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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经是苏州名门千金，前清著名的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原名潘白琴，也叫潘慧素。幼年时期，大家闺秀的母亲沈桂香聘请名师教她音乐和绘画。所以，她弹得一手好琵琶，绘画功底也扎实。13岁时母亲病逝，她被继母王氏卖到上海的妓院。如此冰火两重天的际遇，她却拾掇起无端的愁绪，铺展出别样洞天。
苹果日报社长董桥在那篇《永远的潘慧素》中描写三十年代的她：“亭亭然玉立在一瓶寒梅旁边，长长的黑旗袍和长长的耳坠子衬出温柔的民国风韵，流苏帐暖，春光宛转，几乎听得到她细声说着带点吴音的北京话。”
如此旖旎的资质，放在古代是薛涛一流，摆在民国更是当红花魁。她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别号“潘妃”，但她不像别的交际花，接的多是官场客人，她的客人居然是以上海的二等流氓为主。这些人天天到她家酣畅淋漓地“摆谱儿”，吃“花酒”，她照样应接不暇地自顾自出“堂差”。
民国“黑社会”们大多文身，潘妃便在手臂上也刺了一朵香艳的花。所以，每逢想到潘素，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手臂刺花的妍丽奇女子游刃草丛的场景，想着那世俗的欢腾和肆意的热闹，还有她置身其中却不沾染半分俗气的玲珑，虽然身世堪伤却和“红颜薄命”扯不上半分关系，甚至还带着怡然自乐的喜感，不禁抿嘴偷乐。
如果不是遇上张伯驹，潘素活色生香的名妓生涯未必会结束得那么早。这位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其他3位是溥仪的族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少帅张学良），其父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弟、北洋军阀元老、中国盐业银行创办人。张伯驹的奇异，似乎章回体才能尽兴。
伯驹出身豪门，玉树临风，面若旦角，眉如柳叶，天然一段风情，全蓄注在一双丹凤眼中。竟也是，贾宝玉的骨子、纳兰容若的脾性，不顾双亲反对，退出军界，厌倦功名。从此，读书、唱戏、写字、古玩、耽美在名士圈，名副其实一个京城大公子。
这么一对奇男异女，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张伯驹对潘素一见钟情，当场挥笔写了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片语解风韵，寥寥两行字把潘素的神态容貌与特长描摹得淋漓尽致，博得佳人倾心。两人的热恋激怒了已与潘素有婚约的国民党中将臧卓，臧卓把潘素软禁在西藏路与汉口路交会的一品香酒店。哪里料到，情痴张伯驹居然托朋友买通臧卓的卫兵，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孤身涉险，劫走潘素。
那是1935年，潘素20岁，张伯驹37岁。从此，两人一生沉浮，形影相随。
婚后，张伯驹发现了潘素的绘画天分，不仅大加赞赏，更是着力栽培。在他的引荐下，她21岁便正式拜名师朱德甫学习花鸟画，接着又请汪孟舒、陶心如、祁景西、张孟嘉等各教所长，同时还让她跟夏仁虎学古文，这位夏仁虎，便是著名作家林海音的公公。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潘素精进迅速。张伯驹带她游历名山大川，从自然的雄浑奇绝中寻找艺术灵感。此外，张家丰富的名家真迹，更是她学习的范本。中国现存最早的水墨画、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李白唯一的真迹《上阳台帖》、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蔡襄的自书诗册、黄庭坚的草书卷等等，这些听起来神话般的名字，随便哪一幅，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
潘素自述：“几十年来，时无冬夏，处无南北，总是手不离笔，案不空纸，不知疲倦，终日沉浸在写生创作之中。”张大千夸她的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著名文物鉴定家史树青曾为潘素的《溪山秋色图》题跋：“慧素生平所作山水，极似南朝张僧繇而恪守谢赫六法论，真没骨家法也，此幅白云红树，在当代画家中罕见作者。”新中国成立后，她的画曾被作为礼物送给来访的日本天皇、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老布什等。
她已然是现代首屈一指的青绿山水画家。画如其人，潘素的画，极像她自己的内心独白。
《云峰春江图》远山缥缈，近树绚丽，青山绿石错落有致；《松岭重峰》则是一色的绿，深浅不同的各种绿疏疏朗朗，映衬着云蒸霞蔚，参差出别样的风情；《远江帆影》中几叶扁舟，数座峻峰，浓淡相宜，自在空灵；《云峰秋色图》却是优雅和谐的调子，不见匠气刻板的布局。
没有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很难有这般跌宕淡远的笔触。潘素的画，有冰雪却不见寒冷，有空山却不露萧瑟，有孤帆却没有自怜，清雅的底子透出疏落的俏丽与温暖，活脱脱就是她自己的写照。
再看张伯驹，出身富贵却没有一丝俗气，才华横溢却不带半分狂态。刘海粟赞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说他的可贵在于“所交前辈多遗老，而自身无酸腐暮气；友人殊多阔公子，而不沾染纨绔脂粉气；来往不乏名优伶，而无浮薄梨园习气，四周多古书古画，他仍是个现代人”。就像他的自陈：“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这么两个人，似乎是天意的一对。他成全了她锦心绣口、不染尘埃的慧根，她成全了他超凡脱俗、宠辱不惊的器宇。于是，张伯驹与潘素，成了难得的幸福夫妻。
原来，幸福的婚姻不过是彼此的成全。
一对男女，相遇已属缘分，钟情更是不易，费尽周折地结为夫妻，那真是机缘的天时地利与情感的水到渠成。年轻时的爱情，蚕茧一般丝丝缠绕，蜜意绵绵；中年时的爱情却如飞蛾破蛹，懒洋洋、灰扑扑，化作蝴蝶的太少。
而太多的人不到七年已痒，走到半路已成了陌路。
当年爱他飞扬的个性，现在眼热的却是闺蜜新换的豪宅，于是，他的不羁变成不负责任，需要几次三番地唠叨控诉；曾经钟情她质朴的善良，如今喜欢的却是回眸一笑百媚生的风情，于是，她的纯朴成了木讷，连抬眼打量都是多余。
多少夫妻在漫长的岁月里，硬生生折断了彼此的优点，变成互不欣赏、互相打击的对手，在婚姻的竞技场上，用尽全力、耗尽一生地战斗。
稳定的婚姻各种各样，爱得你死我活并不稀奇，甚至未必重要，最难得的是成全。
所以，每个甜蜜的女子背后，大多有一个宽厚男子的默默扶助；每个圆满男子的身边，也少不了一个宽容女子的无声支持。
张伯驹视金如土收藏文物的“败家”举动，潘素不仅赞赏，还变卖珠宝首饰鼎力相助，宁愿独自应对柴米油盐的琐碎，也要成全他的名士风流。
1946年，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流于世面，张伯驹卖掉了弓弦胡同李莲英的老宅，购得了这件宝贝。一家人挟着《游春图》，美滋滋、乐呵呵地从弓弦胡同搬到了城外的承泽园。
1952年，《游春图》和唐寅的画一并捐给了北京故宫。1953年，承泽园也卖给了北京大学。张伯驹一家最后的居所，是后海边最普通的四合院。
1956年，两人又把用全副家当甚至生命换来的、珍藏多年的瑰宝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包括《平复帖》《张好好诗》《道服赞》等8件。至今，它们仍是故宫的镇院之宝。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说：“这对夫妇相处，是完全以张伯驹为轴心的，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
（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灵魂有香气的女子》一书） （责编 伊娃）
苹果日报社长董桥在那篇《永远的潘慧素》中描写三十年代的她：“亭亭然玉立在一瓶寒梅旁边，长长的黑旗袍和长长的耳坠子衬出温柔的民国风韵，流苏帐暖，春光宛转，几乎听得到她细声说着带点吴音的北京话。”
如此旖旎的资质，放在古代是薛涛一流，摆在民国更是当红花魁。她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别号“潘妃”，但她不像别的交际花，接的多是官场客人，她的客人居然是以上海的二等流氓为主。这些人天天到她家酣畅淋漓地“摆谱儿”，吃“花酒”，她照样应接不暇地自顾自出“堂差”。
民国“黑社会”们大多文身，潘妃便在手臂上也刺了一朵香艳的花。所以，每逢想到潘素，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手臂刺花的妍丽奇女子游刃草丛的场景，想着那世俗的欢腾和肆意的热闹，还有她置身其中却不沾染半分俗气的玲珑，虽然身世堪伤却和“红颜薄命”扯不上半分关系，甚至还带着怡然自乐的喜感，不禁抿嘴偷乐。
如果不是遇上张伯驹，潘素活色生香的名妓生涯未必会结束得那么早。这位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其他3位是溥仪的族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少帅张学良），其父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弟、北洋军阀元老、中国盐业银行创办人。张伯驹的奇异，似乎章回体才能尽兴。
伯驹出身豪门，玉树临风，面若旦角，眉如柳叶，天然一段风情，全蓄注在一双丹凤眼中。竟也是，贾宝玉的骨子、纳兰容若的脾性，不顾双亲反对，退出军界，厌倦功名。从此，读书、唱戏、写字、古玩、耽美在名士圈，名副其实一个京城大公子。
这么一对奇男异女，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张伯驹对潘素一见钟情，当场挥笔写了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片语解风韵，寥寥两行字把潘素的神态容貌与特长描摹得淋漓尽致，博得佳人倾心。两人的热恋激怒了已与潘素有婚约的国民党中将臧卓，臧卓把潘素软禁在西藏路与汉口路交会的一品香酒店。哪里料到，情痴张伯驹居然托朋友买通臧卓的卫兵，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孤身涉险，劫走潘素。
那是1935年，潘素20岁，张伯驹37岁。从此，两人一生沉浮，形影相随。
婚后，张伯驹发现了潘素的绘画天分，不仅大加赞赏，更是着力栽培。在他的引荐下，她21岁便正式拜名师朱德甫学习花鸟画，接着又请汪孟舒、陶心如、祁景西、张孟嘉等各教所长，同时还让她跟夏仁虎学古文，这位夏仁虎，便是著名作家林海音的公公。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潘素精进迅速。张伯驹带她游历名山大川，从自然的雄浑奇绝中寻找艺术灵感。此外，张家丰富的名家真迹，更是她学习的范本。中国现存最早的水墨画、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李白唯一的真迹《上阳台帖》、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蔡襄的自书诗册、黄庭坚的草书卷等等，这些听起来神话般的名字，随便哪一幅，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
潘素自述：“几十年来，时无冬夏，处无南北，总是手不离笔，案不空纸，不知疲倦，终日沉浸在写生创作之中。”张大千夸她的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著名文物鉴定家史树青曾为潘素的《溪山秋色图》题跋：“慧素生平所作山水，极似南朝张僧繇而恪守谢赫六法论，真没骨家法也，此幅白云红树，在当代画家中罕见作者。”新中国成立后，她的画曾被作为礼物送给来访的日本天皇、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老布什等。
她已然是现代首屈一指的青绿山水画家。画如其人，潘素的画，极像她自己的内心独白。
《云峰春江图》远山缥缈，近树绚丽，青山绿石错落有致；《松岭重峰》则是一色的绿，深浅不同的各种绿疏疏朗朗，映衬着云蒸霞蔚，参差出别样的风情；《远江帆影》中几叶扁舟，数座峻峰，浓淡相宜，自在空灵；《云峰秋色图》却是优雅和谐的调子，不见匠气刻板的布局。
没有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很难有这般跌宕淡远的笔触。潘素的画，有冰雪却不见寒冷，有空山却不露萧瑟，有孤帆却没有自怜，清雅的底子透出疏落的俏丽与温暖，活脱脱就是她自己的写照。
再看张伯驹，出身富贵却没有一丝俗气，才华横溢却不带半分狂态。刘海粟赞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说他的可贵在于“所交前辈多遗老，而自身无酸腐暮气；友人殊多阔公子，而不沾染纨绔脂粉气；来往不乏名优伶，而无浮薄梨园习气，四周多古书古画，他仍是个现代人”。就像他的自陈：“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这么两个人，似乎是天意的一对。他成全了她锦心绣口、不染尘埃的慧根，她成全了他超凡脱俗、宠辱不惊的器宇。于是，张伯驹与潘素，成了难得的幸福夫妻。
原来，幸福的婚姻不过是彼此的成全。
一对男女，相遇已属缘分，钟情更是不易，费尽周折地结为夫妻，那真是机缘的天时地利与情感的水到渠成。年轻时的爱情，蚕茧一般丝丝缠绕，蜜意绵绵；中年时的爱情却如飞蛾破蛹，懒洋洋、灰扑扑，化作蝴蝶的太少。
而太多的人不到七年已痒，走到半路已成了陌路。
当年爱他飞扬的个性，现在眼热的却是闺蜜新换的豪宅，于是，他的不羁变成不负责任，需要几次三番地唠叨控诉；曾经钟情她质朴的善良，如今喜欢的却是回眸一笑百媚生的风情，于是，她的纯朴成了木讷，连抬眼打量都是多余。
多少夫妻在漫长的岁月里，硬生生折断了彼此的优点，变成互不欣赏、互相打击的对手，在婚姻的竞技场上，用尽全力、耗尽一生地战斗。
稳定的婚姻各种各样，爱得你死我活并不稀奇，甚至未必重要，最难得的是成全。
所以，每个甜蜜的女子背后，大多有一个宽厚男子的默默扶助；每个圆满男子的身边，也少不了一个宽容女子的无声支持。
张伯驹视金如土收藏文物的“败家”举动，潘素不仅赞赏，还变卖珠宝首饰鼎力相助，宁愿独自应对柴米油盐的琐碎，也要成全他的名士风流。
1946年，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流于世面，张伯驹卖掉了弓弦胡同李莲英的老宅，购得了这件宝贝。一家人挟着《游春图》，美滋滋、乐呵呵地从弓弦胡同搬到了城外的承泽园。
1952年，《游春图》和唐寅的画一并捐给了北京故宫。1953年，承泽园也卖给了北京大学。张伯驹一家最后的居所，是后海边最普通的四合院。
1956年，两人又把用全副家当甚至生命换来的、珍藏多年的瑰宝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包括《平复帖》《张好好诗》《道服赞》等8件。至今，它们仍是故宫的镇院之宝。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说：“这对夫妇相处，是完全以张伯驹为轴心的，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
（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灵魂有香气的女子》一书） （责编 伊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