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很早就观察到了“猩猩战争”。1974年，在坦桑尼亚，一群雄性黑猩猩闯入邻近黑猩猩的领地，袭击了一只落单的雄性黑猩猩。入侵者把这只黑猩猩拖到地上，又咬又打，甚至用石头砸。挨打的黑猩猩从此再也没出现过，也许因为伤重死去了。而这只是那场为期4年的“猩猩战争”中的一幕，在战争中，北部的猩猩群消灭了南部团伙，并追捕、杀害其所有成年雄性。随后，北部团伙占领了敌方的领地和雌猩猩。
　　这是科学家们第一次记录“猩猩战争”，但不是最后一次。自那以后，在多个动物研究点，研究员记录了类似的动物暴行，除了猩猩，同属灵长目的蜘蛛猴也有类似行为。在与我们血缘最相近的动物中发现这种屠杀行为，让一些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和黑猩猩从7百万年前的共同祖先身上继承了这种可怕的杀戮本性。结论是：暴力是人性的一部分，烙印在我们的DNA中。当然，也有另一种解读：人类和黑猩猩并非天生杀人狂，他们的暴力行为可能是一时情境之下发生的。
　　很难证明蜘蛛猴、猩猩和人类的暴力行为源于共同的祖先，数千万年的演化史早已将蜘蛛猴、黑猩猩、人类区分开来，此外也不乏生性和平的灵长目动物。因此，可能是这些动物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某些相似因素导致了这种暴力行为。 蜘蛛猴、黑猩猩和人类有着相似的社会制度，集体成员不会整天聚在一起。一天里，他们会分成较小的、流动的、不断变化的小群体，这可能是因为食物的分散形式使得他们无法在同一处找到足够的食物。有人类学家认为，这样的社会制度为暴力行为创造了机会。白天，大群体拆分成小群体，一个大群的某一小组很可能会在边界遇上另一个群体里更小的小组，甚至是落单的个体。这种情况就很容易滋生一些暴力行为，并且由于力量失衡，在战斗中成员较多的小组受伤风险很低，胜算也更大。 这些暴力行为不是毫无意义的。雄性黑猩猩似乎喜欢以战争手段削弱邻居的势力，以达到扩大的领土、获得新的资源、吸引新成员的最终目标。根据科学家在坦桑尼亚的观察，胜利一方的领土扩展会带来较高的幼崽存活率、更短的生育间隔，以及更好的食物供应。在乌干达，也发生过黑猩猩通过致命的袭击从邻居手中抢夺领地的事件。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黑猩猩的暴力行为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干扰的后果。他们指出，在坦桑尼亚，科学家常常用香蕉把黑猩猩引到研究点，这种行为就已经破坏了黑猩猩群体间的自然关系。在另一个研究点乌干达，森林砍伐可能是干扰因素——生活范围缩小的猩猩们被迫进行抢夺领地的“战争”。此外，有些引起战争的因素很偶然，比如蜘蛛猴战争的起因是一个群体的雄性一直找不到配偶——当时该群体所有的雌性都处于哺育幼猴状态的时期，便对临近的猴群发动了袭击。
　　这些例子表明，灵长目动物并不是天生就会互相攻击。它们的行为是随着不同的生存环境而变化。在西非象牙海岸塔生活的黑猩猩就比坦桑尼亚的猩猩温和得多。因为那里常有豹子出没，猩猩们的联系更为紧密，“猩”多势众是面对捕食者的最佳防御。因而很少能发现小群体或落单的个体，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就很低。
　　倭黑猩猩是另一种类人猿，100万年前才从黑猩猩中分离出来，只在非洲刚果河偏远地区有发现。倭黑猩猩和黑猩猩的一样的社会制度中，但这种灵长类动物生性更温和——可能是因为它们是以雌性为中心的物种。而当两个群体遇上时，雌性倭黑猩猩会与对方打交道，甚至会与对方成员交配，将冲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这些灵长目动物的行为案例与人类战争的起源有联系吗？如果有的话，那我们最早的祖先就很可能也有类似的暴力行为。也许像今天的猩猩一样，并非所有早期人类都袭击、杀害自己的邻居。遗憾的是，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都很难在考古记录中找到的证据。在过去几十万年间，人类进化发展出高智力和复杂的文化，也出现了更多可以争夺的东西。到了今天，人类成为了地球上最暴力——同时也是最富有同情心、最具合作能力的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