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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庄泽宣作为“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主要倡行者,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新教育中国化”概念,并从理论上予以论证,而且对新教育中国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践行,较早构建了完整的新教育中国化方案,引领和推动了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开展。作为教育史研究,我们不仅要考察、确定历史人物表面的言行以及这些言行所体现的历史,同时也需要考察伴随这些活动的历史创造者的内心世界。基于此,本文尝试采用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着重分析庄泽宣的社会心理层面的因素对其新教育中国化思想、行为的影响,同时,对庄泽宣的新教育中国化思想和行为如何影响了当时的教育改革,从而引领和推动了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开展进行探讨,以期突破教育史重视分析教育家所处的外部时代背景的局限,丰富庄泽宣研究的成果。
【关键词】庄泽宣;新教育中国化思想、行为;社会心理学
An Analysis on Zhuang Zexuan’s Thoughts
And Behavior of New Education Sionlization
Wu Dongme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Abstract: As the main advocator of New Education Sionlization movement, Zhuang Zexuan advanced the concept of new education sinolization definitely and firstly in Chinese history of education. Moreover, he demonstrated the concept theoretically and set up complete project of new education sinolization, which promoted the movement of new education sinoliz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we not only need review exterior words and behavior of the historical person, but also need explore the interior world of these persons. Based on this view, the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Zhuang Zexuan’s social psychology on his thoughts and behavior of new education sinolization, meanwhile probe the influence of Zhuang Zexuan’sthoughts and behavior of new education sinolization on the educational reform of the time.
Key words: Zhuang Zexuan thoughts and behavior of new education sinolizationsocial psychology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现代教育在中国的制度化,本土社会的教育研究力量的增强,以及教育的引进带来的弊端,如何使西方的现代教育适应中国的社会现实、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引起了中国一些既熟知西方教育学说又具有反省意识的中国教育学者的关注,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教育中国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庄泽宣是重要的倡行者和理论奠基人。
1927年,庄泽宣在《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新教育中国化”问题,并进行了理论阐述。庄泽宣指出:“现在中国的新教育不是中国固有的,是从西洋日本贩来的,所以不免有不合于中国的国情与需要的地方。如何能使新教育中国化,这是一件很大的问题,很复杂的问题,而且非经专家长期的研究与实验不可。但是大家对这个问题注意的还很少,所以我提出来讨论讨论,希望抛砖引玉,由讨论而研究而试验而执行,数十年后,中国的新教育或者可以完全中国化了。”在他看来,“要把新教育中国化,至少要合于下列四个条件:一、合于中国的国民经济力;二、合于中国的社会状况;三、能发扬中国民族的优点;四、能改良中国人的劣根性。”
承如当时教育界人士所言:“庄泽宣先生之《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一文可为努力于现今所谓抄袭的新教育者的忏悔与转换眼光于创造适合国情之教育的发轫之宣示。”庄泽宣的这一倡导,得到了当时教育界知名学者舒新城、罗廷光、邱椿、姜琦等的积极响应,以及中华教育改进社、《新教育评论》、《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等具有影响力的学术团体和刊物的大力支持,自此以后,中国教育界开始试图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探索中国化的新教育的发展道路。庄泽宣的这篇文章,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真正开始的标志。
庄泽宣对新教育中国化内涵的理解,可以说奠定了这一运动的基调和方向。庄泽宣认为,所谓新教育中国化并不是指西方教育的中国化,而是指创造适合中国国情民性的中国化的教育。在庄泽宣提出的新教育中国化符合的四个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新教育中国化的这种理解。在《中国教育改造之路》一文中,庄泽宣再一次指出“中国化”意指“适合中国国情”:“如果直接采用西洋教育制度来改造中国的教育那倒不难,但是要把教育造成适合中国国情的适合中国需要的中国化的教育便不容易。”但这种创造并不排斥对西方教育的借鉴,庄泽宣认为“新教育中国化”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从各国新试验里找。西洋教育制度已不是理想的制度,拿到中国来更加不适用。近二三十年来西洋也有各种新运动,这种新运动成功或失败都很难预测,但可供我们在找新路时参考。”新教育中国化运动,其运动的目标就是使受西方现代教育影响的、同中国传统教育不同的、在中国实施的教育适合中国的国情,从而达至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新教育”并不等同于西方教育,“中国化”也不是固守中国传统,“新教育中国化”虽然不排斥对西方教育的借鉴吸收,但并不仅仅指西方教育在中国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地教育组成部分的过程。
庄泽宣对新教育中国化的主要关注点,也奠定了新教育中国化运动开展的主要内容。相对于新教育外国化的新教育中国化运动,是一场本土教育复兴的运动。为了本土教育的复兴,当时新教育中国化的倡行者们首先对造成新教育外国化的西方教育的权威性进行了解构,主要是对制度化的西方教育理念——学制的解构。认为只有祛除西方教育的神魅,才能摆脱对西方教育的盲目的膜拜以及由此造成的简单的移植。除了祛魅,新教育中国化的倡行者对教育的认识也从教育万能转向了教育的发展要受经济、政治与民性等各方面的影响上,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民性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此基础上,新教育中国化的倡行者们对本土教育的重建提出了种种重建的方案以及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在运动开展的种种方面,庄泽宣都属于倡导者和先行者。
庄泽宣认为,要把教育造成适合中国国情的适合中国需要的中国化的教育,一定要大家观察社会的需要,各种的背景,如历史的背景,经济的背景和政治的背景,并且大家要觉到教育与中国的各种组织制度不能离开。在另一篇文章中,庄泽宣明确表示,“新教育中国化”的途径“在外延方面是中国社会的科学分析,在内涵方面是适应社会的教育实验。”在《现在教育设施的根本谬误和今后所应取的途径》一文中,他说:“我们以为今后方针的前提是:不要好高务远,专顾表面,而足踏实地的研究一下中国现在社会实况与经济力量。不要想包罗万象,无美不备,以为教育是万能,而去注重实际问题的讨探与解决。”在《中国教育的出路》一文中倡议:“必须抛弃西洋式的观点与成见,先把中国的社会是个什么东西看明白了,再来研究改进的方案。……中国已经到了很危急的时候,我们赶快设法挽救,这是不错的,但是数十年来我们救国之心太热切了,以致一错再错,弄到焦头烂额更其危险,所以我以为心是要热的,而头脑是要冷静的;必须看清事实,脚踏实地的去做,且莫乱喊口号。”1926年庄泽宣发表了两篇国民性与教育的文章,“颇引起教育界的注意。”1926年夏,庄泽宣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去任教,“决心再把几年来积在心中的教育与政治、社会、经济关系问题来整理一下”,因此便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教育状况”,想在此方面有所努力。“后来到广州后发表的《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等七篇文章,便是那时所得的一部分。”[2]
1928年春,以庄泽宣为首的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成立,对“新教育中国化”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研究工作首先是从这样三个方面下手的:一 、从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研究中国新教育之背景;二、从分析千字课厘定字汇等来重新估定民众教育材料;三、对于国文教学问题作一有系统的研究。到1933年,在庄泽宣的领导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对“新教育中国化”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对于第一方面的工作,先有庄泽宣的《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和陈礼江的《中国新教育背景十讲》两书,后有古楳七十万余言的《中国新教育背景》一书;对于第二方面的工作,先有庄泽宣和彭仁山的《基本字汇研究》,与五位学生的《五种千字课分析》,并有几位教师编辑《民众基础读本》,最后有庄泽宣重编《人人读》一套;第三方面有阮真的《中学作文教学研究》,《中学国文校外阅读研究》,徐锡龄的《儿童阅读兴趣研究》等。
庄泽宣认为,研究中国的国情、民性的目的,“在消极方面是觉悟已往抄袭西洋教育制度或其他制度的错误,与所发生的危险。在积极方面是根据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甚至学术思想等种种背景,去创造一种适合需要的新的教育制度。”[3]因此,“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展开,在对中国的国情民性认识的基础上,必然要建构中国化的教育方案。在长期对“新教育中国化”问题关注和研究的基础上,庄泽宣提出了中国化的教育改革方案。在这一时期,甚而到30年代初,在中国教育领域里提出较完整的教育改革方案的,只不过有庄泽宣等寥寥数人。[4]庄泽宣的三段教育,主张取消现行的普通中学,教育系统分为基本教育,扩充教育,及学术教育三段。
庄泽宣作为“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主要倡行者,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新教育中国化”概念,并从理论上予以论证,而且对新教育中国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践行,较早构建了完整的新教育中国化方案,引领和推动了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开展。作为教育史研究,能够回答的最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因此,我们不仅要考察、确定历史人物表面的言行以及这些言行所体现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历史因果,同时也需要考察伴随这些活动的历史创造者的内心世界,它有助于阐明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加深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正如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所说:“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心理上的事实。”[5]基于此,本文尝试采用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从新的视角来考量庄泽宣的教育思想和行为。社会心理学试图解释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如何受到他人实际的、想象的或潜在的影响;同时,也探讨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如何透过个体对现实的认知、情感和意向这样的建构性心理过程影响到他人与社会。所谓他人,不但指个体,而且指他人所构成的群体、社会、历史、文化等。所谓影响,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相互的过程,作为接受影响的主体,对影响具有建构和解释的能力,社会环境不再是简单的外在于人的环境,而是被主体建构过的环境。由此,社会心理学可以揭示出个体心理与群体社会心理、微观与宏观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机制。[6]因此,本文着重分析庄泽宣的社会心理层面的因素对其新教育中国化思想、行为的影响,即庄泽宣的新教育中国化的思想、行为如何受到他人的影响,同时,对庄泽宣的新教育中国化思想和行为如何影响了当时的教育改革,从而引领和推动了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开展进行探讨,以期丰富庄泽宣研究的成果,突破教育史学重视分析教育家所处的外部时代背景的局限。
一、庄泽宣的自我概念与“新教育中国化”思想、行为的产生
(一)庄泽宣的自我概念的形成
对于庄泽宣的思想、情感、行为如何受到他人实际的、想象的或潜在的存在的影响的问题,我们从社会心理学中的自我概念着手进行分析。自我概念是社会心理学家普遍关心的一个研究领域。在社会心理学中,自我概念指的是“个人关于自身的认识和观念”,是人们的反身意识,即以自身为对象,形成对自身的看法和观念。自我概念作为外部影响与个人行为之间相关联的中介因素,调节和影响着个体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正是通过这一内向性界定的形成发展来引导自己达到符合社会需要的行为定向系统,实现个体社会化过程。这是因为社会化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就是形成与实际的自我特征相符合的自我概念。虽然社会化的目标是形成人们心理结构中社会共同的东西,但社会内容的承载和在特定条件下的显现,却是以人们的自我为基础的。因此,个人自我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伯恩斯在其《自我概念发展与教育》一书中,系统论述了自我概念的心理作用,提出自我概念具有三处功能:保持内在一致性、决定个人对经验怎样解释和决定人们的期望。个人怎样理解自己,是其内在一致性的关键部分。因此,个人需要按照保持自我看法一致性的方式行动。通过维持内在一致性的机制,自我概念实际上起着引导个人行为的作用。自我概念第二方面的功能,是它起着经验解释系统的作用。一定的经验对于个人具有怎样的意义,是由个人的自我概念决定的。每一种经验对于特定个人的意义也是特定的。不同的人可能会获得完全相同的经验,但他们对于这种经验的解释却可能是高度不同的。解释经验的轨道决定于一个人的自我概念。正如人们具有保持自己行为与自己的自我看法相一致的强烈倾向一样,人们也强烈地倾向于按照与自己的自我概念相一致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的行为。由于这一倾向,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并正发生作用的自我概念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自我概念形成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方面,因此,引导儿童一开始就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或自我看法应当是一种先定的教育定向。自我概念就象一个过滤器,进入个人心理世界的每一种知觉,都必须通过这一过滤器。在知觉通过这一过滤器的同时,它也被赋予意义,而所赋意义的性质,则高度决定于个人已经形成起来的自我概念。当个人的既有自我概念消极时,每一种经验都会被与消极的自我评定联系到一起。而如果自我概念是积极的,则每一种经验都可能被赋予积极的含义。自我概念第三方面的功能,是它决定着人们的期望。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中,人们对于事情发生的期待、对于情境中其他人行为的解释以及自己在情境中如何行为,都高度决定于自己的自我概念。伯恩斯指出,儿童对于自己的期望是在自我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与自我概念相一致的,其后继的行为也决定于自我概念的性质。由于自我概念引发与其性质相一致或自我支持性的期望,并使人们倾向于运用可以导致这种期望得以实现的方式行为,因而自我概念具有预言自我实现的作用。
自我概念的一致性、解释、期望定向功能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对自我的认识——自我概念。一旦有了明确的自我概念,个体就倾向于在各种各样的情境下都维持自己的一致性。因此,从自我概念分析庄泽宣新教育中国化思想、行为的产生是恰切和必要的。根据伯恩斯对自我概念结构的分析,自我概念包括物质的、社会的、学术的和情绪的自我,本文所探讨的自我概念,主要指的是社会的和学术的自我。
庄泽宣的自我概念是什么样的呢?对于庄泽宣的自我概念的内容,我们可以从他的自我概念的形成中具体看出。
按照库利“镜像自我”理论,儿童早期的自我概念主要是通过将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当作镜子来看到自己的“镜映过程”获得的,别人的态度不仅影响着儿童折射性的“镜像自我”,而且会经由这一途径使实际的自我发展也受到影响。[7] 1895年的夏天,庄泽宣在湖北武昌出生,据说庄泽宣为“坐胎”生产,他身边迷信的人说 “坐胎”生产的人有坐八人抬的主考大轿的资格。所以庄泽宣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可惜科举废得太早了,他们的话没有法子证实”。看似玩笑之语,但庄泽宣把它郑重地写在《我的教育思想》的前言中,可以看出,在庄泽宣的幼年时期,他周围的人是以未来的主考官来对待他的,而这种态度,也朦胧地让庄泽宣较早认识到,自己以后应该是和教育有关系的。`
儿童自我发展的另一个核心要素是人际交往。米德曾指出,个人的自我是因为体验到别人的存在而出现的。没有对别人的体验和将自身与他人进行比较,就不可能有自我的诞生。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个与儿童发生交往的人对他们都具有同等的影响力,儿童生活中的某些人对他们的自我概念发展有着尤其重要的影响,这些人被称作重要他人。
在学龄前阶段,儿童的意识由父母的一言一行主导着,在庄泽宣自我概念形成过程中的第一个重要他人,应该是庄泽宣的父亲。根据庄泽宣对他父亲的记载,庄泽宣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刚从日本回来不久,在张之洞手下办新政,后来,他的父亲与张之洞发生矛盾,于是辞职携家来到江西南昌。从庄父的经历以及他与张之洞发生矛盾,我们可以看出,庄泽宣的父亲是一位有新思想、有主见、敢于直言的人,因此,庄泽宣对自己的评价,应该大致如此。这一点从他后来的经历可以印证。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到小学阶段以后,教师开始发挥可能超越父母的影响力。在儿童发展的过程中,教师对儿童自我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发挥着长期、重大而持续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的性质很难为其他途径的影响所取代。这就意味着,教师看待学生的态度和对待学生的方式是学生在学校社会环境中处境是否积极的最主要的因素,教师不仅会对学生的自我概念发展发挥巨大影响,而且会由此影响学生的实际自我状况与整个人生道路。庄泽宣11岁时进入南昌的大同小学上学。大同小学是当时办理较早的一所新式学堂,校长是周六平。周六平是江西著名的维新人物,晚清举人,早年因倾向革命,曾加入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二次革命时,参与了李烈钧的讨袁军事活动。周校长在讲课的时候常常讥讽守旧分子,慷慨激昂地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并分析讲述国际形势与新的科学思想。庄泽宣自己回忆到 “校长周六平先生是一位很肯研究的教育家,他的教法也比他人的好,因为他对我们说他用的是五段教授法,于是我也仿佛知道外国有一位大教育家叫做赫巴脱”。
与此同时,“商务的《教育杂志》便出版了,大约一则因为《教育杂志》的主编人陆费伯鸿、庄伯俞先生等都是我家里的世好,二则因为亡兄受之先生是很喜欢研究教育的,《教育杂志》自第一期出版的时候便买了来,我也得拜读……”《教育杂志》是中国商务印书馆于1909年创刊的教育月刊。1948年12月终刊。《教育杂志》创刊时即注意广泛介绍外国资产阶级教育思潮和各国教育制度,讨论国内教育问题,对扩大教育界视野,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制度和方法起过一定作用。该刊发行量较大,对当时教育界人士、教育理论和实践起过重大影响。
正是由于校长周六平和陆费逵主编的《教育杂志》的影响,庄泽宣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便喜欢弄弄笔墨,还曾经做了一篇短文,批评中国的教育是德智体三育没有完备,是有教而无育。在《我的教育思想》中,庄泽宣回忆到:“大约是读了《教育杂志》和听了六平先生的教训后有感而作……这是我教育思想的起点,不可不记。”庄泽宣认为,他十三四岁的时候写的那篇“批评中国的教育”的文章,是他教育思想的起点,不可不记,由此我们可以确认,庄泽宣对其自我概念的认识是“批评中国的教育”。
庄泽宣“批评中国的教育”的自我概念因陆费逵而得到强化。1910年,15岁的庄泽宣第一次离家远行,随他的哥哥到北京求学,进了顺天高等学堂。当时,梁漱溟也在那里读书,但是两人并不深识。一年后,庄泽宣的哥哥在北京大学毕业,庄泽宣也随之离开北京,转入上海南洋中学读书。南洋中学创建于1896年,是国人自主办新式学校最早的范例。庄泽宣在上海的保护人,就是陆费逵。
陆费逵(1886-1941),复姓陆费,字伯鸿,祖籍浙江桐乡,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思想家和出版家。1909年主编著名的《教育杂志》(我国第一个教育专业刊物);1912年,陆费逵创办了中华书局,这是一家我国经营历史最久、出版书刊最多、影响最大的私营企业。陆费逵任中华书局局长、总经理达30 年之久。陆费逵一生重视教育,毕生以普及教育的思想从事出版工作,他不仅创办、主编了教育刊物,还出版了《教育文存》、《世界教育状况》等大量教育论著和中小学教材,自己曾当过校长、教师,写过许多宣传教育救国的文章。他还积极为清末的教育出谋划策,如倡导职业教育、女子教育、改革学制、统一国语、提倡白话文等,思想新颖,富有革新精神,曾在上海引起很大轰动。陆费逵普及国民教育的主张,在1912年民国建立后,被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全盘接受,并于1912年1月19日以教育部第一号令发布,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改革。可以说,陆费逵在当时对文化教育上的贡献,实非一般人所能及。
在庄泽宣自我概念的形成中,陆费逵可以说是另一位重要他人。在南洋中学求学期间,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庄泽宣便到陆费逵家吃饭、聊天,而教育上的问题是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虽然庄泽宣自认学识比较浅薄,不够资格和陆费逵讨论,但是,陆费逵教育革新的精神无疑对庄泽宣强化“批评中国的教育”的自我概念有重大影响。
庄泽宣在《忆陆费伯鸿先生》一文中写道“我最早与伯鸿先生发生关系是宣统元年,他在商务印书馆创刊《教育杂志》的时候。那时恐怕也是他文章最健的时候,几乎每期都有文章,而且所讨论的都是些教育上极实际的问题。那时我还是一个初入新式学校的学生。可是我对他的文章已发生浓厚的兴趣。我后来衷于研究教育并在教育界服务,屈指亦有了二十年,未始不是在那时已种下了根苗。”①
(二)自我概念统摄下的“新教育中国化”思想、行为的产生
正是在“批评中国的教育”的自我概念统摄下,庄泽宣“新教育中国化”的思想开始萌发。在美国研究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庄泽宣发现,“美国的办法虽好,但自有其背境,不能依样画葫芦的搬到中国来”。②在做博士论文《中国教育民治的趋势》的时候,他发现了中国教育上几个特殊的问题“第一,中国的成人教育绝对的与他国不同。第二,就是中国的儿童教育也不能仿照他国办法。第三,中国的言文问题极复杂极不容易解决,但是与教育的设施有很重要的关系。第四,因此中国的师资训练也无从抄袭他国的成规。第五,我的潜意识里已经深深感到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关系的密切。”③诚如现代学者的研究所表明的:“欲使优势文化不至于产生无限膨胀,只有一途是较为根本而有效的,那就是:社会中具有高度的自觉、反省、和批判意识。”④
通过维持内在一致性的机制,自我概念实际上起着引导个人行为的作用。1922年,庄泽宣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应母校的邀请返回清华大学参与清华的改造。对于清华的发展方针,他曾提出三个主张:第一,设立“中国文化”研究院,把中国过去、现在的文化客观、系统地进行研究;第二,提倡职业指导,帮助学生确定最合适学习的科目,决定后,“该科本校有则入本校,无则送出洋”,“成绩仍由本校随时监督,学位概由学校发给”;第三,主张清华派赴出国的留学生,特别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学生,在修完基础课后回国进行一两年的本地调查研究,学校仍照旧支付官费,然后再出国继续学习,完成学业。旨在“养成一班中国适用的‘专家’,把清华改办成一所中国适用的大学”⑤。庄泽宣认为,“这样清华的新大学才另有精神而基础稳固,所造就的人才方可真为中国解决问题,或作学术上的贡献。”⑥庄泽宣试图将清华建设成为适合中国国情的大学,可以说这是他“新教育中国化”的第一次实践尝试。
庄泽宣的“批评中国的教育”的自我概念,可以说是其“新教育中国化”思想、行为产生的重要的心理因素。
二、庄泽宣的思想、行为对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引领和促进
庄泽宣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如何透过个体对现实的认知、情感和意向这样的建构性的心理过程影响到他人和社会呢?
(一)庄泽宣对教育现状及其与国情、民性关系的认知
一定的经验对于个人具有怎样的意义,是由个人的自我概念决定的,自我概念起着经验解释系统的作用。庄泽宣在其“批评中国的教育”的自我概念的统摄下,形成了他对教育现状及其与国情、民性关系的认知。
1.对当时新教育现状的认知
庄泽宣认为,“现在中国的新教育不是中国固有的,是从西洋日本贩来的。”[8]“三十年来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造似乎犯了两个大毛病。一、所拟的制度不是受了日本的影响,便是受了欧美的影响;二、所拟的制度多偏于学校方面的教育,而不涉及社会教育。所以这些只是学制的改革,而不是真正的教育制度的改造。一种教育制度若确可称为‘中国的’,决不是模仿任何国的陈规所可形成的,非自己去建设不可。”“中国在三十年以前的教育是旧式的教育,……在三十年以前因为感觉到旧教育之不适用,缺点很多,所以有新教育运动。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感觉到西洋的教育比中国的教育好,同时日本采用西洋教育有很大的效果;因此直接受日本间接受西洋的影响,便造成一种新教育,然而新教育和旧教育相差的很远;把旧的丢了,把新的搬过来,这种新教育并不是经过一番研究融化而成的,只把制度改改罢了。所以说现在的教育可说是非中国的,我们要想教育适合中国的国情,发生最大的效力,我感觉有改造的必要。”“我们已往的错误,便是把实业已经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搬到中国来;所以只是造成了若干的高等游民,于国家社会毫无补益。”
2.对当时国情及其与教育关系的认知
庄泽宣认为,要把教育造成适合中国国情的适合中国需要的中国化的教育,一定要大家观察社会的需要,各种的背景,如历史的背景,经济的背景和政治的背景,并且大家要觉到教育与中国的各种组织制度不能离开。在另一篇文章中,庄泽宣明确的表示,“新教育中国化”的途径“在外延方面是中国社会的科学分析,在内涵方面是适应社会的教育实验。”。在《现在教育设施的根本谬误和今后所应取的途径》一文中,他说:“我们以为今后方针的前提是:不要好高务远,专顾表面,而足踏实地的研究一下中国现在社会实况与经济力量。不要想包罗万象,无美不备,以为教育是万能,而去注重实际问题的讨探与解决。”在《中国教育的出路》一文中他倡议:“必须抛弃西洋式的观点与成见,先把中国的社会是个什么东西看明白了,再来研究改进的方案。……中国已经到了很危急的时候,我们赶快设法挽救,这是不错的,但是数十年来我们救国之心太热切了,以致一错再错,弄到焦头烂额更其危险,所以我以为心是要热的,而头脑是要冷静的;必须看清事实,脚踏实地的去做,且莫乱喊口号。”
3.对民性及其与教育关系的认知
民族性应当是一个人社会认知的重要部分,它主导着个体的群体认同和群体心理。民族性与教育的关系虽然密切,可是在此之前研究教育的人一向侧重在教育与个性的关系而忽略了教育与民族性相互影响的势力。至于民族性的研究,庄泽宣认为“直到近年来比较教育渐成为教育学中一重要部门,尤其是因为有许多国家抄袭他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发生了不良影响以后,才引起大家对于民族性与教育关系研究的注意。”庄泽宣认为,民族性与教育的关系是互相连锁的。各国教育的理论和设施的不同反映着民族性的歧异:因为教育的理论和设施的不同,更加深了各国民族性的歧异。所以民族性不同的国家决不能产生同一的教育的理论和设施,世界上也决没有一种教育理论与设施可以适用于民族性歧异的各个国家。民族性对于教育的影响,范围既大,势力也深。不但限定了教育的内质和外形,更规范着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对于教育与民族性关系的具体研究,当时的教育者把注意力更多的是放在了教育对民族性的影响上,即如何发扬优良的民族性,改造庸劣的民族性。庄泽宣认为,在文化方面,尤其在教育方面,最足以亡民族的生命的,莫过于失去自信心、自信力。负教育责任的应以恢复民族自信心为最大职责。这也就是他四年前写《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的时候,提出的四个条件,而以“发扬中国民族的优点”为其中之一的缘故。他认为应当随时随地就所见得到的,向民众及受教的学生宣扬文化固有的优点,这不是一班遗老遗少所提倡的“保存国粹”,而是积极恢复民族的自信心自信力。
(二)庄泽宣的社会认知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
在自我概念的统摄下,庄泽宣形成了自己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教育现状以及国情民性与教育关系的认知。这种认知对新教育中国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讲课、著述书说、学术交流、创办研究所和刊物等传播途径影响人们态度的改变实现的。
符号互动理论认为,声音符号不仅最适用于人际传播,而且当它发展成文字符号并两相结合时,它们将适用于人类任何形式的传播。符号是传播的中介,表意的“姿态”。人类在信息的相互作用中使用符号,解释符号,获得意义。如果没有符号作为中介与他人的相互作用,一个客体对一个人是没有意义的。米德将传播看作是影响人类行为的重要过程,深信大众传播媒介的“无比威力”以及对社会变迁、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在米德眼里,大众传媒不仅能提供情报、传播信息、交流经验,而且能改变态度、控制社会;不仅能产生一种不同类型的个体,而且会产生一种不同的社会。因此,其作用往往超过宗教、经济和教育。米德认为,“交流过程是社会控制和合作活动的一个媒介;没有任何一个思想领域能够(离开它)完全独立地进行。”可以说,“交流过程是比普遍宗教或普遍经济过程更普遍的过程,因为它们都有要用到它。”人类传播以及“新闻业所运用的那些传播媒介的极端重要性一望便知,因为它们报道各种情况,使人们能够理解他人的态度与经验”,“把自己的经验普遍化从而起调停作用,使其他人能够参与这种传播形式。”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庄泽宣曾于1926年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教育状况》学程,“到广州后发表的《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等七篇文章,便是那时所得的一部分。”
此外,庄泽宣笔耕不辍,从十三四岁的时候,便喜欢舞文弄墨,发表了大量关于新教育中国化的文章、著作。如籍:《西洋教育制度的演进及其背景》、《各国教育比较论》、《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职业教育》、《基本字汇》、《一个教育书目》、《教育学小词典》、《各国学制概要》、《新中华教育概论》、《职业教育通论》、《人人读》(八册)、《世界教育新潮》、《我的教育思想》、《民众教育通论》等等。
在研究的过程中,庄泽宣逐渐意识到,要系统深入地研究教育科学,改造中国教育现状,单凭他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应当选一个全国适中的地方设一个教育学研究所专做这件事”。1927年秋,庄泽宣来到中山大学,出任文学院教育系主任,着手筹备成立教育学研究所。1928年2月,几经周折,国立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成立了,这是“国内最早的专门教育研究机关”。庄泽宣兼任首任研究所所长。庄泽宣认为:“我们一方面感到大学的工作本应以研究为主体,一方面看见国内的教育太外国化而不合于国情”,因此,创建教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谋中国教育问题的彻底解决”。
教育学研究所成立后,创办所刊《教育研究》。该杂志每学期4册,年出8册。其稿件“以有研究性质,或可供研究之材料者为限”利用《教育研究》这个平台,作为“守门人”的庄泽宣积极宣扬新教育中国化思想。其中,庄泽宣自己撰写的文章有:《教育的意义及范围》、《三十年来中国之新教育》、《教育方针讨论》、《建设中国新教育行政制度讨论》、《中国的经济状况与今后新教育的扩充》、《规定师范课程的我见》、《现在教育设施的根本谬误和今后所应取的途径》、《中国教育改造之路》以及《怎样提倡科学教育》等多篇。[9]
教育学研究所还积极开展与外国教育机构的学术交流,加入各种著名教育学术团体,与欧美、亚洲约20个国家的150个学术团体交换出版物。1929年2月,庄泽宣率队赴菲律宾进行为期三周的教育考察;1932年夏,庄泽宣赴欧洲出席第六次世界新教育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中国新教育趋势的发言,认为中国人民是具有创造性的,假以时日,中国将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教育和文化体系,对新的世界文化作出贡献。
庄泽宣主持的教育学研究所,吸引了陈礼江、古楳、崔载阳、雷通群等当时社会知名的教育学者加入。这些人的加入,可以说是庄泽宣的新教育中国化思想、行为产生社会影响的重要标志。社会认同理论指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以类别化、认同、以及社会比较等程序,将自己与他人归属于不同的类别,而且,一旦完成这个过程,人们的价值判断、对世界的认知等,都将因而受到明显的影响。当人们经由类别化的处理之后,会将自己属于某一个团体中,藉由认同、支持自己的团体,以提升个人的团体认同与自尊;并透过这样的机制,当属于某一个团体之后,自然会做出有利于团体的内团体偏私行为。因此,这些教育学者加入庄泽宣主持的教育学研究所的行为,表明他们认同该所创办的宗旨,亦即认同了庄泽宣新教育中国化的思想,并且导致他们新教育中国化行为的出现。加入教育学研究所后,陈礼江著有《中国新教育背景十讲》一书,古楳著有七十万余言的《中国新教育背景》一书等。
庄泽宣的新教育中国化思想、行为产生的社会影响效果,或者说庄泽宣通过讲课、著述立说、学术交流、创办研究所和刊物等传播途径影响人们态度改变的传播效果,我们还可以从传达信息的说服者本身的特点方面进行考察。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在态度改变的过程中,劝导是否有说服力,深受传达信息的说服者本身特点影响。
信息的直接传播者——传达者的可信性、吸引力、与态度主体的相似性等都会影响到他所提供的信息的说服效果。其中可信度主要取决于专家资格和可靠性。在某些方面具有专长的人在说服他人的时候比较有效。具体到庄泽宣而言,庄泽宣受过系统的教育专业训练,清华毕业后赴美专攻教育学与心理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高等学府,是多个教育团体的重要成员,如:中华职教社职业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课程委员会会员、教育部译名委员会会员、广东省第一届县长考试襄试委员、广东省党部党义教师训育主任检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理事、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专家委员等。加之当时的社会风气是西洋派高于东洋派,东洋派高于国内派,“社会身份之高下,服劳报酬之多寡,率以此为标准,不惟已成为定例,并且已有形成文法之趋势。”因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庄泽宣是社会认可的教育专家。
说服者是否值得他人信任也对说服效果产生影响。如果人们认为说服者能从自己倡导的观点中获益,人们便会怀疑说服者的可靠性,此时即使他的观点很客观,人们也不大会相信。庄泽宣“一生心系教育,宦情如水”,新教育中国化思想的传播,不是为维护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而是通过对传统教育的选择、改造、发展和继承来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呈现出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拳拳爱国之心。
除此以外,传达者与态度主体的相似性越高,态度主体越容易受到说服者的影响而发生态度的改变。这种相似性不仅包括共同的爱好、价值观等,而且与他们的种族观点等也有一定的关系。20世纪二十年代新教育运动的失败以后,时人把新教育失效的原因多归咎于模仿和外国化,1924年,《中华教育界》在《本志的新希望》中就表示:“我们相信一个国家的教育应有特创独立的精神才能真有造于国家。决不是东涂西抹,依样葫芦的抄袭外国教育所能奏效。所以我们希望教育界从今后应多多依据本国的历史与实况,建立本国的教育。”1925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制定了一个进行方针,方针明确规定:“本社今后对于教育之努力,应向适合本国国情及生活需要之方向进行。”《新教育评论》在创刊缘起中写道:“我们深信一个国家的教育,无论在制度上、内容上、方法上不应当靠着稗贩和因袭,而应该准照那国家的需要和精神,去谋适合,谋创造”[10]新教育中国化思想已呼之欲出。1927年,庄泽宣在《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新教育中国化”问题,并首次进行了理论阐述。由此可知,庄泽宣新教育中国化思想的传播,正是顺应了时代潮流。
在自我概念的统摄下,庄泽宣率先从理论上对新教育中国化进行了阐释,并通过讲课、著述书说、学术交流、创办研究所和刊物等传播途径,影响了人们态度的改变,为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引领和推动了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开展。庄泽宣的这些贡献,也使其名垂青史,《教育大辞典》收录的“庄泽宣”的词条中称其为毕生“提倡新教育中国化”[11]的教育家。
注释:
①俞筱尧,刘彦捷.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57页.
②庄泽宣.我的教育思想·代序.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4页.
③庄泽宣.我的教育思想·代序.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6页.
④叶启政.边陲性与学术发展.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67页.
⑤庄泽宣.我的教育思想.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311页.
⑥庄泽宣.我的教育思想·代序.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6页.
参考文献
[1]庄泽宣.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上海民智书局1929年版,第23页.
[2]庄泽宣.我的教育思想·代序.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7页.
[3]古楳.现代中国及其教育·庄序.中华书局,1934-1936年版.
[4]王腾波.改革中国意见概观.教育学期刊.卷2期.
[5]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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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金盛华:《社会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
[8] 庄泽宣:《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上海民智书局,1929年版,第23页,
[9] 邓友超:庄泽宣及其教育概论.教育史研究,2005年第2期,
[10] 华中师范学院教科所.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68页,
[11]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2 页,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6年度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EAA060190)。
作者简介:吴冬梅(1972—),女,山东人,博士,讲师,2003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中国教育史专业,研究方向:中国教育史。
【关键词】庄泽宣;新教育中国化思想、行为;社会心理学
An Analysis on Zhuang Zexuan’s Thoughts
And Behavior of New Education Sionlization
Wu Dongme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Abstract: As the main advocator of New Education Sionlization movement, Zhuang Zexuan advanced the concept of new education sinolization definitely and firstly in Chinese history of education. Moreover, he demonstrated the concept theoretically and set up complete project of new education sinolization, which promoted the movement of new education sinoliz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we not only need review exterior words and behavior of the historical person, but also need explore the interior world of these persons. Based on this view, the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Zhuang Zexuan’s social psychology on his thoughts and behavior of new education sinolization, meanwhile probe the influence of Zhuang Zexuan’sthoughts and behavior of new education sinolization on the educational reform of the time.
Key words: Zhuang Zexuan thoughts and behavior of new education sinolizationsocial psychology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现代教育在中国的制度化,本土社会的教育研究力量的增强,以及教育的引进带来的弊端,如何使西方的现代教育适应中国的社会现实、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引起了中国一些既熟知西方教育学说又具有反省意识的中国教育学者的关注,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教育中国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庄泽宣是重要的倡行者和理论奠基人。
1927年,庄泽宣在《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新教育中国化”问题,并进行了理论阐述。庄泽宣指出:“现在中国的新教育不是中国固有的,是从西洋日本贩来的,所以不免有不合于中国的国情与需要的地方。如何能使新教育中国化,这是一件很大的问题,很复杂的问题,而且非经专家长期的研究与实验不可。但是大家对这个问题注意的还很少,所以我提出来讨论讨论,希望抛砖引玉,由讨论而研究而试验而执行,数十年后,中国的新教育或者可以完全中国化了。”在他看来,“要把新教育中国化,至少要合于下列四个条件:一、合于中国的国民经济力;二、合于中国的社会状况;三、能发扬中国民族的优点;四、能改良中国人的劣根性。”
承如当时教育界人士所言:“庄泽宣先生之《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一文可为努力于现今所谓抄袭的新教育者的忏悔与转换眼光于创造适合国情之教育的发轫之宣示。”庄泽宣的这一倡导,得到了当时教育界知名学者舒新城、罗廷光、邱椿、姜琦等的积极响应,以及中华教育改进社、《新教育评论》、《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等具有影响力的学术团体和刊物的大力支持,自此以后,中国教育界开始试图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探索中国化的新教育的发展道路。庄泽宣的这篇文章,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真正开始的标志。
庄泽宣对新教育中国化内涵的理解,可以说奠定了这一运动的基调和方向。庄泽宣认为,所谓新教育中国化并不是指西方教育的中国化,而是指创造适合中国国情民性的中国化的教育。在庄泽宣提出的新教育中国化符合的四个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新教育中国化的这种理解。在《中国教育改造之路》一文中,庄泽宣再一次指出“中国化”意指“适合中国国情”:“如果直接采用西洋教育制度来改造中国的教育那倒不难,但是要把教育造成适合中国国情的适合中国需要的中国化的教育便不容易。”但这种创造并不排斥对西方教育的借鉴,庄泽宣认为“新教育中国化”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从各国新试验里找。西洋教育制度已不是理想的制度,拿到中国来更加不适用。近二三十年来西洋也有各种新运动,这种新运动成功或失败都很难预测,但可供我们在找新路时参考。”新教育中国化运动,其运动的目标就是使受西方现代教育影响的、同中国传统教育不同的、在中国实施的教育适合中国的国情,从而达至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新教育”并不等同于西方教育,“中国化”也不是固守中国传统,“新教育中国化”虽然不排斥对西方教育的借鉴吸收,但并不仅仅指西方教育在中国被吸收、认同进而转化为本地教育组成部分的过程。
庄泽宣对新教育中国化的主要关注点,也奠定了新教育中国化运动开展的主要内容。相对于新教育外国化的新教育中国化运动,是一场本土教育复兴的运动。为了本土教育的复兴,当时新教育中国化的倡行者们首先对造成新教育外国化的西方教育的权威性进行了解构,主要是对制度化的西方教育理念——学制的解构。认为只有祛除西方教育的神魅,才能摆脱对西方教育的盲目的膜拜以及由此造成的简单的移植。除了祛魅,新教育中国化的倡行者对教育的认识也从教育万能转向了教育的发展要受经济、政治与民性等各方面的影响上,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民性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此基础上,新教育中国化的倡行者们对本土教育的重建提出了种种重建的方案以及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在运动开展的种种方面,庄泽宣都属于倡导者和先行者。
庄泽宣认为,要把教育造成适合中国国情的适合中国需要的中国化的教育,一定要大家观察社会的需要,各种的背景,如历史的背景,经济的背景和政治的背景,并且大家要觉到教育与中国的各种组织制度不能离开。在另一篇文章中,庄泽宣明确表示,“新教育中国化”的途径“在外延方面是中国社会的科学分析,在内涵方面是适应社会的教育实验。”在《现在教育设施的根本谬误和今后所应取的途径》一文中,他说:“我们以为今后方针的前提是:不要好高务远,专顾表面,而足踏实地的研究一下中国现在社会实况与经济力量。不要想包罗万象,无美不备,以为教育是万能,而去注重实际问题的讨探与解决。”在《中国教育的出路》一文中倡议:“必须抛弃西洋式的观点与成见,先把中国的社会是个什么东西看明白了,再来研究改进的方案。……中国已经到了很危急的时候,我们赶快设法挽救,这是不错的,但是数十年来我们救国之心太热切了,以致一错再错,弄到焦头烂额更其危险,所以我以为心是要热的,而头脑是要冷静的;必须看清事实,脚踏实地的去做,且莫乱喊口号。”1926年庄泽宣发表了两篇国民性与教育的文章,“颇引起教育界的注意。”1926年夏,庄泽宣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去任教,“决心再把几年来积在心中的教育与政治、社会、经济关系问题来整理一下”,因此便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教育状况”,想在此方面有所努力。“后来到广州后发表的《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等七篇文章,便是那时所得的一部分。”[2]
1928年春,以庄泽宣为首的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成立,对“新教育中国化”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研究工作首先是从这样三个方面下手的:一 、从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研究中国新教育之背景;二、从分析千字课厘定字汇等来重新估定民众教育材料;三、对于国文教学问题作一有系统的研究。到1933年,在庄泽宣的领导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对“新教育中国化”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对于第一方面的工作,先有庄泽宣的《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和陈礼江的《中国新教育背景十讲》两书,后有古楳七十万余言的《中国新教育背景》一书;对于第二方面的工作,先有庄泽宣和彭仁山的《基本字汇研究》,与五位学生的《五种千字课分析》,并有几位教师编辑《民众基础读本》,最后有庄泽宣重编《人人读》一套;第三方面有阮真的《中学作文教学研究》,《中学国文校外阅读研究》,徐锡龄的《儿童阅读兴趣研究》等。
庄泽宣认为,研究中国的国情、民性的目的,“在消极方面是觉悟已往抄袭西洋教育制度或其他制度的错误,与所发生的危险。在积极方面是根据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甚至学术思想等种种背景,去创造一种适合需要的新的教育制度。”[3]因此,“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展开,在对中国的国情民性认识的基础上,必然要建构中国化的教育方案。在长期对“新教育中国化”问题关注和研究的基础上,庄泽宣提出了中国化的教育改革方案。在这一时期,甚而到30年代初,在中国教育领域里提出较完整的教育改革方案的,只不过有庄泽宣等寥寥数人。[4]庄泽宣的三段教育,主张取消现行的普通中学,教育系统分为基本教育,扩充教育,及学术教育三段。
庄泽宣作为“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主要倡行者,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新教育中国化”概念,并从理论上予以论证,而且对新教育中国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践行,较早构建了完整的新教育中国化方案,引领和推动了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开展。作为教育史研究,能够回答的最有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因此,我们不仅要考察、确定历史人物表面的言行以及这些言行所体现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历史因果,同时也需要考察伴随这些活动的历史创造者的内心世界,它有助于阐明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加深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正如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所说:“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心理上的事实。”[5]基于此,本文尝试采用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从新的视角来考量庄泽宣的教育思想和行为。社会心理学试图解释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如何受到他人实际的、想象的或潜在的影响;同时,也探讨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如何透过个体对现实的认知、情感和意向这样的建构性心理过程影响到他人与社会。所谓他人,不但指个体,而且指他人所构成的群体、社会、历史、文化等。所谓影响,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相互的过程,作为接受影响的主体,对影响具有建构和解释的能力,社会环境不再是简单的外在于人的环境,而是被主体建构过的环境。由此,社会心理学可以揭示出个体心理与群体社会心理、微观与宏观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机制。[6]因此,本文着重分析庄泽宣的社会心理层面的因素对其新教育中国化思想、行为的影响,即庄泽宣的新教育中国化的思想、行为如何受到他人的影响,同时,对庄泽宣的新教育中国化思想和行为如何影响了当时的教育改革,从而引领和推动了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开展进行探讨,以期丰富庄泽宣研究的成果,突破教育史学重视分析教育家所处的外部时代背景的局限。
一、庄泽宣的自我概念与“新教育中国化”思想、行为的产生
(一)庄泽宣的自我概念的形成
对于庄泽宣的思想、情感、行为如何受到他人实际的、想象的或潜在的存在的影响的问题,我们从社会心理学中的自我概念着手进行分析。自我概念是社会心理学家普遍关心的一个研究领域。在社会心理学中,自我概念指的是“个人关于自身的认识和观念”,是人们的反身意识,即以自身为对象,形成对自身的看法和观念。自我概念作为外部影响与个人行为之间相关联的中介因素,调节和影响着个体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正是通过这一内向性界定的形成发展来引导自己达到符合社会需要的行为定向系统,实现个体社会化过程。这是因为社会化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就是形成与实际的自我特征相符合的自我概念。虽然社会化的目标是形成人们心理结构中社会共同的东西,但社会内容的承载和在特定条件下的显现,却是以人们的自我为基础的。因此,个人自我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伯恩斯在其《自我概念发展与教育》一书中,系统论述了自我概念的心理作用,提出自我概念具有三处功能:保持内在一致性、决定个人对经验怎样解释和决定人们的期望。个人怎样理解自己,是其内在一致性的关键部分。因此,个人需要按照保持自我看法一致性的方式行动。通过维持内在一致性的机制,自我概念实际上起着引导个人行为的作用。自我概念第二方面的功能,是它起着经验解释系统的作用。一定的经验对于个人具有怎样的意义,是由个人的自我概念决定的。每一种经验对于特定个人的意义也是特定的。不同的人可能会获得完全相同的经验,但他们对于这种经验的解释却可能是高度不同的。解释经验的轨道决定于一个人的自我概念。正如人们具有保持自己行为与自己的自我看法相一致的强烈倾向一样,人们也强烈地倾向于按照与自己的自我概念相一致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的行为。由于这一倾向,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并正发生作用的自我概念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自我概念形成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方面,因此,引导儿童一开始就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或自我看法应当是一种先定的教育定向。自我概念就象一个过滤器,进入个人心理世界的每一种知觉,都必须通过这一过滤器。在知觉通过这一过滤器的同时,它也被赋予意义,而所赋意义的性质,则高度决定于个人已经形成起来的自我概念。当个人的既有自我概念消极时,每一种经验都会被与消极的自我评定联系到一起。而如果自我概念是积极的,则每一种经验都可能被赋予积极的含义。自我概念第三方面的功能,是它决定着人们的期望。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中,人们对于事情发生的期待、对于情境中其他人行为的解释以及自己在情境中如何行为,都高度决定于自己的自我概念。伯恩斯指出,儿童对于自己的期望是在自我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与自我概念相一致的,其后继的行为也决定于自我概念的性质。由于自我概念引发与其性质相一致或自我支持性的期望,并使人们倾向于运用可以导致这种期望得以实现的方式行为,因而自我概念具有预言自我实现的作用。
自我概念的一致性、解释、期望定向功能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对自我的认识——自我概念。一旦有了明确的自我概念,个体就倾向于在各种各样的情境下都维持自己的一致性。因此,从自我概念分析庄泽宣新教育中国化思想、行为的产生是恰切和必要的。根据伯恩斯对自我概念结构的分析,自我概念包括物质的、社会的、学术的和情绪的自我,本文所探讨的自我概念,主要指的是社会的和学术的自我。
庄泽宣的自我概念是什么样的呢?对于庄泽宣的自我概念的内容,我们可以从他的自我概念的形成中具体看出。
按照库利“镜像自我”理论,儿童早期的自我概念主要是通过将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当作镜子来看到自己的“镜映过程”获得的,别人的态度不仅影响着儿童折射性的“镜像自我”,而且会经由这一途径使实际的自我发展也受到影响。[7] 1895年的夏天,庄泽宣在湖北武昌出生,据说庄泽宣为“坐胎”生产,他身边迷信的人说 “坐胎”生产的人有坐八人抬的主考大轿的资格。所以庄泽宣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可惜科举废得太早了,他们的话没有法子证实”。看似玩笑之语,但庄泽宣把它郑重地写在《我的教育思想》的前言中,可以看出,在庄泽宣的幼年时期,他周围的人是以未来的主考官来对待他的,而这种态度,也朦胧地让庄泽宣较早认识到,自己以后应该是和教育有关系的。`
儿童自我发展的另一个核心要素是人际交往。米德曾指出,个人的自我是因为体验到别人的存在而出现的。没有对别人的体验和将自身与他人进行比较,就不可能有自我的诞生。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个与儿童发生交往的人对他们都具有同等的影响力,儿童生活中的某些人对他们的自我概念发展有着尤其重要的影响,这些人被称作重要他人。
在学龄前阶段,儿童的意识由父母的一言一行主导着,在庄泽宣自我概念形成过程中的第一个重要他人,应该是庄泽宣的父亲。根据庄泽宣对他父亲的记载,庄泽宣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刚从日本回来不久,在张之洞手下办新政,后来,他的父亲与张之洞发生矛盾,于是辞职携家来到江西南昌。从庄父的经历以及他与张之洞发生矛盾,我们可以看出,庄泽宣的父亲是一位有新思想、有主见、敢于直言的人,因此,庄泽宣对自己的评价,应该大致如此。这一点从他后来的经历可以印证。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到小学阶段以后,教师开始发挥可能超越父母的影响力。在儿童发展的过程中,教师对儿童自我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发挥着长期、重大而持续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的性质很难为其他途径的影响所取代。这就意味着,教师看待学生的态度和对待学生的方式是学生在学校社会环境中处境是否积极的最主要的因素,教师不仅会对学生的自我概念发展发挥巨大影响,而且会由此影响学生的实际自我状况与整个人生道路。庄泽宣11岁时进入南昌的大同小学上学。大同小学是当时办理较早的一所新式学堂,校长是周六平。周六平是江西著名的维新人物,晚清举人,早年因倾向革命,曾加入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二次革命时,参与了李烈钧的讨袁军事活动。周校长在讲课的时候常常讥讽守旧分子,慷慨激昂地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并分析讲述国际形势与新的科学思想。庄泽宣自己回忆到 “校长周六平先生是一位很肯研究的教育家,他的教法也比他人的好,因为他对我们说他用的是五段教授法,于是我也仿佛知道外国有一位大教育家叫做赫巴脱”。
与此同时,“商务的《教育杂志》便出版了,大约一则因为《教育杂志》的主编人陆费伯鸿、庄伯俞先生等都是我家里的世好,二则因为亡兄受之先生是很喜欢研究教育的,《教育杂志》自第一期出版的时候便买了来,我也得拜读……”《教育杂志》是中国商务印书馆于1909年创刊的教育月刊。1948年12月终刊。《教育杂志》创刊时即注意广泛介绍外国资产阶级教育思潮和各国教育制度,讨论国内教育问题,对扩大教育界视野,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制度和方法起过一定作用。该刊发行量较大,对当时教育界人士、教育理论和实践起过重大影响。
正是由于校长周六平和陆费逵主编的《教育杂志》的影响,庄泽宣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便喜欢弄弄笔墨,还曾经做了一篇短文,批评中国的教育是德智体三育没有完备,是有教而无育。在《我的教育思想》中,庄泽宣回忆到:“大约是读了《教育杂志》和听了六平先生的教训后有感而作……这是我教育思想的起点,不可不记。”庄泽宣认为,他十三四岁的时候写的那篇“批评中国的教育”的文章,是他教育思想的起点,不可不记,由此我们可以确认,庄泽宣对其自我概念的认识是“批评中国的教育”。
庄泽宣“批评中国的教育”的自我概念因陆费逵而得到强化。1910年,15岁的庄泽宣第一次离家远行,随他的哥哥到北京求学,进了顺天高等学堂。当时,梁漱溟也在那里读书,但是两人并不深识。一年后,庄泽宣的哥哥在北京大学毕业,庄泽宣也随之离开北京,转入上海南洋中学读书。南洋中学创建于1896年,是国人自主办新式学校最早的范例。庄泽宣在上海的保护人,就是陆费逵。
陆费逵(1886-1941),复姓陆费,字伯鸿,祖籍浙江桐乡,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思想家和出版家。1909年主编著名的《教育杂志》(我国第一个教育专业刊物);1912年,陆费逵创办了中华书局,这是一家我国经营历史最久、出版书刊最多、影响最大的私营企业。陆费逵任中华书局局长、总经理达30 年之久。陆费逵一生重视教育,毕生以普及教育的思想从事出版工作,他不仅创办、主编了教育刊物,还出版了《教育文存》、《世界教育状况》等大量教育论著和中小学教材,自己曾当过校长、教师,写过许多宣传教育救国的文章。他还积极为清末的教育出谋划策,如倡导职业教育、女子教育、改革学制、统一国语、提倡白话文等,思想新颖,富有革新精神,曾在上海引起很大轰动。陆费逵普及国民教育的主张,在1912年民国建立后,被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全盘接受,并于1912年1月19日以教育部第一号令发布,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改革。可以说,陆费逵在当时对文化教育上的贡献,实非一般人所能及。
在庄泽宣自我概念的形成中,陆费逵可以说是另一位重要他人。在南洋中学求学期间,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庄泽宣便到陆费逵家吃饭、聊天,而教育上的问题是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虽然庄泽宣自认学识比较浅薄,不够资格和陆费逵讨论,但是,陆费逵教育革新的精神无疑对庄泽宣强化“批评中国的教育”的自我概念有重大影响。
庄泽宣在《忆陆费伯鸿先生》一文中写道“我最早与伯鸿先生发生关系是宣统元年,他在商务印书馆创刊《教育杂志》的时候。那时恐怕也是他文章最健的时候,几乎每期都有文章,而且所讨论的都是些教育上极实际的问题。那时我还是一个初入新式学校的学生。可是我对他的文章已发生浓厚的兴趣。我后来衷于研究教育并在教育界服务,屈指亦有了二十年,未始不是在那时已种下了根苗。”①
(二)自我概念统摄下的“新教育中国化”思想、行为的产生
正是在“批评中国的教育”的自我概念统摄下,庄泽宣“新教育中国化”的思想开始萌发。在美国研究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庄泽宣发现,“美国的办法虽好,但自有其背境,不能依样画葫芦的搬到中国来”。②在做博士论文《中国教育民治的趋势》的时候,他发现了中国教育上几个特殊的问题“第一,中国的成人教育绝对的与他国不同。第二,就是中国的儿童教育也不能仿照他国办法。第三,中国的言文问题极复杂极不容易解决,但是与教育的设施有很重要的关系。第四,因此中国的师资训练也无从抄袭他国的成规。第五,我的潜意识里已经深深感到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关系的密切。”③诚如现代学者的研究所表明的:“欲使优势文化不至于产生无限膨胀,只有一途是较为根本而有效的,那就是:社会中具有高度的自觉、反省、和批判意识。”④
通过维持内在一致性的机制,自我概念实际上起着引导个人行为的作用。1922年,庄泽宣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应母校的邀请返回清华大学参与清华的改造。对于清华的发展方针,他曾提出三个主张:第一,设立“中国文化”研究院,把中国过去、现在的文化客观、系统地进行研究;第二,提倡职业指导,帮助学生确定最合适学习的科目,决定后,“该科本校有则入本校,无则送出洋”,“成绩仍由本校随时监督,学位概由学校发给”;第三,主张清华派赴出国的留学生,特别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学生,在修完基础课后回国进行一两年的本地调查研究,学校仍照旧支付官费,然后再出国继续学习,完成学业。旨在“养成一班中国适用的‘专家’,把清华改办成一所中国适用的大学”⑤。庄泽宣认为,“这样清华的新大学才另有精神而基础稳固,所造就的人才方可真为中国解决问题,或作学术上的贡献。”⑥庄泽宣试图将清华建设成为适合中国国情的大学,可以说这是他“新教育中国化”的第一次实践尝试。
庄泽宣的“批评中国的教育”的自我概念,可以说是其“新教育中国化”思想、行为产生的重要的心理因素。
二、庄泽宣的思想、行为对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引领和促进
庄泽宣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如何透过个体对现实的认知、情感和意向这样的建构性的心理过程影响到他人和社会呢?
(一)庄泽宣对教育现状及其与国情、民性关系的认知
一定的经验对于个人具有怎样的意义,是由个人的自我概念决定的,自我概念起着经验解释系统的作用。庄泽宣在其“批评中国的教育”的自我概念的统摄下,形成了他对教育现状及其与国情、民性关系的认知。
1.对当时新教育现状的认知
庄泽宣认为,“现在中国的新教育不是中国固有的,是从西洋日本贩来的。”[8]“三十年来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造似乎犯了两个大毛病。一、所拟的制度不是受了日本的影响,便是受了欧美的影响;二、所拟的制度多偏于学校方面的教育,而不涉及社会教育。所以这些只是学制的改革,而不是真正的教育制度的改造。一种教育制度若确可称为‘中国的’,决不是模仿任何国的陈规所可形成的,非自己去建设不可。”“中国在三十年以前的教育是旧式的教育,……在三十年以前因为感觉到旧教育之不适用,缺点很多,所以有新教育运动。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感觉到西洋的教育比中国的教育好,同时日本采用西洋教育有很大的效果;因此直接受日本间接受西洋的影响,便造成一种新教育,然而新教育和旧教育相差的很远;把旧的丢了,把新的搬过来,这种新教育并不是经过一番研究融化而成的,只把制度改改罢了。所以说现在的教育可说是非中国的,我们要想教育适合中国的国情,发生最大的效力,我感觉有改造的必要。”“我们已往的错误,便是把实业已经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搬到中国来;所以只是造成了若干的高等游民,于国家社会毫无补益。”
2.对当时国情及其与教育关系的认知
庄泽宣认为,要把教育造成适合中国国情的适合中国需要的中国化的教育,一定要大家观察社会的需要,各种的背景,如历史的背景,经济的背景和政治的背景,并且大家要觉到教育与中国的各种组织制度不能离开。在另一篇文章中,庄泽宣明确的表示,“新教育中国化”的途径“在外延方面是中国社会的科学分析,在内涵方面是适应社会的教育实验。”。在《现在教育设施的根本谬误和今后所应取的途径》一文中,他说:“我们以为今后方针的前提是:不要好高务远,专顾表面,而足踏实地的研究一下中国现在社会实况与经济力量。不要想包罗万象,无美不备,以为教育是万能,而去注重实际问题的讨探与解决。”在《中国教育的出路》一文中他倡议:“必须抛弃西洋式的观点与成见,先把中国的社会是个什么东西看明白了,再来研究改进的方案。……中国已经到了很危急的时候,我们赶快设法挽救,这是不错的,但是数十年来我们救国之心太热切了,以致一错再错,弄到焦头烂额更其危险,所以我以为心是要热的,而头脑是要冷静的;必须看清事实,脚踏实地的去做,且莫乱喊口号。”
3.对民性及其与教育关系的认知
民族性应当是一个人社会认知的重要部分,它主导着个体的群体认同和群体心理。民族性与教育的关系虽然密切,可是在此之前研究教育的人一向侧重在教育与个性的关系而忽略了教育与民族性相互影响的势力。至于民族性的研究,庄泽宣认为“直到近年来比较教育渐成为教育学中一重要部门,尤其是因为有许多国家抄袭他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发生了不良影响以后,才引起大家对于民族性与教育关系研究的注意。”庄泽宣认为,民族性与教育的关系是互相连锁的。各国教育的理论和设施的不同反映着民族性的歧异:因为教育的理论和设施的不同,更加深了各国民族性的歧异。所以民族性不同的国家决不能产生同一的教育的理论和设施,世界上也决没有一种教育理论与设施可以适用于民族性歧异的各个国家。民族性对于教育的影响,范围既大,势力也深。不但限定了教育的内质和外形,更规范着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对于教育与民族性关系的具体研究,当时的教育者把注意力更多的是放在了教育对民族性的影响上,即如何发扬优良的民族性,改造庸劣的民族性。庄泽宣认为,在文化方面,尤其在教育方面,最足以亡民族的生命的,莫过于失去自信心、自信力。负教育责任的应以恢复民族自信心为最大职责。这也就是他四年前写《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的时候,提出的四个条件,而以“发扬中国民族的优点”为其中之一的缘故。他认为应当随时随地就所见得到的,向民众及受教的学生宣扬文化固有的优点,这不是一班遗老遗少所提倡的“保存国粹”,而是积极恢复民族的自信心自信力。
(二)庄泽宣的社会认知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
在自我概念的统摄下,庄泽宣形成了自己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教育现状以及国情民性与教育关系的认知。这种认知对新教育中国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讲课、著述书说、学术交流、创办研究所和刊物等传播途径影响人们态度的改变实现的。
符号互动理论认为,声音符号不仅最适用于人际传播,而且当它发展成文字符号并两相结合时,它们将适用于人类任何形式的传播。符号是传播的中介,表意的“姿态”。人类在信息的相互作用中使用符号,解释符号,获得意义。如果没有符号作为中介与他人的相互作用,一个客体对一个人是没有意义的。米德将传播看作是影响人类行为的重要过程,深信大众传播媒介的“无比威力”以及对社会变迁、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在米德眼里,大众传媒不仅能提供情报、传播信息、交流经验,而且能改变态度、控制社会;不仅能产生一种不同类型的个体,而且会产生一种不同的社会。因此,其作用往往超过宗教、经济和教育。米德认为,“交流过程是社会控制和合作活动的一个媒介;没有任何一个思想领域能够(离开它)完全独立地进行。”可以说,“交流过程是比普遍宗教或普遍经济过程更普遍的过程,因为它们都有要用到它。”人类传播以及“新闻业所运用的那些传播媒介的极端重要性一望便知,因为它们报道各种情况,使人们能够理解他人的态度与经验”,“把自己的经验普遍化从而起调停作用,使其他人能够参与这种传播形式。”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庄泽宣曾于1926年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教育状况》学程,“到广州后发表的《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等七篇文章,便是那时所得的一部分。”
此外,庄泽宣笔耕不辍,从十三四岁的时候,便喜欢舞文弄墨,发表了大量关于新教育中国化的文章、著作。如籍:《西洋教育制度的演进及其背景》、《各国教育比较论》、《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职业教育》、《基本字汇》、《一个教育书目》、《教育学小词典》、《各国学制概要》、《新中华教育概论》、《职业教育通论》、《人人读》(八册)、《世界教育新潮》、《我的教育思想》、《民众教育通论》等等。
在研究的过程中,庄泽宣逐渐意识到,要系统深入地研究教育科学,改造中国教育现状,单凭他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应当选一个全国适中的地方设一个教育学研究所专做这件事”。1927年秋,庄泽宣来到中山大学,出任文学院教育系主任,着手筹备成立教育学研究所。1928年2月,几经周折,国立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成立了,这是“国内最早的专门教育研究机关”。庄泽宣兼任首任研究所所长。庄泽宣认为:“我们一方面感到大学的工作本应以研究为主体,一方面看见国内的教育太外国化而不合于国情”,因此,创建教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谋中国教育问题的彻底解决”。
教育学研究所成立后,创办所刊《教育研究》。该杂志每学期4册,年出8册。其稿件“以有研究性质,或可供研究之材料者为限”利用《教育研究》这个平台,作为“守门人”的庄泽宣积极宣扬新教育中国化思想。其中,庄泽宣自己撰写的文章有:《教育的意义及范围》、《三十年来中国之新教育》、《教育方针讨论》、《建设中国新教育行政制度讨论》、《中国的经济状况与今后新教育的扩充》、《规定师范课程的我见》、《现在教育设施的根本谬误和今后所应取的途径》、《中国教育改造之路》以及《怎样提倡科学教育》等多篇。[9]
教育学研究所还积极开展与外国教育机构的学术交流,加入各种著名教育学术团体,与欧美、亚洲约20个国家的150个学术团体交换出版物。1929年2月,庄泽宣率队赴菲律宾进行为期三周的教育考察;1932年夏,庄泽宣赴欧洲出席第六次世界新教育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中国新教育趋势的发言,认为中国人民是具有创造性的,假以时日,中国将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教育和文化体系,对新的世界文化作出贡献。
庄泽宣主持的教育学研究所,吸引了陈礼江、古楳、崔载阳、雷通群等当时社会知名的教育学者加入。这些人的加入,可以说是庄泽宣的新教育中国化思想、行为产生社会影响的重要标志。社会认同理论指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以类别化、认同、以及社会比较等程序,将自己与他人归属于不同的类别,而且,一旦完成这个过程,人们的价值判断、对世界的认知等,都将因而受到明显的影响。当人们经由类别化的处理之后,会将自己属于某一个团体中,藉由认同、支持自己的团体,以提升个人的团体认同与自尊;并透过这样的机制,当属于某一个团体之后,自然会做出有利于团体的内团体偏私行为。因此,这些教育学者加入庄泽宣主持的教育学研究所的行为,表明他们认同该所创办的宗旨,亦即认同了庄泽宣新教育中国化的思想,并且导致他们新教育中国化行为的出现。加入教育学研究所后,陈礼江著有《中国新教育背景十讲》一书,古楳著有七十万余言的《中国新教育背景》一书等。
庄泽宣的新教育中国化思想、行为产生的社会影响效果,或者说庄泽宣通过讲课、著述立说、学术交流、创办研究所和刊物等传播途径影响人们态度改变的传播效果,我们还可以从传达信息的说服者本身的特点方面进行考察。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在态度改变的过程中,劝导是否有说服力,深受传达信息的说服者本身特点影响。
信息的直接传播者——传达者的可信性、吸引力、与态度主体的相似性等都会影响到他所提供的信息的说服效果。其中可信度主要取决于专家资格和可靠性。在某些方面具有专长的人在说服他人的时候比较有效。具体到庄泽宣而言,庄泽宣受过系统的教育专业训练,清华毕业后赴美专攻教育学与心理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高等学府,是多个教育团体的重要成员,如:中华职教社职业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课程委员会会员、教育部译名委员会会员、广东省第一届县长考试襄试委员、广东省党部党义教师训育主任检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理事、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专家委员等。加之当时的社会风气是西洋派高于东洋派,东洋派高于国内派,“社会身份之高下,服劳报酬之多寡,率以此为标准,不惟已成为定例,并且已有形成文法之趋势。”因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庄泽宣是社会认可的教育专家。
说服者是否值得他人信任也对说服效果产生影响。如果人们认为说服者能从自己倡导的观点中获益,人们便会怀疑说服者的可靠性,此时即使他的观点很客观,人们也不大会相信。庄泽宣“一生心系教育,宦情如水”,新教育中国化思想的传播,不是为维护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而是通过对传统教育的选择、改造、发展和继承来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呈现出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拳拳爱国之心。
除此以外,传达者与态度主体的相似性越高,态度主体越容易受到说服者的影响而发生态度的改变。这种相似性不仅包括共同的爱好、价值观等,而且与他们的种族观点等也有一定的关系。20世纪二十年代新教育运动的失败以后,时人把新教育失效的原因多归咎于模仿和外国化,1924年,《中华教育界》在《本志的新希望》中就表示:“我们相信一个国家的教育应有特创独立的精神才能真有造于国家。决不是东涂西抹,依样葫芦的抄袭外国教育所能奏效。所以我们希望教育界从今后应多多依据本国的历史与实况,建立本国的教育。”1925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制定了一个进行方针,方针明确规定:“本社今后对于教育之努力,应向适合本国国情及生活需要之方向进行。”《新教育评论》在创刊缘起中写道:“我们深信一个国家的教育,无论在制度上、内容上、方法上不应当靠着稗贩和因袭,而应该准照那国家的需要和精神,去谋适合,谋创造”[10]新教育中国化思想已呼之欲出。1927年,庄泽宣在《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新教育中国化”问题,并首次进行了理论阐述。由此可知,庄泽宣新教育中国化思想的传播,正是顺应了时代潮流。
在自我概念的统摄下,庄泽宣率先从理论上对新教育中国化进行了阐释,并通过讲课、著述书说、学术交流、创办研究所和刊物等传播途径,影响了人们态度的改变,为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引领和推动了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开展。庄泽宣的这些贡献,也使其名垂青史,《教育大辞典》收录的“庄泽宣”的词条中称其为毕生“提倡新教育中国化”[11]的教育家。
注释:
①俞筱尧,刘彦捷.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57页.
②庄泽宣.我的教育思想·代序.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4页.
③庄泽宣.我的教育思想·代序.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6页.
④叶启政.边陲性与学术发展.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67页.
⑤庄泽宣.我的教育思想.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311页.
⑥庄泽宣.我的教育思想·代序.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6页.
参考文献
[1]庄泽宣.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上海民智书局1929年版,第23页.
[2]庄泽宣.我的教育思想·代序.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7页.
[3]古楳.现代中国及其教育·庄序.中华书局,1934-1936年版.
[4]王腾波.改革中国意见概观.教育学期刊.卷2期.
[5]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
[6]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7] 金盛华:《社会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
[8] 庄泽宣:《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上海民智书局,1929年版,第23页,
[9] 邓友超:庄泽宣及其教育概论.教育史研究,2005年第2期,
[10] 华中师范学院教科所.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68页,
[11]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2 页,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6年度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EAA060190)。
作者简介:吴冬梅(1972—),女,山东人,博士,讲师,2003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中国教育史专业,研究方向:中国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