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有故事的人，又是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他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有徘徊在怀念与逃离之间的“乡土情怀”；他曾说“土是我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四年前的10月11日，莫言荣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开创了中国在这个世界奖项的先河。今天，让我们回顾他在瑞典学院的文学演讲，听他对文学的感悟和对母亲的怀念……
　　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东的桃园里。因为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到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地里捡麦穗。看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母亲小脚跑不快，被捉住搧了一个耳光，跌倒在地。多年后，那个看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说：“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而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时，我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眼泪很少的母亲泪流满面，她轻轻地对我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有时投她所好，编造一些情节，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
　　虽然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可只要我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会满足我，并且从未因为我看书耽误了干活而批评我。
　　有一段时间，我喜欢上了听书，听完回家后都会把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但很快，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的故事了。我开始投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母亲听完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我的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
　　那时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和英雄模范。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并没改掉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尽管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也因此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让我爱恨交加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
　　在军营中，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讲述故事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的人。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是文学的富矿，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写英雄模范。
　　一个文学流浪汉，终于有了安身立命的场所。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軍艺术学院文学系。在著名作家徐怀中恩师的指导下，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秋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也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其实就是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我自己的故事，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
　　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乎常人地忍受痛苦和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
　　小说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人来写。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不尽相同。有的起源于梦境，有的发端于现实——如《天堂蒜薹之歌》。
　　在写《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我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敢不敢批评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
　　小说家是社会中人，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
　　我是个讲故事的人，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我的人生与作品紧密相连。在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隐藏在文本背后，但从《檀香刑》开始，我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那么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在绘声绘色地讲述着。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在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北京时间2012年12月8日凌晨
　　莫言于瑞典学院发表的文学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