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大陆的通商活动中，中亚地区处于枢纽位置。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塔什干、布哈拉为中心的河中地区（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有一个在汉唐丝绸之路上异常活跃的民族——粟特，唐朝人称之为“昭武九姓”国。
　　汉唐时代的胡人记录中，有偏好战斗的民族，有偏重商业的民族，粟特人就属于后者。汉唐时代的“胡商”“商胡”“胡姬”大多指粟特人。
　　斯坦因在新疆烽燧中发现的七通粟特文信札，透露了中国内地与西域之间，存在一个比较固定的商业网络和邮传系统。2号古信札明确写明“寄往撒马尔罕”，因为路途遥远，所以用亚麻封皮和丝绸双层封裹。这封信也许不是直接送往撒马尔罕，而是先送到楼兰（鄯善）某处，然后再进一步送到目的地。信中还提到把商品（麝香）从敦煌送到撒马尔罕。有研究者认为，当时的商品传送网络与邮传网络也许是分开的。信使要求更快捷，商队的物资输送则可能比较慢。这些信札提到的交易商品有亚麻布等纺织品，还有麝香、金子、酒、胡椒、银色金属、樟脑。大概而言，西方输入中国的是金银，而准备运往西方的则是胡椒、酒、米和银。这些粟特文古信札大约写作于4世纪的两晋时期。
　　大约两百年后的高昌王朝时期，有一份《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的文书，记载了某一年（约在610年～620年之间）从正月一日到十二月二十七日，吐鲁番地区进行的35笔交易活动。其中绝大多数（29笔）都涉及到粟特人，约三分之一（13笔）的交易是在粟特人之间进行的。粟特人在西域商业活动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交易的商品除丝绸外，以奢侈品诸如金、银、香、番红花、铜、药、石蜜等为主。
　　新疆阿斯塔那墓135号出土一份粟特文女奴买卖文书，内容说，高昌胡人乘军从康国兴胡手中购得女奴优婆遮（突厥籍胡人），保人分别是米国兴胡、康国兴胡、小石国兴胡、何国兴胡，书佐是高昌胡人帕图尔，书吏（执笔书写的人）乌浒安是帕图尔的儿子。这是粟特聚落内部進行的一次女奴交易，代表官方身份的书佐帕图尔也是胡人，文书甚至是用粟特文书写。这名叫优婆遮的女奴是曹族人，出生在突厥（突厥与粟特关系之密切，于此可见）。粟特人所拥有的女奴有可能进一步卖给了汉人豪家。
　　如《唐开元十九年唐荣买婢市券》，有“兴胡”粟特人米禄山在西州卖出12岁婢女“失满儿”，保人为高昌县粟特人，买家来自京兆府。长安当垆卖酒的胡姬，也许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到酒肆工作。
　　河西走廊地区，是西域通向中原的重要通道。西边的甘肃，东边的张掖和武威，都是粟特人居住的中亚据点。由河西走廊往东部及偏北方向，就进入灵州、夏州、原州、六胡州，以及山西和河北的北部。若从金城、天水往东方及偏南方向，则进入长安、洛阳一线。康义罗施的商队目标就是到长安去经商。于是，长安与西域的商贸活动就形成了一种联系。唐代著名诗人张籍“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形象地道出了内地丝绸在驼铃声中贩易到西域的热络情形。
　　吐鲁番文书中有一件著名的粟特经商文书。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年），粟特胡商曹禄山对来自长安的汉族商人李绍谨提出诉讼，地点在西州高昌县（今新疆吐鲁番）。李绍谨与几位粟特商人一起从长安到西域经商，走到弓月城（遗址位于今新疆伊宁县吐鲁番于孜乡于孜村境内），这里当时是丝绸之路北线重要的军事、政治和商贸中心。又准备同行去龟兹时，李绍谨向曹炎延借贷275匹绢。这是很大一笔财富。可能曹炎延家族在弓月城设有很大的仓储中心。通过这件文书可以看出，粟特商人在长安和西域地区的经贸活动具有联动性。文书的诉讼者“身是胡，不解汉语”，所控诉的对象李三是汉人，希望官府给出公道。最后，唐朝官府在审判这个商业纠纷时，并没有偏向汉人，欺负胡人，反映出唐代营商环境是大体公平的。
　　唐代商业税负很低，约为3%，这也是大唐吸引西域商人来华的重要原因。唐代长安的粟特人主要居住在两市附近，特别是西市作为城市商业中心，逐渐发展成一个胡人聚居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