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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纷纷扰扰中延长一天以后终于落幕，但来自各方的争论不绝于耳，其中夹杂着对中国的指责。大会传递的信息很清晰：环境气候问题，已经超越了环境本身，将成为国际社会未来争执纷起的重要战场，是各国利益博弈的重要战场。
各国博弈的“政治牌”和“外交牌”
其实，早在1988年，美国科学家宣布人类行为正在使全球变暖之后，环境气候问题就开始逐渐成为各国博弈的“政治牌”和“外交牌”。而哥本哈根大会不过是令各方尖锐矛盾更加表象化，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一矛盾更加凸显而已。
气候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但无法超越政治的话题。因为不同国家有不同利益和不同发展阶段，必然会有不同诉求。可以说，哥本哈根会议事实上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一场争夺发展权的较量。
在这个新的战场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特别是近年来经济腾飞，排污增加，更成为一些国家指责的对象。他们开始苛求中国像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西方那样减排，并以“中国责任论”来谴责中国。
在环境问题上，西方的目的是明确的。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所说，发达国家正积极构建新时代的“绿色”意识形态，它们有意以碳污染排放量的多寡划分各国在这个绿色光谱中的位置。美国有媒体认为，欧盟开始梦想把环保实力变成某种软实力，它耗巨资把自己树立成一个与中国、印度和巴西对立的清洁能源卫士。而香港知名企业家更是明确地表示，未来贸易保护将会以“环境”的名义出现，比如美国、法国等提出的“碳关税”，就摆明了要通过“环保”的遭德高地，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二氧化碳至今还飘荡大气中，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是他们应有的“历史责任”。这也是《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原则，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虽然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阶段，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排污严重，但西方人士也肯定：美国人均GDP几乎是中国的9倍。美国每年人均的排放量为20吨，中国为6吨。中国一直在努力试图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夕，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向世界做出了承诺：中国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表现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诚心、信心与决心。
这意味着，中国将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下，自行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减少碳排放。
应对环境气候问题，外宣的新挑战与新要求
在此国际大背景下，我们如何对外宣传我国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心与实际行动，以争取一个对我发展更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包括对外贸易环境?此次哥本哈根大会我领导人的外宣意识和外宣举措值得总结和效法。当大会结束，宣布达成了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时，关注大会的人们，其中包括很多中国人在内，首先的反应是没有达成有限制性效应的协议，“大会失败了”。甚至有外国媒体开始将大会“失败”原因归咎于中国。
必须让世界了解哥本哈根大会真相，了解中国付出的巨大努力。会议闭幕当天，也就是2009年12月19日，新华社播发《向世界传递希望和信心——杨洁篪谈温家宝总理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领导人会议》，这是杨洁篪外长在会议结束后，立即通过国家通讯社向外界介绍情况；12月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新华社采访，强调中国为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果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紧接着12月24日，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温家宝总理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纪实》。这些稿件以翔实的事实向世界宣示，哥本哈根大会取得重大积极成果，而中国，在会场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以最大的政治意愿和耐心，沟通协调各方，尤其在会议面临可能无果而终的关键时刻，中国总理亲自出面做大量细致工作，最终推动《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
也正是因为我们及时而密集地向外界介绍中国的努力和态度，才令世界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努力的用心和成果，其中也包括国际上不少媒体。英国一家媒体就明确批评那些指责中国的声音，文章说：“这种找替罪羊的做法没有好处，中国实际上在减排方面已经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做得都多。”
不容置疑，接下来中国将要面临更复杂的“环保”和“减排”舆论环境。如何有效宣传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大国，又必须令世界明白，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对中国也十分重要，中国将积极在国际上履行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责任，也就是《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是中国对外宣传面临的新挑战与新要求，需要及时研究与应对。
迫切需要对外解读科学发展观中的环境政策和实施举措
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对外宣传中国环境意识的独特话语。近来国际上注意到，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正在改变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国际社会称，“环保经济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政策话语核心”。看来，如何以海外人士更明了的方式和语言解析科学发展观，特别是科学发展观中关于环境友好的理念，当是我们环境对外宣传的最重要的一环。
不过，查阅不少海外媒体的文章，大多对“科学发展观”只是概念性的解读，仅仅停留在“中国的政策宣誓”层面，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环境”因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带来的社会环境进步等实质性转变，述之极少。而研究我们的外宣，也少见从环境角度、民生细节等方面对科学发展观的表述。
曾经在网上见过一篇文章，记得是篇博客，谈家乡那条河的变迁。作者儿时常与小伙伴在河畔玩耍，目睹河流一天天变脏、变黑。当他外出上大学，工作多年后再度返乡，却惊奇地发现，“童年的河”回来了，这条河重新变清澈，从而引出当地增长方式的转变等主题。可惜，这样通过生动的见人见事体现重大主题的对外报道稿件太少。
作为对外宣传的下一个主战场，引导国际舆论了解我国的环境政策和实施举措是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笔者认为，首先我们应该从发展(生产)方式的转变、环境的变化、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细节故事，从海外读者的兴趣着手，向外界介绍科学发展观这个中国的发展策略，最终目标就是建立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环境友好型社会。要避免教条性的宣传，避免外界将科学发展观仅仅看作是一项“运动”。
同时，客观介绍中国在环境、减排方面的努力。对于中国“排污大国”的现状，一方面介绍中国正在开始改变西方过去那种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发展与治污统筹；另一方面应不客气地告诉外界，在世界的产业链上，发展中国家处于低端且污染大的一段，西方在享受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价廉物美的商品同时，把污染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因此他们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发展中国家，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同时，在环境问题上也不必妄自菲薄。中国政府近年的努力可圈可点，英国前副首相普雷斯科特对美国指责中国的批评也作出了这样的回应：“忽视了显而易见的人均污染标准”。而《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也对中国2009年在风能、太阳能、核能，以及高效煤利用方面形成的巨大规模感到“惊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的一篇文章称：“无论怎么看待，中国的承诺目标都是重大的。在经济发展史上，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曾将其温室气体排放值削减如此之多和如此之久。”
与此同时，对于环境重大突发事件，绝对不能隐瞒，不能文过饰非。公开事实，也是我们对加强环境建设的信心与态度。舆论的监督对于政府改善环境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外国媒体对于这一点比我们更清楚。
各国博弈的“政治牌”和“外交牌”
其实，早在1988年，美国科学家宣布人类行为正在使全球变暖之后，环境气候问题就开始逐渐成为各国博弈的“政治牌”和“外交牌”。而哥本哈根大会不过是令各方尖锐矛盾更加表象化，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一矛盾更加凸显而已。
气候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但无法超越政治的话题。因为不同国家有不同利益和不同发展阶段，必然会有不同诉求。可以说，哥本哈根会议事实上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一场争夺发展权的较量。
在这个新的战场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特别是近年来经济腾飞，排污增加，更成为一些国家指责的对象。他们开始苛求中国像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西方那样减排，并以“中国责任论”来谴责中国。
在环境问题上，西方的目的是明确的。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所说，发达国家正积极构建新时代的“绿色”意识形态，它们有意以碳污染排放量的多寡划分各国在这个绿色光谱中的位置。美国有媒体认为，欧盟开始梦想把环保实力变成某种软实力，它耗巨资把自己树立成一个与中国、印度和巴西对立的清洁能源卫士。而香港知名企业家更是明确地表示，未来贸易保护将会以“环境”的名义出现，比如美国、法国等提出的“碳关税”，就摆明了要通过“环保”的遭德高地，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二氧化碳至今还飘荡大气中，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是他们应有的“历史责任”。这也是《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原则，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虽然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阶段，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排污严重，但西方人士也肯定：美国人均GDP几乎是中国的9倍。美国每年人均的排放量为20吨，中国为6吨。中国一直在努力试图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夕，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向世界做出了承诺：中国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表现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诚心、信心与决心。
这意味着，中国将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下，自行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减少碳排放。
应对环境气候问题，外宣的新挑战与新要求
在此国际大背景下，我们如何对外宣传我国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心与实际行动，以争取一个对我发展更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包括对外贸易环境?此次哥本哈根大会我领导人的外宣意识和外宣举措值得总结和效法。当大会结束，宣布达成了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时，关注大会的人们，其中包括很多中国人在内，首先的反应是没有达成有限制性效应的协议，“大会失败了”。甚至有外国媒体开始将大会“失败”原因归咎于中国。
必须让世界了解哥本哈根大会真相，了解中国付出的巨大努力。会议闭幕当天，也就是2009年12月19日，新华社播发《向世界传递希望和信心——杨洁篪谈温家宝总理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领导人会议》，这是杨洁篪外长在会议结束后，立即通过国家通讯社向外界介绍情况；12月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新华社采访，强调中国为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果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紧接着12月24日，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温家宝总理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纪实》。这些稿件以翔实的事实向世界宣示，哥本哈根大会取得重大积极成果，而中国，在会场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以最大的政治意愿和耐心，沟通协调各方，尤其在会议面临可能无果而终的关键时刻，中国总理亲自出面做大量细致工作，最终推动《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
也正是因为我们及时而密集地向外界介绍中国的努力和态度，才令世界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努力的用心和成果，其中也包括国际上不少媒体。英国一家媒体就明确批评那些指责中国的声音，文章说：“这种找替罪羊的做法没有好处，中国实际上在减排方面已经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做得都多。”
不容置疑，接下来中国将要面临更复杂的“环保”和“减排”舆论环境。如何有效宣传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大国，又必须令世界明白，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对中国也十分重要，中国将积极在国际上履行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责任，也就是《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是中国对外宣传面临的新挑战与新要求，需要及时研究与应对。
迫切需要对外解读科学发展观中的环境政策和实施举措
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对外宣传中国环境意识的独特话语。近来国际上注意到，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正在改变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国际社会称，“环保经济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政策话语核心”。看来，如何以海外人士更明了的方式和语言解析科学发展观，特别是科学发展观中关于环境友好的理念，当是我们环境对外宣传的最重要的一环。
不过，查阅不少海外媒体的文章，大多对“科学发展观”只是概念性的解读，仅仅停留在“中国的政策宣誓”层面，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环境”因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带来的社会环境进步等实质性转变，述之极少。而研究我们的外宣，也少见从环境角度、民生细节等方面对科学发展观的表述。
曾经在网上见过一篇文章，记得是篇博客，谈家乡那条河的变迁。作者儿时常与小伙伴在河畔玩耍，目睹河流一天天变脏、变黑。当他外出上大学，工作多年后再度返乡，却惊奇地发现，“童年的河”回来了，这条河重新变清澈，从而引出当地增长方式的转变等主题。可惜，这样通过生动的见人见事体现重大主题的对外报道稿件太少。
作为对外宣传的下一个主战场，引导国际舆论了解我国的环境政策和实施举措是当前最为迫切的任务。笔者认为，首先我们应该从发展(生产)方式的转变、环境的变化、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细节故事，从海外读者的兴趣着手，向外界介绍科学发展观这个中国的发展策略，最终目标就是建立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环境友好型社会。要避免教条性的宣传，避免外界将科学发展观仅仅看作是一项“运动”。
同时，客观介绍中国在环境、减排方面的努力。对于中国“排污大国”的现状，一方面介绍中国正在开始改变西方过去那种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发展与治污统筹；另一方面应不客气地告诉外界，在世界的产业链上，发展中国家处于低端且污染大的一段，西方在享受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价廉物美的商品同时，把污染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因此他们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发展中国家，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同时，在环境问题上也不必妄自菲薄。中国政府近年的努力可圈可点，英国前副首相普雷斯科特对美国指责中国的批评也作出了这样的回应：“忽视了显而易见的人均污染标准”。而《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也对中国2009年在风能、太阳能、核能，以及高效煤利用方面形成的巨大规模感到“惊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的一篇文章称：“无论怎么看待，中国的承诺目标都是重大的。在经济发展史上，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曾将其温室气体排放值削减如此之多和如此之久。”
与此同时，对于环境重大突发事件，绝对不能隐瞒，不能文过饰非。公开事实，也是我们对加强环境建设的信心与态度。舆论的监督对于政府改善环境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外国媒体对于这一点比我们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