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兴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同年，中国开启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改革开放进程。1978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区分为很不相同的两段，前一段的基调多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后30年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发展。有些巧合的是，1978年也可以作为我的生活的转折点。人的命运、生活的内容往往与国家大的走向相关，在现代中国，情况尤其如此，不止我一个人，与我同龄同代的人也如此。
　　
　　思想解放年头的我
　　
　　为改革开放作准备的思想解放运动，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开端。我是在大学校园里读到这篇文章的，当时并没有感到震动，因为它讲的不过是常识常理。作为打倒“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中的一员，我在这年3月进入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
　　虽然正式拉开思想解放的大幕时心情平静，但在这之前，我对思想解放已有所体验和期待。
　　我能在30岁后进大学，本身就与思想解放有关。“文革”10年，青春被耽误，读大学的梦想被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政策和“白卷先生”张铁生的罢考粉碎。一位在大学当系主任的亲戚曾对我说：就凭你快30岁的年龄，这辈子就不要想读大学了！但我最终还是成为七七届大学生，全靠邓小平在两个关键环节上解放思想、打破常规。第一个环节是，1977年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开过，决定不实行高考，在邓小平的坚持下，居然重新开会，恢复高考；第二个环节是，一批成绩不错的考生因为沿用旧的政审标准而落榜，邓小平决定将这批人另行招收为走读生，我就是其中之一。
　　四川和北京之间有一个较大的政治信息时差，到了1977年秋，才有一位四川大学的哲学教师到我校作报告，谈北京发生的事情，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前因后果以及发表后的对立斗争。听起来情况挺复杂、紧张，似乎参与其间的人有以身家性命为赌注的风险。我当时不明白，为了一个简单的哲学命题，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
　　刚进大学没多久，我的两个好朋友就分别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他们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
　　朋友的成功大大地促进我的思想解放，比照他们，我也有十足的信心。我马上报考第二届研究生，也是挑最高学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校很开明，没有任何麻烦就破例批准我这个大学刚念了一年的学生，而且投考的不是所学专业。
　　和我的朋友一样，我也是感觉异常轻松地就考上了。我迷恋我的数学专业，在大学课堂赖到最后时刻才依依不舍告别母校、家乡，奔赴北京。
　　
　　在民间，已经发生和完成过思想解放
　　
　　我后来经常想，为什么1978年开展思想解放运动时，我和同学都没有特别重视，没有感到震动？是校园太平静，功课太忙，还是我们不关心政治？都不是。当时大学里思想非常活跃，同学们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我们这些年届三十才上大学的“老学生”，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不会对正在发生的政治进程和意识形态斗争无动于衷。原因在于，接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对我们而言是再正常和简单不过了，在思想认识方面，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和难点在于政治力量对垒，而我们远离京城，对此一无所知。
　　我相信，我这一代——即曾经狂热地投身于“文革”，开始盲目地追随而最后有所觉悟和反省的青年——中的大多数人，以我们在“文革”中上当受骗的经历，以我们的阅读、反思和探讨，以我们上山下乡的磨练，在官方的思想解放之前，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深浅不等地进行和完成了一次思想解放。
　　记得1966年深秋，时值“文革”高潮，我在“大串连”中来到北京，目的是“学习、交流革命经验”，但所见所闻却令我惊讶和心存狐疑。北京的许多大字报都转抄了林彪的讲话，他说：“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尽管当时的气氛很狂热，林彪搞对毛泽东的迷信和崇拜时间已不短，但我还是感到这些过头话有些气味不正。到了这年底，读到北京农业大学附中两个学生写的“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批判林彪的说法，引起了共鸣，觉得很有道理，虽然知道他们因此被抓捕。
　　思想解放运动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针对的是“两个凡是”，其实我这一代人在早几年已遇到过这样的问题。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我们这些曾经“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林副统帅接班人地位”的下乡知识青年发出的第一个疑问就是：“林彪不是毛主席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亲自树立的副统帅吗？”“不是说毛主席洞察一切吗？”我们痛苦地、不得不作出的结论是：毛主席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他可能犯错误，他已经犯了错误。
　　
　　80年代的沸腾生活
　　
　　到了北京，感觉到一种迥然不同的政治气氛，好像中国的重大事件，就发生在自己身边。
　　在社科院哲学所，我见到了副所长邢贲思，当时他紧接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一文，据说在政治上也冒了很大的风险。我看他圆胖胖的脸，笑眯眯的样子，想象不出他曾经投身于一场剑拔弩张的政治斗争。
　　和我住在一起的研究生中，有不少人的指导教师就是邢贲思这样的与上层政治密切相关的人物，另外一位导师是哲学所的一把手，原先是军级干部，很敢说话。我从同学那里听到不少与思想和政治有关的趣闻。比如，负责新闻和宣传的吴冷西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他大发雷霆，指责说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砍旗”，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另一位新闻界高级干部回敬他说：“好，我给你念一段毛主席语录：‘陈伯达的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你说怎么照办呢？”听得我们哈哈大笑。
　　原来，“文革”中流传一条脍炙人口的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在1966年5月底，毛泽东派陈伯达率工作组到《人民日报》夺了吴冷西的权，并套用以前的话发表上述新语录，吴冷西被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现在好了，如果他真要坚持凡是毛主席说过的都是真理，决不能改，那么他自己算个什么呢？
　　我们的研究生院还没有盖起来，我们只好到处借住，生活是艰苦的，但精神高昂、思想活跃。还有一些同学，从导师那里听到不少“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每天课余饭后，都是聊天热闹的时候，研究生们观点也不一致，有时会吵得面红耳赤，好几十个同学中，坚持“凡是”观点的也有两三个。
　　那段时间，正是党内高层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几千名党的高级干部对这个决议的多次草稿进行了热烈的、反复的讨论，若干意见和议论从研究生导师那里流传出来。看起来，参加讨论的人绝大多数人主张把“文革”和此前左倾路线的错误，以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讲深讲透。但上层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不把问题讲到大家认为必需的程度，因为有一个要保“刀子”和“旗子”的问题。
　　我在1982年如期毕业拿到学位，并留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1986年至1988年，我在英国牛津大学师从当代著名的语言哲学家迈克尔・达梅特学习。我能争取到出国进修的机会，实属不易，是因为一位从德国进修回来的所领导实行新政：公开名额、平等竞争、按考试成绩决定，这个办法就实行了一年。当时一般的做法是暗箱操作，领导圈定，我算运气，抓住了唯一的机会。
　　
　　90年代的思想转向和学术转向
　　
　　经历一场大震荡、大风波后，进入90年代的中国呈现出与80年代大为不同的面貌。改革开放一度停滞甚至倒退，思想解放的痕迹被台风刮得不见踪影。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强力止住退潮，重新启动改革开放，市场化的潮流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和力度向前推进，而思想文化的格局与80年代相比面目全非。
　　80年代的主导性思想是现代化，像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尤其是要科学、要民主；90年代后现代、后殖民思潮一度强劲，接着新左派思潮大举进入，对现代性批判和否定，对科学、民主拒斥，认为是西方殖民思想和霸权话语的输入，80年代的启蒙努力遭到嘲笑。
　　80年代界限分明的改革与反改革，或改革与保守的对垒已经打乱，由于某些人、某些集团的既得利益、特殊利益通过打着改革的旗号来实现，“改革”和“人民利益”未见得存在恒等关系，问题从“要不要改革”变成“要什么样的改革”，用支持还是反对改革来区分人们的立场已失去意义。
　　除了思潮的转向，风格和形式也发生转变。80年代好谈形而上学与主义，关注的是人性、人道主义等与安身立命、终极关怀有关的大问题，最热的是美学；90年代社会急剧转型，问题成堆、矛盾突出，社会科学代替人文科学和历史关怀成为显学，“问题”的现实性与紧迫性压倒了“主义”的深刻与高远。
　　由于市场发育扩大了人们的生存空间、增加了活动和表达的机会，由于媒体数量的增加需要在竞争中开辟有关国计民生的评论，由于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的支配地位弱化，民间思潮、独立撰稿人应运而生。夸大一点说，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再次出现。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中的犬儒主义泛滥，与80年代相反，人们对现实的态度从批判转向认同，从竭力推动体制的革新进步变为只力图在体制中分一杯羹。
　　1995年，我的学术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获得哲学界的金岳霖奖，以此为契机，我把自己的专业性研究从分析哲学、语言哲学转向政治哲学，同时大力关注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思潮。这种转向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变化，与现实问题的紧迫性密切相关，事实上，在学术研究的兴趣和方向上作出类似转向的远不止我一人。
　　我很注意西方关于公平、正义的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相关性。从学理上说，这些理论很深刻、很重要，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但我认为，它们不可以直接运用于中国的实际。
　　中国的现实问题和西方理论面对的问题很不相同，西方是在市场经济和法治比较成熟和健全的社会条件下谈公正，而在中国，市场经济和法治都还不健全。在许多情况下，公权变成了掌权者谋取私利的物品，许多项目生产、经营、销售的权利，贷款、营业执照等的取得，都要靠关系和行贿，国有企业转制往往变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缺口。简单地说，西方理论处理的不平等是人们能力造成的差别，而在中国，人们感到不满和愤怒的是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偷，甚至是明火执仗地抢。我们的问题睁开眼睛就看得一清二楚，西方理论像高倍显微镜，对我们是太奢侈了。中国社会现实的突出特征是粗鄙性，西方理论的特征是很精致、复杂，把它们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粗糙的大地，就像是用外科手术刀杀猪，使不上劲。
　　
　　思想解放和思想自由
　　
　　记得80年代初读研究生时，听同学讲了这么一件事：有一天大家吃过饭，又争论起国家大事来，一个一向口没遮拦的年轻同学激动之下说了一句过头的话，对于那些思想特别正统的人来说叫做“反动话”。话音刚落，政治辅导员跨进饭堂，那个与他争论的人趁机连连进逼，“你把刚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弄得小伙子后来作检查、受处分。大家虽然不赞成说过激话，但对那个“正统派”非常反感。确实，“文革”之后，人们普遍把是不是整人看得比说话对不对更要紧。说话不对可以反驳、可以批评，整人算什么呢？如果自以为真理在手，何需借助权力或上级的威势压制对方？
　　80年代末轰动全国的“蛇口事件”更清楚地显示了借助压制和惩罚解决思想、言论问题是多么遭人反感。在座谈会上，来自北京的所谓青年教育专家、德育导师们指责到特区淘金的人，说他们不是为特区发展贡献力量，而是为了个人利益。有蛇口青年反驳说，淘金者赚钱，没有触犯法律，并无过错，他们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但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没有什么不好。争辩激怒了青年教育专家，他们问明了争辩者的姓名，以自己所在单位的名义向中央和有关领导打报告。
　　特区负责人袁庚对这一事件的态度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与喝彩。他说：“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是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
　　这种事情在中国层出不穷。比如，某地为配合教改，使用新编教材，这教材是专家、教师认真编写，各级部门层层把关审查通过的，而一批北京的专家却宣判教材背离马克思主义，并上书有关部门，要求立即停止使用。令人费解的是，这些专家个个都是自己学科的权威，如果认为真理在手，怎么不采用辩论、说理的方法呢？怎么动辄靠告状解决问题呢？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现代化建设事业还要继续和发展，需要不断地解放思想。我认为，思想解放其实很简单，没多少神秘之处，顾名思义，思想解放就是不要压制思想，不要禁锢思想。思想，就其本性和实质而言是自由的，只要没有人为的蒙蔽和专断，解放就是多余的。
　　我这30年的体会是，思想的解放与生产力的解放是相互促进的，个人的解放与社会的繁荣是一致的。我们国家在这30年有很大的进步，我相信以后的进步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