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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本刊编辑部
“老户外”，我们用这个词来纪念上世纪中国零星出现的行走者。
他们非军事意义上的游击队员。没有宣言，没有组织，缺乏装备，无人喝彩，就这样上路。
他们脚踩的是真实的土壤或石头，每一次落脚大地都没有躲开，反过来，一路扑向他们的风、阳光、险恶的情况以及梦幻、冲动，他们也只能接着。走在路上，没什么车辆和行人，只听得见自己血液流淌的声音，还有晒昏了的自言自语。
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感谢人生，感谢大地的诗歌和醉人的空气。
他们朴素的感情永远表达为：走。
现在他们还在人生的大地上不知疲倦地走。越走越老，越老越走。老走。
一个幽灵，后来不止一个，一些幽灵，在八十年代初，在刚摆脱动荡的中国大地上游荡—这有点像《共产主义宣言》开头，但不是。零星出现的行走者，我们称之为“老户外”，非军事意义上的游击队员。没有宣言，没有组织，缺乏装备，无人喝彩，就这样上路了。
最初的行走者：阿坚，有意识的行走早于八十年代，是一个不拘形式的老户外，徒步、骑车、泳漂、蹭车、轮滑，甚至蹬三轮，没有固定路线，目的地不详……强调自由自在，不拒绝吃喝玩乐；常椿，大约是最早上路徒步走长城的，当然不是最先走完的，后者为刘雨田……一向孤身徒步；曾哲，1989年开始环行中国边境，最早进入墨脱的几个人之一；肖立，比二者年龄稍小，但爬得高，1988年始骑车旅行，后以近乎专业的方式攀登格拉丹东雪山……大约还算年轻时就自称老汉，也许是攀登滑坠留下的后遗症。
户外初始化
上路之初多少带点革命时代遗留下来的“英雄主义”，或悲壮感。有天醒来我无缘无故冒出个念头：从山海关沿长城走到嘉峪关。那时我年轻得不行，营养不足精力过剩。实际上，那一年，常椿把这想法告诉了阿坚，没想到后者强烈感兴趣。阿坚意识到常椿他想孤身且“悲壮”，约定阿坚从八达岭往海边走，常椿从海边往八达岭走，双方暗自较劲，期望在尽量靠近对方的段落碰头在烽火台上—结果谁也没看见谁。自此寒假后，常椿每年暑假寒假分段走长城，走这个走那个没完没了，阿坚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乱打江山，后来玩“三交（三省交界）”玩“后旅游（不详）”至今。
1983年我开始走长城，沿途老乡嘴头总挂着一个人：大个子，一身白衣，也走长城像一股风，体格比你可壮实哩！我不行，从1983年到1987年，从山海关断断续续踉踉跄跄往深处内陆的嘉峪关走，总听到他的事儿，我觉得在前方看不见的地方，有个真正行者，我费了老劲也撵不上，这个人，甚至走进我的梦：高大、硬朗，西部好汉。随着我一年一年的走，他的名字越来越耳熟，后来在爱好探险的人们中间如雷贯耳：刘雨田。
实际上，他1984年辞了新疆铁路局的工作从嘉峪关往海边的山海关走，人很猛，大约一年多就走完了，我吭吃吭吃走了五年，后来听到的都是他早已过去的事儿，荒僻之地就这样：一个外人走过够老乡议论好几辈子的：某年某月，来了个大个子，一身白衣像个外星人，到谁谁家要了口水喝就走远了。从老乡嘴里听出，他走长城真实在，不像我有时偷着搭一段手扶或驴车啥的。
人一旦上路就很难打住，我一生急走或吟唱—叫嘀嘀咕咕也行。刘雨田不怎么说，他的名字幽灵般笼罩我的夜空，就是说自我设计半天的人生地平线上，那迷茫的远处，总有个背影，怎么撵也撵不上，重要的是他能做的和想的与你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有种神奇的魅力。一个族群中总会有人绷不住，发疯，与神灵对话，用我们不懂的语言；也总得有人上路，抛家舍业，把生命融入风、阳光，动物般嘶喊、奔走，感知和焕发生命。这个人，刘雨田，像一道白色闪电掠过山河，也被山河看见，他大踏步地转移、游动、迂回、消失，被沿途老乡记住并说起。就是说，一个幽灵，游走四方的幽灵，在欧亚大陆东边徘徊，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出了个神人刘雨田。他以令专业探险家笑话的简陋装备、超人的体力和对自然动物般最敏锐的感知，横扫咱中国所有艰险的地域，令探险界瞠目。他全程徒步走过万里长城、走过雅鲁藏布大峡谷、三四次横穿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在极度干渴中喝自己的尿液，用神奇的自身力量治愈败血症，要命的时刻在沙丘间寻找并挖出水源。某年国家探险队攀登各拉丹冬雪峰，遇上游走中的刘雨田，他强烈要求随队突击主峰，一件破棉袄，腰别一布袋馒头，被负责人拒绝。我相信就凭棉袄和馒头，他定能爬上去，正如当年八路军的小米加步枪打败鬼子的飞机大炮。
一年一年地走，他已把自己走成了幽灵。我见到他那年他已五十六了，仍长发披肩，即使冬日，也只一件单褂，脚蹬旧皮靴，肤色和神态已近印地安土著。1984或1985年的某个冬日，上路之初，我在风中捡起一张皱巴巴的《北京晚报》，照片中他大步走在长城边的乡间小路，身穿白衣，英俊潇洒，看神态就无坚不摧，一杆子插到底。近二十年后我坐在他身边，喝了点酒，迷迷登登吼了几支内蒙爬山调，拍着他大腿直要掏心窝子，像拍打一块石头。快二十年了，他仍身材坚瘦，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就体格和精神而言能赶上小伙子，不像我，比他小十来岁身上没啥真东西了：目光是假目光，透过近视镜片看世界，好看的不多了。牙是假牙，每天睡觉前取下像是最后的残骸，浸泡在水杯里；黑发是染的，假年轻，怎么也不像，严重谢顶；身高是假身高，鞋底过厚；体格是假体格动作是假动作，说是独走了雅鲁藏布大峡谷貌似生猛其实早空膛儿了，一歇就来劲一动真格立马疲软，甚至趴下。在刘雨田骇人听闻的壮行中，我们这些小打小闹的行吟者暗淡无光。他用生命书写，用脚板感悟大地，他的走将是对人类行为最深刻的阐释。谁懂？我不行，我走了多半生仍不能说清。他思考不是用惯常的系统，但肯定更接近自然和生命本身。
这个人，将永远在我头前走着，一个背影，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晃荡。一个幽灵，大鬼。就神情而言他已与我们这般小鬼儿无异，天下行者都有一样的惶惑表情，好像老婆丢了，好像裤腰带勒得太紧，好像鞋跟有待于提起，好像精神再也拾不起个儿来，就那样凄凄惶惶地走着，眼巴巴望着前方。
他说过他用脚板思考。我更着迷于他的声音，好像从很远传来：大漠，硬风刮过粗砺沙石的声音。五十多了，长发披肩，在人们中间眼皮耷拉的时候多，总有种含义不详,手势在脸侧，一旦抬眼必是无限迷茫。乱码了，乱码了，他与人们互相不懂。走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一生困扰我的问题在他那儿压根儿没提出过。他在走，在阳光中投下阴影，他的身影曾阻挡了一丝风，他的肉体梗在了风的喉咙，他的步幅跨越了时光。这就是意义吗？谁知道呢？我不知道，但尊敬他，正如诗根本不是生活，但生活得有几首硬诗戳着，不然操蛋（没劲）。
户外意识刷新
那一年，我在空旷库布齐沙漠三干渠边走九天后看到了前辈：古代、近代，众多行吟者，还有垮在路上的克鲁亚克之类。我永远不能与他们相遇在同一条路上—有时候我费劲巴力急急火火赶到某个险僻之地，正有点沾沾自喜时，发现比自己更早到达的竟是—幽灵，譬如日本僧人河口惠海在一百年前就徒步从印度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西藏；譬如二三十年代鬼鬼祟祟游走西域的外国探险家斯文赫定们；譬如五六十年代中国登山队死于山难的勇士们；比如八十年代上路，九十年代死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余纯顺；譬如孤身长漂死于源头的尧茂书；譬如后来长漂黄漂队员们……这个人，我，越走越无英雄气，用脚板写诗用生命体验风、阳光和大地的深情。我走长城走黄河走怒江澜沧江雅鲁藏布大峡谷，用路上的沙砾研磨语言，这语言由于生命的呼啸而微微发热，由此我的灵魂也冉冉升起像古代烽火台最紧急的狼烟，一种流浪精神就那么咚地一声落在人们脚下，走吧，谁上路谁就能感觉到它的存在，硬硬的，热热的，你会在祖国各地找到我遗落的结，如果愿意你可以一一解开：那是有关生命和大地的故事，或声音。我总在迈着大步，终将把自己走成个幽灵，就是说把生命迂回到比梦、比死亡更远的地方。
1988年，有天傍晚我忽然感到会有更多的人在我身后上路：
骑车人在我身后
不用回头他从河滩深处来
也许更远
我觉得他会跟着我直到天明
一言不发
我觉得还会有人跟上我像低飞的鸟群
地平线会出现我和我众多的黑影
一大群行走的人
一个接一个但彼此不搭话
再也没有那时的宁静了，无论大地，或人心。
看到如火如荼的“户外”热潮我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毫无疑问，老户外和新户外相比，没有专业化装备发烧、口头语、攻略、驴友会等等，没有，也许英雄主义幻觉有点，悲壮感有点，然后，就是较为强烈的生命意识了—在山河中。
作为“老户外”，前辈行者，我们将老去，“淡出”江湖。我们将死掉，不为人知。但是，我们的灵魂将永在山河之间—上路吧孩子，保佑你们！你们在风里听到在雨里感到的另一种动静儿，是我们在说，你们看到穿过密林一缕阳光中最金黄的部分，是我们的注视。
从上个世纪中期开始，有些人就开始了户外的历程，自己的，或集体的。
人不能像子弹一旦射出就永在路上，你上路，也可以放弃。走到了新的世纪，他们不再问自己关于“意义”的问题。当身影掠过，在这里使了自己的真劲时，它们就成了你身上的一块肉心里的故乡，你的生命已包容了广阔的天和地。
他们中的有些人还在大地上不知疲倦地走，用不长的双腿丈量土地，也丈量着生命。他们也许要把生命迂回到比梦、比死亡更远的地方。
对于苍茫大地上的河流、山脉，以及无数个落日而言，他们薄薄的身影一掠而过，但他们曾经目击和触摸过大地活生生的心跳。嘿，江山为证，这些老家伙们！
“老户外”，我们用这个词来纪念上世纪中国零星出现的行走者。
他们非军事意义上的游击队员。没有宣言，没有组织，缺乏装备，无人喝彩，就这样上路。
他们脚踩的是真实的土壤或石头，每一次落脚大地都没有躲开，反过来，一路扑向他们的风、阳光、险恶的情况以及梦幻、冲动，他们也只能接着。走在路上，没什么车辆和行人，只听得见自己血液流淌的声音，还有晒昏了的自言自语。
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感谢人生，感谢大地的诗歌和醉人的空气。
他们朴素的感情永远表达为：走。
现在他们还在人生的大地上不知疲倦地走。越走越老，越老越走。老走。
一个幽灵，后来不止一个，一些幽灵，在八十年代初，在刚摆脱动荡的中国大地上游荡—这有点像《共产主义宣言》开头，但不是。零星出现的行走者，我们称之为“老户外”，非军事意义上的游击队员。没有宣言，没有组织，缺乏装备，无人喝彩，就这样上路了。
最初的行走者：阿坚，有意识的行走早于八十年代，是一个不拘形式的老户外，徒步、骑车、泳漂、蹭车、轮滑，甚至蹬三轮，没有固定路线，目的地不详……强调自由自在，不拒绝吃喝玩乐；常椿，大约是最早上路徒步走长城的，当然不是最先走完的，后者为刘雨田……一向孤身徒步；曾哲，1989年开始环行中国边境，最早进入墨脱的几个人之一；肖立，比二者年龄稍小，但爬得高，1988年始骑车旅行，后以近乎专业的方式攀登格拉丹东雪山……大约还算年轻时就自称老汉，也许是攀登滑坠留下的后遗症。
户外初始化
上路之初多少带点革命时代遗留下来的“英雄主义”，或悲壮感。有天醒来我无缘无故冒出个念头：从山海关沿长城走到嘉峪关。那时我年轻得不行，营养不足精力过剩。实际上，那一年，常椿把这想法告诉了阿坚，没想到后者强烈感兴趣。阿坚意识到常椿他想孤身且“悲壮”，约定阿坚从八达岭往海边走，常椿从海边往八达岭走，双方暗自较劲，期望在尽量靠近对方的段落碰头在烽火台上—结果谁也没看见谁。自此寒假后，常椿每年暑假寒假分段走长城，走这个走那个没完没了，阿坚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乱打江山，后来玩“三交（三省交界）”玩“后旅游（不详）”至今。
1983年我开始走长城，沿途老乡嘴头总挂着一个人：大个子，一身白衣，也走长城像一股风，体格比你可壮实哩！我不行，从1983年到1987年，从山海关断断续续踉踉跄跄往深处内陆的嘉峪关走，总听到他的事儿，我觉得在前方看不见的地方，有个真正行者，我费了老劲也撵不上，这个人，甚至走进我的梦：高大、硬朗，西部好汉。随着我一年一年的走，他的名字越来越耳熟，后来在爱好探险的人们中间如雷贯耳：刘雨田。
实际上，他1984年辞了新疆铁路局的工作从嘉峪关往海边的山海关走，人很猛，大约一年多就走完了，我吭吃吭吃走了五年，后来听到的都是他早已过去的事儿，荒僻之地就这样：一个外人走过够老乡议论好几辈子的：某年某月，来了个大个子，一身白衣像个外星人，到谁谁家要了口水喝就走远了。从老乡嘴里听出，他走长城真实在，不像我有时偷着搭一段手扶或驴车啥的。
人一旦上路就很难打住，我一生急走或吟唱—叫嘀嘀咕咕也行。刘雨田不怎么说，他的名字幽灵般笼罩我的夜空，就是说自我设计半天的人生地平线上，那迷茫的远处，总有个背影，怎么撵也撵不上，重要的是他能做的和想的与你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有种神奇的魅力。一个族群中总会有人绷不住，发疯，与神灵对话，用我们不懂的语言；也总得有人上路，抛家舍业，把生命融入风、阳光，动物般嘶喊、奔走，感知和焕发生命。这个人，刘雨田，像一道白色闪电掠过山河，也被山河看见，他大踏步地转移、游动、迂回、消失，被沿途老乡记住并说起。就是说，一个幽灵，游走四方的幽灵，在欧亚大陆东边徘徊，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出了个神人刘雨田。他以令专业探险家笑话的简陋装备、超人的体力和对自然动物般最敏锐的感知，横扫咱中国所有艰险的地域，令探险界瞠目。他全程徒步走过万里长城、走过雅鲁藏布大峡谷、三四次横穿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在极度干渴中喝自己的尿液，用神奇的自身力量治愈败血症，要命的时刻在沙丘间寻找并挖出水源。某年国家探险队攀登各拉丹冬雪峰，遇上游走中的刘雨田，他强烈要求随队突击主峰，一件破棉袄，腰别一布袋馒头，被负责人拒绝。我相信就凭棉袄和馒头，他定能爬上去，正如当年八路军的小米加步枪打败鬼子的飞机大炮。
一年一年地走，他已把自己走成了幽灵。我见到他那年他已五十六了，仍长发披肩，即使冬日，也只一件单褂，脚蹬旧皮靴，肤色和神态已近印地安土著。1984或1985年的某个冬日，上路之初，我在风中捡起一张皱巴巴的《北京晚报》，照片中他大步走在长城边的乡间小路，身穿白衣，英俊潇洒，看神态就无坚不摧，一杆子插到底。近二十年后我坐在他身边，喝了点酒，迷迷登登吼了几支内蒙爬山调，拍着他大腿直要掏心窝子，像拍打一块石头。快二十年了，他仍身材坚瘦，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就体格和精神而言能赶上小伙子，不像我，比他小十来岁身上没啥真东西了：目光是假目光，透过近视镜片看世界，好看的不多了。牙是假牙，每天睡觉前取下像是最后的残骸，浸泡在水杯里；黑发是染的，假年轻，怎么也不像，严重谢顶；身高是假身高，鞋底过厚；体格是假体格动作是假动作，说是独走了雅鲁藏布大峡谷貌似生猛其实早空膛儿了，一歇就来劲一动真格立马疲软，甚至趴下。在刘雨田骇人听闻的壮行中，我们这些小打小闹的行吟者暗淡无光。他用生命书写，用脚板感悟大地，他的走将是对人类行为最深刻的阐释。谁懂？我不行，我走了多半生仍不能说清。他思考不是用惯常的系统，但肯定更接近自然和生命本身。
这个人，将永远在我头前走着，一个背影，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晃荡。一个幽灵，大鬼。就神情而言他已与我们这般小鬼儿无异，天下行者都有一样的惶惑表情，好像老婆丢了，好像裤腰带勒得太紧，好像鞋跟有待于提起，好像精神再也拾不起个儿来，就那样凄凄惶惶地走着，眼巴巴望着前方。
他说过他用脚板思考。我更着迷于他的声音，好像从很远传来：大漠，硬风刮过粗砺沙石的声音。五十多了，长发披肩，在人们中间眼皮耷拉的时候多，总有种含义不详,手势在脸侧，一旦抬眼必是无限迷茫。乱码了，乱码了，他与人们互相不懂。走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一生困扰我的问题在他那儿压根儿没提出过。他在走，在阳光中投下阴影，他的身影曾阻挡了一丝风，他的肉体梗在了风的喉咙，他的步幅跨越了时光。这就是意义吗？谁知道呢？我不知道，但尊敬他，正如诗根本不是生活，但生活得有几首硬诗戳着，不然操蛋（没劲）。
户外意识刷新
那一年，我在空旷库布齐沙漠三干渠边走九天后看到了前辈：古代、近代，众多行吟者，还有垮在路上的克鲁亚克之类。我永远不能与他们相遇在同一条路上—有时候我费劲巴力急急火火赶到某个险僻之地，正有点沾沾自喜时，发现比自己更早到达的竟是—幽灵，譬如日本僧人河口惠海在一百年前就徒步从印度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西藏；譬如二三十年代鬼鬼祟祟游走西域的外国探险家斯文赫定们；譬如五六十年代中国登山队死于山难的勇士们；比如八十年代上路，九十年代死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余纯顺；譬如孤身长漂死于源头的尧茂书；譬如后来长漂黄漂队员们……这个人，我，越走越无英雄气，用脚板写诗用生命体验风、阳光和大地的深情。我走长城走黄河走怒江澜沧江雅鲁藏布大峡谷，用路上的沙砾研磨语言，这语言由于生命的呼啸而微微发热，由此我的灵魂也冉冉升起像古代烽火台最紧急的狼烟，一种流浪精神就那么咚地一声落在人们脚下，走吧，谁上路谁就能感觉到它的存在，硬硬的，热热的，你会在祖国各地找到我遗落的结，如果愿意你可以一一解开：那是有关生命和大地的故事，或声音。我总在迈着大步，终将把自己走成个幽灵，就是说把生命迂回到比梦、比死亡更远的地方。
1988年，有天傍晚我忽然感到会有更多的人在我身后上路：
骑车人在我身后
不用回头他从河滩深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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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他会跟着我直到天明
一言不发
我觉得还会有人跟上我像低飞的鸟群
地平线会出现我和我众多的黑影
一大群行走的人
一个接一个但彼此不搭话
再也没有那时的宁静了，无论大地，或人心。
看到如火如荼的“户外”热潮我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毫无疑问，老户外和新户外相比，没有专业化装备发烧、口头语、攻略、驴友会等等，没有，也许英雄主义幻觉有点，悲壮感有点，然后，就是较为强烈的生命意识了—在山河中。
作为“老户外”，前辈行者，我们将老去，“淡出”江湖。我们将死掉，不为人知。但是，我们的灵魂将永在山河之间—上路吧孩子，保佑你们！你们在风里听到在雨里感到的另一种动静儿，是我们在说，你们看到穿过密林一缕阳光中最金黄的部分，是我们的注视。
从上个世纪中期开始，有些人就开始了户外的历程，自己的，或集体的。
人不能像子弹一旦射出就永在路上，你上路，也可以放弃。走到了新的世纪，他们不再问自己关于“意义”的问题。当身影掠过，在这里使了自己的真劲时，它们就成了你身上的一块肉心里的故乡，你的生命已包容了广阔的天和地。
他们中的有些人还在大地上不知疲倦地走，用不长的双腿丈量土地，也丈量着生命。他们也许要把生命迂回到比梦、比死亡更远的地方。
对于苍茫大地上的河流、山脉，以及无数个落日而言，他们薄薄的身影一掠而过，但他们曾经目击和触摸过大地活生生的心跳。嘿，江山为证，这些老家伙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