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一个最朴实无华的百姓用语，用来评价一个人却分量不轻。做一回好人不难，一辈子做好人却不易。随着时代的变迁，“好人”的内涵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尽管那个烽烟滚滚唱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回顾那个时代的英模好人依然有指引意义。社会的车轮前进至今，今天的好人又该独具怎样的风采？
　　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来评价白求恩的一生，定义了那个年代的“好人”;40年代，毛泽东亲致悼词高度赞扬了张思德的义举，“为人民服务”也成为那个时代“好人”的考量标准。60年代初，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雷锋俨然成为那个年代的“好人”典范，周总理给雷锋的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成为雷锋精神的最好阐释;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对“好人”的要求更加全面，不仅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还要“五讲、四美、三热爱”……
　　“好人”本来就是一个集聚了民间烟火气息的词语，可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好人”这样的道德模范被行政命令架空，自上而下的运动式宣教也略显教条，不那么亲民随和。道德模范一旦被披上政治的外衣，似乎马上变得神圣高远，遥不可及。受表彰者也大多集中在干部、警察、军人等体制内人士，鲜有草根阶层荣膺此荣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各职业阶层的丰富和细化，“好人”形象逐渐立体生动起来，“好人”的范围也史无前例地扩大。矿工、环卫工、车夫、羊倌这些最底层的社会民众常常上榜，以至走上官方活动的领奖台。
　　他们所做的“好事”也各具特色。奋不顾身、舍己救人、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固然不少，替父还债、照顾亲人、支教助学等平凡的好事却更加常见。他们的身上并未笼罩神一样的光环，他们的思想境界似乎也谈不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但他们的爱心感人指数，却依然高到爆棚。相对于过去，如今这些“好人”的形象或许少了些“高大全”的“英雄气”，反而更接地气、更真实，就像胡同里的大爷大妈，大院里的兄弟姐妹，像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举手投足间透露着未经粉饰的质朴。时代在进步，随着民主意识和多元文化的融入，社会的包容度更高，氛围更加轻松自由。
　　然而，“好人”并非“完人”，他们也有缺点，如今的价值评判宽松了很多，能够容许他们偶犯错误。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乌石镇清溪村村民张文理，曾因盗伐林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在接受社区矫正期间，面对载有5人的货车翻入水库，张文理挺身救人，使2名重伤员得到及时救治。因此被评为“中国好人”，支持他的网友称赞他“浪子回头金不换”。
　　按张文理的话说，“像我这样有过‘污点’的人还能被评为道德榜样，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然而，网友们普遍表示，尽管这位农民过去曾犯过错，但他悔过自新、危难间敢于挺身而出的事迹却真实感人，是新时代的雷锋。
　　“好人”不是“孔圣人”。“好人”也有血有肉，个性十足。北京双闪志愿者爱心车队总队长顾先远，喜欢扮酷，爱好音乐，是KTV里的“麦霸”，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在暴雨成灾的夜晚不眠不休，带领团队接回被困者。他有两面，危急时刻尽显侠义肝胆，平淡生活中就是一悠哉时尚青年。
　　时至今日，中国年轻人的价值取向已趋于多元化，道德模范的形象也不再是单一的、神话的。雷锋仍然是中国人的精神偶像，仁爱互助的精神内核未曾改变，但雷锋精神的定义正在与时俱进，“好人”的概念也越来越宽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