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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子不能结交大臣，和珅根本没有机会亲近嘉庆
很多论者简单地提到，说嘉庆当亲王时即恨透了和珅，可是没有提出任何依据，这恨从何来？
我们要从清朝的禁忌谈起。
古代帝制时期，为了皇位，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的事件比比皆是。大清开国以来，宫廷内上演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夺嫡之争，想必人尽皆知，由此还发展出朋党之争。王公大臣各自拥戴一个王子，公开争势，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之地步，直接威胁皇权国本，在清朝初期和中期成为王朝一大痼疾，皇帝为之头痛不已，康熙甚至不得不两废太子，弄得心力交瘁。
为了防范诸皇子之间，特别是太子与其他皇子之间的明争暗斗，历代皇帝都想了不少办法，但收效不大。
雍正元年（1723）八月，深受“矫诏篡位”流言困扰的雍正，废弃了公开建储制，宣布实行秘密立储。雍正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王公大臣，共议秘密立储制，诸王大臣均无异议。雍正遂将密封的写有继位人姓名的锦匣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秘密立储就是让皇子们相信自己都有继位的可能。这虽然防范了太子之争，但皇位之争的隐患并未根除，既然大家都有可能，暗地里还是想搏一搏。
因此，自秘密立储实施后，清廷对皇子的约束愈加严格，时时防范其与大臣结交。上书房课读，便是其中之一，于平定三藩后形成制度。
“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养吉斋丛录》）清代皇子虛岁满6岁便开始读书，早晨5点到下午3点，共10小时。一年只能休息5天，即元旦、端午、中秋、皇帝生日、自己生日，此外连除夕都不能放假。清人赵翼在《檐曝杂记》中对此曾大发感慨：“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
上书房课读既是清朝严格的皇子教育制度，同时事实上也是将皇子束缚于此，令其不得参与外务，结交大臣。因此后人不难理解为何有的皇子年已三十、分府已久，仍需每日前来读书。到晚清同样如此，同治年间，诏罢奕职差，“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上书房读书差不多情同一种处罚。
皇子读书是有师傅的，老师由皇帝指定朝中学养深厚的大臣担任，他们与皇子们结成师生关系，朝夕相处，往往感情深厚。但是为了避免结党之嫌，师生间的往来是相当谨慎克制的。
和珅是宠臣，也是能臣。他并非不想结交皇子，大清高官他也差不多做了个遍，但由于他不是科举出身，连一个举人的名分都没有，因此唯独就没有当过皇子们的师傅。受制于清朝的禁忌，和珅没有机会结交皇子永琰，也就是后来的皇帝嘉庆。
嘉庆性格稳重，根本不吃和珅这一套
嘉庆本名爱新觉罗·永琰，1760年十月初六（乾隆二十五年）生，1796年正月初一于太和殿继位，时年36岁，在位25年。他是大清第七位，也是入关后第五位皇帝。
据史载，和珅聪明机敏，精明干练，既会笼络同僚，又会打击异已；既能与乾隆和诗、募仿其书法，修持密宗，又能逗乾隆开心，顺乾隆心意。他不仅有才学，而且年轻、精力旺盛。他还是一个语言天才，精通满文、汉文、蒙文和藏文。和珅办事能力也强，乾隆四十五年时，31岁的和珅奉命去查办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一案，先从其身边管家下手，弄清楚事实真相，将李侍尧下狱查办，前后总共不过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其精明干练，当非徒有虚名。
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十八日，马戛尔尼使团来到北京，事后，英国特使是这样评论和珅的，说和珅在谈判中“保持了他尊严的身份，……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可见，乾隆亲信和珅、信赖和珅，并非因为他一味顺帝之须，只会吹牛拍马，没有一点真本事，怎么可能征服自大自满自称“十全天子”的乾隆？
作为政治家的和珅，真正有机会和嘉庆打交道是到了乾隆退居太上皇、训政时期。嘉庆只是乾隆众多儿子中的一个，且排名靠后。但嘉庆的哥哥们大多不是夭折就是早死，只有皇十一子永瑆和皇十五子永琰，顺理成章地成为乾隆心目中的继承人选。永瑆聪明睿智、才气横溢，做事颇有主见；永琰性格内向、性情凝重，为人规矩仁孝。按照现代人的思维，理应选择前者作为储君，但这只是后人的想法。自信的乾隆却选择了永琰，其心理不外乎继任者能够保持他所开创的事业即可。事实上，嘉庆也做到了，他忠厚老实、规规矩矩、重视仁孝，对乾隆的话言听计从。朝鲜使者曾多次向朝鲜国王汇报：“永琰为人持重、度量豁达，最为乾隆皇帝喜爱。”即位后，嘉庆爱按“实录”办事，没有令乾隆失望。
位高权重的和珅不可能不为自己的未来谋划久远，相信他在乾隆身边时，无一刻不想探听储君的人选，但直到乾隆宣布前一天，他才获知信息。可以想见乾隆对和珅也是有所保留的。和珅未尝不知，连自己的儿媳、深受乾隆偏爱的固伦和孝公主都意识到了，据昭梿《啸亭续录》记载：“公主尝对丰绅殷德言：‘汝翁受皇父厚德，毫无报称，惟贿日彰，吾代为汝忧。他日恐身家不保，吾必遭
汝累矣。’”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乾隆册封永琰为皇太子，和珅如获至宝，于初二日即向嘉庆递上一只如意，这明显是想讨好嘉庆，在新君面前留下一个好印象。
然而，嘉庆并没有因此看好他，相反，在查处和珅时，嘉庆将此事作为二十大罪的首款，称其“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说和珅漏泄机密，是恰如其分的；说他“居然以拥戴为功”则有些苛责。当然，这不是主要因素。
关键在于，性格沉稳的嘉庆根本不吃和珅这一套。当了三十六年皇子的嘉庆深知，别说乾隆只是宣布太子之位，就是真正传位之后，仍然可能将其皇位废掉。他唯有谨守周公的教训：“知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走如马，不与马争走；知如士，不与士争知。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哲。”对和珅这种小聪明，嘉庆只有反感。
我们看嘉庆亲政后所重用的大臣就知道，王杰、朱珪、刘墉、董诰等都是德行很好的官员。
和珅嘉庆是两类人，不存在相互吸引 对于嘉庆这个皇帝，史家历来评价不高，常称其为平庸天子，觉得他既没有政治胆略又缺乏革新精神，既没有理政才能又缺乏勇于作为的品格。这是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嘉庆。试问，清朝哪个皇帝有革新精神？试问，嘉庆处理和珅的手腕，有哪个皇帝比得上他？没有政治胆略，没有理政才能，能够将和珅案处理得水波不惊？欲擒故纵、调虎离山、制造舆论、干脆果断，颇为讲求策略。当朝臣力主穷追余党时，嘉庆反而及时收手，对那些由和珅保举或对其行贿的官员，概不追究，勉其悛改。一句话，迅速稳定大局。那么精彩，那么漂亮，怎么能称他平庸呢？
和珅讨不到嘉庆的欢喜，最根本原因是二者不是一类人。众所周知，和珅是私德很差的权臣，而嘉庆被称为是私德最好的皇帝。他的勤政、耐性、毅力，他的节俭、宽厚，古代皇帝罕有可比者，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治政理念务实：“虽有良好美意具于方册，而不得奉行之人，则治功不奏；虽得奉行之人，而不励勤敏之志，则庶事无成。”
嘉庆是个懂事的皇帝，也懂得民生疾苦、吏治之弊。他即位之初，在1800年写的《邪教说》中指出，民众叛乱的根本原因是民众对经济不满，导致追随白莲教叛乱，从本质上讲不是反叛行为。试问历代皇帝有几人有这胸怀有这眼光？
嘉慶亲政以后，开始“咸与维新”，但他不喜欢这个说法。嘉庆四年元旦，国子监祭酒、蒙古旗人法式善，向嘉庆上表称贺，为“新政维新”欢呼，嘉庆反对这一表述，认为他只是继续皇父的善政而已，法式善因冒失被革职。但事实上，嘉庆做出了很多大胆的改革。如广开言路，恢复了京控制度。这在顺康雍乾时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几位所谓盛世帝王以充分的自信指出，天下兴亡，不在宰相，不在臣下，而在皇帝一人而已。他们反对书生议政，指斥臣下建言，甚至反对朝有“名臣”，宰执大臣只要忠实执行皇帝决策即可，导致宰执只好侵地方督抚之权，督抚侵下官之权，整个政治生态委顿，毫无生气。嘉庆还首次将军机处置于御史的监督之下，并建立回避制，恢复了“九卿”议事制，从制度上制约军机处的权力。他还创立了一种新的机构——发审局，它是隶属于按察司的审判机构。改变内务府终身任职制，变内务府官员为通常三年一任制，又限制征缴议罪银。
这些举措在大清入关以来都属于“新政”，嘉庆十年（1805）九月，嘉庆东巡，发出“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的声音，据此被认为是“守成”之君，甚至还被人归结为荒唐的“接班人心态”。其实，名为守成，实则是巩固自己的新政。
而这些新政，很大程度是针对和珅而来的。和珅在时，言路不通倒不能全算在其名下，但很多重大政事都不能上通下达，被其一手遮天。军机处、内务府、议罪银都是和珅牢牢把控的机务，别人插手不得。洪亮吉直言：大清现在出现的问题，根子在乾隆时期。乾隆在晚年也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政治腐败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和珅自然负有重大责任。然而，要想改变这一切，亦非嘉庆所能办到的。苛责他不彻底革新制度，这如同责怪光绪不实行社会主义一样。
还有一种谬论，说乾隆明知和珅腐败，却故意养着他，好让儿子嘉庆处置他，一来立威，二来吃饱。乾隆有这么荒唐吗？他难道不知道和珅钱再多，也不过国库若干年的收支，吃完以后呢？他难道不懂得放纵和珅腐败，影响有多可怕？严重点说，破坏政治生态，损害民心；往轻里说，也容易误国误民。
其实，和珅能赢得乾隆欢心，完全出于报恩心理；乾隆信赖和珅，完全是出于盲目自信。和珅固然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益，他试图讨得嘉庆欢心，讨好不成，才设计限制并监视嘉庆。嘉庆对和珅其实并不十分了解，他做亲王时，无疑听闻过和珅的所作所为；在乾隆训政时更直接接触了和珅。他对和珅只是本能地抱有一种畏惧。
《秦鬟楼谈录》记载，当时和珅出入宫中时，伺乾隆喜怒，所言必听，虽诸皇子亦惮畏之。“内外官员畏其声势，不敢违拗。”三年训政期间，嘉庆感同身受。“珅益骄纵，尝晚出，以手旋转其所佩剔牙杖，且行且语曰：‘今日上震怒某阿哥，当杖几十。’”这还只是一些细节小事。这样一个人，嘉庆不可能亲近他，相反，有的只有畏惧，像畏惧父皇乾隆一样畏惧和珅。
和珅被下狱后，嘉庆问直隶布政使吴熊光：“人言和珅有异志，有诸？”传说和珅有异志，有谋反之心，这是不可能的，和珅绝对是个忠臣，他对乾隆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如果嘉庆能够接纳他，相信他对嘉庆也会一样忠心耿耿。这是和珅的性格和经历所决定的，事实也是如此。但从这一问中，也不难发现，嘉庆其实并不了解和珅。吴熊光回答说：和珅这个人，无论满人、汉人，几乎没有人归附他。
可见，和珅心里眼里只有乾隆，他没有结党的刻意，无论是奔走其门者还是受其压制者，都是看在钱的面子上；至于权，他相信只有乾隆能够给他，也只有乾隆能够废他。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得了好处者还是受其迫害者，都从心里不归附他。和珅死后，嘉庆一言吐露心结：“和珅罪之大者，盖由事权过重。”事权过重，天子畏惧；钱财太多，臣民愤怒。一代权臣和珅，有此下场，实属必然。
通观史册，和珅的遭遇不是异数，是大多权臣最终身死家灭的共同规律。
很多论者简单地提到，说嘉庆当亲王时即恨透了和珅，可是没有提出任何依据，这恨从何来？
我们要从清朝的禁忌谈起。
古代帝制时期，为了皇位，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的事件比比皆是。大清开国以来，宫廷内上演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夺嫡之争，想必人尽皆知，由此还发展出朋党之争。王公大臣各自拥戴一个王子，公开争势，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之地步，直接威胁皇权国本，在清朝初期和中期成为王朝一大痼疾，皇帝为之头痛不已，康熙甚至不得不两废太子，弄得心力交瘁。
为了防范诸皇子之间，特别是太子与其他皇子之间的明争暗斗，历代皇帝都想了不少办法，但收效不大。
雍正元年（1723）八月，深受“矫诏篡位”流言困扰的雍正，废弃了公开建储制，宣布实行秘密立储。雍正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王公大臣，共议秘密立储制，诸王大臣均无异议。雍正遂将密封的写有继位人姓名的锦匣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秘密立储就是让皇子们相信自己都有继位的可能。这虽然防范了太子之争，但皇位之争的隐患并未根除，既然大家都有可能，暗地里还是想搏一搏。
因此，自秘密立储实施后，清廷对皇子的约束愈加严格，时时防范其与大臣结交。上书房课读，便是其中之一，于平定三藩后形成制度。
“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养吉斋丛录》）清代皇子虛岁满6岁便开始读书，早晨5点到下午3点，共10小时。一年只能休息5天，即元旦、端午、中秋、皇帝生日、自己生日，此外连除夕都不能放假。清人赵翼在《檐曝杂记》中对此曾大发感慨：“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
上书房课读既是清朝严格的皇子教育制度，同时事实上也是将皇子束缚于此，令其不得参与外务，结交大臣。因此后人不难理解为何有的皇子年已三十、分府已久，仍需每日前来读书。到晚清同样如此，同治年间，诏罢奕职差，“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上书房读书差不多情同一种处罚。
皇子读书是有师傅的，老师由皇帝指定朝中学养深厚的大臣担任，他们与皇子们结成师生关系，朝夕相处，往往感情深厚。但是为了避免结党之嫌，师生间的往来是相当谨慎克制的。
和珅是宠臣，也是能臣。他并非不想结交皇子，大清高官他也差不多做了个遍，但由于他不是科举出身，连一个举人的名分都没有，因此唯独就没有当过皇子们的师傅。受制于清朝的禁忌，和珅没有机会结交皇子永琰，也就是后来的皇帝嘉庆。
嘉庆性格稳重，根本不吃和珅这一套
嘉庆本名爱新觉罗·永琰，1760年十月初六（乾隆二十五年）生，1796年正月初一于太和殿继位，时年36岁，在位25年。他是大清第七位，也是入关后第五位皇帝。
据史载，和珅聪明机敏，精明干练，既会笼络同僚，又会打击异已；既能与乾隆和诗、募仿其书法，修持密宗，又能逗乾隆开心，顺乾隆心意。他不仅有才学，而且年轻、精力旺盛。他还是一个语言天才，精通满文、汉文、蒙文和藏文。和珅办事能力也强，乾隆四十五年时，31岁的和珅奉命去查办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一案，先从其身边管家下手，弄清楚事实真相，将李侍尧下狱查办，前后总共不过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其精明干练，当非徒有虚名。
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十八日，马戛尔尼使团来到北京，事后，英国特使是这样评论和珅的，说和珅在谈判中“保持了他尊严的身份，……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可见，乾隆亲信和珅、信赖和珅，并非因为他一味顺帝之须，只会吹牛拍马，没有一点真本事，怎么可能征服自大自满自称“十全天子”的乾隆？
作为政治家的和珅，真正有机会和嘉庆打交道是到了乾隆退居太上皇、训政时期。嘉庆只是乾隆众多儿子中的一个，且排名靠后。但嘉庆的哥哥们大多不是夭折就是早死，只有皇十一子永瑆和皇十五子永琰，顺理成章地成为乾隆心目中的继承人选。永瑆聪明睿智、才气横溢，做事颇有主见；永琰性格内向、性情凝重，为人规矩仁孝。按照现代人的思维，理应选择前者作为储君，但这只是后人的想法。自信的乾隆却选择了永琰，其心理不外乎继任者能够保持他所开创的事业即可。事实上，嘉庆也做到了，他忠厚老实、规规矩矩、重视仁孝，对乾隆的话言听计从。朝鲜使者曾多次向朝鲜国王汇报：“永琰为人持重、度量豁达，最为乾隆皇帝喜爱。”即位后，嘉庆爱按“实录”办事，没有令乾隆失望。
位高权重的和珅不可能不为自己的未来谋划久远，相信他在乾隆身边时，无一刻不想探听储君的人选，但直到乾隆宣布前一天，他才获知信息。可以想见乾隆对和珅也是有所保留的。和珅未尝不知，连自己的儿媳、深受乾隆偏爱的固伦和孝公主都意识到了，据昭梿《啸亭续录》记载：“公主尝对丰绅殷德言：‘汝翁受皇父厚德，毫无报称，惟贿日彰，吾代为汝忧。他日恐身家不保，吾必遭
汝累矣。’”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乾隆册封永琰为皇太子，和珅如获至宝，于初二日即向嘉庆递上一只如意，这明显是想讨好嘉庆，在新君面前留下一个好印象。
然而，嘉庆并没有因此看好他，相反，在查处和珅时，嘉庆将此事作为二十大罪的首款，称其“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说和珅漏泄机密，是恰如其分的；说他“居然以拥戴为功”则有些苛责。当然，这不是主要因素。
关键在于，性格沉稳的嘉庆根本不吃和珅这一套。当了三十六年皇子的嘉庆深知，别说乾隆只是宣布太子之位，就是真正传位之后，仍然可能将其皇位废掉。他唯有谨守周公的教训：“知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走如马，不与马争走；知如士，不与士争知。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哲。”对和珅这种小聪明，嘉庆只有反感。
我们看嘉庆亲政后所重用的大臣就知道，王杰、朱珪、刘墉、董诰等都是德行很好的官员。
和珅嘉庆是两类人，不存在相互吸引 对于嘉庆这个皇帝，史家历来评价不高，常称其为平庸天子，觉得他既没有政治胆略又缺乏革新精神，既没有理政才能又缺乏勇于作为的品格。这是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嘉庆。试问，清朝哪个皇帝有革新精神？试问，嘉庆处理和珅的手腕，有哪个皇帝比得上他？没有政治胆略，没有理政才能，能够将和珅案处理得水波不惊？欲擒故纵、调虎离山、制造舆论、干脆果断，颇为讲求策略。当朝臣力主穷追余党时，嘉庆反而及时收手，对那些由和珅保举或对其行贿的官员，概不追究，勉其悛改。一句话，迅速稳定大局。那么精彩，那么漂亮，怎么能称他平庸呢？
和珅讨不到嘉庆的欢喜，最根本原因是二者不是一类人。众所周知，和珅是私德很差的权臣，而嘉庆被称为是私德最好的皇帝。他的勤政、耐性、毅力，他的节俭、宽厚，古代皇帝罕有可比者，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治政理念务实：“虽有良好美意具于方册，而不得奉行之人，则治功不奏；虽得奉行之人，而不励勤敏之志，则庶事无成。”
嘉庆是个懂事的皇帝，也懂得民生疾苦、吏治之弊。他即位之初，在1800年写的《邪教说》中指出，民众叛乱的根本原因是民众对经济不满，导致追随白莲教叛乱，从本质上讲不是反叛行为。试问历代皇帝有几人有这胸怀有这眼光？
嘉慶亲政以后，开始“咸与维新”，但他不喜欢这个说法。嘉庆四年元旦，国子监祭酒、蒙古旗人法式善，向嘉庆上表称贺，为“新政维新”欢呼，嘉庆反对这一表述，认为他只是继续皇父的善政而已，法式善因冒失被革职。但事实上，嘉庆做出了很多大胆的改革。如广开言路，恢复了京控制度。这在顺康雍乾时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几位所谓盛世帝王以充分的自信指出，天下兴亡，不在宰相，不在臣下，而在皇帝一人而已。他们反对书生议政，指斥臣下建言，甚至反对朝有“名臣”，宰执大臣只要忠实执行皇帝决策即可，导致宰执只好侵地方督抚之权，督抚侵下官之权，整个政治生态委顿，毫无生气。嘉庆还首次将军机处置于御史的监督之下，并建立回避制，恢复了“九卿”议事制，从制度上制约军机处的权力。他还创立了一种新的机构——发审局，它是隶属于按察司的审判机构。改变内务府终身任职制，变内务府官员为通常三年一任制，又限制征缴议罪银。
这些举措在大清入关以来都属于“新政”，嘉庆十年（1805）九月，嘉庆东巡，发出“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的声音，据此被认为是“守成”之君，甚至还被人归结为荒唐的“接班人心态”。其实，名为守成，实则是巩固自己的新政。
而这些新政，很大程度是针对和珅而来的。和珅在时，言路不通倒不能全算在其名下，但很多重大政事都不能上通下达，被其一手遮天。军机处、内务府、议罪银都是和珅牢牢把控的机务，别人插手不得。洪亮吉直言：大清现在出现的问题，根子在乾隆时期。乾隆在晚年也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政治腐败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和珅自然负有重大责任。然而，要想改变这一切，亦非嘉庆所能办到的。苛责他不彻底革新制度，这如同责怪光绪不实行社会主义一样。
还有一种谬论，说乾隆明知和珅腐败，却故意养着他，好让儿子嘉庆处置他，一来立威，二来吃饱。乾隆有这么荒唐吗？他难道不知道和珅钱再多，也不过国库若干年的收支，吃完以后呢？他难道不懂得放纵和珅腐败，影响有多可怕？严重点说，破坏政治生态，损害民心；往轻里说，也容易误国误民。
其实，和珅能赢得乾隆欢心，完全出于报恩心理；乾隆信赖和珅，完全是出于盲目自信。和珅固然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益，他试图讨得嘉庆欢心，讨好不成，才设计限制并监视嘉庆。嘉庆对和珅其实并不十分了解，他做亲王时，无疑听闻过和珅的所作所为；在乾隆训政时更直接接触了和珅。他对和珅只是本能地抱有一种畏惧。
《秦鬟楼谈录》记载，当时和珅出入宫中时，伺乾隆喜怒，所言必听，虽诸皇子亦惮畏之。“内外官员畏其声势，不敢违拗。”三年训政期间，嘉庆感同身受。“珅益骄纵，尝晚出，以手旋转其所佩剔牙杖，且行且语曰：‘今日上震怒某阿哥，当杖几十。’”这还只是一些细节小事。这样一个人，嘉庆不可能亲近他，相反，有的只有畏惧，像畏惧父皇乾隆一样畏惧和珅。
和珅被下狱后，嘉庆问直隶布政使吴熊光：“人言和珅有异志，有诸？”传说和珅有异志，有谋反之心，这是不可能的，和珅绝对是个忠臣，他对乾隆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如果嘉庆能够接纳他，相信他对嘉庆也会一样忠心耿耿。这是和珅的性格和经历所决定的，事实也是如此。但从这一问中，也不难发现，嘉庆其实并不了解和珅。吴熊光回答说：和珅这个人，无论满人、汉人，几乎没有人归附他。
可见，和珅心里眼里只有乾隆，他没有结党的刻意，无论是奔走其门者还是受其压制者，都是看在钱的面子上；至于权，他相信只有乾隆能够给他，也只有乾隆能够废他。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得了好处者还是受其迫害者，都从心里不归附他。和珅死后，嘉庆一言吐露心结：“和珅罪之大者，盖由事权过重。”事权过重，天子畏惧；钱财太多，臣民愤怒。一代权臣和珅，有此下场，实属必然。
通观史册，和珅的遭遇不是异数，是大多权臣最终身死家灭的共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