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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来，古人一直非常看重环境的保护。古代不少典籍记载了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比如春天不能用雌鸟或兽祭祀，不能杀怀孕的母兽以及幼虫、幼兽；夏天不能乱打渔；秋天只有鸟兽长大后才能捕杀等。在战国时期的秦国，还出现了第一部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一一《田律》。
后来的各代封建帝王，逐渐完善了这些制度，对当时的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设虞、衡等官职保护山川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设过“虞”“衡”等保护山川的职位。相传我国最早的虞官产生于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据《尚书》和《史记》的记载：舜帝时任命九官二十二人，其中之一便是虞官伯益。如果此事确切，则我国设虞官的历史就有四千多年了。虞、衡的职责，各朝虽有差异，但大体相近。
先秦时期，虞衡的职责，《周礼》记载比较详细，当时有山虞、泽虞、林衡、川衡之分。山虞负责制定保护山林资源的政令，如在有山林物产的地方设藩篱为保護边界，严禁人们入内乱砍滥伐。林衡则为山虞的下级机构，其职责是负责巡视山林，执行禁令，调拨守护山林的人员，督察他们的行为，赏优罚劣。泽虞与山虞类似，泽虞下属的川衡，与林衡组织结构非常类似，只不过川衡管川泽鱼鳌，林衡管山林草木而己。
如果说先秦的虞衡职责主要是管理与保护山林川泽，那么，唐宋以后的虞衡则兼管一些其他任务。比如，据《旧唐书》记载：虞部兼管郎中、员外郎之职，“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须，田猎之事。凡采捕渔猎，必以其时。”归纳起来，虞部的任务主要是五项：一为京城街道绿化；二为掌管山林川泽政令；三管苑囿；四管某些物资的供应；五管打猎。五项之中，有四项是属于环境保护范畴内的工作。
明清时期，设虞衡清吏司管山泽采捕、陶冶之事。明朝规定：“冬春之交，罝（ju，捕鸟兽的网）罛（gu，捕鱼的网）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还规定名胜古迹禁止樵牧，同时要备办鸟兽之肉、皮革等以供祭祀之需，礼器军实之用。可见，当时的虞衡还增加了物质供应方面的任务，不过虞衡保护环境的性质没有改变。
《礼记》规定春天不能捕幼虫幼兽
除了设置官职保护环境，历朝历代还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诏条与法令。
据先秦古籍记载，早在夏朝便规定春天不能砍树，夏天不能乱捕鱼，即所谓的“禹禁”。禹禁是否真产生于夏朝，有待确证，但此类禁令产生于先秦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可以从多种先秦古籍中得到佐证。
在《国语》中，有一个里革“断罟匡君”的故事。有一年夏季，鲁宣公为了取乐在泗水张网捕鱼，鲁国太史里革知道了这一消息后非常愤怒，不仅撕毁了鲁宣公的渔网，还大骂鲁宣公贪得无厌。鲁宣公从谏如流，还表扬了里革，认为“吾过而里革匡吾，不亦善乎”。
古代记载典章制度的《礼记》，有很多篇章也是对环境保护的具体规定。比如《礼记·月令》，根据保护生物资源及生产的需要，提出了每一季以及每个月的具体规定，如春天不能用雌鸟或兽祭祀，不能砍树，不能杀怀孕的母兽以及幼虫、幼兽等。
古籍中属于保护禁令的记载还有很多，比较典型的是《吕氏春秋》中的“四时之禁”，即在规定的季节中，禁止随便进山砍树，禁止割水草烧灰，禁止打鸟狩猎，禁止捕捞鱼鳖。否则皆为“害时”之举。
秦朝的《田律》是最早的“环保法”
以法律形式出现的保护环境法令，最早和最典型的是战国时期秦国的《田律》。在《田律》中提到：“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麝鹭，毋……毒鱼鳖、置阱罔，到七月而纵之。”也就是说，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河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做肥料，不准采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幼虫、鸟卵和幼鸟，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七月解除禁令。而且《田律》中还明确了对违反规定者的处理办法。
以诏令形式出现的保护规定，历朝多有，如西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夏六月下了一道专门保护鸟类的诏令。通过这条法令可以看出，当时对于大批迁徙的五色鸟，不准坏鸟巢、掏鸟蛋，甚至飞石打鸟，规定得十分明确，便于执行。
上世纪九十年代，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敦煌悬泉置遗址时，发现了一份“四时月令诏条”。这份“四时月令诏条”，是西汉元始五年（公元5年）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条。月令五十条，分属十二个月，写明每月该干的事和不该干的事，所涉事项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有很多是关于保护环境的规定。
到了宋朝，据《宋大诏令集》记载，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二月下禁采捕诏，规定春天二月，一切捕鸟兽鱼虫的工具皆不得携出城外，不得伤害兽胎鸟卵，不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以此永为定式。赵匡胤下这道保护命令时，正是宋朝准备统一中国之时，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注意到生物资源的保护，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古代的保护规定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一般都比较具体，确实起到过保护环境的作用。
唐朝革除滥捕乱猎珍禽歪风
除了帝王颁布的诏书、法令等文件，还有很多古代学者在著作中也提到了环境保护的观点。
早在春秋时期，齐相管仲就十分注意保护山林川泽，他认为“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菜，不可以为天下王”，把环境保护提升到了政权稳定的高度。他在《管子·八观》又说：“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总之，管仲保护环境的观念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细则。
战国时的荀子也有一段著名的保护言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
事实上，他们所说的并不是危言耸听，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因为“宫室无度”而造成的环境危机。
公元7世纪以后，我国曾出现过几次较大的破坏环境的事件。其中一次是唐朝刮起一股滥捕乱猎珍禽的歪风，起因是韦后和安乐公主用多种禽毛羽皮做裙子和衣服，使得百官效法，争相制作奇装异服，一时间江岭珍禽几乎被捕绝。
公元712年，李隆基即位，是为唐玄宗，玄宗努力革除病端，刷新政治。他听从宰相姚崇和宋環的建议，命令将宫中所有的奇装异服一律送至殿庭，当众付之一炬，并不许朝官吏民再穿锦绣珠翠之服，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破坏野生资源的事件才告解决。
明朝永乐年间（1403年-1425年），土豪劣绅勾结奸商以贩卖旧木和供应造办为名，盗伐五台山山林。伐木者“千百成群，弊山罗野，斧斤如雨，喊声震天”，砍尽五台山上的林木，又将魔爪伸向深山，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树林被砍光，九成以上转手倒卖，从中牟取暴利。
后来，经过数年的打击盗林的治理活动，才使得五台山保留了郁郁葱葱的山林。
后来的各代封建帝王，逐渐完善了这些制度，对当时的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设虞、衡等官职保护山川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设过“虞”“衡”等保护山川的职位。相传我国最早的虞官产生于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据《尚书》和《史记》的记载：舜帝时任命九官二十二人，其中之一便是虞官伯益。如果此事确切，则我国设虞官的历史就有四千多年了。虞、衡的职责，各朝虽有差异，但大体相近。
先秦时期，虞衡的职责，《周礼》记载比较详细，当时有山虞、泽虞、林衡、川衡之分。山虞负责制定保护山林资源的政令，如在有山林物产的地方设藩篱为保護边界，严禁人们入内乱砍滥伐。林衡则为山虞的下级机构，其职责是负责巡视山林，执行禁令，调拨守护山林的人员，督察他们的行为，赏优罚劣。泽虞与山虞类似，泽虞下属的川衡，与林衡组织结构非常类似，只不过川衡管川泽鱼鳌，林衡管山林草木而己。
如果说先秦的虞衡职责主要是管理与保护山林川泽，那么，唐宋以后的虞衡则兼管一些其他任务。比如，据《旧唐书》记载：虞部兼管郎中、员外郎之职，“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须，田猎之事。凡采捕渔猎，必以其时。”归纳起来，虞部的任务主要是五项：一为京城街道绿化；二为掌管山林川泽政令；三管苑囿；四管某些物资的供应；五管打猎。五项之中，有四项是属于环境保护范畴内的工作。
明清时期，设虞衡清吏司管山泽采捕、陶冶之事。明朝规定：“冬春之交，罝（ju，捕鸟兽的网）罛（gu，捕鱼的网）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还规定名胜古迹禁止樵牧，同时要备办鸟兽之肉、皮革等以供祭祀之需，礼器军实之用。可见，当时的虞衡还增加了物质供应方面的任务，不过虞衡保护环境的性质没有改变。
《礼记》规定春天不能捕幼虫幼兽
除了设置官职保护环境，历朝历代还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诏条与法令。
据先秦古籍记载，早在夏朝便规定春天不能砍树，夏天不能乱捕鱼，即所谓的“禹禁”。禹禁是否真产生于夏朝，有待确证，但此类禁令产生于先秦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可以从多种先秦古籍中得到佐证。
在《国语》中，有一个里革“断罟匡君”的故事。有一年夏季，鲁宣公为了取乐在泗水张网捕鱼，鲁国太史里革知道了这一消息后非常愤怒，不仅撕毁了鲁宣公的渔网，还大骂鲁宣公贪得无厌。鲁宣公从谏如流，还表扬了里革，认为“吾过而里革匡吾，不亦善乎”。
古代记载典章制度的《礼记》，有很多篇章也是对环境保护的具体规定。比如《礼记·月令》，根据保护生物资源及生产的需要，提出了每一季以及每个月的具体规定，如春天不能用雌鸟或兽祭祀，不能砍树，不能杀怀孕的母兽以及幼虫、幼兽等。
古籍中属于保护禁令的记载还有很多，比较典型的是《吕氏春秋》中的“四时之禁”，即在规定的季节中，禁止随便进山砍树，禁止割水草烧灰，禁止打鸟狩猎，禁止捕捞鱼鳖。否则皆为“害时”之举。
秦朝的《田律》是最早的“环保法”
以法律形式出现的保护环境法令，最早和最典型的是战国时期秦国的《田律》。在《田律》中提到：“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麝鹭，毋……毒鱼鳖、置阱罔，到七月而纵之。”也就是说，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河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做肥料，不准采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幼虫、鸟卵和幼鸟，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七月解除禁令。而且《田律》中还明确了对违反规定者的处理办法。
以诏令形式出现的保护规定，历朝多有，如西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夏六月下了一道专门保护鸟类的诏令。通过这条法令可以看出，当时对于大批迁徙的五色鸟，不准坏鸟巢、掏鸟蛋，甚至飞石打鸟，规定得十分明确，便于执行。
上世纪九十年代，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敦煌悬泉置遗址时，发现了一份“四时月令诏条”。这份“四时月令诏条”，是西汉元始五年（公元5年）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条。月令五十条，分属十二个月，写明每月该干的事和不该干的事，所涉事项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有很多是关于保护环境的规定。
到了宋朝，据《宋大诏令集》记载，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二月下禁采捕诏，规定春天二月，一切捕鸟兽鱼虫的工具皆不得携出城外，不得伤害兽胎鸟卵，不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以此永为定式。赵匡胤下这道保护命令时，正是宋朝准备统一中国之时，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注意到生物资源的保护，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古代的保护规定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一般都比较具体，确实起到过保护环境的作用。
唐朝革除滥捕乱猎珍禽歪风
除了帝王颁布的诏书、法令等文件，还有很多古代学者在著作中也提到了环境保护的观点。
早在春秋时期，齐相管仲就十分注意保护山林川泽，他认为“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菜，不可以为天下王”，把环境保护提升到了政权稳定的高度。他在《管子·八观》又说：“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总之，管仲保护环境的观念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细则。
战国时的荀子也有一段著名的保护言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
事实上，他们所说的并不是危言耸听，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因为“宫室无度”而造成的环境危机。
公元7世纪以后，我国曾出现过几次较大的破坏环境的事件。其中一次是唐朝刮起一股滥捕乱猎珍禽的歪风，起因是韦后和安乐公主用多种禽毛羽皮做裙子和衣服，使得百官效法，争相制作奇装异服，一时间江岭珍禽几乎被捕绝。
公元712年，李隆基即位，是为唐玄宗，玄宗努力革除病端，刷新政治。他听从宰相姚崇和宋環的建议，命令将宫中所有的奇装异服一律送至殿庭，当众付之一炬，并不许朝官吏民再穿锦绣珠翠之服，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破坏野生资源的事件才告解决。
明朝永乐年间（1403年-1425年），土豪劣绅勾结奸商以贩卖旧木和供应造办为名，盗伐五台山山林。伐木者“千百成群，弊山罗野，斧斤如雨，喊声震天”，砍尽五台山上的林木，又将魔爪伸向深山，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树林被砍光，九成以上转手倒卖，从中牟取暴利。
后来，经过数年的打击盗林的治理活动，才使得五台山保留了郁郁葱葱的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