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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富春1900年5月22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总支部领导人之一。1925年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任北伐军第二军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代理省委书记。1934年参加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政委。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省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财经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建国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
李富春长期奋斗在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战线上,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在著名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他不辞劳苦,身躬力行,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了这场历史性大生产运动,为发展陕北经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既铸就了坚不可摧的延安精神,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打破经济封锁,协助毛泽东
发动延安大生产运动
为粉碎日本侵略者对根据地的野蛮进攻和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解决边区财政经济与人民生活的困难,李富春协助毛泽东同志发动了著名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并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1939年元月,为支持长期抗战,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改善边区人民生活,增强抗战力量,毛泽东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提出了“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口号。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也在工作报告中向边区各机关部队提出了“发动一切机关和后方部队实行自己耕种,以达到粮食蔬菜自给”的要求。
当时的陕北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经过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运动后,人民的生产热忱空前高涨,但生产力水平仍然十分低下,边区经济的形势十分严峻。最多时负担边区各级脱产工作人员12万,牲口8666匹,庞大的财政开支与落后的经济条件极不相称,边区财政十分困难,常常入不敷出。尤其是抗战以来,国共之间不断发生摩擦,国民党采取经济封锁和停发八路军军费,切断一切外援的做法,企图借此削弱打击边区军民。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边区政府决定自己动手,摆脱困境,从发展农业、商业生产中求得经济的逐步自给。
1939年2月2日下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参加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在大会上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对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思想作了具体阐述。李富春在报告中指出:“全边区党政军各机关、各学校所有脱离生产的部队、机关、学校有5万人,全部投入大生产运动的力量是很大的。”把这5万人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运动,能够解决我们将来财政经济物质上的困难。”“然后再拿我们边区的发展生产运动模范的实例去推动全国的生产运动,坚持全国人民对抗战必胜的信心,粉碎‘托派’汉奸所说的大城市失掉了,经济困难,抗战必亡的‘亡国论’”。对于生产中将要遇到的各种经济物质方面的困难,“首先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换句话说,就是要我们自力更生,要我们自己参加劳动,用我们自己的劳动力,发展我们边区的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保证我们后方和前方在财政经济物质上的供给,不受战争破坏的影响而能自给自足。”而生产运动的发展,则可以使我们“求得抗战前途更顺利的发展”。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这就需要我们大家“自己动手,才能完成这一伟大的艰巨任务”。
为保证大生产运动的顺利进行,李富春还提出了要在边区党政军各机关、团体、学校,成立生产运动委员会,来领导和开展生产运动。他在4月1日签发的《边区生产委员会组织简章》中,详细地规定了各单位职员的职责。
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在动员大会上还宣告要亲自参加生产。尤其是毛泽东同志发出的“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三大号召,给了边区党员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很大启示和鼓舞。边区各党政军机关团体积极行动起来,大家异口同声地宣誓:“到生产战线上去”,“我们要作劳动的先锋”,“我们要作劳动的英雄”。中央秘书处、中央组织部、中央教导队、中央党校等单位还互相订立了友谊竞赛条约。
带头参加生产,发动中央机关干部踊跃投入边区大生产
在李富春的具体指挥下,中央直属机关、学校组织了总生产委员会,各伙食单位组织了生产委员会,拟定了工作计划,分工管理耕牛、农具、肥料种子、劳动组织、耕种教育等工作,并按照行政工作部门,组织生产队、班小组,使生产得以有序进行。
不几天的工夫,延安附近所有的山坡、山沟的荒地就都插满了划分耕地的标志,中央机关各单位的同志都以百倍的热情投入了开荒整地的工作。
中央组织部在陈云、李富春等领导的带领下,首先开展了大量收集肥料的工作。第一天当有些人不愿意挑大粪时,陈云便亲自挑粪,并很高兴地说:“大粪是香的。”人们对他的话感到奇怪,他解释道:“将来大粪培养出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不是就会变成香的吗。”部长和副部长带头挑大粪的消息传到各机关之后,同志们很受鼓舞,许多大学生去挑大粪再也不觉得臭了。中央组织部在开荒运动中,首先提出了劳动三大纪律:(1)不迟到、不早退;(2)不损坏工具;(3)服从指挥。这个“劳动三大纪律”推而广之,后来成了各单位党员干部参加大生产共同遵守的纪律。
李富春后来还担任了中直机关生产合作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在他的带动下,中直机关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的生产大都是秘书长亲自领导,具体部署,从开荒、施肥、下种、管理、收获、打场到总结工作,一抓到底。
李富春不仅在大生产运动中主要负责,亲自动手,在生活上也和边区普通百姓一样,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他制订了中直机关“不建筑;不宴会(宴请外宾除外);服用粗布,提倡生产;爱护公物,厉行节约制度”四条渡过难关的节省条例,并带头执行,提高了大家战胜困难的勇气,进一步激发了边区军民的生产热情。在当时的延安各级机关中形成了广泛深入的“人人动手”的大生产热潮。正如1941年2月15日《解放日报》的报道:“生产热潮澎湃于边区每个角落,各机关、部队、学校均举行生产动员大会。每日黄昏大道上散步的人群均以生产为谈论的中心:‘我种五十株西红柿’,‘我保证生产一千元……’这样的话语,在宝塔山下、延河边上漫步的人群中到处可闻。”
带头开源节流,将科技与生产
实践相结合,促进生产大发展
当时,烧炭非常困难,党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战士到几十里以外的大山里去运输,往返一趟需要两三天,仍不能充分保证供应。后来,李富春想了个办法,由以前的不计时不计数,运多运少一个样,改为“二八分红”,结果运炭效率提高了一倍多。这个办法很见效,不但解决了中央机关的烧炭紧张问题,还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在李富春的带领下,不少单位根据“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八字方针,又具体创造了劳力入股分红、节约分红、各单位合作、机关与群众合作、个人生产合作等七种组织形式。这些具体措施对于当时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主席当时评价说,“二八分红”解决了机关的大困难。
李富春在担任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期间,十分注意开源节流,处处精打细算,他常说:“我们不能只顾眼前,更重要的是今后,不搞好经济工作,将来人民吃饭靠什么?”并且还说经济工作不但在眼前的战争中重要,在战后的建设中也会越来越重要。毛泽东主席曾号召“中央机关干部都要像李富春一样学会做经济工作”。
为促进大生产运动的发展,李富春同志积极引导自然科学工作者走入田间地头,将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提高生产力,保证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发展。
带头创办科研院,培养通晓
革命理论又懂自然科学的人才
1939年5月,党中央为促进陕甘宁边区生产技术的进步,决定创办自然科学研究院,李富春同志亲自兼任院长。他调集了当时延安仅有的几十名自然科学工作者,组织他们深入实际生活,解决边区工农业生产中的科学技术问题,研究院后来改称自然科学院。
1940年8月,在学院的开学典礼上,李富春提出,自然科学院的任务是“培养通晓革命理论又懂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理论与实际统一的适用人才”。他要求同学们“既是技术专家,又是革命的通才”。在当时整个中华民族浴血抗战、陕甘宁边区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创办一所自然科学技术的高等学校是非常不容易的,从勘察院址、修建校舍、聘请教师、招收学员、制订教育方针和教育计划,直到编写教材,李富春都亲自过问,耗费了他许多心血。后来,徐特立从湖南回到延安,接任了自然科学院院长职务,但李富春仍继续关心自然科学院的工作。
为了更好地发挥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知识分子的作用,李富春鼓动他们积极参加边区建设。1940年2月5日,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李富春是该会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这是我们党组织成立的第一个自然科学学术团体。研究会的任务是:进行自然科学教育,开展科学研究,推进生产发展,协助经济建设,解决物质困难。其目的都是配合抗战,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毛泽东也非常重视这一工作,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他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在后来不久召开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后勤部政治部的技术干部座谈会上,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技术工作对革命工作的重要意义。
1941年8月,边区举行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朱德、徐特立、吴玉章等同志出席了会议,李富春在会上作了《财政经济政策》的报告。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们注意经济建设问题,把科学技术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在党中央的关怀和重视下,边区的科技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一些在边区生活和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得到了解决,并为抗战培养出了一支科技骨干队伍。
延安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迫切需要科学技术给予有力的配合。李富春认为:边区军民响应毛泽东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和西北局把生产建设作为第一任务的决定,“在农业、畜牧、工业、运输、盐业及改善生活”等方面,“有几百件、几千件的事业,无不需要自然科学的指导,无不需要技术来恰当地解决生产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为此,李富春经常和科研人员一起参加研究活动,沟通实际生活和科学研究之间的信息,老百姓生产生活中只要有问题需要解决,李富春都会及时转告科研单位和研究人员。1943年1月21日,李富春亲笔写信给边区自然科学院,“希望自然科学研究院帮忙解答几件事”,他提出了在边区生产和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如:梢山的水,人吃了为什么会成了“拐子”?南泥湾的气候湿冷,牛羊生了病怎么办?每年牛瘟、羊瘟时,牛羊及小牲畜死亡很多,有无好办法对付?煤窑挖出的煤,包着一层石皮,称石煤,不能很好地燃烧,既浪费财力又浪费运输力,怎么办?沿延河数县能植棉,是否能在其他县份推广,如果植了棉,弹花机、轧花机怎么办?女同志的手摇纺纱机能否改良等等。在信中,他还提到了种菜、肥料、种子、豆腐、烧炭等问题,他还强调,“这些问题若能解决,即能使我们在生产与生活上提高到自觉的程度”。
此信发出后,在当时的自然科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研究会要求全体会员认真学习,深刻讨论,并以实际工作响应“把自然科学应用到边区的生产实践上去”的号召。从此,研究会进一步明确了研究范围和对象,他们深入生活,帮助老百姓解决了许多难题。边区当时盐业勘探开采技术薄弱,自然科学研究会就委派自然科学家陈向康前去帮忙,试用新方法开采。陈向康先后在盐场堡开浅井数个,掌握了地形变化的第一手资料,结果在地面以下两三尺发现了含盐度极浓的黑水,盐场生产很快搞了上去。他们创办的《科学园地》也进一步结合了边区的生产和建设实际,发表了不少有指导意义的好文章。
带头自己动手,发展壮大边区
经济,建设革命家园
为巩固大生产运动的成果,李富春同志不断总结经验,提倡劳动英雄的模范带头作用,号召边区广大干部群众向他们学习,更加努力生产,建设革命家园。
经过4年的大生产运动,边区经济有了一定的基础,经验也比较多了。特别是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的指引下,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运动走上了健康发展的新轨道。李富春同志号召大家注意总结过去的生产经验,戒骄戒躁,把生产运动带上一个新阶段。在1941年1月8日召开的中直、军直经济工作人员大会上,他作了《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报告,号召“每个同志要在生产中学习经济问题”,希望大家学习毛泽东主席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并在生产中研究它,运用它、进而充实它,成为实事求是的经济专家。他还要求边区的生产工作要从盲目走上自觉,“至于如何达到自觉的地位呢?这就需要我们总结过去的经验。”他认为,“在过去4年当中,各机关、各部队都是进行了生产的,在其中有着很多宝贵的经验,如果把它研究出来,找出其中的规律,使之适应于现在的需要。大之如我们要懂得现在经济生产的政策,边区生产的可能性;小之要懂得种菜有种菜的一些恰当的办法,喂猪有喂猪的一套办法,那我们就可以不再走冤枉路了。所以,开展今年生产之前,各机关、学校都要总结过去的经验,学习毛主席仔细研究经济的办法,哪些生产是我们可以干的,哪些生产是我们这里不可以干的,哪些是有效的生产,哪些是无效的生产。”
随着生产运动的发展,各部队、机关、学校分别涌现出了一批劳动英雄,如工业生产中的赵占魁,农业生产中的吴满有,军队建设中的李位,机关建设中的黄立德,合作社运动中的刘建章等等。边区政府抓住这些典型,广泛宣传,一时间,“学英雄,赶英雄”活动蔚然成风,有力地促进了边区大生产运动。李富春在边区生产总结大会上强调指出:“我们要特别正视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的特长,引导他们担任其特长的领导工作。”而这些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也都不负众望,在各个部门成了生产运动的有力推动者,成为“本部门的旗帜”。每个运动发起的时候,他们最先响应上级号召,以身作则突破困难,打破群众的怀疑心理和观望心理。运动开始以后,他们埋头苦干,创造新记录,发起竞赛热潮。
在运动中他们又不断培养新的劳动英雄,帮助落后分子,带领群众前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以郝树才为例,这个被称为“气死牛”的劳动英雄于1944年开荒117.5亩(只用镢头挖),产细粮12石3斗7升,在部队中树立起了极高的威信。同时,他还帮助过去常常骂人的贺武明转变成了劳动英雄(以产5石细粮以上者为标准),他自己班里有5人被选送出席全边区领导英雄大会。在他的带领下,全班共收细粮108石,做到了“耕一余三”。劳动英雄在部队机关中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在全边区军民的一致努力下,陕甘宁边区的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短短几年间,白手起家的工艺实习厂生产了20多种军用、民用产品;原有的20多台机械,陆续地装备了延安的印刷厂、化工厂、纺织厂、炮弹厂、石油厂等。边区农业在政府“生产统一”的方针下,基本生活必需品如粮食、棉布、皮毛、铁、纸、食盐、煤油、燃料、火柴、肥皂等,或自给有余,或正逐步走向自给;大生产运动,使边区的经济逐渐摆脱了对外依赖并走向完全的自力更生。
延安大生产运动极大地增强了我党我军的力量,并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大生产运动也为我党领导经济工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延安时期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以及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干群一致、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尊重科学等观点,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对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是有着积极作用的,甚至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依然是有益的借鉴。
延安大生产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李富春功不可没,彪炳史册。
李富春长期奋斗在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战线上,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在著名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他不辞劳苦,身躬力行,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了这场历史性大生产运动,为发展陕北经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既铸就了坚不可摧的延安精神,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打破经济封锁,协助毛泽东
发动延安大生产运动
为粉碎日本侵略者对根据地的野蛮进攻和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解决边区财政经济与人民生活的困难,李富春协助毛泽东同志发动了著名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并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1939年元月,为支持长期抗战,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改善边区人民生活,增强抗战力量,毛泽东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提出了“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口号。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也在工作报告中向边区各机关部队提出了“发动一切机关和后方部队实行自己耕种,以达到粮食蔬菜自给”的要求。
当时的陕北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经过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运动后,人民的生产热忱空前高涨,但生产力水平仍然十分低下,边区经济的形势十分严峻。最多时负担边区各级脱产工作人员12万,牲口8666匹,庞大的财政开支与落后的经济条件极不相称,边区财政十分困难,常常入不敷出。尤其是抗战以来,国共之间不断发生摩擦,国民党采取经济封锁和停发八路军军费,切断一切外援的做法,企图借此削弱打击边区军民。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边区政府决定自己动手,摆脱困境,从发展农业、商业生产中求得经济的逐步自给。
1939年2月2日下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参加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在大会上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对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思想作了具体阐述。李富春在报告中指出:“全边区党政军各机关、各学校所有脱离生产的部队、机关、学校有5万人,全部投入大生产运动的力量是很大的。”把这5万人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运动,能够解决我们将来财政经济物质上的困难。”“然后再拿我们边区的发展生产运动模范的实例去推动全国的生产运动,坚持全国人民对抗战必胜的信心,粉碎‘托派’汉奸所说的大城市失掉了,经济困难,抗战必亡的‘亡国论’”。对于生产中将要遇到的各种经济物质方面的困难,“首先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换句话说,就是要我们自力更生,要我们自己参加劳动,用我们自己的劳动力,发展我们边区的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保证我们后方和前方在财政经济物质上的供给,不受战争破坏的影响而能自给自足。”而生产运动的发展,则可以使我们“求得抗战前途更顺利的发展”。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这就需要我们大家“自己动手,才能完成这一伟大的艰巨任务”。
为保证大生产运动的顺利进行,李富春还提出了要在边区党政军各机关、团体、学校,成立生产运动委员会,来领导和开展生产运动。他在4月1日签发的《边区生产委员会组织简章》中,详细地规定了各单位职员的职责。
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在动员大会上还宣告要亲自参加生产。尤其是毛泽东同志发出的“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三大号召,给了边区党员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很大启示和鼓舞。边区各党政军机关团体积极行动起来,大家异口同声地宣誓:“到生产战线上去”,“我们要作劳动的先锋”,“我们要作劳动的英雄”。中央秘书处、中央组织部、中央教导队、中央党校等单位还互相订立了友谊竞赛条约。
带头参加生产,发动中央机关干部踊跃投入边区大生产
在李富春的具体指挥下,中央直属机关、学校组织了总生产委员会,各伙食单位组织了生产委员会,拟定了工作计划,分工管理耕牛、农具、肥料种子、劳动组织、耕种教育等工作,并按照行政工作部门,组织生产队、班小组,使生产得以有序进行。
不几天的工夫,延安附近所有的山坡、山沟的荒地就都插满了划分耕地的标志,中央机关各单位的同志都以百倍的热情投入了开荒整地的工作。
中央组织部在陈云、李富春等领导的带领下,首先开展了大量收集肥料的工作。第一天当有些人不愿意挑大粪时,陈云便亲自挑粪,并很高兴地说:“大粪是香的。”人们对他的话感到奇怪,他解释道:“将来大粪培养出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不是就会变成香的吗。”部长和副部长带头挑大粪的消息传到各机关之后,同志们很受鼓舞,许多大学生去挑大粪再也不觉得臭了。中央组织部在开荒运动中,首先提出了劳动三大纪律:(1)不迟到、不早退;(2)不损坏工具;(3)服从指挥。这个“劳动三大纪律”推而广之,后来成了各单位党员干部参加大生产共同遵守的纪律。
李富春后来还担任了中直机关生产合作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在他的带动下,中直机关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的生产大都是秘书长亲自领导,具体部署,从开荒、施肥、下种、管理、收获、打场到总结工作,一抓到底。
李富春不仅在大生产运动中主要负责,亲自动手,在生活上也和边区普通百姓一样,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他制订了中直机关“不建筑;不宴会(宴请外宾除外);服用粗布,提倡生产;爱护公物,厉行节约制度”四条渡过难关的节省条例,并带头执行,提高了大家战胜困难的勇气,进一步激发了边区军民的生产热情。在当时的延安各级机关中形成了广泛深入的“人人动手”的大生产热潮。正如1941年2月15日《解放日报》的报道:“生产热潮澎湃于边区每个角落,各机关、部队、学校均举行生产动员大会。每日黄昏大道上散步的人群均以生产为谈论的中心:‘我种五十株西红柿’,‘我保证生产一千元……’这样的话语,在宝塔山下、延河边上漫步的人群中到处可闻。”
带头开源节流,将科技与生产
实践相结合,促进生产大发展
当时,烧炭非常困难,党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战士到几十里以外的大山里去运输,往返一趟需要两三天,仍不能充分保证供应。后来,李富春想了个办法,由以前的不计时不计数,运多运少一个样,改为“二八分红”,结果运炭效率提高了一倍多。这个办法很见效,不但解决了中央机关的烧炭紧张问题,还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在李富春的带领下,不少单位根据“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八字方针,又具体创造了劳力入股分红、节约分红、各单位合作、机关与群众合作、个人生产合作等七种组织形式。这些具体措施对于当时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主席当时评价说,“二八分红”解决了机关的大困难。
李富春在担任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期间,十分注意开源节流,处处精打细算,他常说:“我们不能只顾眼前,更重要的是今后,不搞好经济工作,将来人民吃饭靠什么?”并且还说经济工作不但在眼前的战争中重要,在战后的建设中也会越来越重要。毛泽东主席曾号召“中央机关干部都要像李富春一样学会做经济工作”。
为促进大生产运动的发展,李富春同志积极引导自然科学工作者走入田间地头,将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提高生产力,保证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发展。
带头创办科研院,培养通晓
革命理论又懂自然科学的人才
1939年5月,党中央为促进陕甘宁边区生产技术的进步,决定创办自然科学研究院,李富春同志亲自兼任院长。他调集了当时延安仅有的几十名自然科学工作者,组织他们深入实际生活,解决边区工农业生产中的科学技术问题,研究院后来改称自然科学院。
1940年8月,在学院的开学典礼上,李富春提出,自然科学院的任务是“培养通晓革命理论又懂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理论与实际统一的适用人才”。他要求同学们“既是技术专家,又是革命的通才”。在当时整个中华民族浴血抗战、陕甘宁边区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创办一所自然科学技术的高等学校是非常不容易的,从勘察院址、修建校舍、聘请教师、招收学员、制订教育方针和教育计划,直到编写教材,李富春都亲自过问,耗费了他许多心血。后来,徐特立从湖南回到延安,接任了自然科学院院长职务,但李富春仍继续关心自然科学院的工作。
为了更好地发挥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知识分子的作用,李富春鼓动他们积极参加边区建设。1940年2月5日,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李富春是该会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这是我们党组织成立的第一个自然科学学术团体。研究会的任务是:进行自然科学教育,开展科学研究,推进生产发展,协助经济建设,解决物质困难。其目的都是配合抗战,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毛泽东也非常重视这一工作,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他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在后来不久召开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后勤部政治部的技术干部座谈会上,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技术工作对革命工作的重要意义。
1941年8月,边区举行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朱德、徐特立、吴玉章等同志出席了会议,李富春在会上作了《财政经济政策》的报告。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们注意经济建设问题,把科学技术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在党中央的关怀和重视下,边区的科技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一些在边区生活和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得到了解决,并为抗战培养出了一支科技骨干队伍。
延安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迫切需要科学技术给予有力的配合。李富春认为:边区军民响应毛泽东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和西北局把生产建设作为第一任务的决定,“在农业、畜牧、工业、运输、盐业及改善生活”等方面,“有几百件、几千件的事业,无不需要自然科学的指导,无不需要技术来恰当地解决生产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为此,李富春经常和科研人员一起参加研究活动,沟通实际生活和科学研究之间的信息,老百姓生产生活中只要有问题需要解决,李富春都会及时转告科研单位和研究人员。1943年1月21日,李富春亲笔写信给边区自然科学院,“希望自然科学研究院帮忙解答几件事”,他提出了在边区生产和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如:梢山的水,人吃了为什么会成了“拐子”?南泥湾的气候湿冷,牛羊生了病怎么办?每年牛瘟、羊瘟时,牛羊及小牲畜死亡很多,有无好办法对付?煤窑挖出的煤,包着一层石皮,称石煤,不能很好地燃烧,既浪费财力又浪费运输力,怎么办?沿延河数县能植棉,是否能在其他县份推广,如果植了棉,弹花机、轧花机怎么办?女同志的手摇纺纱机能否改良等等。在信中,他还提到了种菜、肥料、种子、豆腐、烧炭等问题,他还强调,“这些问题若能解决,即能使我们在生产与生活上提高到自觉的程度”。
此信发出后,在当时的自然科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研究会要求全体会员认真学习,深刻讨论,并以实际工作响应“把自然科学应用到边区的生产实践上去”的号召。从此,研究会进一步明确了研究范围和对象,他们深入生活,帮助老百姓解决了许多难题。边区当时盐业勘探开采技术薄弱,自然科学研究会就委派自然科学家陈向康前去帮忙,试用新方法开采。陈向康先后在盐场堡开浅井数个,掌握了地形变化的第一手资料,结果在地面以下两三尺发现了含盐度极浓的黑水,盐场生产很快搞了上去。他们创办的《科学园地》也进一步结合了边区的生产和建设实际,发表了不少有指导意义的好文章。
带头自己动手,发展壮大边区
经济,建设革命家园
为巩固大生产运动的成果,李富春同志不断总结经验,提倡劳动英雄的模范带头作用,号召边区广大干部群众向他们学习,更加努力生产,建设革命家园。
经过4年的大生产运动,边区经济有了一定的基础,经验也比较多了。特别是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的指引下,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运动走上了健康发展的新轨道。李富春同志号召大家注意总结过去的生产经验,戒骄戒躁,把生产运动带上一个新阶段。在1941年1月8日召开的中直、军直经济工作人员大会上,他作了《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报告,号召“每个同志要在生产中学习经济问题”,希望大家学习毛泽东主席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并在生产中研究它,运用它、进而充实它,成为实事求是的经济专家。他还要求边区的生产工作要从盲目走上自觉,“至于如何达到自觉的地位呢?这就需要我们总结过去的经验。”他认为,“在过去4年当中,各机关、各部队都是进行了生产的,在其中有着很多宝贵的经验,如果把它研究出来,找出其中的规律,使之适应于现在的需要。大之如我们要懂得现在经济生产的政策,边区生产的可能性;小之要懂得种菜有种菜的一些恰当的办法,喂猪有喂猪的一套办法,那我们就可以不再走冤枉路了。所以,开展今年生产之前,各机关、学校都要总结过去的经验,学习毛主席仔细研究经济的办法,哪些生产是我们可以干的,哪些生产是我们这里不可以干的,哪些是有效的生产,哪些是无效的生产。”
随着生产运动的发展,各部队、机关、学校分别涌现出了一批劳动英雄,如工业生产中的赵占魁,农业生产中的吴满有,军队建设中的李位,机关建设中的黄立德,合作社运动中的刘建章等等。边区政府抓住这些典型,广泛宣传,一时间,“学英雄,赶英雄”活动蔚然成风,有力地促进了边区大生产运动。李富春在边区生产总结大会上强调指出:“我们要特别正视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的特长,引导他们担任其特长的领导工作。”而这些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也都不负众望,在各个部门成了生产运动的有力推动者,成为“本部门的旗帜”。每个运动发起的时候,他们最先响应上级号召,以身作则突破困难,打破群众的怀疑心理和观望心理。运动开始以后,他们埋头苦干,创造新记录,发起竞赛热潮。
在运动中他们又不断培养新的劳动英雄,帮助落后分子,带领群众前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以郝树才为例,这个被称为“气死牛”的劳动英雄于1944年开荒117.5亩(只用镢头挖),产细粮12石3斗7升,在部队中树立起了极高的威信。同时,他还帮助过去常常骂人的贺武明转变成了劳动英雄(以产5石细粮以上者为标准),他自己班里有5人被选送出席全边区领导英雄大会。在他的带领下,全班共收细粮108石,做到了“耕一余三”。劳动英雄在部队机关中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在全边区军民的一致努力下,陕甘宁边区的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短短几年间,白手起家的工艺实习厂生产了20多种军用、民用产品;原有的20多台机械,陆续地装备了延安的印刷厂、化工厂、纺织厂、炮弹厂、石油厂等。边区农业在政府“生产统一”的方针下,基本生活必需品如粮食、棉布、皮毛、铁、纸、食盐、煤油、燃料、火柴、肥皂等,或自给有余,或正逐步走向自给;大生产运动,使边区的经济逐渐摆脱了对外依赖并走向完全的自力更生。
延安大生产运动极大地增强了我党我军的力量,并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大生产运动也为我党领导经济工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延安时期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以及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干群一致、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尊重科学等观点,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对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是有着积极作用的,甚至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依然是有益的借鉴。
延安大生产运动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李富春功不可没,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