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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GSS2013数据,本文探讨了社会资本与体育锻炼的相互影响机制。研究使用了多个主观及客观影响体育锻炼的指标以避免测量误差。基于Logit模型本文发现通过压力(影响)效应社会资本对体育锻炼有一定促进作用,弱关系对体育锻炼有促进作用,但强关系和体育锻炼却有一定的负向相关。而体育锻炼也对社会资本的积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个体生活态度的改变和社会支持尤其是情感性支持的增加,从而推动社会关系的增强。社会资本与体育锻炼的关系不受锻炼类型的影响(健身房锻炼/一般日常锻炼),但上述关系因年龄层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随着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的提高,人们越来越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体育锻炼就成了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的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仍然有许多人不愿意参加体育锻炼。根据2014全面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在20-29岁的年龄段中,仅有48%的人当年内进行过至少一次体育锻炼,而对于40-49岁的人群而言,这一数字下降到了41%。不论哪个年龄阶段,一年一次体育锻炼都不参与的人数比重均在50%以上。对于成年人而言,工作忙和没兴趣是拒绝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原因(李健。2003)。而对于青少年来说,课业繁忙和缺乏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影响体育锻炼热情的主要因素(张绍礼等,2011)。本文认为,导致大家不愿意锻炼的真正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没有真正意识到体育锻炼对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合理科学的体育锻炼方法和途径不了解,以及对自身身体状况的锻炼强度和锻炼量度不能正确把握。第二、社交生活太少,没有体育锻炼的同伴,自身的惰性会导致对锻炼产生拖延或抵触。由此可见,以网络关系为主要载体的社会资本可能对参加体育锻炼起到促进作用。一方面,它能为个体带来有价值的信息,促使人们了解合理科学的锻炼方法。另一方面,它也对个体形成压力。如果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的熟人和朋友较多,无形中也能对个体起到同化作用。上述两个机制分别对应了社会资本的信息作用(Information)和影响作用(Influence)。综上,本文的目的旨在探讨社会资本对参与体育锻炼的促进作用。文章后续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和探讨社会资本与体育锻炼的相互关系以及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第三部分对数据来源和模型变量进行解释说明。第四部分进行实证回归分析。第五部分提出相关结论和建议。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及类型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初由美国学者Hanifan于1916年在探讨社区发展时提出,后被广泛运用到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之中。芝加哥大学欧洲事务管理所的罗纳德·伯特(RonaldS.Burt)教授(2000)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一种优势(advantage)。对个人而言,社会资本的强弱更多显现于自身拥有的社会关系上。社会关系的概念有很多不统一的定义,因关系的定义不同而有差异。边燕杰(1999)对《弱关系的力量》一文中的关系(tie)归纳为:关系“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由于交流和接触而存在的一种纽带联系”(高红艳,2008)。本文对社会关系的定义可以引申为:在社会网络中,构成社会这个有机整体的个体或组织之间由于交往和接触而存在的一种纽带关系。它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种,整体上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会整合程度或社会孤立程度。
(二)体育锻炼概念界定及影响因素
体育锻炼的概念十分广泛,定义繁多。翁孟迁(2014)认为体育锻炼是通过体育运动使锻炼者得到锤打和磨炼,使得人们有意识地去克服惰性、排除干扰、增加身体运动负荷和加强生活自律,是一项使人获益的实践活动。《体育科学词典》中对体育锻炼的定义是:运用各种身体练习方法,结合自然力和卫生措施,以强身健体、调节精神、丰富文化生活为目的的身体活动,是增进健康,增强体质的最积极、最有效的方法。
本文依据锻炼方式的不同将体育锻炼分为常规体育锻炼和专业场所体育锻炼两种类型。那么,什么因素会影响个人的体育锻炼动机呢?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较多的研究,研究结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个人的体育锻炼受微观层面的个人特征(如心理、生理等)的影响,二是受宏观层面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如体育健身的物理环境(如体育设施、体育建筑、健身步道等)、社会文化、政策和经济等因素(李骁天,2011)。彭大松(2012)在研究中国成年人体育锻炼的影响因素时提到,国内很多学者都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探讨,但其实体育参与的影响机制十分复杂,还应包括中观层面。比如婚姻狀况或有有无子女等。因此,彭大松(2012)将影响和制约中国成年人体育锻炼的主要因素概括为三类:有钱、有闲以及人们对体育锻炼重要性的认知。
(三)社会资本与体育锻炼互动机制
关于社会资本与体育锻炼的相互关系,国内外有较多研究表明体育锻炼对社会资本中社会支持的促进作用。Hemingway(1999)指出社会资本是社交活动所产生的副产品,由体育群体活动产生的社会资本促进了自治、信任、互助以及与他人沟通,减少了不信任及孤独感,体育群体性活动为社会资本的组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场合。Bailey(2005)研究指出,体育能为结交朋友、发展社会网络和减少社会隔离提供机会,并且能够提高社会支持。
综上所述,前人对体育运动与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还有不足:一是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生成社会资本方面,且体育锻炼的影响因素较少涉及;二是对此方向的研究定性较多,而定量研究较少;三是国内外研究大多集中在体育团体、体育俱乐部以及民间体育组织等群体性质的研究,较少涉及体育参与者个人的社会资本研究。基于此结论,本文将从体育锻炼对体育参与者个人社会资本生成的影响以及社会资本对个人体育锻炼的促进作用两方面探讨体育锻炼与社会资本两者的辩证关系,且采用大量数据分析、实证回归分析等进行定量研究。 如图1所示,本文用强关系和弱关系来衡量个人社会资本中社会关系的疏密程度对体育锻炼的影响。强关系是在两个经济和社会等特征及其相似的个体或组织之间发展起来的,所以关系双方了解的事物和认识结构是相同的,信息几乎是完全重复的,而弱关系是在两个经济社会特征不同的个体或组织之间发展起来的,这种关系的分布范围较强关系而言更广,因此,弱关系成为人们获取重要信息和社会资源的重要渠道。
我国学者熊艾倫等(2016)也曾用强关系连接和弱关系连接来测量个人社会资本,将个体与普通朋友互动的频率作为弱关系连接,而将与亲戚的互动频率作为强关系连接。早期西方学者十分认同弱关系连接的积极作用,认为其弥补了信息不对称,给个体带来更多的帮助;但我国学者Bian等(2015)则认为在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大国,强关系的作用更大。这主要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对血缘、家族和亲情的重视有关。无论是从互动的频率、感情强度、还是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程度来看,弱关系都要比强关系弱的多。
前文提到,弱关系即主要是与朋友的互动,本文认为弱关系与体育锻炼的相互影响机制中,体育锻炼者的生活态度作为中介因素连接两者的作用路径。生活态度囊括很多方面,这里主要定义为三类:一是个体的积极情绪,从分立情绪理论的观点来看,积极情绪包括快乐(joy/happy)、满意(contentment)、兴趣(interest)、自豪(pride)、感激(gratitude)和爱(love)等(郭小艳等,2007);二是个体对自身健康的态度;三是对体育锻炼的态度,即对体育锻炼重要性的认知。弱关系的连接影响个体对体育锻炼重要性的认知,进而对个体产生一种压力效应或称影响效应,孙锡杰(2013)称之为同伴效应。运动中的同伴关系为锻炼者提供了共同交流的平台,同伴如果有体育锻炼习惯,那么无形之中会对个体产生良好的影响,吸引锻炼者加入体育锻炼的行列,在相互影响下,锻炼的圈子就会越来越大,因为在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当大多数人都参与体育锻炼时,个体的“与时俱进”或者说是所谓的“合群”,会促进弱关系连接的发展与稳定,数据表明,锻炼者通过体育锻炼结识更多新的朋友比例占52.4%。因此笔者对此作出假设,弱关系与体育锻炼具有双向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1:弱关系与体育锻炼具有双向的正相关关系,即弱关系的连接促进体育锻炼,体育锻炼对弱关系连接的反作用同样表现为促进。
强关系表现为个体与家人亲属之间的亲密互动关系,国内研究多以亲子关系和婚姻关系来说明强关系对体育锻炼的阻碍,其阻碍作用主要表现为强关系的连接挤占了个体的自由支配时间,进而削弱了个体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另外,彭大松(2012)在数据模型分析中发现,婚姻状况对体育锻炼有重要的影响,与未婚相比,其他婚姻状况(已婚、离婚、丧偶等)都对体育锻炼有着负面的影响。综上,笔者假设强关系对体育锻炼的影响表现为负显著。
反之,体育锻炼对强关系具有促进作用。体育锻炼使得青少年更加健康阳光,减弱叛逆程度,对亲子关系是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体育锻炼使得男性更加健康有活力,提高分工合作能力以及责任感(比如足球项目等),对家庭的和谐关系也有促进作用。
假设2:强关系与体育锻炼具有单向的负向关系,即强关系的连接阻碍体育锻炼的参与,但体育锻炼对强关系连接却具有促进作用。
二、变量来源与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CGSS2013(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如表1所示,体育锻炼包含两个指标,一般体育锻炼和健身房体育锻炼。其中健身房锻炼的均值要明显低于一般体育锻炼。说明绝大多数受访者更偏好一般体育锻炼。两个指标均值低于2,亦说明我国居民锻炼的频率整体较低。弱关系连接的频率低于社区关系,而后者又低于强关系连接的频率。这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差序格局理论,即中国人按照关系的亲疏远近决定自己与对方的互动频率。因此,与亲戚的互动程度要高于邻居,而邻居又比普通朋友亲密。此外,大多数人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健康状况属于比较健康。
三、回归分析
鉴于大多数变量为等级变量,适合使用Log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Sport即进行体育锻炼的频率,包括健身房锻炼和一般体育锻炼。SC对应社会资本变量,同样包含三类。CV则指的是一系列控制变量,相关说明已在上节给出。
回归分析表明,所有变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即都与体育锻炼高度相关,但各个变量符号存在差异。数据还表明了弱关系与体育锻炼呈现正相关关系,即证实了假设1:弱关系的连接促进了体育锻炼的参与频率;强关系与体育锻炼频率有负显著相关性,即证实了假设2:强关系的连接阻碍了体育锻炼的参与频率。
从表中数据我们还可以看到,户口与体育锻炼频率和方式的相关性最高,陈淑婷(2013)在调查农村体育的发展现状时发现,有63.2%的农民认为农业生产可以代替体育锻炼,其中有11.5%的认为完全可以代替。农村体育锻炼的形式少,且组织化程度低,大多数农民都是单独进行一般体育锻炼,体育锻炼的内容基本上是对场地器材要求较低的慢跑、散步、棋牌类等。户口对体育锻炼的影响原因除了农民忙于农活缺乏空闲时间、锻炼场地器材缺乏等,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体育锻炼的认知能力差,目前社会体育指导员主要在城市,对城市锻炼人群的指导起到重要作用,而对农村体育锻炼的指导几乎没有,导致农村的信息性支持极其缺乏(羿翠霞等,2015)。
表3是进一步分组后的结果,对一般体育锻炼和健身房锻炼两个指标进行年龄段分类,前三列是一般体育锻炼,后三列为健身房锻炼。彭大松(2012)在探讨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对体育锻炼的影响效应时发现它们之间并非线性关系,而是呈现阶段性的变化,其中包含着较为复杂的影响因素作用于各年龄阶段的体育锻炼参与程度和参与频率。青少年和青年时期,由于精力旺盛,再加上学校体育课的开设和体育锻炼常识的普及,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大大提高,体育锻炼的方式多样化,锻炼的程度以及频率都强制性或自愿性地增加。到了中年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成家立业的压力使得个体不得不将青年时期仅有的体育爱好和习惯暂时收起来,进而减少了体育锻炼的频率。数据表示,健康水平对于老年人参与一般体育锻炼有促进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治疗和预防以及身体机能的退化,再加上退休之后有相对较稳定的生活保障以及充裕的闲暇时间,使得个体更倾向于参与体育锻炼,总的来说,老年时期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又回到了顶峰。因此,年龄、身体健康状况等对体育锻炼的影响呈现“J”型分布。
四、结论与思考
本文基于CGSS数据对社会资本与体育锻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具体探讨了强关系、弱关系对一般体育锻炼和健身房锻炼的影响。所得出主要结论如下:其一,社会资本对体育锻炼的影响较为显著,且影响机制较为复杂。表现在社会资本中的社会关系对体育锻炼的压力(影响)效应,通过弱关系连接促进个体生活态度的变化,进而增强对体育锻炼的兴趣和参与频率,通过强关系连接可以为个体提供适度的情感性支持,但强关系更多是对个体闲暇时间的占有和精力的耗费,进而阻碍了个体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其二,本文通过数据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中强弱关系以及社区关系与体育锻炼的相关性较强,但个体教育水平、收入、健康水平、性别差异以及户口差异等因素对体育锻炼的影响也较大,其三,体育锻炼对社会资本的反作用亦较为显著,而其影响机制可通过回路作用于个体的生活态度以及社会支持程度,从而影响个体社会资本的积累。
对本研究不足之处的总结与未来展望:第一,由于数据限制,本文没有涉及通过信息效应研究社会互惠与体育锻炼的相关性,在以后的研究中要加强这一层面的分析和探讨;第二,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没有进行足够的关注。本文旨在探讨体育锻炼和社会资本的双边互动关系,因此并不是严格的因果关系推断;第三,动员效应对体育锻炼也具有影响作用,比如观看体育赛事的方式和频率或者喜欢的体育明星可能会对个体参与体育锻炼的兴趣和激情产生激励和带动作用,但动员效应也可能依据强关系和弱关系的不同而对个体产生的作用不同。在此后的研究中,还需要在这几个方面进行更多的探索和分析。(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管理学院)
本文得到“重庆工商大学高层次人才支持项目”资助。
随着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的提高,人们越来越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体育锻炼就成了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的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仍然有许多人不愿意参加体育锻炼。根据2014全面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在20-29岁的年龄段中,仅有48%的人当年内进行过至少一次体育锻炼,而对于40-49岁的人群而言,这一数字下降到了41%。不论哪个年龄阶段,一年一次体育锻炼都不参与的人数比重均在50%以上。对于成年人而言,工作忙和没兴趣是拒绝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原因(李健。2003)。而对于青少年来说,课业繁忙和缺乏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影响体育锻炼热情的主要因素(张绍礼等,2011)。本文认为,导致大家不愿意锻炼的真正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没有真正意识到体育锻炼对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合理科学的体育锻炼方法和途径不了解,以及对自身身体状况的锻炼强度和锻炼量度不能正确把握。第二、社交生活太少,没有体育锻炼的同伴,自身的惰性会导致对锻炼产生拖延或抵触。由此可见,以网络关系为主要载体的社会资本可能对参加体育锻炼起到促进作用。一方面,它能为个体带来有价值的信息,促使人们了解合理科学的锻炼方法。另一方面,它也对个体形成压力。如果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的熟人和朋友较多,无形中也能对个体起到同化作用。上述两个机制分别对应了社会资本的信息作用(Information)和影响作用(Influence)。综上,本文的目的旨在探讨社会资本对参与体育锻炼的促进作用。文章后续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和探讨社会资本与体育锻炼的相互关系以及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第三部分对数据来源和模型变量进行解释说明。第四部分进行实证回归分析。第五部分提出相关结论和建议。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及类型
社会资本的概念最初由美国学者Hanifan于1916年在探讨社区发展时提出,后被广泛运用到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之中。芝加哥大学欧洲事务管理所的罗纳德·伯特(RonaldS.Burt)教授(2000)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一种优势(advantage)。对个人而言,社会资本的强弱更多显现于自身拥有的社会关系上。社会关系的概念有很多不统一的定义,因关系的定义不同而有差异。边燕杰(1999)对《弱关系的力量》一文中的关系(tie)归纳为:关系“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由于交流和接触而存在的一种纽带联系”(高红艳,2008)。本文对社会关系的定义可以引申为:在社会网络中,构成社会这个有机整体的个体或组织之间由于交往和接触而存在的一种纽带关系。它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种,整体上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会整合程度或社会孤立程度。
(二)体育锻炼概念界定及影响因素
体育锻炼的概念十分广泛,定义繁多。翁孟迁(2014)认为体育锻炼是通过体育运动使锻炼者得到锤打和磨炼,使得人们有意识地去克服惰性、排除干扰、增加身体运动负荷和加强生活自律,是一项使人获益的实践活动。《体育科学词典》中对体育锻炼的定义是:运用各种身体练习方法,结合自然力和卫生措施,以强身健体、调节精神、丰富文化生活为目的的身体活动,是增进健康,增强体质的最积极、最有效的方法。
本文依据锻炼方式的不同将体育锻炼分为常规体育锻炼和专业场所体育锻炼两种类型。那么,什么因素会影响个人的体育锻炼动机呢?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较多的研究,研究结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个人的体育锻炼受微观层面的个人特征(如心理、生理等)的影响,二是受宏观层面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如体育健身的物理环境(如体育设施、体育建筑、健身步道等)、社会文化、政策和经济等因素(李骁天,2011)。彭大松(2012)在研究中国成年人体育锻炼的影响因素时提到,国内很多学者都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探讨,但其实体育参与的影响机制十分复杂,还应包括中观层面。比如婚姻狀况或有有无子女等。因此,彭大松(2012)将影响和制约中国成年人体育锻炼的主要因素概括为三类:有钱、有闲以及人们对体育锻炼重要性的认知。
(三)社会资本与体育锻炼互动机制
关于社会资本与体育锻炼的相互关系,国内外有较多研究表明体育锻炼对社会资本中社会支持的促进作用。Hemingway(1999)指出社会资本是社交活动所产生的副产品,由体育群体活动产生的社会资本促进了自治、信任、互助以及与他人沟通,减少了不信任及孤独感,体育群体性活动为社会资本的组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场合。Bailey(2005)研究指出,体育能为结交朋友、发展社会网络和减少社会隔离提供机会,并且能够提高社会支持。
综上所述,前人对体育运动与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还有不足:一是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生成社会资本方面,且体育锻炼的影响因素较少涉及;二是对此方向的研究定性较多,而定量研究较少;三是国内外研究大多集中在体育团体、体育俱乐部以及民间体育组织等群体性质的研究,较少涉及体育参与者个人的社会资本研究。基于此结论,本文将从体育锻炼对体育参与者个人社会资本生成的影响以及社会资本对个人体育锻炼的促进作用两方面探讨体育锻炼与社会资本两者的辩证关系,且采用大量数据分析、实证回归分析等进行定量研究。 如图1所示,本文用强关系和弱关系来衡量个人社会资本中社会关系的疏密程度对体育锻炼的影响。强关系是在两个经济和社会等特征及其相似的个体或组织之间发展起来的,所以关系双方了解的事物和认识结构是相同的,信息几乎是完全重复的,而弱关系是在两个经济社会特征不同的个体或组织之间发展起来的,这种关系的分布范围较强关系而言更广,因此,弱关系成为人们获取重要信息和社会资源的重要渠道。
我国学者熊艾倫等(2016)也曾用强关系连接和弱关系连接来测量个人社会资本,将个体与普通朋友互动的频率作为弱关系连接,而将与亲戚的互动频率作为强关系连接。早期西方学者十分认同弱关系连接的积极作用,认为其弥补了信息不对称,给个体带来更多的帮助;但我国学者Bian等(2015)则认为在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大国,强关系的作用更大。这主要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对血缘、家族和亲情的重视有关。无论是从互动的频率、感情强度、还是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程度来看,弱关系都要比强关系弱的多。
前文提到,弱关系即主要是与朋友的互动,本文认为弱关系与体育锻炼的相互影响机制中,体育锻炼者的生活态度作为中介因素连接两者的作用路径。生活态度囊括很多方面,这里主要定义为三类:一是个体的积极情绪,从分立情绪理论的观点来看,积极情绪包括快乐(joy/happy)、满意(contentment)、兴趣(interest)、自豪(pride)、感激(gratitude)和爱(love)等(郭小艳等,2007);二是个体对自身健康的态度;三是对体育锻炼的态度,即对体育锻炼重要性的认知。弱关系的连接影响个体对体育锻炼重要性的认知,进而对个体产生一种压力效应或称影响效应,孙锡杰(2013)称之为同伴效应。运动中的同伴关系为锻炼者提供了共同交流的平台,同伴如果有体育锻炼习惯,那么无形之中会对个体产生良好的影响,吸引锻炼者加入体育锻炼的行列,在相互影响下,锻炼的圈子就会越来越大,因为在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当大多数人都参与体育锻炼时,个体的“与时俱进”或者说是所谓的“合群”,会促进弱关系连接的发展与稳定,数据表明,锻炼者通过体育锻炼结识更多新的朋友比例占52.4%。因此笔者对此作出假设,弱关系与体育锻炼具有双向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1:弱关系与体育锻炼具有双向的正相关关系,即弱关系的连接促进体育锻炼,体育锻炼对弱关系连接的反作用同样表现为促进。
强关系表现为个体与家人亲属之间的亲密互动关系,国内研究多以亲子关系和婚姻关系来说明强关系对体育锻炼的阻碍,其阻碍作用主要表现为强关系的连接挤占了个体的自由支配时间,进而削弱了个体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另外,彭大松(2012)在数据模型分析中发现,婚姻状况对体育锻炼有重要的影响,与未婚相比,其他婚姻状况(已婚、离婚、丧偶等)都对体育锻炼有着负面的影响。综上,笔者假设强关系对体育锻炼的影响表现为负显著。
反之,体育锻炼对强关系具有促进作用。体育锻炼使得青少年更加健康阳光,减弱叛逆程度,对亲子关系是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体育锻炼使得男性更加健康有活力,提高分工合作能力以及责任感(比如足球项目等),对家庭的和谐关系也有促进作用。
假设2:强关系与体育锻炼具有单向的负向关系,即强关系的连接阻碍体育锻炼的参与,但体育锻炼对强关系连接却具有促进作用。
二、变量来源与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CGSS2013(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如表1所示,体育锻炼包含两个指标,一般体育锻炼和健身房体育锻炼。其中健身房锻炼的均值要明显低于一般体育锻炼。说明绝大多数受访者更偏好一般体育锻炼。两个指标均值低于2,亦说明我国居民锻炼的频率整体较低。弱关系连接的频率低于社区关系,而后者又低于强关系连接的频率。这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差序格局理论,即中国人按照关系的亲疏远近决定自己与对方的互动频率。因此,与亲戚的互动程度要高于邻居,而邻居又比普通朋友亲密。此外,大多数人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健康状况属于比较健康。
三、回归分析
鉴于大多数变量为等级变量,适合使用Log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Sport即进行体育锻炼的频率,包括健身房锻炼和一般体育锻炼。SC对应社会资本变量,同样包含三类。CV则指的是一系列控制变量,相关说明已在上节给出。
回归分析表明,所有变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即都与体育锻炼高度相关,但各个变量符号存在差异。数据还表明了弱关系与体育锻炼呈现正相关关系,即证实了假设1:弱关系的连接促进了体育锻炼的参与频率;强关系与体育锻炼频率有负显著相关性,即证实了假设2:强关系的连接阻碍了体育锻炼的参与频率。
从表中数据我们还可以看到,户口与体育锻炼频率和方式的相关性最高,陈淑婷(2013)在调查农村体育的发展现状时发现,有63.2%的农民认为农业生产可以代替体育锻炼,其中有11.5%的认为完全可以代替。农村体育锻炼的形式少,且组织化程度低,大多数农民都是单独进行一般体育锻炼,体育锻炼的内容基本上是对场地器材要求较低的慢跑、散步、棋牌类等。户口对体育锻炼的影响原因除了农民忙于农活缺乏空闲时间、锻炼场地器材缺乏等,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体育锻炼的认知能力差,目前社会体育指导员主要在城市,对城市锻炼人群的指导起到重要作用,而对农村体育锻炼的指导几乎没有,导致农村的信息性支持极其缺乏(羿翠霞等,2015)。
表3是进一步分组后的结果,对一般体育锻炼和健身房锻炼两个指标进行年龄段分类,前三列是一般体育锻炼,后三列为健身房锻炼。彭大松(2012)在探讨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对体育锻炼的影响效应时发现它们之间并非线性关系,而是呈现阶段性的变化,其中包含着较为复杂的影响因素作用于各年龄阶段的体育锻炼参与程度和参与频率。青少年和青年时期,由于精力旺盛,再加上学校体育课的开设和体育锻炼常识的普及,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大大提高,体育锻炼的方式多样化,锻炼的程度以及频率都强制性或自愿性地增加。到了中年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成家立业的压力使得个体不得不将青年时期仅有的体育爱好和习惯暂时收起来,进而减少了体育锻炼的频率。数据表示,健康水平对于老年人参与一般体育锻炼有促进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治疗和预防以及身体机能的退化,再加上退休之后有相对较稳定的生活保障以及充裕的闲暇时间,使得个体更倾向于参与体育锻炼,总的来说,老年时期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又回到了顶峰。因此,年龄、身体健康状况等对体育锻炼的影响呈现“J”型分布。
四、结论与思考
本文基于CGSS数据对社会资本与体育锻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具体探讨了强关系、弱关系对一般体育锻炼和健身房锻炼的影响。所得出主要结论如下:其一,社会资本对体育锻炼的影响较为显著,且影响机制较为复杂。表现在社会资本中的社会关系对体育锻炼的压力(影响)效应,通过弱关系连接促进个体生活态度的变化,进而增强对体育锻炼的兴趣和参与频率,通过强关系连接可以为个体提供适度的情感性支持,但强关系更多是对个体闲暇时间的占有和精力的耗费,进而阻碍了个体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其二,本文通过数据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中强弱关系以及社区关系与体育锻炼的相关性较强,但个体教育水平、收入、健康水平、性别差异以及户口差异等因素对体育锻炼的影响也较大,其三,体育锻炼对社会资本的反作用亦较为显著,而其影响机制可通过回路作用于个体的生活态度以及社会支持程度,从而影响个体社会资本的积累。
对本研究不足之处的总结与未来展望:第一,由于数据限制,本文没有涉及通过信息效应研究社会互惠与体育锻炼的相关性,在以后的研究中要加强这一层面的分析和探讨;第二,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没有进行足够的关注。本文旨在探讨体育锻炼和社会资本的双边互动关系,因此并不是严格的因果关系推断;第三,动员效应对体育锻炼也具有影响作用,比如观看体育赛事的方式和频率或者喜欢的体育明星可能会对个体参与体育锻炼的兴趣和激情产生激励和带动作用,但动员效应也可能依据强关系和弱关系的不同而对个体产生的作用不同。在此后的研究中,还需要在这几个方面进行更多的探索和分析。(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管理学院)
本文得到“重庆工商大学高层次人才支持项目”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