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跨入21世纪，由20世纪的伟大社会实践所铸就的真理性认识必将随着时空的转换而创新、发展。江泽民同志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趋势，站在世纪交替的高度，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出发，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三个代表”思想中，“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最根本性的意义，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全部任务，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因此，“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同样是站在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用科学发展观去解决中国问题，发展中国社会。
　　然而，如何才能更好地作到“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呢？至关重要的是需要正确理解“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一核心范畴。首先要有科学的认识，才能形成正确的行动，产生良好的效果。本文认为对这一范畴应作辩证认识。既将人民群众作为利益的享有者，更应将人民群众视为利益的创造者，使创造者与享有者高度一致，才能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人民群众是利益的享有者，这是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所决定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民心的向背是执政党赖以存在和巩固执政地位的群众基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诸如得民心、顺民意、利民和取信于民的主张都强调了人民群众在巩固执政地位中的重要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之一。目前面临着新的历史时期，党要经得起改革开放和执政的考验，就必须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关于如何完善党的作风，加强党的全面建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这一方面的问题，目前理论界的认识和探讨较为丰富深刻，产生的理论成果也较多。但是都存在着一个普遍现象，都是将人民群众视为利益客体，将人民搁置在被动的角度，似乎人民群众只有被满足的要求。这样就有失片面，对“人民群众的利益”缺乏全面辩证的认识。鉴此，本文侧重于体会认识这一范畴的另一方面——将人民群众视为利益主体、实践主体。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说明，生产力是最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最终决定着社会总体的面貌和历史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还认为，无论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文化的进步，其主体动力都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既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又是其享有者。创造者与享有者高度一致，体现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可见，人民群众兼具着创造者和享有者的双重身份。这两个角色联系一致，缺一不可。
　　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仅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
　　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既需要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又体现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之中。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重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重要意义。列宁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群众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时指出：“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凡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新生事物，都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实践中所创造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有其自身规律的，但是这个规律不是少数“天才”人物所发现，而是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探索的成果。过去曾出现过的“代替群众作斗争”的思想是错误的，现在如果形成“代替群众搞建设”的看法同样是错误的。那种将人民群众视为“历史的客体”和“盲目的追随者”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而在党群关系上，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就是“谁依靠谁”的问题。这是一个辩证统一，互为依靠的关系。站在历史主体的角度看，党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虚心向群众学习的观点和作风。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健康发展。在这里，有一些认识是值得分析的。比如，人们通常认为，社会主义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以解放生产力。这当然不错。但是，从更加严格的意义上讲，这种认识失之笼统和肤浅。调整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实质上是调动作为生产力主体的人的积极性。所以，从更深刻、更具体的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任务和目的就是，要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关系，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系统主要是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据此，我们有理由说，判断一个社会生产关系是否先进或者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就在于看它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主体系统特别是人民群众的能动性。因此，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出发，从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主动性出发，应成为“三个代表”的基本出发点。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党就一事无成。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赢得执政和巩固领导地位的最深厚的政治资源，是党的不竭力量源泉！
　　在实践“三个代表”中如何促成历史主体、实践主体创造性的极大发挥，怎样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激活人民群众的创造欲望，营造出生气勃勃的社会局面呢？关键在于给予其创造的动力。马克思指出：“创造是一个很难从人民意识中排除的观念。”人们最需要别人尊重的权利是什么呢？就是“创造”的权利。然而，人的创造力的发挥，发挥的程度和质量，是受一定的内在动力支配。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能动性的内在动力，并正确发挥这些动力，就能有效地调动人的主动创造性，促进人的能力发展，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产生创造的动力和一般规律是多方面的，如生产动力、刺激动力、环境动力、比较动力、希望动力和方法动力等。这些动力理论都能成为我们党在实践“三个代表”中的工作着力点。但是，从现代行为科学的激励理论看，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这五个层次概括起来就是两个方面，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就是说，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就必须满足人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的需要，这点已定位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之中。然而行为激励理论——需要激励双因素理论认为，影响人的积极性的因素有两类：一是“维持因素”，一是“激励因素”。已经满足的需要只是一种“维持因素”它不能激励人的积极性，只有尚未满足的需要才是“激励因素”，它能激发人的积极性。鉴此，为了更有效地促进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自我发展，要注意处理好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必须坚持以物质鼓励为主、以精神鼓励为辅的激励原则。当前精神鼓励固然需要加强，但更需要加强的是物质鼓励。无论使用物质鼓励手段，还是使用精神鼓励手段，都必须把调动人的积极性的着眼点放在人的需要满足之前，而不放在人的需要满足之后。第二，必须在人的需要同需要的实现之间建立起相应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机制。人的需要必须通过相应的手段、方式去实现。因此，这种手段、方式也是人的一种需要。当后一种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人的初始的需要自然也得不到满足，这样必定妨碍人的积极性。故此，我们不仅应该使主体的满足程度同社会的贡献直接联系起来，而且应该使二者成正量关系。这样才能真正使主体对实现需要的追求成为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第三、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必须同时注意满足不同人的不同方面及其层次的合理需要。需要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具有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两个方面。而无论在哪一方面又都具有更为细致和丰富的内容。由于人的工作性质不同，文化素质、道德修养、政治素质的不同，心理结构的不同等，因而对需要的内容、重点、质量等的要求也不同。因此只有区别对待不同人的不同合理要求，并创造条件尽量满足这些合理要求，才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第四、以动态的眼光认识人的需求，注意满足人的不断发展着的需要。人的需要不仅是一个复杂系统，还是一个动态系统。人的需要是不断发展的，“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由于人的需要是不断发展的，因此在不同时期；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才能使人的积极创造性保持稳定持续的发展。长期地把人的需要限制在某一领域或水平上，都不能调动人的积极创造性。目前，对于已经萌生出强烈的民主意识的中国人民来说，如果仅仅着力满足人们的温饱显然是不够的。只有在满足人民的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的同时，不断满足他们的政治民主需要，先进文化需要等，才能使他们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总之，我们党来自群众，党最深厚的基础在群众，党的蓬勃的生命力和发展壮大的生机也在群众之中。同时，群众也需要我们党，需要一个能集中代表他们根本利益，在他们之中、为他们着想、给他们办事的政党。由“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到人民群众对和谐社会的共建、共享这一认识的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充分重视。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