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训练总监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只存在了一个很短的时期。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建立到一九五九年五月被撤销，总共四年多的时间，但在这一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却无疑能引起一些人长长的思索……
朱德：“不搞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就是有现代化的装备也不行。今后不能练兵的指挥员，也不能指挥打仗。军队平时就是以训练为主。”
训练总监部的前身从逻辑上说是军委军训部。１９５０年三四月间，萧克在汉口接到前往军训部的调令。在这之前的１９４９年底，黄克诚就向萧克打过“预防针”：朱老总希望你去军训部。４月初，萧克向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报到时，才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光杆儿司令。对于为何成立军训部，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在不久后的一次会议上说：“各个国家都有很健全的军事训练部门，德国有训练总监部，日本叫陆军三部。就连国民党也有个训练总监部。我们建国了，随着作战任务的逐步减少，今后部队将以训练为主，因此，也要成立一个统管全军军事训练的部门。”朱德可能看得更远，他说：“不搞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就是有现代化的装备也不行。今后不能练兵的指挥员，也不能指挥打仗。军队平时就是以训练为主。”
６月，军委下达了任命萧克为军训部部长的命令。办公地点落实以及班子搭建起来后，军训部宣告成立。
１９５１年初，中央军委提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的口号。毛泽东明确提出以“五统四性”（即“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以及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来“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这些就是军训部编写条令以及组织部队和院校训练的指导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向苏军学习。当时，军训部的首席顾问是苏军的格拉兹诺夫中将。军事条令就是以苏军条令为蓝本，并由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刘伯承逐条审定的。
２月１日，内务条令、队列条令和纪律条令（草案）开始在全军试行。由此，部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在毛泽东批准后，军训部对全军院校进行了调整。南京军事学院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就是在当时的背景下组建而成的。
１９５４年１１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训练总监部，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１９５５年４月，军委成立了与总参谋部平行，以总参军训部、军校管理部、军事出版局为基础的训练总监部。
训练总监部的首任部长原定为刘伯承，由于他在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任上难以分神，加之身体状况又不佳，遂由叶剑英代理。这时，军训部并入训练总监部，萧克成为训练总监部的常务副部长，并兼任战斗训练部部长。其他的５个部也由训总的副部长兼任。李达为计划和监察部部长，张宗逊为学校管理部部长，彭绍辉为科学条令部部长，周士第为外军训练部部长，郭天民为军事出版部部长。该部一开始就形成了１名元帅挂帅、６名上将辅佐的格局。人员配备之精良显然是其他四总部无法比拟的。总参的粟裕、黄克诚，总政的谭政都是大将，下属各部的主官多为中将；总干部部的罗荣桓虽然是元帅，但其下属基本都是后来总政干部部的人员；总后的部长洪学智当时是上将。再加上当时的苏军顾问多集中在训练总监部，这样的阵容说明中央和军委对军事训练工作的重视程度之大。
彭德怀：“（南京军事学院）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
训练总监部不像其他各总部早已定型，有长期的工作传统和久经磨合的班底，因此，难免会产生风波。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时好时坏，而向苏军学习的训练总监部，也随着阴晴不定的时局而变化，从而受到中央和军委的批评。叶剑英倡导军队的正规化，极力主张在全军开展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他说，现代战争有三个特性，即：战争出现的突然性，战况发展的迅速性，组织协同的复杂性。他虽然受到批评，但在军队训练上仍有不少建树。训练总监部刚成立一个月，就在北京连续组织了９次防化演习。彭德怀曾前往观看。６个月后，由叶剑英亲自担任总导演，组织部队在辽东半岛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抗登陆演习。苏联、朝鲜、越南、蒙古等国都派了军事代表团来参观，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都到了现场。
１９５６年６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训练总监部在组织学习时，回顾了学习苏军经验的情况，检查了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学习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认识。绝大多数同志认为，确实存在一些不切实际、机械搬用和形式主义的东西。比如，对苏军条令、制度中某些不适合我军实际的内容，没有相应地予以变通，而是生搬硬套。原因在于，我们当时一穷二白，又因抗美援朝急需；再者，毕竟我军大部分的武器装备都是从苏联引进的，有关的技术教材和战术教材，只能先用人家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出现了一些副作用。但总的看，军训工作的成绩仍然是主要的，存在的缺点错误是可以克服和纠正的。也有少数同志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教条主义在军队训练中已成为一种主要倾向，从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到训练方法，都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已是方针、路线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争论是很正常的，也说明部队的训练是有活力的。但为了顾全大局，叶剑英还是作了诚恳的检查，进行了自我批评。到１９５７年年底的时候，叶剑英抽身去忙军事科学院的筹建工作，由萧克接替他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同时，张宗逊不再兼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回总参谋部任专职副总长。
此前，南京军事学院的一部分学员就反映学院“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教条主义倾向。为此，训总主管院校工作的副部长张宗逊专门带了工作组去南京军事学院调查。萧克将军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张宗逊，编者注）本来在学习苏联高潮时期，曾提出了一些过火的口号，引起了不少同志的反感。这时或许是出于想摆脱些责任、挽回些影响的考虑，又不切实际地夸大教条主义在军队和院校中的严重性。他把训练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都同教条主义联系起来。由于是带着框框去军事学院调查的，张宗逊对少数同志的意见未经核实和分析，就形成了军事学院存在严重教条主义的错误结论。同去的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还在学院政治部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这时期还传出一种论调，说‘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
张宗逊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写道：“（１９５６年）１１月，我带了一个工作组到南京，在军事学院和高级步校开了若干次座谈会。那时，刘帅依然在外地养病，因此没有机会向他请示和听取他的意见。通过这次调查研究，我写了一份比较系统的报告，主要肯定了几年来学习苏军的成绩，同时指出学习中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把一些不适用于我军的东西也学来了，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建议。这篇报告后来以文章摘要形式登在《解放军报》上。”实事求是地说，张宗逊开始也是很注意学习苏联经验的，他曾“提出在开始学习的时候，要坚持不走样地学，要把苏联顾问教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学到手，即使当时用不上也不要紧；要坚持先学后用、高学低用、死学活用等等”。后来，可能是出于矫枉过正的心理，他没有坚持自己的立场。
工作组的报告引起了军委的重视。１９５７年２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和代总长陈赓、总政主任谭政等去南京军区，检查国防工事构筑情况，并到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彭德怀和学院各方面人员进行了交谈，还专门对学员讲了一次话。在后来形成的报告中，有如下评价：南京军事学院“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１９５７年３月，叶剑英主持训练总监部党委扩大会议，围绕训练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开展学术讨论。会议断断续续开了一个月，大家充分地发表了意见，虽有争论，有时还很激烈，但总体气氛还是友好的。会议尽管没有取得统一认识，但仍然可以称之为一次学术性较强的会议。
同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也组织讨论了这个报告，他认为报告的结论是适当的。而参加讨论的萧克不同意“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工作中主要倾向”的观点，特别是把军事学院冠之以“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难以让人满意。并认为“说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逻辑上就是全称否定，这样就近乎全盘否定，至少容易产生全盘否定的感觉”。黄克诚说，那就把这句话改成“有些不适应”。即使这样，训练总监部是否存在教条主义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毛泽东：“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１９５８年２月，党中央发出指示，要反对生产建设中的浪费现象和保守思想。已离开训练总监部的张宗逊被贴了大字报，作为保守思想、经验主义的典型受到批判。几乎与之同时，彭德怀将一篇文章送给萧克征求意见。文章是彭德怀在纪念苏联红军建军３０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初稿。文中说：“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看，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是错误的，因为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经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萧克对彭德怀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的说法不大赞同。于是，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因为正规化是对游击性说的。当着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胜利的时候，我们处于农村，在生产力低和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各个地区产生起来的军队，除了党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的战略战术思想外，其他如编制、装备、供应、作风、制度等等，都不统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全国范围胜利后，我军有全国经济基础的支援，又有苏联等国家对我们的援助，前述情况就基本结束，因而提出正规化的口号，这是合乎历史发展情况的。与正规化口号同时提出的现代化口号，理由也是如此。”并称“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是党中央、军委及许多负责同志提出的。他们提出这个口号，不仅是从要具有和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和学术来提的，而且同时是包括和联系政治内容说的。……在执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的本身”。
那个时候，党内军内的气氛还比较正常，彭德怀的报告正期望征求意见。因此，萧克提出不同意见并没有什么顾虑。但是不久，事情起了变化。萧克的意见成了“教条主义”的纲领，后来又成了所谓萧克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更有人指斥说“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３月，训总召开了机关四级干部会议，准备肃清张宗逊的“经验主义”影响，在征求当时的军委秘书长黄克诚的同意后，张宗逊到会听取意见，实则是接受批判。萧克回忆说：“张宗逊回来后，大家无形中把矛头指向了他。现在回过头看，对他有意见转达一下也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把他请回来；请回来后，又不是和风细雨提意见，不利于解决党内的不同意见。”
在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事情又有了另外的变化。正巧，成都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发言，主要指经济建设中不应该迷信和照搬苏联经验，要各部门对照检查有无经验主义的问题。成都会议精神一传达，训总四级干部会就很难开下去了，只好宣布暂时休会。
５月２７日至７月２３日，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学习并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在会议开始后不久，其他总部曾列席过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的同志，把训总争论的问题提了出来，这样，军事训练工作中该不该反对教条主义，又变成了军委扩大会议的一个议题。毛泽东在会议的过程中作了“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批示。由此，萧克转而成为会议批评的对象。由于“反右派”斗争的影响，工作上的正常争论，被人为拔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教条主义倾向被冠以“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帽子，而且把教条主义和正规化画上了等号。后来，军委又向训练总监部派出了一个总政工作组。工作组宣布说：“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并转达彭德怀的话说：“训总开四级干部会反张宗逊，你们反张宗逊就是反我。”张宗逊也说，他的思想就是彭总的思想，“反对我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对军委，就是反党反中央”。
萧克回忆说：“刚刚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党的副主席的林彪，也煽风点火，含沙射影地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说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作黄土甩掉了。’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６月９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毛泽东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会议扩大范围到师。就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毛泽东说：“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６月２０日，军委召开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１００４人，还有列席的４３８人，会场也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地点变动本身已经说明，斗争在升级。彭德怀讲话说，反教条主义的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说训总是“军事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
６月２３日和２９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毛泽东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萧克、李达、陈伯钧、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等先后被点名。萧克、李达等被列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并声称存在一个“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因此失去说话、申辩的权利。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前几天，萧克、李达被剥夺了一切职务。
就这样，全军反教条主义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凡是负责训练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被迫检查自己的教条主义问题。刘伯承对军事学院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叶剑英也表态说在训总没有交好班。经过痛苦的斗争，萧克作了违心的检讨，最后总算过了关。
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４日，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并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到团及地委，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才算结束。随后，萧克、李达、郭天民等十几人被打成“反党分子”。导致建国以后刚刚起步的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挫折。
李达最先接到通知，到国家体委某俱乐部当了主任；萧克也被调离军界，在王震任部长的农垦部任副部长；周士第降职为空军副司令；郭天民则到高等军事学院任职，一方面因为在机构上与军事科学院有些重叠，另一方面因为高等军事学院本身处于未定之中，实际上是赋闲；彭绍辉到总参“帮助工作”。就这样，训练总监察部被撤销建制，以陆军训练部为主缩编为总参军训部，由副总长张宗逊兼任部长；军事条令部解散，人员转到军事科学院；组织计划部缩编为总参军训部的一个处；院校部改编成高等军事学院；出版部改编为总参战士出版社。
实际上，训练总监部被撤销还与当时中苏关系的冷暖有一定的关系。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期，中苏关系趋冷，苏军顾问撤走，向苏军靠拢的正规化开始进行大的调整。在撤销训练总监部前后，总干部部也被撤销，由于总干部部人数较少，且多为兼职，所以并没有引起大的波澜。至此，解放军又恢复了５０年代初的三总部建制。
不过，其中确有不少的教训值得总结。但从其间起起伏伏的种种细节来看，不论是彭德怀，还是萧克等人并没有要预谋整人，个人只是在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并真心诚意地希望对方能接受自己的意见。里面是否包含互不服气的成分，仍然是性格方面的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无疑是大的政治环境。萧克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其实，我早就对他老人家（指彭德怀）没有气了。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对党内斗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我认为，当时彭总的所作所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在‘左’的狂潮中，很难把握自己的。当时我不是也违心地承认是‘反党’吗？”张宗逊将军在多年后也总结道：“训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是批判我的经验主义，接着又批判萧克同志的教条主义，许多同志跟着表了态，甚至说了过头话，互相伤了感情。”彭德怀被“罢官”以后，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向萧克将军道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彭起超又当面对萧克说，他伯伯要他转达几句话：“１９５８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
朱德：“不搞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就是有现代化的装备也不行。今后不能练兵的指挥员，也不能指挥打仗。军队平时就是以训练为主。”
训练总监部的前身从逻辑上说是军委军训部。１９５０年三四月间，萧克在汉口接到前往军训部的调令。在这之前的１９４９年底，黄克诚就向萧克打过“预防针”：朱老总希望你去军训部。４月初，萧克向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报到时，才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光杆儿司令。对于为何成立军训部，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在不久后的一次会议上说：“各个国家都有很健全的军事训练部门，德国有训练总监部，日本叫陆军三部。就连国民党也有个训练总监部。我们建国了，随着作战任务的逐步减少，今后部队将以训练为主，因此，也要成立一个统管全军军事训练的部门。”朱德可能看得更远，他说：“不搞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就是有现代化的装备也不行。今后不能练兵的指挥员，也不能指挥打仗。军队平时就是以训练为主。”
６月，军委下达了任命萧克为军训部部长的命令。办公地点落实以及班子搭建起来后，军训部宣告成立。
１９５１年初，中央军委提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的口号。毛泽东明确提出以“五统四性”（即“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以及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来“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这些就是军训部编写条令以及组织部队和院校训练的指导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向苏军学习。当时，军训部的首席顾问是苏军的格拉兹诺夫中将。军事条令就是以苏军条令为蓝本，并由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刘伯承逐条审定的。
２月１日，内务条令、队列条令和纪律条令（草案）开始在全军试行。由此，部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在毛泽东批准后，军训部对全军院校进行了调整。南京军事学院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就是在当时的背景下组建而成的。
１９５４年１１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训练总监部，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１９５５年４月，军委成立了与总参谋部平行，以总参军训部、军校管理部、军事出版局为基础的训练总监部。
训练总监部的首任部长原定为刘伯承，由于他在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任上难以分神，加之身体状况又不佳，遂由叶剑英代理。这时，军训部并入训练总监部，萧克成为训练总监部的常务副部长，并兼任战斗训练部部长。其他的５个部也由训总的副部长兼任。李达为计划和监察部部长，张宗逊为学校管理部部长，彭绍辉为科学条令部部长，周士第为外军训练部部长，郭天民为军事出版部部长。该部一开始就形成了１名元帅挂帅、６名上将辅佐的格局。人员配备之精良显然是其他四总部无法比拟的。总参的粟裕、黄克诚，总政的谭政都是大将，下属各部的主官多为中将；总干部部的罗荣桓虽然是元帅，但其下属基本都是后来总政干部部的人员；总后的部长洪学智当时是上将。再加上当时的苏军顾问多集中在训练总监部，这样的阵容说明中央和军委对军事训练工作的重视程度之大。
彭德怀：“（南京军事学院）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
训练总监部不像其他各总部早已定型，有长期的工作传统和久经磨合的班底，因此，难免会产生风波。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时好时坏，而向苏军学习的训练总监部，也随着阴晴不定的时局而变化，从而受到中央和军委的批评。叶剑英倡导军队的正规化，极力主张在全军开展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他说，现代战争有三个特性，即：战争出现的突然性，战况发展的迅速性，组织协同的复杂性。他虽然受到批评，但在军队训练上仍有不少建树。训练总监部刚成立一个月，就在北京连续组织了９次防化演习。彭德怀曾前往观看。６个月后，由叶剑英亲自担任总导演，组织部队在辽东半岛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抗登陆演习。苏联、朝鲜、越南、蒙古等国都派了军事代表团来参观，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都到了现场。
１９５６年６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训练总监部在组织学习时，回顾了学习苏军经验的情况，检查了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学习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认识。绝大多数同志认为，确实存在一些不切实际、机械搬用和形式主义的东西。比如，对苏军条令、制度中某些不适合我军实际的内容，没有相应地予以变通，而是生搬硬套。原因在于，我们当时一穷二白，又因抗美援朝急需；再者，毕竟我军大部分的武器装备都是从苏联引进的，有关的技术教材和战术教材，只能先用人家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出现了一些副作用。但总的看，军训工作的成绩仍然是主要的，存在的缺点错误是可以克服和纠正的。也有少数同志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教条主义在军队训练中已成为一种主要倾向，从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到训练方法，都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已是方针、路线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争论是很正常的，也说明部队的训练是有活力的。但为了顾全大局，叶剑英还是作了诚恳的检查，进行了自我批评。到１９５７年年底的时候，叶剑英抽身去忙军事科学院的筹建工作，由萧克接替他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同时，张宗逊不再兼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回总参谋部任专职副总长。
此前，南京军事学院的一部分学员就反映学院“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教条主义倾向。为此，训总主管院校工作的副部长张宗逊专门带了工作组去南京军事学院调查。萧克将军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张宗逊，编者注）本来在学习苏联高潮时期，曾提出了一些过火的口号，引起了不少同志的反感。这时或许是出于想摆脱些责任、挽回些影响的考虑，又不切实际地夸大教条主义在军队和院校中的严重性。他把训练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都同教条主义联系起来。由于是带着框框去军事学院调查的，张宗逊对少数同志的意见未经核实和分析，就形成了军事学院存在严重教条主义的错误结论。同去的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还在学院政治部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这时期还传出一种论调，说‘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
张宗逊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写道：“（１９５６年）１１月，我带了一个工作组到南京，在军事学院和高级步校开了若干次座谈会。那时，刘帅依然在外地养病，因此没有机会向他请示和听取他的意见。通过这次调查研究，我写了一份比较系统的报告，主要肯定了几年来学习苏军的成绩，同时指出学习中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把一些不适用于我军的东西也学来了，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建议。这篇报告后来以文章摘要形式登在《解放军报》上。”实事求是地说，张宗逊开始也是很注意学习苏联经验的，他曾“提出在开始学习的时候，要坚持不走样地学，要把苏联顾问教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学到手，即使当时用不上也不要紧；要坚持先学后用、高学低用、死学活用等等”。后来，可能是出于矫枉过正的心理，他没有坚持自己的立场。
工作组的报告引起了军委的重视。１９５７年２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和代总长陈赓、总政主任谭政等去南京军区，检查国防工事构筑情况，并到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彭德怀和学院各方面人员进行了交谈，还专门对学员讲了一次话。在后来形成的报告中，有如下评价：南京军事学院“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１９５７年３月，叶剑英主持训练总监部党委扩大会议，围绕训练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开展学术讨论。会议断断续续开了一个月，大家充分地发表了意见，虽有争论，有时还很激烈，但总体气氛还是友好的。会议尽管没有取得统一认识，但仍然可以称之为一次学术性较强的会议。
同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也组织讨论了这个报告，他认为报告的结论是适当的。而参加讨论的萧克不同意“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工作中主要倾向”的观点，特别是把军事学院冠之以“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难以让人满意。并认为“说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逻辑上就是全称否定，这样就近乎全盘否定，至少容易产生全盘否定的感觉”。黄克诚说，那就把这句话改成“有些不适应”。即使这样，训练总监部是否存在教条主义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毛泽东：“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１９５８年２月，党中央发出指示，要反对生产建设中的浪费现象和保守思想。已离开训练总监部的张宗逊被贴了大字报，作为保守思想、经验主义的典型受到批判。几乎与之同时，彭德怀将一篇文章送给萧克征求意见。文章是彭德怀在纪念苏联红军建军３０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初稿。文中说：“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看，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是错误的，因为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经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萧克对彭德怀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的说法不大赞同。于是，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因为正规化是对游击性说的。当着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胜利的时候，我们处于农村，在生产力低和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各个地区产生起来的军队，除了党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的战略战术思想外，其他如编制、装备、供应、作风、制度等等，都不统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全国范围胜利后，我军有全国经济基础的支援，又有苏联等国家对我们的援助，前述情况就基本结束，因而提出正规化的口号，这是合乎历史发展情况的。与正规化口号同时提出的现代化口号，理由也是如此。”并称“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是党中央、军委及许多负责同志提出的。他们提出这个口号，不仅是从要具有和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和学术来提的，而且同时是包括和联系政治内容说的。……在执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的本身”。
那个时候，党内军内的气氛还比较正常，彭德怀的报告正期望征求意见。因此，萧克提出不同意见并没有什么顾虑。但是不久，事情起了变化。萧克的意见成了“教条主义”的纲领，后来又成了所谓萧克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更有人指斥说“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３月，训总召开了机关四级干部会议，准备肃清张宗逊的“经验主义”影响，在征求当时的军委秘书长黄克诚的同意后，张宗逊到会听取意见，实则是接受批判。萧克回忆说：“张宗逊回来后，大家无形中把矛头指向了他。现在回过头看，对他有意见转达一下也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把他请回来；请回来后，又不是和风细雨提意见，不利于解决党内的不同意见。”
在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事情又有了另外的变化。正巧，成都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发言，主要指经济建设中不应该迷信和照搬苏联经验，要各部门对照检查有无经验主义的问题。成都会议精神一传达，训总四级干部会就很难开下去了，只好宣布暂时休会。
５月２７日至７月２３日，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学习并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在会议开始后不久，其他总部曾列席过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的同志，把训总争论的问题提了出来，这样，军事训练工作中该不该反对教条主义，又变成了军委扩大会议的一个议题。毛泽东在会议的过程中作了“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批示。由此，萧克转而成为会议批评的对象。由于“反右派”斗争的影响，工作上的正常争论，被人为拔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教条主义倾向被冠以“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帽子，而且把教条主义和正规化画上了等号。后来，军委又向训练总监部派出了一个总政工作组。工作组宣布说：“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并转达彭德怀的话说：“训总开四级干部会反张宗逊，你们反张宗逊就是反我。”张宗逊也说，他的思想就是彭总的思想，“反对我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对军委，就是反党反中央”。
萧克回忆说：“刚刚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党的副主席的林彪，也煽风点火，含沙射影地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说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作黄土甩掉了。’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６月９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毛泽东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会议扩大范围到师。就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毛泽东说：“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６月２０日，军委召开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１００４人，还有列席的４３８人，会场也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地点变动本身已经说明，斗争在升级。彭德怀讲话说，反教条主义的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说训总是“军事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
６月２３日和２９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毛泽东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萧克、李达、陈伯钧、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等先后被点名。萧克、李达等被列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并声称存在一个“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因此失去说话、申辩的权利。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前几天，萧克、李达被剥夺了一切职务。
就这样，全军反教条主义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凡是负责训练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被迫检查自己的教条主义问题。刘伯承对军事学院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叶剑英也表态说在训总没有交好班。经过痛苦的斗争，萧克作了违心的检讨，最后总算过了关。
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４日，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并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到团及地委，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才算结束。随后，萧克、李达、郭天民等十几人被打成“反党分子”。导致建国以后刚刚起步的全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挫折。
李达最先接到通知，到国家体委某俱乐部当了主任；萧克也被调离军界，在王震任部长的农垦部任副部长；周士第降职为空军副司令；郭天民则到高等军事学院任职，一方面因为在机构上与军事科学院有些重叠，另一方面因为高等军事学院本身处于未定之中，实际上是赋闲；彭绍辉到总参“帮助工作”。就这样，训练总监察部被撤销建制，以陆军训练部为主缩编为总参军训部，由副总长张宗逊兼任部长；军事条令部解散，人员转到军事科学院；组织计划部缩编为总参军训部的一个处；院校部改编成高等军事学院；出版部改编为总参战士出版社。
实际上，训练总监部被撤销还与当时中苏关系的冷暖有一定的关系。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期，中苏关系趋冷，苏军顾问撤走，向苏军靠拢的正规化开始进行大的调整。在撤销训练总监部前后，总干部部也被撤销，由于总干部部人数较少，且多为兼职，所以并没有引起大的波澜。至此，解放军又恢复了５０年代初的三总部建制。
不过，其中确有不少的教训值得总结。但从其间起起伏伏的种种细节来看，不论是彭德怀，还是萧克等人并没有要预谋整人，个人只是在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并真心诚意地希望对方能接受自己的意见。里面是否包含互不服气的成分，仍然是性格方面的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无疑是大的政治环境。萧克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其实，我早就对他老人家（指彭德怀）没有气了。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对党内斗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我认为，当时彭总的所作所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在‘左’的狂潮中，很难把握自己的。当时我不是也违心地承认是‘反党’吗？”张宗逊将军在多年后也总结道：“训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是批判我的经验主义，接着又批判萧克同志的教条主义，许多同志跟着表了态，甚至说了过头话，互相伤了感情。”彭德怀被“罢官”以后，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向萧克将军道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彭起超又当面对萧克说，他伯伯要他转达几句话：“１９５８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