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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援华外国专家渐渐逝去，他们的子女也都人到中年知天命。鉴于他们援华的高度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及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他们的子女被称为援华外国专家“红二代”。
曾经有很多西方人来到中国，寻求财富，盘剥贫苦、善良的中国人民。然而，也确实有不少人来到中国以后与人民患难与共。例如，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有资料可查的援华外国专家就有40多位。他们中有——
国人家喻户晓的加拿大人白求恩；曾经是毛泽东的保健大夫、筹建八路军总医院、中国卫生部顾问的美国人马海德大夫；先后任长春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沈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北京医学院副院长、在中国战场上结婚的德国人米勒大夫和日本人中村京子护士；曾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担任内科教学工作的傅莱；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柯棣、卓克、木克和巴苏，后来为表示他们对援华抗日到底的决心，每个人名字的后面都加上一个“华”字——爱德华、柯棣华、卓克华、木克华和巴苏华大夫……
为中国争取到大量国际援助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李敦白；撰写《人民战争》、《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等书出版后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的波兰出生犹太人爱泼斯坦；介绍中共土改运动后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元老”的英国人柯鲁克和加拿大籍人伊莎白教授夫妇；为中国奶牛事业作出贡献的美国人阳早、寒春夫妇；投人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后在中国福利会、宋庆龄基金会工作的美国人耿丽淑；在《人民画报》社工作的美国人沙博理；参加我国革命后在《北京周报》社工作的日本人士肥驹次郎和土肥种子夫妇；到广东采访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几次试图冲过封锁线到延安采访八路军抗战事迹、长期工作在国际台的日本人高野广海和谷内百合子夫妇……他们把支援中国的抗战和解放事业当做自己的神圣义务和重要使命。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留了下来。
金发碧眼的北京“洋毛子”、“红二代”
上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的外国人十分稀少，蓝眼睛黄头发的柯鲁，是中国人眼中难得一见的洋娃娃：“我听大人们说，在我特别小的时候，阿姨带着我出去，好多人就会围着看我，‘哎哟!你们看啊，是个外国孩子，真好玩’。”柯鲁还说，—直到读中学，他都有着与其他孩子不同的经历——出去的时候，后边总会有一群小孩追着他们，说要看看洋人、洋毛子。
柯鲁只是这些“洋娃娃”中的一个。他们是留下来的援华外国专家的第二代，被称为北京的“洋毛子”、援华外国专家“红二代”。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北京，曾经生活有这样一群为数不多的特殊成员——“洋毛子”：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爱泼斯坦(又名艾培)的养女艾颂雅和养子艾颂平；柯鲁克和伊莎白夫妇的3个孩子柯鲁、柯马凯和柯鸿岗；汉斯·米勒和中村京子夫妇的女儿米蜜、儿子米德华；阳早、寒春夫妇的3个子女；李敦白和他的4个子女；陈必弟和她的5个子女；魏璐诗和她的2个儿子；史克和她的女儿，叶伦和她的儿子……他们和父母一起过着一家一户的日子。
与前辈们的人生相比，他们是标准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洋毛子”们纷纷走出家门，过起更为国际化的家庭生活，例如：柯鲁克和伊莎白夫妇的3个儿子，大儿子柯鲁和二儿子柯马凯在中国，小儿子柯鸿岗在英国；米勒和中村京子夫妇的女儿米蜜在瑞士，儿子米德华在中国；阳早和寒春夫妇的3个子女，儿子阳和平和阳建平在美国，女儿阳及平在法国；李敦白的3个女儿李晓勤、李晓东、李晓翔在美国，李晓明近10年在中国；陈必弟的5个子女在美国；爱泼斯坦的女儿艾颂雅在美国；魏璐诗的2个儿子在奥地利；史克的女儿在美国……
留在中国的“红二代”，则大多数人在身份上、思想上倾向于中国。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就认为，除了加入共产党，自己在思想上没有第二条路。而阳和平，则在经历了长期美国生活并度过“信仰危机深渊”后，选择回到中国，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书。
如今，援华外国专家渐渐逝去，他们的子女也都人到中年知天命。鉴于他们援华的高度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及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他们的子女被称为援华外国专家“红二代”。
有人对援华外国专家留在中国
表示不理解，但却不能不为之感动
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分援华外国专家留了下来，后来马海德、爱泼斯坦、傅莱、米勒等还放弃了原国籍，成为了中国公民，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诚然，今天有人对这些矢志不移的外国人留在中国和生活上的淡定表示不理解，但是，人们却不能不为之感动。
李敦白生长于美国南方，出身名门而“离经叛道”，美国共产党员，17岁就参加工会和学生运动，支持黑人解放运动。1946年，他在为联合国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工作时认识了周恩来，在周恩来的鼓励下，他到了延安，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尽管他在1949年初曾因被苏联当局诬蔑为所谓的“斯特朗国际间谍网”成员而被中共有关部门逮捕，1966年又背上了“美国间谍”的罪名，两度被关押长达16年之久，但出狱后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献身于中国的事业。
当年，我军撤出延安时，美国专家阳早、寒春夫妇护着七八头牛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往内蒙古方向跑，因为牛就是他们的全部。
柯鲁克、伊莎白夫妇本来计划在中国待上1年半、完成他们的调查报告后就回国，可是，他们接到“中国革命斗争取得胜利之后，外语仍然是一种斗争工具，你们留下来教授英语也是革命斗争的需要”的留下要求后，二话没说就留了下来。“文革”期间，柯鲁克夫妇也遭到迫害，柯鲁克被诬为“国际间谍”关押T5年多，3个孩子也受到了株连。柯鲁克出狱后，有人猜测，他们会愤然离开中国，可是人们又错了。
是的，在那段特殊时期，外国专家们和我们一起，同甘共苦，他们在各条战线上也轰轰烈烈地学大寨，战天斗地，送子女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后，他们还给中央领导多次反映“三农”问题。他们无论是前辈还是晚辈基本上都一样，仰慕毛泽东的伟大，而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腐败、分配不公现象表示不满。
如今，援华外国专家的儿女们，生活淡定，与父辈们一样，默默工作。他们中许多人从事着中外友好或是经贸合作往来工作，别样时代一样奉献。
中国是第一故乡
“中国是我的第一故乡!”李敦白的儿子李晓明接受笔者采访时明确地回答说。
柯马凯则说：“这个问题挺复杂的，我们属于国际流动人口，我姥姥姥爷从加拿大来到中国，孩子都生在中国了。我母亲她们姐妹3个人，我母亲留在了中国。我们哥仨也是这样，我弟弟很早回到英国，在BBC做事。我就属于留下来的。我知道自己为什么留下来，我留下来是因为我觉得在中国的生活很有趣。我去美国教过七八年的书，那是我一生中物质条件最优越 的时候，社会、环境也特别好。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社会没有发展，跟冬眠似的。教着教着我就回中国了。”大哥柯鲁也说：“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一出了国后就开始想念中国。我的母亲出生在中国，我也出生在中国，如果说哪个国家是我的故乡嘛，我说，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也是我的第一故乡。”
1966年7月，柯鲁17岁时又一次随家人前往英国。这是他第二次去英国。柯鲁发现，自己与英国年轻人相比，是那么地格格不入。柯鲁说，在英国期间，他总是怕被人们识破自己并不是英国人，可是又深感自己在英国生活的种种不适应。
“中国是我的第一故乡!”米勒和中村夫妇的儿子米德华回答笔者提问时最为坚定。他说他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整个儿就是一个中国人。德国他至今就去了1次，待了没有多少天。日本去了2次，第一次是1974年去的，虽然是首次，但对那里印象不是很好。第二次是10年前去的，印象还不是很好。自己既不会德语也不会日语，所以，尽管德国是他父亲的出生国，日本是他母亲的出生国，但无论是哪一个，感觉都不是自己的国家，不是自己的故乡。
“我父亲25岁来到中国，母亲20岁左右来到中国。其实，我父亲在国外多好啊，又有一手好医术，是个博士。我就特别佩服我老爸，他家里就这么一个独生子，可是他却留在了中国。你说那时候有什么好看的、有什么好吃的?没有，可他们就是一门心思放在中国，放在了事业上。”
米德华说他的父母留在中国无怨无悔。他本人虽然上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求学、工作了几年，也申请加入了美国国籍，但他的心思在中国，他的事业在中国，在中国也无怨无悔。他原是英国伦敦进出口有限公司驻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
至于阳和平对选择国籍和故乡一事，他说：“我就是加入了中国籍还是老外，所以加入也没有用。叫我中国人也行，叫我老外也行，随便叫什么，这无所谓。”那么，他为何如此地“无所谓”?一次他做报告，有人递上去条子，问：“美国好还是中国好?”阳和平坦言相告：“我喜欢美国的物质生活，喜欢中国的精神文明。”
他们的父母享受着高规格礼遇
在那些峥嵘岁月里，援华外国专家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与中国人民同舟共济。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又留了下来，在各自岗位上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建设奉献才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当年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如今到了耄耋之年，有的已与世长辞，现还健在的有10来位。他们因此享受着高规格礼遇。上世纪50年代他们就被邀请参加国庆活动。1987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每年请他们与中国领导人及各个领域的代表参加国庆庆典，共赴国宴；在最近lO年的中国新春佳节前夕，每年共和国总理都要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他们，举行“招待会”成了多年不变的惯例。
除此之外，每年夏天，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都要组织老专家到外地休假、参观、考察。其儿女们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关心和重视，被邀陪伴父母前往，不但让父辈们在中国安度晚年，也让晚辈们过得愉快欢心。
曾经有很多西方人来到中国，寻求财富，盘剥贫苦、善良的中国人民。然而，也确实有不少人来到中国以后与人民患难与共。例如，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有资料可查的援华外国专家就有40多位。他们中有——
国人家喻户晓的加拿大人白求恩；曾经是毛泽东的保健大夫、筹建八路军总医院、中国卫生部顾问的美国人马海德大夫；先后任长春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沈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北京医学院副院长、在中国战场上结婚的德国人米勒大夫和日本人中村京子护士；曾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担任内科教学工作的傅莱；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柯棣、卓克、木克和巴苏，后来为表示他们对援华抗日到底的决心，每个人名字的后面都加上一个“华”字——爱德华、柯棣华、卓克华、木克华和巴苏华大夫……
为中国争取到大量国际援助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李敦白；撰写《人民战争》、《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等书出版后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的波兰出生犹太人爱泼斯坦；介绍中共土改运动后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元老”的英国人柯鲁克和加拿大籍人伊莎白教授夫妇；为中国奶牛事业作出贡献的美国人阳早、寒春夫妇；投人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后在中国福利会、宋庆龄基金会工作的美国人耿丽淑；在《人民画报》社工作的美国人沙博理；参加我国革命后在《北京周报》社工作的日本人士肥驹次郎和土肥种子夫妇；到广东采访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几次试图冲过封锁线到延安采访八路军抗战事迹、长期工作在国际台的日本人高野广海和谷内百合子夫妇……他们把支援中国的抗战和解放事业当做自己的神圣义务和重要使命。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留了下来。
金发碧眼的北京“洋毛子”、“红二代”
上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的外国人十分稀少，蓝眼睛黄头发的柯鲁，是中国人眼中难得一见的洋娃娃：“我听大人们说，在我特别小的时候，阿姨带着我出去，好多人就会围着看我，‘哎哟!你们看啊，是个外国孩子，真好玩’。”柯鲁还说，—直到读中学，他都有着与其他孩子不同的经历——出去的时候，后边总会有一群小孩追着他们，说要看看洋人、洋毛子。
柯鲁只是这些“洋娃娃”中的一个。他们是留下来的援华外国专家的第二代，被称为北京的“洋毛子”、援华外国专家“红二代”。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北京，曾经生活有这样一群为数不多的特殊成员——“洋毛子”：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爱泼斯坦(又名艾培)的养女艾颂雅和养子艾颂平；柯鲁克和伊莎白夫妇的3个孩子柯鲁、柯马凯和柯鸿岗；汉斯·米勒和中村京子夫妇的女儿米蜜、儿子米德华；阳早、寒春夫妇的3个子女；李敦白和他的4个子女；陈必弟和她的5个子女；魏璐诗和她的2个儿子；史克和她的女儿，叶伦和她的儿子……他们和父母一起过着一家一户的日子。
与前辈们的人生相比，他们是标准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洋毛子”们纷纷走出家门，过起更为国际化的家庭生活，例如：柯鲁克和伊莎白夫妇的3个儿子，大儿子柯鲁和二儿子柯马凯在中国，小儿子柯鸿岗在英国；米勒和中村京子夫妇的女儿米蜜在瑞士，儿子米德华在中国；阳早和寒春夫妇的3个子女，儿子阳和平和阳建平在美国，女儿阳及平在法国；李敦白的3个女儿李晓勤、李晓东、李晓翔在美国，李晓明近10年在中国；陈必弟的5个子女在美国；爱泼斯坦的女儿艾颂雅在美国；魏璐诗的2个儿子在奥地利；史克的女儿在美国……
留在中国的“红二代”，则大多数人在身份上、思想上倾向于中国。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就认为，除了加入共产党，自己在思想上没有第二条路。而阳和平，则在经历了长期美国生活并度过“信仰危机深渊”后，选择回到中国，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书。
如今，援华外国专家渐渐逝去，他们的子女也都人到中年知天命。鉴于他们援华的高度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及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他们的子女被称为援华外国专家“红二代”。
有人对援华外国专家留在中国
表示不理解，但却不能不为之感动
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分援华外国专家留了下来，后来马海德、爱泼斯坦、傅莱、米勒等还放弃了原国籍，成为了中国公民，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诚然，今天有人对这些矢志不移的外国人留在中国和生活上的淡定表示不理解，但是，人们却不能不为之感动。
李敦白生长于美国南方，出身名门而“离经叛道”，美国共产党员，17岁就参加工会和学生运动，支持黑人解放运动。1946年，他在为联合国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工作时认识了周恩来，在周恩来的鼓励下，他到了延安，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尽管他在1949年初曾因被苏联当局诬蔑为所谓的“斯特朗国际间谍网”成员而被中共有关部门逮捕，1966年又背上了“美国间谍”的罪名，两度被关押长达16年之久，但出狱后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献身于中国的事业。
当年，我军撤出延安时，美国专家阳早、寒春夫妇护着七八头牛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往内蒙古方向跑，因为牛就是他们的全部。
柯鲁克、伊莎白夫妇本来计划在中国待上1年半、完成他们的调查报告后就回国，可是，他们接到“中国革命斗争取得胜利之后，外语仍然是一种斗争工具，你们留下来教授英语也是革命斗争的需要”的留下要求后，二话没说就留了下来。“文革”期间，柯鲁克夫妇也遭到迫害，柯鲁克被诬为“国际间谍”关押T5年多，3个孩子也受到了株连。柯鲁克出狱后，有人猜测，他们会愤然离开中国，可是人们又错了。
是的，在那段特殊时期，外国专家们和我们一起，同甘共苦，他们在各条战线上也轰轰烈烈地学大寨，战天斗地，送子女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后，他们还给中央领导多次反映“三农”问题。他们无论是前辈还是晚辈基本上都一样，仰慕毛泽东的伟大，而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腐败、分配不公现象表示不满。
如今，援华外国专家的儿女们，生活淡定，与父辈们一样，默默工作。他们中许多人从事着中外友好或是经贸合作往来工作，别样时代一样奉献。
中国是第一故乡
“中国是我的第一故乡!”李敦白的儿子李晓明接受笔者采访时明确地回答说。
柯马凯则说：“这个问题挺复杂的，我们属于国际流动人口，我姥姥姥爷从加拿大来到中国，孩子都生在中国了。我母亲她们姐妹3个人，我母亲留在了中国。我们哥仨也是这样，我弟弟很早回到英国，在BBC做事。我就属于留下来的。我知道自己为什么留下来，我留下来是因为我觉得在中国的生活很有趣。我去美国教过七八年的书，那是我一生中物质条件最优越 的时候，社会、环境也特别好。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社会没有发展，跟冬眠似的。教着教着我就回中国了。”大哥柯鲁也说：“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一出了国后就开始想念中国。我的母亲出生在中国，我也出生在中国，如果说哪个国家是我的故乡嘛，我说，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也是我的第一故乡。”
1966年7月，柯鲁17岁时又一次随家人前往英国。这是他第二次去英国。柯鲁发现，自己与英国年轻人相比，是那么地格格不入。柯鲁说，在英国期间，他总是怕被人们识破自己并不是英国人，可是又深感自己在英国生活的种种不适应。
“中国是我的第一故乡!”米勒和中村夫妇的儿子米德华回答笔者提问时最为坚定。他说他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整个儿就是一个中国人。德国他至今就去了1次，待了没有多少天。日本去了2次，第一次是1974年去的，虽然是首次，但对那里印象不是很好。第二次是10年前去的，印象还不是很好。自己既不会德语也不会日语，所以，尽管德国是他父亲的出生国，日本是他母亲的出生国，但无论是哪一个，感觉都不是自己的国家，不是自己的故乡。
“我父亲25岁来到中国，母亲20岁左右来到中国。其实，我父亲在国外多好啊，又有一手好医术，是个博士。我就特别佩服我老爸，他家里就这么一个独生子，可是他却留在了中国。你说那时候有什么好看的、有什么好吃的?没有，可他们就是一门心思放在中国，放在了事业上。”
米德华说他的父母留在中国无怨无悔。他本人虽然上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求学、工作了几年，也申请加入了美国国籍，但他的心思在中国，他的事业在中国，在中国也无怨无悔。他原是英国伦敦进出口有限公司驻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
至于阳和平对选择国籍和故乡一事，他说：“我就是加入了中国籍还是老外，所以加入也没有用。叫我中国人也行，叫我老外也行，随便叫什么，这无所谓。”那么，他为何如此地“无所谓”?一次他做报告，有人递上去条子，问：“美国好还是中国好?”阳和平坦言相告：“我喜欢美国的物质生活，喜欢中国的精神文明。”
他们的父母享受着高规格礼遇
在那些峥嵘岁月里，援华外国专家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与中国人民同舟共济。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又留了下来，在各自岗位上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建设奉献才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当年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如今到了耄耋之年，有的已与世长辞，现还健在的有10来位。他们因此享受着高规格礼遇。上世纪50年代他们就被邀请参加国庆活动。1987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每年请他们与中国领导人及各个领域的代表参加国庆庆典，共赴国宴；在最近lO年的中国新春佳节前夕，每年共和国总理都要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他们，举行“招待会”成了多年不变的惯例。
除此之外，每年夏天，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都要组织老专家到外地休假、参观、考察。其儿女们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关心和重视，被邀陪伴父母前往，不但让父辈们在中国安度晚年，也让晚辈们过得愉快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