革命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学习欧洲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许德珩：《回忆五四运动》），成为众多青年的选择。他们难以直接到苏俄留学，东欧德、奥、捷各国无产阶级又正在进行革命，因而，那时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都不约而同地向着靠近革命高潮地区的法国蜂拥而去。
虽则罗家伦也满心欣喜地期望着，一个生机活泼的新的中国取代那死气沉沉的旧的中国，但那些冲动激进的弊端，却令这位曾慷慨昂扬的学生领袖，与那股洪流渐行渐远了。面对茫茫的前途，他生出一些惆怅的情绪。他说：“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设使我以这番心血，来完成我所想译的三、五部书，我对于中国的文明，比之现在何等贡献？偶一回头，为之心酸。”
就在这时，一位来自上海的实业家，为罗家伦开辟出一条别样的前途。1920年5月，北大校长蔡元培收到上海工商界人士穆藕初的信函，信中说：“自先生掌北大以来，改革制度，提倡学术，为时不过三载，而全国从风，移风易俗，学术之力大矣。……窃思吾国学术，尚在萌芽时代，欲求高深之学，非求自欧美不可。是以不揣绵薄，特先捐银一万两，托诸先生个人，为选派留学之用。”信中并附《穆之奖学贮金简章》四条，申明款项如何管理使用，并委托蔡元培，不拘年岁、籍贯，物色有希望对社会作贡献的北大毕业生，不必考试，直接选派。后经蔡校长及胡适、陶孟和、蒋梦麟三位教授考核、讨论，选定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汪敬熙、康白情等五位同学先赴美留学，二、三年后再可赴欧洲各国研究。
这一实业家提倡学术的创举，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罗家伦等五人留学一事，也被称为教育界的“五大使出洋”，而被寄予厚望，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另一种期待与愿景。如果说，留法热潮将中国的前途指向的是一种激进的革命的道路的话，那么资助青年去美国留学所流露出的，不正是选择以美国为蓝本来勾画未来中国社会的意图么？
1920年9月，罗家伦等人从上海登船赴美，在临行前的欢送会上，蒋梦麟代表北大向穆藕初表达致谢。此时，穆藕初不由想起从前自己赴美留学之艰难，说道：“今幸年来经营实业，稍有盈余，故愿意派人求学，惟不望人报酬，盖此为个人对于社会应尽之责任。”而之所以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去往美国留学，正是与穆藕初一段不同寻常的留美经历密切相关。
壮年留学
穆藕初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棉商家庭，读过几年私塾后，在13岁时便由家人介绍入花行做起学徒。1895年，中国战败被迫签署《马关条约》，当时穆藕初20岁，听闻消息后，“心中之痛苦”，“难以言语形容”。与那时的大多青年一般，他想到要救国图强，必须发奋学习，“不学则无知识，无知识则不知彼我之短长，无从与他国竞争”。也就这时，穆藕初有了最初追求西学的决心，并在他的内心不断地扎根生长。不久，他便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到夜馆学习英文，后来又当上龙门师范英文教员。
1907年，受张謇之邀，穆藕初赴北方调查组织铁路警察事宜，见到北方内地农业破败景象，他深感到振兴实业的必要，尤其想致力于农业改良，遂决定将留学宿愿付诸行动，并选择当时世界上实业最发达的美国为留学目的地。
20世纪初，美国工业生产已经稳居世界首位，农业率先实现现代机械化，交通运输和文化教育事业等同样进步迅速，世界科技中心也逐渐转移到这片新大陆。当时，由于清末洋务官僚的大力倡导，人们已经普遍形成这样印象：所谓“农政修明，以美国为最”;“西方各国，皆学有专长，美国尤以衷农致富”，又“美国赖以发达其天然之富者，工艺工程也，我国学生留学西洋者，以留学美国者最多，留学美国者，专门工程及实学者为最多”。因而，在当日国人眼中，美国俨然是学习实业最为理想的国家。
于是，1909年，在妻子、朋友、亲戚的资助下，34岁的穆藕初终于登上了赴美的轮船。初到美国，穆藕初便马上真切地感受到了西方的技术文明。在金门旅馆，他登上“电机一动，蓦然腾空”的电梯，看到按钮一揿即自行启闭的窗帘等灵巧机械，不由为“西人研究精深”所折服。
之前的国内考察，让穆藕初认识到，农业是中国的立国之本，中国贫困的根源在于农村，“必须首先改良农作，跻国家于富庶地位，然后可以图强”，因而赴美后，先后入惠尔拔沙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伊立诺伊大学、芝加哥埃茂专门学校、得克萨斯农工专修学校就读，穆藕初选择修读的专业多与农业相关。
开始，他有些想当然地认为“农学范围狭窄，研究二、三年即可回国”，但当真正接触起现代的农学知识时，才发现即便“苦读十年尚难毕事”。这时，穆藕初也意识到单纯地掌握农业现代化理论，恐难有作为，因为国内根本不具备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环境及条件，于是他决定在农学知识的学习中集中钻研农产品加工业，并选择棉纺业和肥皂制造业为专攻对象。
在留学前，穆藕初已经积累了长久的社会和职业经验，因而和一般留学生单纯的求知不同，他的留学目标极为明确，而且很有规划。从怎样种棉花，怎样种好棉花，怎样把棉花纺成纱、织成布，到怎样办工厂，他都有目的地整套地学习。而且在钻研农学专门知识的同时，穆藕初对西方管理学说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穆藕初在美国留学期间，一场深刻影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管理运动”正在美国蓬勃发展。这场运动缘起于美国的企业体制改革，19世纪中后期，南北战争的结束及西部铁路建设为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当时的企业管理机构却非常落后，由于工厂工作时间长、效率低，工资也低，工人缺乏训练，雇主不懂得如何刺激工人提高生产率，从而导致严重的劳资矛盾。19世纪下半叶，《美国铁路杂志》的编辑亨利·普尔及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会员亨利·唐纳等提出“科学管理”“行为科学”“系统管理”理论，他们建议将管理学知识从工程学独立出来发展为一门学科。此后，在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工业家和工程师们的推动下，一些新的企业财务制度和组织方式应运而生。
20世纪初，几乎与穆藕初来到美国同时，管理运动迎来高潮。1910年，福特发明流水线的批量生产方式；斯隆创立广泛适应的事业部制；尤其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走向成熟并普遍推广，使管理理论研究走上了科学轨道，成为管理学产生的标志。
这场管理运动让穆藕初受益匪浅。1913年暑假期间，为考察美国农场的管理体制，穆藕初来到位于得克萨斯南部的塔夫脱农场，该农场以科学知识管理农事而闻名全美。穆藕初利用三周时间，大量接触了该农场的管理人员及普通工人，详细考察了农场的日常管理及运作情况，后写成《游美国塔虎脱（即塔夫脱）农场记》。在这篇文章里，穆藕初从计划、组织、人事、领导、控制等各个方面对近代管理学知识作了分析总结。
那时，为了掌握管理学知识的精髓，穆藕初还专门拜访了有“管理学之父”称号的泰罗及其高足弗兰克·吉尔布雷斯，向其请教工厂管理方法，他们曾“反复讨论”，令穆藕初“获益甚多”。
穆藕初是直接求教过泰罗的唯一一位中国人，从此，对科学管理学说笃信不疑。1914年春，在穆藕初回国前不久，他致信泰罗，希望能将《学理管理法》（又译作《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翻译成中文。泰罗接到信后，甚为欣喜，表示同意，遂又将其他著作数种及日文《学理的事业管理法》一书，赠送给穆藕初。大约一年以后，由穆藕初翻译而成的中译本，便开始在中华书局发行的《中华实业界》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
就这样，1914年夏天，当39岁的穆藕初回到中国时，他不仅带回了美国的农学硕士学位，而且还带回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学知识。
“新派商人”
以穆藕初留洋硕士的背景，丰富的西学知识，在民国初年实属凤毛麟角，如跻身政界，自是轻而易举。但踌躇满志的穆藕初表示，此次归国不入政界，而要以所学专长投身实业，他也号召所有留学归来的人士“要以所学见诸实用为主，勿有虚荣心”。
穆藕初在美国专门研究过棉纺与肥皂制造，归国后便由这两项事业开始。他初以为办肥皂厂成本较低，但经过一番调查后发现制造肥皂的重要原料已被洋碱公司操纵，且进口肥皂充斥市场，于是转变方针，决定从纺织业中闯出一条路来。那时，一战爆发，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专注于战争，无暇东顾，也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黄金时期。
穆藕初筹办实业的第一个动作，是与哥哥穆湘瑶创办了德大纱厂。当时，他自己只有1万两银子的投资，在一些朋友的资助下，才筹措到20万两。这个规模在当时并不算大，但穆藕初的纱厂一开始就与别人不同：一是改良棉花，从原料抓起。在纱厂建成之前，他便创立了“穆氏植棉实验场”，研究棉质。3年以后，他与聂云台等四人又发起“中华植棉改良社”，在江苏、河南、河北、湖北等地买下一千五百多亩田地，开辟棉花实验场，大力推广种植由美国引进的优良棉种。二是引入科学管理法。一开始，穆藕初就为德大纱厂制定了《工人约则》《厂间约则》《罚例》等一整套厂规细则。在此之前，中国的企业没有科学的报表，穆藕初就利用夜晚的时间规划各车间报表的样式，建立严格的报表统计制度。管理上，他以工程师、技术员制代替传统的工头制。财务上，引入了先进的复式记账法。生产上，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机器。穆藕初方方面面的革新之举，不仅在工商界引起轰动，而且使得德大纱厂迅速脱颖而出，建厂仅一年，德大纱厂的“宝塔”牌棉纱便在北京商品陈列所举办的产品质量比赛中名列第一，被誉为“上海各纱厂之冠”。
德大的迅速成功，使得穆藕初在上海实业界一举成名，开始有投资者纷纷邀他另组纱厂。1918年6月，就在德大纱厂一墙之外，一家投资120万两的厚生纱厂正式开工。厚生纱厂尚在筹建期间，穆藕初又想在郑州办厂，消息一经报道，上海要求投资合作的人数之多，出乎他的意料，办事处电话铃声竟终日响个不停。1919年7月，他又参与发起上海恒大纱厂。当时便有人称他“卓然为纺纱工业专家”，如同苏秦佩六国相印。
从1914年开始，在短短五六年的时间内，穆藕初就已创办了三家纱厂，一家纱布交易所，一家银行，还参与多家纱厂，速度不可谓不快，他自称：“年少气盛，报服务社会之大愿，立建设事业之宏图，快到直入，所向无前。”这些成绩，充分展示出他在实业方面的非凡才能，于是，时人将他与张謇、聂云台、荣宗敬并列为“四大棉纱大王”。
四人之中，张謇是状元出身，而且身份特殊，在创建、经营纱厂时多有政府扶植，享有“二十年中，百里之内，不准别家设立纱厂”的垄断专利。聂云台是曾国藩的外孙，人脉通达，同样能获得诸多援助，和张謇一样带有官商色彩。荣敬宗兄弟是旧式商人出身，经济上已有一定的积累，雄厚的资金往往令许多事情轻而易举。而穆藕初作为一名留学归来的洋硕士，无财力，无资源，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他的成功，更显得别具一格。穆藕初的巨大成功，所凭恃的无非是专业知识、先进技术与一套科学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穆藕初的出现也标志着近代商人的精神内涵随之面目一新。
当时，穆藕初还像一名布道者一样，将这些从西方带来的先进理念毫不保留地告诉同行，因而，前往他的纱厂参观的络绎不绝，有的还派出专门人进行长时间的实习。据当时《申报》报道，“国人欲办新厂者，皆自参观厚生厂为入手，且派员入厂实习，无形中成为在华美国纺织机器之成绩展览会及实习工厂。”
其实，穆藕初归国后的成就，又何尝不是那一段不寻常的留美经历所铸就而成。因而，为了让更多人可以复制这样的成功，穆藕初也就顺理成章地想到了资助青年学生留美一事。
1920年初，穆藕初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总统府名誉实业顾问。在京期间，他专程拜会蔡元培，与之畅谈教育振兴事业，决定资助学生中“道德能力与学问并佳，日后堪为各界领袖者”赴美留学。
实业凋零
然而，就在穆藕初将罗家伦等几名青年送到美国后不久，当他满怀希望地憧憬着一个如美国般的，以现代企业、专门学术、资本主义、富庶中产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理想的时候，一场危机却提前而至，开始冲击着无比孱弱的中国实业。
一战结束后，欧洲各国的纺织业迅速恢复，并开始对外扩张，中国、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的棉纺织业由于失去欧洲市场而出现萧条。日本为转嫁危机，则利用在中国攫取的经济特权大肆建厂，掀起了1921年至1922年间日本在华设厂的高潮。据统计，1918年日本在华纱厂纱锭数量仅29万枚，1921年便增至86.7万枚，增加了199%，到1923年，又骤增至96.2万枚。在此大背景下，中国棉纺织业被挤压得喘不过气来。
外部的压力外，内政的纷乱也造成了中国棉纺业的全面滑坡。穆藕初在郑州所办的豫丰纱厂率先受到时局的牵累。郑州位于陇海、京广铁路的交汇点，虽交通便利，但却不幸又是军事要地，“枪尖下之横祸”不断。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军队过境时要慰劳费，临走又要开拔费，豫丰纱厂受尽滋扰。
1922年，又有直奉战争，倒向奉系的河南赵倜进攻郑州，大炮就架在豫丰纱厂附近，虽工厂幸而未毁，但上海、汉口、天津各地银行钱庄因此大有戒心，只收不放，对于豫丰纱厂的信用放款，纷纷要求如期归还，以致豫丰金融周转，发生极大困难。
1923年，豫丰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到1924年1月，上海各银行停止放款。旧历年关将至，债权人纷至沓来，穆藕初唯一的选择就是把自己的个人资产变现救急，他将劝工银行的10万元股票折价售出5万（另5万无人购买），杨树浦路的住宅也向劝工银行抵押贷2万两银子。在《五十自述》中，穆藕初写到那时的困境，接连用了三个词——四面楚歌、焦头烂额、一筹莫展。“有时忿火中烧，颇有按捺不住之苦”。
发展现代实业必须有金融之调剂。穆藕初说：“金融与百业发生之关系，无异乎血脉与人体。血脉旺，则人体健；金融流通无洷，而后百业始有发挥之余地。”
当时中国棉纺织业普遍缺乏资金，政府的苛捐杂税、银行钱庄的高额利息，使其不堪重负。因而，穆藕初等援引国际惯例，发起组织中国棉业银公司，试图解决棉业发展中的资金问题。无奈北洋政府不予支持，计划落空，加上军阀混战，加深了金融危机。受此影响，德大、厚生两厂也深陷困境。
厚生公司出现亏损后，引起股东各种不满，穆藕初渐渐萌生退意，至1923年5月终于辞职。1924年9月，德大纱厂宣告破产，将全部资产拍卖抵债，不久之后为荣氏兄弟申新纺织公司收购。1931年，厚生也被卖给荣家。
1924年以后，穆藕初也渐渐淡出了实业界，后来开始在政府经济部门担任职务，面对当日中国的实业环境，穆藕初呼吁：“是以在商言商之旧习，已不复适用于今日，吾商民对于政治必须进而尽其应尽之责任，急起来联合商界重要分子，用各种手段逼迫政府改良政治，则商业庶有恢复之望。否则商业逾衰，生计逾艰，非至全国沦亡不止。”
抵制美货
1905年5月，上海、广州等二十多个城市爆发抵制美货运动。商人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主要参加者。尤其是上海商务总会，在全国的抵制美货浪潮中起到了领导性的作用。运动的直接原因是，商人阶层意图借美国排华法案到期之际，要求美国改定新约，给国人以平等待遇。这场运动主要催化于世纪初的全民族觉醒，背后亦有商人为自身争取外贸平等权利的考量，其高潮直到1906年才结束。抵制美货运动并没有达到既定目的，但影响不可小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众运动。中国商民在这场运动中体现出的不屈不挠却理性节制的精神，开启了近代文明抵制的先例。运动失败后，许多商人看到了清政府的无能，开始离开和平改革的立宪阵营，走上了激进的革命道路。
（整理：韩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