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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出务工人员情况
（一）全村4082人，外出打工者差不多就有2400人，约占全村人口的52%，男性比女性多。从年龄层次上呈现年轻和壮年人多，主要在20岁到50岁之間，少数年龄达55岁以上。
（二）他们当中高学历不多，但文盲也不存在，有一部分年轻人是离开学校就直接加入外出打工的队伍。很多人家的孩子考不上高中，或者没考上大学，又没有其它更好的学习和工作机会，因此，就很自然外出打工。由于受学历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大多数打工者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劳动，如饮食、运输、保洁等工资收入低的行业以及去当艰苦的建筑、加工制造业的一线工人，这些工作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間长，劳动报酬低，风险系数高。
（三）打工地点以浙江温州、福建厦门、广东深圳等沿海经济发达省、市为主。
（四）打工者主要以夫妻一起或单身形式外出打工。全村夫妻同出去的有316对，单身外出的有1768人。
（五）他们大多是年初离家，年底回来，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中途不回家，每年最多在家住20天。打工者人均年收入在3-4万元左右，个别发展较好的打工人员在外开办了小型工厂，年收入达到20万元左右，但每年情况不同，收入也就不稳定。
（六）打工者在外辛苦赚钱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家乡后能到县城买房或者在农村扩建新房，逐步改善生活和居住条件，供孩子读书上学，赡养老人。
（七）外出打工人员虽然挣到了比在家务农多几倍的钱，但是他们在外很辛苦。他们住的多是集体宿舍，甚至工棚；由于没有做饭时間，也为了节省开支，常年吃食堂，饭菜根本谈不上营养；工作之余几乎没有其他娱乐活动。
山下村的外出务工者中，从外出意愿看，外出打工主要是为家庭增收，对于年轻打工者来说，还有一份隐形的收获：那就是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广交了朋友，学到了本领。
二、留守人员的生活情况
由于青壮人都进城打工去了，作为他们大本营的农村老家，就成了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子女们的留守地。年轻外出务工人员的田地基本上是留给年迈的父母亲来做。山下村的农业生产条件较为脆弱，主要表现在土地分散，输水线路过长，受水的制约严重，这对留守老人来说，劳动强度大，生产成本高。水稻直播以后的田間管理还好，等到庄稼成熟，单靠人工需要花费很大的体力，不得已，他们只好花钱请从安徽过来的收割机按每亩100元左右的价格完成收割，整理田地一般以每亩120元左右的价格由机械完成。有的家庭因为儿子媳妇一起外出打工，孙子外出上大学，家里只剩下年纪大的老人，因此，他们自然地就成为了“空巢老人”，遇到生灾害病，显得很无助。
外出务工人员中，有的子女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或者正在上学，如果把这些孩子接入父母所在的城里上学，每年需缴纳学杂费近3000元，占家庭总收入的10%左右。有的孩子上学还需缴纳一定的借读费、赞助费等（虽然国家明令禁止收取，但现实中他们还是以其它方式存在），这笔支出对外出务工人员来说更是一笔很大的负担。山下村全村1039户家庭，有四成家庭的孩子因为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平时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由于家里老人文化和科学知识欠缺，难以辅导孩子学习，还有很多住在学校的孩子由于和父母家人相处时間太少，缺少爱，导致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这对他们的健康成长非常不利。
三、存在的问题
农民外出打工已成为一种农村产业，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大部分人从中得到了不少实惠，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除了不能很好照顾家庭、管教子女、照顾老人外，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党员身份的外出务工人员无法正常参与组织生活。在山下村的打工队伍中还有一定数量的共产党员，农村的党员和组织生活本来就不很规范和健全，加上他们打工的工厂、公司多数是私企，根本不会重视和建立党基层组织，因此，他们基本上就没法参加党组织活动，党费能由家人代缴的只占到半数。
（二）与身为民兵等身份的务工人员的联系和管理难以到位。通过和汪家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长的交谈得知，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兼有村里民兵和一些社团组织成员的身份，但他们常年在外打工，地点又很分散，平时难得回来，这也给正常的民兵学习、训练、考核和社团组织活动带来一定的困难，有些活动根本无法开展。
（三）外出打工带有盲目性。他们外出方式基本以亲朋好友介绍或者自发外出为主。通过中介组织和政府部门组织外出基本没有，这就有可能造成农民工外出从业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既不利于政府对外出务工人员的组织管理，也不利于外出人员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和维权工作的开展。
（四）外出打工人员不注重自身学习。虽然县、乡劳动就业部门不断加大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力度，但很少有村民积极主动去参加岗位培训，也就无法强化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增长知识和技能，严重影响他们的收入。
（五）法制观念淡薄，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在调查中我们还了解到，多数外出打工人员没有签“用工合同”。绝大多数务工人员通常与用工单位只是口头协商工资待遇，他们只要有活干，有钱挣就行了，签不签合同在他们看来关系不大，用工单位为他们缴纳失业保险金和工伤、医疗保险的寥寥无几。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只有极少数的人想到去找工、青、妇、组织。70%的打工者长期要加班，且加班报酬很低甚至没有。极个别企业依然存在克扣或拖欠报酬的现象，很难得到工伤补偿。农民工也有一定的维权意识，但基本上投诉无门。
四、几点建议
（一）加强组织引导，减少农民工外出的盲目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多提供及时、准确的需求信息，通过招聘会、报刊、媒体等多种渠道，加强引导，规范各类职业中介机构市场行为，整顿劳务市场秩序，引导农民有序稳定安全外出。
（二）劳动技能培训要积极鼓励农民工参加，政策上要向农民工倾斜，要看清农民工接受继续教育将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通过开办一些岗位技能培训班，让农民工接受正规专业的岗位培训，拓宽就业门路，全面提升农民工技能和素质，让一部分农民工先富起来，利用先富带动后富。
（三）规范农民工的用工形式，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教育和引导农民工学法、懂法、用法，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务工农民劳动合同制度，确保农民工在流动就业中的社会保障权利。对于拖欠、克扣甚至赖着不给农民工工资的，各地要有一套统一的、过硬的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收益和权利。
（四）积极出台优惠政策，构建“能人回流”等体制。鼓励农民工用在外打工学到的技能和先进理念回乡创业，引导他们利用地缘优势结合本县特有的资源如发展生态农业、特色旅游。
（五）政府（特别是乡一级）可以专门成立农民工服务机构。从各部门抽调人员，成立一个组织，专门针对外出务工人员和他们的家庭所产生的问题进行辅导、协调、帮助，解决他们的困难。
（六）加强城乡交流，促进城乡居民的相互了解。可以考虑更多的让各级机关工作人员“蹲点调研”，也让城区居民“下下乡”，了解农村的生活，体验一下农民的感受，将心比心，努力构建富裕、和谐、秀美乡村。
责任编辑：邵猷芬
（一）全村4082人，外出打工者差不多就有2400人，约占全村人口的52%，男性比女性多。从年龄层次上呈现年轻和壮年人多，主要在20岁到50岁之間，少数年龄达55岁以上。
（二）他们当中高学历不多，但文盲也不存在，有一部分年轻人是离开学校就直接加入外出打工的队伍。很多人家的孩子考不上高中，或者没考上大学，又没有其它更好的学习和工作机会，因此，就很自然外出打工。由于受学历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大多数打工者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劳动，如饮食、运输、保洁等工资收入低的行业以及去当艰苦的建筑、加工制造业的一线工人，这些工作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間长，劳动报酬低，风险系数高。
（三）打工地点以浙江温州、福建厦门、广东深圳等沿海经济发达省、市为主。
（四）打工者主要以夫妻一起或单身形式外出打工。全村夫妻同出去的有316对，单身外出的有1768人。
（五）他们大多是年初离家，年底回来，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中途不回家，每年最多在家住20天。打工者人均年收入在3-4万元左右，个别发展较好的打工人员在外开办了小型工厂，年收入达到20万元左右，但每年情况不同，收入也就不稳定。
（六）打工者在外辛苦赚钱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家乡后能到县城买房或者在农村扩建新房，逐步改善生活和居住条件，供孩子读书上学，赡养老人。
（七）外出打工人员虽然挣到了比在家务农多几倍的钱，但是他们在外很辛苦。他们住的多是集体宿舍，甚至工棚；由于没有做饭时間，也为了节省开支，常年吃食堂，饭菜根本谈不上营养；工作之余几乎没有其他娱乐活动。
山下村的外出务工者中，从外出意愿看，外出打工主要是为家庭增收，对于年轻打工者来说，还有一份隐形的收获：那就是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广交了朋友，学到了本领。
二、留守人员的生活情况
由于青壮人都进城打工去了，作为他们大本营的农村老家，就成了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子女们的留守地。年轻外出务工人员的田地基本上是留给年迈的父母亲来做。山下村的农业生产条件较为脆弱，主要表现在土地分散，输水线路过长，受水的制约严重，这对留守老人来说，劳动强度大，生产成本高。水稻直播以后的田間管理还好，等到庄稼成熟，单靠人工需要花费很大的体力，不得已，他们只好花钱请从安徽过来的收割机按每亩100元左右的价格完成收割，整理田地一般以每亩120元左右的价格由机械完成。有的家庭因为儿子媳妇一起外出打工，孙子外出上大学，家里只剩下年纪大的老人，因此，他们自然地就成为了“空巢老人”，遇到生灾害病，显得很无助。
外出务工人员中，有的子女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或者正在上学，如果把这些孩子接入父母所在的城里上学，每年需缴纳学杂费近3000元，占家庭总收入的10%左右。有的孩子上学还需缴纳一定的借读费、赞助费等（虽然国家明令禁止收取，但现实中他们还是以其它方式存在），这笔支出对外出务工人员来说更是一笔很大的负担。山下村全村1039户家庭，有四成家庭的孩子因为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平时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由于家里老人文化和科学知识欠缺，难以辅导孩子学习，还有很多住在学校的孩子由于和父母家人相处时間太少，缺少爱，导致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这对他们的健康成长非常不利。
三、存在的问题
农民外出打工已成为一种农村产业，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大部分人从中得到了不少实惠，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除了不能很好照顾家庭、管教子女、照顾老人外，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党员身份的外出务工人员无法正常参与组织生活。在山下村的打工队伍中还有一定数量的共产党员，农村的党员和组织生活本来就不很规范和健全，加上他们打工的工厂、公司多数是私企，根本不会重视和建立党基层组织，因此，他们基本上就没法参加党组织活动，党费能由家人代缴的只占到半数。
（二）与身为民兵等身份的务工人员的联系和管理难以到位。通过和汪家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长的交谈得知，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兼有村里民兵和一些社团组织成员的身份，但他们常年在外打工，地点又很分散，平时难得回来，这也给正常的民兵学习、训练、考核和社团组织活动带来一定的困难，有些活动根本无法开展。
（三）外出打工带有盲目性。他们外出方式基本以亲朋好友介绍或者自发外出为主。通过中介组织和政府部门组织外出基本没有，这就有可能造成农民工外出从业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既不利于政府对外出务工人员的组织管理，也不利于外出人员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和维权工作的开展。
（四）外出打工人员不注重自身学习。虽然县、乡劳动就业部门不断加大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力度，但很少有村民积极主动去参加岗位培训，也就无法强化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增长知识和技能，严重影响他们的收入。
（五）法制观念淡薄，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在调查中我们还了解到，多数外出打工人员没有签“用工合同”。绝大多数务工人员通常与用工单位只是口头协商工资待遇，他们只要有活干，有钱挣就行了，签不签合同在他们看来关系不大，用工单位为他们缴纳失业保险金和工伤、医疗保险的寥寥无几。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只有极少数的人想到去找工、青、妇、组织。70%的打工者长期要加班，且加班报酬很低甚至没有。极个别企业依然存在克扣或拖欠报酬的现象，很难得到工伤补偿。农民工也有一定的维权意识，但基本上投诉无门。
四、几点建议
（一）加强组织引导，减少农民工外出的盲目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多提供及时、准确的需求信息，通过招聘会、报刊、媒体等多种渠道，加强引导，规范各类职业中介机构市场行为，整顿劳务市场秩序，引导农民有序稳定安全外出。
（二）劳动技能培训要积极鼓励农民工参加，政策上要向农民工倾斜，要看清农民工接受继续教育将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通过开办一些岗位技能培训班，让农民工接受正规专业的岗位培训，拓宽就业门路，全面提升农民工技能和素质，让一部分农民工先富起来，利用先富带动后富。
（三）规范农民工的用工形式，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教育和引导农民工学法、懂法、用法，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务工农民劳动合同制度，确保农民工在流动就业中的社会保障权利。对于拖欠、克扣甚至赖着不给农民工工资的，各地要有一套统一的、过硬的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收益和权利。
（四）积极出台优惠政策，构建“能人回流”等体制。鼓励农民工用在外打工学到的技能和先进理念回乡创业，引导他们利用地缘优势结合本县特有的资源如发展生态农业、特色旅游。
（五）政府（特别是乡一级）可以专门成立农民工服务机构。从各部门抽调人员，成立一个组织，专门针对外出务工人员和他们的家庭所产生的问题进行辅导、协调、帮助，解决他们的困难。
（六）加强城乡交流，促进城乡居民的相互了解。可以考虑更多的让各级机关工作人员“蹲点调研”，也让城区居民“下下乡”，了解农村的生活，体验一下农民的感受，将心比心，努力构建富裕、和谐、秀美乡村。
责任编辑：邵猷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