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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安时期“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无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都对人生的短暂和痛苦有深刻体会。这一时期儒家思想渐渐瓦解,道德价值观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世情世风转变的结果,也和上层统治者的提倡有关。以建安七子为首的文人围绕在“三曹”身边,形成了建安文人集团。他们创作的诗歌既受到世风的影响,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风,尤以曹操的创作为甚。因此形成了世风和诗歌创作双向互动,相互作用的关系。
关键词:世风;建安诗歌;慷慨悲凉
一、世风对建安诗歌的影响
建安时期“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战争和动乱使人们思考得更多,儒家思想体系逐渐瓦解,传统的道德价值受到质疑。
战乱摧毁了人们的正常生活,敏感的诗人不得不关注这一现实,直面荒芜和死亡。如被誉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就在《七哀诗》中思考战争,描写了战争中流离失所的普通百姓。陈琳感于战争的残酷创作了《饮马长城窟行》。
战争揭露了生命中最残酷和脆弱的一面,死亡横亘在幸福面前,突兀而乖戾。聪慧的诗人们不仅透过战争看到了生命的短暂和无常,而且深感自己的生命也是极其坎坷的,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他们不得不动笔兴叹,创作出慷慨悲凉的传世之作。如曹操在《短歌行》中发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慨叹;刘桢《诗》:“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阮瑀《七哀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
建安时期是个具有悲剧色彩的时代,无论是下层百姓还是上层统治者都处在世事变动摇晃之中。但是,建安时期不是一个悲观的时代,或者说悲观是个别现象。建安时期的著名诗人慷慨悲凉而不消极,他们在苦难中保持了生命的操守和骨气,力撑起时代的精神脊梁。
作为政治家的曹操并没有因人生中不可避免的悲剧而退缩。看到人生的短暂,反而激起了他更大的政治抱负,这在他的《龟虽寿》中有所反映。诗人曹操具有军事家的激情和政治家的野心,多重身份使得他的诗歌慷慨激昂,超越人生的苦难,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曹操诗‘悲凉’,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王粲诗‘发愀怆之词’,刘桢诗‘感慨深至’。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都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1],赢得不朽的名声。
由于建安时期战争不断,人民生活困苦,儒家传统的伦理观念松懈,思想更加开放和多元化,政治理想高扬,个性解放,这样的世风利于诗歌的创作。当然,宽松而张扬的世风和曹氏父子的掌权有密切联系。曹操掌权后就身体力行地改变着人们传统的道德观念,成为世风的改造者和弘扬者,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曹操对世风的改造不得不从他的出身谈起,曹操出身显赫却不高贵,祖父曹腾曾是宦官的总头领,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曹操因此被斥为“赘阉遗丑”,名士们始终瞧不起他。
曹操这样的出身是得不到上流社会士大夫尊重的,以传统的伦理观念来看,他不算出身名门,而魏晋时期是很讲究出身和血统的。成为当权者的曹操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为了赢得尊重巩固政权,他就必须试图改变人们遵循的传统儒家道德规范,建立一套宽松的价值体系,来容纳自己的污点和卑微。
曹操立卞夫人为正妻,卞夫人是妓女出身,竟成为国中地位最显赫的女人。这固然有曹操对她的偏爱,大概也有曹操的政治考虑。这样出身低微的女人也可变得尊贵,那么曹操自己的当权也是合情合理的了。曹操不仅自己喜欢已婚女子,而且也纵容儿子。曹操攻破邺城,年仅18岁的曹丕见到袁绍的儿媳妇、袁熙之妻甄氏“颜色非凡”,有意娶之为妻,曹操就主持了他们的婚礼。
对寡妇再嫁,建安时期是十分宽容的。著名女诗人蔡文姬,初嫁河东卫仲道,后来夫死,汉末大乱中被胡人掳走,在南匈奴生活十多年,与胡人生了两个孩子。曹操知道她失陷匈奴,派人用重金把她赎回,再嫁董汜。十分有意思的是,蔡文姬虽然三嫁,不仅当时的人对她并无轻视之意,而且范晔在《后汉书》中还把她归入《烈女传》。看来,当时人的贞洁观念已十分淡漠,寡妇再嫁不仅已经为社会所接受,而且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再嫁是理所当然的事。
建安时期不仅在婚俗上渐渐开放,而且曹操本人在人才选拔上的政策也是十分独到的。曹操任用人才不看家世地位,只看才能,甚至为人品德也被放在一边。在用人方面曹操是颇为实际的。如“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曾经起草《为袁绍檄豫州》,咒骂曹操祖宗三代,最后曹操还是将其收为己用。曹操的这种用人政策在客观上吸引了一批人才,有利于建安诗歌的发展。
顾炎武论两汉风俗,将汉末风俗之变的原因归咎于曹操。其实,将世风的变化全归咎于曹操未免失之偏颇,但是曹操作为实质上的掌权者确实是扭转世风的关键人物。在曹操的身体力行和默许下,世风变得宽松而多元,很多过去不被认可的乖张之事渐渐被人们接受甚至赞许。
建安时期的世风在曹操的影响下发生了很大变化,儒家思想渐渐瓦解,从而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妇之防全线失守,君臣相凌、父子交恶、夫妇反目、兄弟成仇,已是司空见惯之事。
建安时期世风的变化也为诗歌创作注入了活力,以曹操为代表的统治者既是世风的感召者,也是改造者。并且这种慷慨、多元、松散的世风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诗歌的发展,诗人群体在世风的熏陶下,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推动了诗坛的繁荣。时代的不幸成为文学的幸事,这大概就是文学发展的悖论吧。
二、建安诗歌——世风变化的风向标
建安时期,诗歌繁荣,形成了以“三曹”为首,以“建安七子”为主体的诗人群体。曹操的创作不仅反映了世风的变化,也成为推动世风变化的工具。曹操占据建安诗人群体的中心地位,因为他拥有特殊的政治权力。建安时期虽然战乱不断,时代悲剧色彩浓厚,但诗歌的思想内涵并没有走向悲观。这和曹操的影响有很大关系。曹操的诗歌慷慨悲凉,气力十足,如《观沧海》《龟虽寿》,再如《短歌行》,固然有对人生短暂的慨叹,但更多的是政治理想的高扬,显示了开阔的气象。因此,以曹操为首的诗人们在时代的感召下,在曹操本人潜在的倡导下形成了慷慨悲凉的建安诗风,进一步影响和加速了时代风气的转变,使整个时代笼罩在一片慷慨而激昂、任性而解放的气息之下。
他们的诗歌创作既受时代世风的影响,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言:“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同时建安诗歌也成为世风变化的风向标,反映了世风的发展,承载了新的历史气象和文化内涵,适时记录了时代风云和民生疾苦。不仅成为诗人们抒发政治抱负和身世之感的载体,更是社会风俗变化、价值体系变更的活化石。
文学创作记载了历史的细节,表现出普通民众的生存状况和时代风气的变迁,而这些内容在历史中多被忽略了,因为历史总是由优胜者书写的,大部分都是记录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和社会上的重大事件,普通百姓的生活很少被提及。而在文学创作中,时代世风的变化却可以从细微处得到关照。同样,建安诗歌也很好的反映了当时的世风变化,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建安诗歌有很多写到了战争的细节处,普通百姓的凄惨可见一斑。如王粲在《七哀诗》中写了“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的惨状;陈琳在《饮马长城窟行》中记述了丈夫劝妻子改嫁的悖谬之事,反映了当时战争的残酷。
战争使人们的生活动荡不安,普通百姓常常在战争中死去。上层社会的人在政治斗争中相互倾轧,心力耗尽,多早夭。建安诗人在诗歌中抒发了对人生短暂的嗟叹。如曹操在《短歌行》中发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慨叹;刘桢《诗》:“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
在《悲愤诗》中,蔡文姬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苦,被掳到边地后对亲人的思念。尤其是将要返回故乡时和自己亲生骨肉诀别的一幕令人同情,“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用诗歌叙述了回到家园后发现家人都已亡故的惨痛事实。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建安时期妇女生活的凄惨,没有自由,听凭命运的摆布。也可以看出建安的世风相对宽松,允许妇女再婚,贞洁观念较为淡薄。
建安时期儒家伦理规范不被人们重视,曹操就是一个冲破传统道德规范的人。建安时期,人们虽然个性高扬,思想解放,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道德混乱、正义模糊、人情淡薄。王粲的《登楼赋》有“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抒发了内心的苦闷,可见世情的冷暖。建安时期的政治斗争十分残酷,尤其表现在曹丕和曹植兄弟的关系上。
曹操死后,曹丕登基。其后曹植的命运就变得很凄惨。曹丕继承了曹操的阴险毒辣,对自己的兄弟也毫不手软,若没有卞太后的保护,曹植早已丧命。不仅曹植遭到迫害,曾经追随曹植的人也受到迫害。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就是为丁氏兄弟被杀事件而作的。其中有“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失去了政治权力的曹植无法保护自己,更无法保护自己的朋友,不禁在诗歌中悲叹。原本声名显赫的人物瞬间成为阶下囚,世风的变化如此之快,怎不叫人伤怀?
曹植曾作《七步诗》。据《世说新语》,曹丕曾下令曹植七步内作诗,如写不成便要杀头,还好曹植才思敏捷,才免于一死。“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表达了曹植对兄弟关系的失望,在政治斗争中至亲骨肉尚如此,何况陌路?在那个权力大于一切的时代,人情已淡漠到了极点。曹植后期的诗歌大多悲凉,不仅是个人悲剧的写照,也是时代悲剧的缩影。
通过深入的分析,可以在建安诗歌中窥探出一些当时世风的变化,了解到从普通百姓到上层统治者的精神价值取向。建安时期是一个动乱的时代,诗歌在政治的倾轧和战争中发展,因此必然承载了一些时代真实的风气。在某种意义上讲,建安诗歌可以作为世风的风向标看待,具有社会学意义。
三、建安诗歌和世风的双向互动关系
综上所述,可以归结出建安诗歌和世风具有双向互动的关系。世风影响了诗歌创作,形成了建安诗风的慷慨悲凉、刚健有力的特点。同时,世风的形成是时代使然,也是上层统治者的推动,尤以曹操的诗作为为主。建安诗歌有相对的独立性,以曹操为首的诗人群体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并改变着世风,其中曹操的作用要大一些,他们的诗歌创作强化了时代的悲凉感和沧桑感。建安诗歌也成为世风的风向标,真实地反映了世风的变化。仅凭历史记载,我们可能无法近距离地感知建安世风的变化。但是通过诗歌阅读,我们可以还原出建安时期相对真实的社会氛围和人情冷暖,诗歌成为建安时期世风最真实、最忠实的保护者。因此,建安诗歌和世风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积极的互动之中,相互作用并强化,在研究的过程中有相互参照的价值。
注释:
[1] 浩然:《浅谈建安诗歌的美学特征》,《高要》2009年6月26日,第四版。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关键词:世风;建安诗歌;慷慨悲凉
一、世风对建安诗歌的影响
建安时期“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战争和动乱使人们思考得更多,儒家思想体系逐渐瓦解,传统的道德价值受到质疑。
战乱摧毁了人们的正常生活,敏感的诗人不得不关注这一现实,直面荒芜和死亡。如被誉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就在《七哀诗》中思考战争,描写了战争中流离失所的普通百姓。陈琳感于战争的残酷创作了《饮马长城窟行》。
战争揭露了生命中最残酷和脆弱的一面,死亡横亘在幸福面前,突兀而乖戾。聪慧的诗人们不仅透过战争看到了生命的短暂和无常,而且深感自己的生命也是极其坎坷的,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他们不得不动笔兴叹,创作出慷慨悲凉的传世之作。如曹操在《短歌行》中发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慨叹;刘桢《诗》:“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阮瑀《七哀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
建安时期是个具有悲剧色彩的时代,无论是下层百姓还是上层统治者都处在世事变动摇晃之中。但是,建安时期不是一个悲观的时代,或者说悲观是个别现象。建安时期的著名诗人慷慨悲凉而不消极,他们在苦难中保持了生命的操守和骨气,力撑起时代的精神脊梁。
作为政治家的曹操并没有因人生中不可避免的悲剧而退缩。看到人生的短暂,反而激起了他更大的政治抱负,这在他的《龟虽寿》中有所反映。诗人曹操具有军事家的激情和政治家的野心,多重身份使得他的诗歌慷慨激昂,超越人生的苦难,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曹操诗‘悲凉’,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王粲诗‘发愀怆之词’,刘桢诗‘感慨深至’。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都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1],赢得不朽的名声。
由于建安时期战争不断,人民生活困苦,儒家传统的伦理观念松懈,思想更加开放和多元化,政治理想高扬,个性解放,这样的世风利于诗歌的创作。当然,宽松而张扬的世风和曹氏父子的掌权有密切联系。曹操掌权后就身体力行地改变着人们传统的道德观念,成为世风的改造者和弘扬者,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曹操对世风的改造不得不从他的出身谈起,曹操出身显赫却不高贵,祖父曹腾曾是宦官的总头领,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曹操因此被斥为“赘阉遗丑”,名士们始终瞧不起他。
曹操这样的出身是得不到上流社会士大夫尊重的,以传统的伦理观念来看,他不算出身名门,而魏晋时期是很讲究出身和血统的。成为当权者的曹操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为了赢得尊重巩固政权,他就必须试图改变人们遵循的传统儒家道德规范,建立一套宽松的价值体系,来容纳自己的污点和卑微。
曹操立卞夫人为正妻,卞夫人是妓女出身,竟成为国中地位最显赫的女人。这固然有曹操对她的偏爱,大概也有曹操的政治考虑。这样出身低微的女人也可变得尊贵,那么曹操自己的当权也是合情合理的了。曹操不仅自己喜欢已婚女子,而且也纵容儿子。曹操攻破邺城,年仅18岁的曹丕见到袁绍的儿媳妇、袁熙之妻甄氏“颜色非凡”,有意娶之为妻,曹操就主持了他们的婚礼。
对寡妇再嫁,建安时期是十分宽容的。著名女诗人蔡文姬,初嫁河东卫仲道,后来夫死,汉末大乱中被胡人掳走,在南匈奴生活十多年,与胡人生了两个孩子。曹操知道她失陷匈奴,派人用重金把她赎回,再嫁董汜。十分有意思的是,蔡文姬虽然三嫁,不仅当时的人对她并无轻视之意,而且范晔在《后汉书》中还把她归入《烈女传》。看来,当时人的贞洁观念已十分淡漠,寡妇再嫁不仅已经为社会所接受,而且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再嫁是理所当然的事。
建安时期不仅在婚俗上渐渐开放,而且曹操本人在人才选拔上的政策也是十分独到的。曹操任用人才不看家世地位,只看才能,甚至为人品德也被放在一边。在用人方面曹操是颇为实际的。如“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曾经起草《为袁绍檄豫州》,咒骂曹操祖宗三代,最后曹操还是将其收为己用。曹操的这种用人政策在客观上吸引了一批人才,有利于建安诗歌的发展。
顾炎武论两汉风俗,将汉末风俗之变的原因归咎于曹操。其实,将世风的变化全归咎于曹操未免失之偏颇,但是曹操作为实质上的掌权者确实是扭转世风的关键人物。在曹操的身体力行和默许下,世风变得宽松而多元,很多过去不被认可的乖张之事渐渐被人们接受甚至赞许。
建安时期的世风在曹操的影响下发生了很大变化,儒家思想渐渐瓦解,从而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妇之防全线失守,君臣相凌、父子交恶、夫妇反目、兄弟成仇,已是司空见惯之事。
建安时期世风的变化也为诗歌创作注入了活力,以曹操为代表的统治者既是世风的感召者,也是改造者。并且这种慷慨、多元、松散的世风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诗歌的发展,诗人群体在世风的熏陶下,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推动了诗坛的繁荣。时代的不幸成为文学的幸事,这大概就是文学发展的悖论吧。
二、建安诗歌——世风变化的风向标
建安时期,诗歌繁荣,形成了以“三曹”为首,以“建安七子”为主体的诗人群体。曹操的创作不仅反映了世风的变化,也成为推动世风变化的工具。曹操占据建安诗人群体的中心地位,因为他拥有特殊的政治权力。建安时期虽然战乱不断,时代悲剧色彩浓厚,但诗歌的思想内涵并没有走向悲观。这和曹操的影响有很大关系。曹操的诗歌慷慨悲凉,气力十足,如《观沧海》《龟虽寿》,再如《短歌行》,固然有对人生短暂的慨叹,但更多的是政治理想的高扬,显示了开阔的气象。因此,以曹操为首的诗人们在时代的感召下,在曹操本人潜在的倡导下形成了慷慨悲凉的建安诗风,进一步影响和加速了时代风气的转变,使整个时代笼罩在一片慷慨而激昂、任性而解放的气息之下。
他们的诗歌创作既受时代世风的影响,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言:“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同时建安诗歌也成为世风变化的风向标,反映了世风的发展,承载了新的历史气象和文化内涵,适时记录了时代风云和民生疾苦。不仅成为诗人们抒发政治抱负和身世之感的载体,更是社会风俗变化、价值体系变更的活化石。
文学创作记载了历史的细节,表现出普通民众的生存状况和时代风气的变迁,而这些内容在历史中多被忽略了,因为历史总是由优胜者书写的,大部分都是记录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和社会上的重大事件,普通百姓的生活很少被提及。而在文学创作中,时代世风的变化却可以从细微处得到关照。同样,建安诗歌也很好的反映了当时的世风变化,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建安诗歌有很多写到了战争的细节处,普通百姓的凄惨可见一斑。如王粲在《七哀诗》中写了“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的惨状;陈琳在《饮马长城窟行》中记述了丈夫劝妻子改嫁的悖谬之事,反映了当时战争的残酷。
战争使人们的生活动荡不安,普通百姓常常在战争中死去。上层社会的人在政治斗争中相互倾轧,心力耗尽,多早夭。建安诗人在诗歌中抒发了对人生短暂的嗟叹。如曹操在《短歌行》中发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慨叹;刘桢《诗》:“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
在《悲愤诗》中,蔡文姬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苦,被掳到边地后对亲人的思念。尤其是将要返回故乡时和自己亲生骨肉诀别的一幕令人同情,“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用诗歌叙述了回到家园后发现家人都已亡故的惨痛事实。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建安时期妇女生活的凄惨,没有自由,听凭命运的摆布。也可以看出建安的世风相对宽松,允许妇女再婚,贞洁观念较为淡薄。
建安时期儒家伦理规范不被人们重视,曹操就是一个冲破传统道德规范的人。建安时期,人们虽然个性高扬,思想解放,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道德混乱、正义模糊、人情淡薄。王粲的《登楼赋》有“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抒发了内心的苦闷,可见世情的冷暖。建安时期的政治斗争十分残酷,尤其表现在曹丕和曹植兄弟的关系上。
曹操死后,曹丕登基。其后曹植的命运就变得很凄惨。曹丕继承了曹操的阴险毒辣,对自己的兄弟也毫不手软,若没有卞太后的保护,曹植早已丧命。不仅曹植遭到迫害,曾经追随曹植的人也受到迫害。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就是为丁氏兄弟被杀事件而作的。其中有“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失去了政治权力的曹植无法保护自己,更无法保护自己的朋友,不禁在诗歌中悲叹。原本声名显赫的人物瞬间成为阶下囚,世风的变化如此之快,怎不叫人伤怀?
曹植曾作《七步诗》。据《世说新语》,曹丕曾下令曹植七步内作诗,如写不成便要杀头,还好曹植才思敏捷,才免于一死。“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表达了曹植对兄弟关系的失望,在政治斗争中至亲骨肉尚如此,何况陌路?在那个权力大于一切的时代,人情已淡漠到了极点。曹植后期的诗歌大多悲凉,不仅是个人悲剧的写照,也是时代悲剧的缩影。
通过深入的分析,可以在建安诗歌中窥探出一些当时世风的变化,了解到从普通百姓到上层统治者的精神价值取向。建安时期是一个动乱的时代,诗歌在政治的倾轧和战争中发展,因此必然承载了一些时代真实的风气。在某种意义上讲,建安诗歌可以作为世风的风向标看待,具有社会学意义。
三、建安诗歌和世风的双向互动关系
综上所述,可以归结出建安诗歌和世风具有双向互动的关系。世风影响了诗歌创作,形成了建安诗风的慷慨悲凉、刚健有力的特点。同时,世风的形成是时代使然,也是上层统治者的推动,尤以曹操的诗作为为主。建安诗歌有相对的独立性,以曹操为首的诗人群体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并改变着世风,其中曹操的作用要大一些,他们的诗歌创作强化了时代的悲凉感和沧桑感。建安诗歌也成为世风的风向标,真实地反映了世风的变化。仅凭历史记载,我们可能无法近距离地感知建安世风的变化。但是通过诗歌阅读,我们可以还原出建安时期相对真实的社会氛围和人情冷暖,诗歌成为建安时期世风最真实、最忠实的保护者。因此,建安诗歌和世风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积极的互动之中,相互作用并强化,在研究的过程中有相互参照的价值。
注释:
[1] 浩然:《浅谈建安诗歌的美学特征》,《高要》2009年6月26日,第四版。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