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与低处的自由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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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王立世近年来创作了近千首诗歌,在传统派、现代派、后现代派独爱本派作品且倾向于党同伐异的中国诗坛上,引发了一种惊异的文学现象,就是他的诗歌竟被各派诗人一致接受,并得到如潮的好评。论生活与成长的年代,他应该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潮前卫的诗江湖中浮沉的,但他走的是自己的诗歌路线,有新古典的意味,但又难以准确命名。
  王立世詩歌继承了“诗言志”的古典旨趣内核,和从《诗经》到“五四”新诗“诗缘情”的艺术壳体,并且吸纳了中外与时俱生的美学元素。他的诗歌多半震颤着当代人的焦虑不安,又被一种绝不虚妄的乐观与热爱所稀释;有力的艺术承载足能担负起对生活评判的重量;简单而执着的抒情或叙事,卓有成效地表达了一代人对生命与死亡的痛惜。每个诗人都可在他的诗中找到自己刻骨铭心的情感而会心一笑,他的诗歌也在尽力表现对人类的理解和友善。《上帝书》这样写道:“往日/你让我发疯/今朝/我让你头疼/你和我/为什么不能越过偏见/来到一个屋檐下/握一下手”。诗人和上帝和好了,就能和世界和好,就能和人类和好,就能和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好。
  一、主体唯我即诗人
  王立世把自我作为唯一的抒情主体不肯弃权,极强的自我表现欲望与能力,使诗中的“我”真实无伪又无怪癖。读者可以把诗中所有的“我”当成王立世本人去亲近,解读诗歌的内涵时进而扩展到社会和时代。《身体词》确也是身体写作,但不露下半身,是用身体写灵魂,是为灵魂而高蹈。眼耳手足各有二用,身体躺做路立做碑,一颗心分给爱人与仇人。由于“头颅始终无法低下来,一些词语在里面斗殴”,词语的斗殴其实是思想观念、情感纠葛的斗殴,表现的是世俗与理想,美善与邪恶的对抗与搏斗。“诗人是无形世界的传道者”(英国诗人史蒂文森),王立世却并不宣传圣贤之道,他宣传的是一个凡人的失败和胜利,坚强和软弱,光荣和耻辱,痛苦和欢乐,平庸和峥嵘,人性和兽性,在《另一个我》《命运》《与时光书》《墓志铭》等等作品中可以领略一二。在《我想还原成一只远古的猴子》中,诗人想异化为猴,为的是“恢复一些遗失的天性/修补一些人性的漏洞”,这是对人性退化衰落的无声批驳。《天真》写自己被天真害得好苦,但在世风日下、道德滑坡的时代“更怕丢掉仅剩的一点天真”,充满着矛盾和纠结的心灵在碰撞出诗的火花。诗人用《2013年》《这些年》两首诗总结了不肯沉沦塌方的生活,把结论写成《一个殉道者的自白》,此首诗成为新世纪以来最悲情的身体写作。诗人假想失去舌手脚头颅心脏这些生命赖以存在并借以思考和表达的器官,但仍不认输,仍不苟且,仍不迎合,因为他种植在大地上的诗歌“春风一吹,遍地葱绿”,有雄心和个性的诗人理应如此。诗人“在真正的失败面前/我从不害怕,更不退缩/我最怕的是失败之前/就以莫名其妙地失败”(《失败》),表面上是写诗人对成败的态度和认识,实际上是写社会的复杂和险恶。
  二、夹缝——宽阔的母题
  和牛汉囚虎的咆哮
  王立世的夹缝是诗场,不是官场和商场。优秀诗人才有夹缝感。王立世热爱的诗人里尔克的夹缝是基督的诺言与上帝给予的鸿沟。王立世在精神上自我设计的夹缝,是现实与理想的距离。诗人相信“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也相信距离永在,夹缝永在,诗歌永在。王立世不想摆脱夹缝,也不想把夹缝当作得过且过的卧榻。夹缝变成他诗歌的产道、产床与摇篮,诗都是被挤压出来又被哺育成长的。诗人写夹缝的诗有三首,《夹缝》写尽生态恶劣,生存凶险,但诗人不离不弃,“夹缝,夹缝/你是我今生唯一的安身之地”。《夹缝里的风》“把夹缝洗劫一空”,比雪上加霜还严重,更显残酷和荒凉。《夹缝里的阳光》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出现了草木向荣,鸟鸣翠柳的景象。夹缝是诗人创造的一个经典意象,他没有回避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对抗,也认识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客观环境,因而在痛苦失望中总是孕育着幸福希望。我们可以把他的所有诗歌视为“夹缝诗歌”,都折射出阳光的颜色。他的诗歌中不断出现夹缝,延续着他情感的脉络。人像草一样被石头压迫,仍顽强求生:“从缝隙里/探出扁平的头”(《日子》),谁又不想“透过树叶的缝隙/好好欣赏一下太阳的真容”(《想买一张今日的船票》)。有感于夹缝的逼仄和挤压,诗人告诫人们要学会“像庖丁解牛那样/在夹缝里穿行”(《再次打量生活》)。夹缝拓展了诗人的思维和意识,激励着他抗争的信心和勇气,激发了他对阳光和自由的渴求和期盼。假设现实改观,理想陡现,夹缝消失,将会有什么样的诗呢?王立世写下了《伤口》,伤口是肉体被侵略后留下的夹缝,夹缝是现实最斑斓的伤口,“流过血”,“洒过盐”,“目睹了刀光”,“体验过生命的至疼”。“懂得隐忍的力量”,最可宝贵的是“记载着光荣、耻辱和梦想”。王立世的夹缝诗歌虽然没有像牛汉先生笔下的华南虎留下血淋淋的趾印,但我们仿佛能听到诗人内心被囚禁的那只精神之虎震天动地的咆哮。
  三、低处——诗歌在此栖居
  和鲁藜的泥土成路
  高处的庙堂宫殿,犬儒很多,好诗却不多。好诗都是在低处生存的诗人在低处写出来的。杜甫一生在低处流离,便写出古今七律第一的《登高》。布罗茨基四海无家,在前苏联劳改营低处挖土豆,在纽约时代广场还带着低头挖土豆的样子漫步,为着永不离低处,在瑞典诺贝尔奖颁奖活动中,众人起立向国王致敬,唯诺奖得主布罗茨基与夫人端坐不动。唯低处的生活有诗歌。诗人王立世热爱、钟情、向往、寻找、驻足低处,“我喜欢在低处散步”(《毛毛虫》),“经常怀念低处的沙土”(《一粒尘埃》),“我就这么低头活着”(《尴尬》),“我把自己放得很低”(《身临其境》),“在别人的屋檐下一样低头”(《由鸟和蚂蚁想到的》),“我像低洼的盆地”(《自己的歌》),最终诗人熟悉了社会的“最低洼的部分”,并坚信“时光会抹平一切”(《这些年》),才汹涌着“在生活的低处自由抒情”(《向于坚和韩东致敬》)的理想与激情,才有鲁藜笔下的“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的朴实无华和低调行事。低处看到的更真实,更复杂,从而呈现了国土最低处的真实面貌和生存境遇。有一条极其张狂的狗是不应忘记的(《我不知该怎样描述一条狗》),有一条不幸的狗让我们怜惜(《狗和刀》),有一只老蚂蚱的悲惨结局让我们反思(《秋后的蚂蚱》)。《狼笑了》和《小人》让我们看到了低处的阴险和凶残。诗人在低处高起来,高过了高处。低处有大面积的智慧,逼退黑色与灰色的谬误。思悟在扩展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留下的是无限大的审美空间。饱满的真善美中再容不了一丁点儿虚饰矫情,更遑论阿谀逢迎。   四、比兴赋在现代汉诗
  摇晃蒹葭又鸣响了雎鸠关关
  《诗经》时代的弓箭,已被现代武人用自动步枪代替。《诗经》的诗艺却在脱开现实的徐志摩、紧扣现实的臧克家、在生活低处的时代夹缝里挣扎的王立世等等现当代诗人手中熠熠生辉。“比喻”这套愈練愈精的中国功夫,能暗示象征不便言说者,把庞然大物符号化。王立世的诗性思维是超出“形象思维”的“意象思维”。前者只有形之象而无意,后者意与形合一成象。很难找出美国诗人庞德与中国诗人王立世在意象妙用上的差异,根都在李白的诗里。王立世的狗、马、鱼、猴、狼等动物意象,得到了牛汉的鹰、虎、麂子、猞猁、汗血马等动物意象的真传。王立世诗歌的长处在于情景相生,托物立意,寓思于境,把外在的景物与内在的情思水乳交融弥合成体,前所未有的好诗妙句自会涌现。如:儿子“直到有一天/他心事重重/和我要走一瓶酒”(《儿子》),谁没有过青春的迷惘?妈妈背了一辈子生活重负,什么都背过,“唯一没背过的/就是渐渐苍老的自己”(《妈妈的背》),人怎能背自己?话之绝显爱之深。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有一个重要观点:好诗“整首诗是为了最后一行而写”。最后一行是全诗最精彩最核心的一行,是诗眼,在最后观照全诗。王立世对这种技法运用得极为精道娴熟,在最后一行或最后一句出诗眼的诗多达几十首。《一想到》中诗人一连串想到人生苦状与不可避免的死亡,最后一句写开悟:“一想到这些/我就不再为那些身外之物咬牙切齿”,想通了,就放下了,放下了,身心就轻松了。《抚摸爱情》是生活道路越来越坎坷时获得的慰藉和回报,最后一句“手背上长出了老年斑/我的爱情已长成一片丰美的草原”,此种困苦中坚持到老的忠贞爱情,这首诗以独一无二的方式作了特殊的表达。王立世还自创格律,以格式化写诗,此类型的诗也很多。如《绊脚石》,全诗六行都用让字开头。《我不能再》全诗六行三句,每句都用“我不能再”开头。有格式而无束缚,只是把节奏一再加强,把诗意一再加深。王立世用格式化手法,写出了很多可读可诵可传的好诗。写《妈妈的眼睛》:“看天时/天就蓝/看草时/草就绿/看花时/花就开/看我时/我就流泪//什么也不看时/就是一汪秋水”,通过五看一不看,写出了母爱的圣洁与忧伤。《视角》:“老婆说/从前看/我像娘/从后看/我像儿子/从侧面看/我像一堵长耳朵的墙”,惟妙惟肖,最后一句极为传神,视角选得妙,说法也不寻常。这类诗大都呈现出传统诗歌的韵律美和建筑美。有句有篇的诗也很多,比如《桑干河》,人性化描摹了一条河,写出了现代乡愁。在加速城镇化的当下,《黄昏》给大自然唱了一曲悲怆的挽歌。诗歌本有教化与娱乐的功能,当娱乐成为主义,读字沦为读图时,王立世稀有地把普世的人文伦理带进了审美愉悦,在艺术表现的能指和道德评判的所指两个可能背反的方向上,他走的是犹如佛教的八不中道,既不做诗歌的危险分子,也不做诗歌的积极分子,由于中道而生正观,以无为心看世,以有为人写诗。
  五、阅读的建议
  当今诗坛每天都在大批量地生产伪诗、劣诗,相比之下,王立世的诗是在夹缝和低处写成,更见出真诚和可贵。为了准确把握、深入探讨他的诗歌文本,我提三点阅读建议,出发点是美国新批评学派威廉·维姆萨特的主张:“诗歌既非批评家所有,亦非作者所有(诞生伊始,作品便脱离作者,进入超乎作者意愿和控制能力范围的世界),诗歌属于公众”。建议之一,深入诗人的内心世界读诗人的诗。王立世诗的题材主要是亲情、爱情、友情、故土情和人生感悟、哲理哲思。他的抒情或是直接面对面倾诉,或是拈花微笑般的窃窃耳语。他的哲理表达或是如禅宗的幽深玄妙,或是如庄子、伊索的寓言洞彻人生。我们设身处地地想想,诗人和我们都在同样的时空中活着和思想,就能明白诗人何以要用这样掩蔽性极强的语言和意象表达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和看法。建议之二,在语言后面读诗人的诗。王立世的很多诗,潜伏着言外之意,味外之旨,绝不可浅尝辄止,在语言的背后,要联系社会现象,自由发挥想象力,复活语言边缘的暗示、象征与图符。他动物园里的动物在怎样蜕变着?他注目的植物们能否掩埋大地的伤口?想到这些,应该能够听出夹缝和低处的弦外之音,真正做到透过现象去把握本质。建议之三,在语言中间读诗人的诗,用一瞥之下产生的直觉,感受诗人歌吟的阳光下大地上的风景和人事。英国批评家路易斯断言,一个读者不研究文学理论倒离文学更近。直觉中的潜意识会把诗中的美好感情拉出来拥抱,产生共震共鸣的效应。
  王立世自1986年发表第一首诗,到2016年,已经整整三十年,他写出了《夹缝》《雨》《想开了》等很多优秀诗歌,得到了官方和民间、评论家和诗人的多方认可,诗歌风格处于稳定状态。社会在转型中,诗歌遭逢的环境更趋复杂,甚至有点混乱。他的“最浅的语言、最浓的感情、最深的哲理”的诗歌自律,还能否从容应对?我以为在此稳定状态下,诗人后继的诗要达到新境界,必须绕过美学家朱光潜发现的“文学套板效应”,不重复拓印以往的陈规旧套,开辟新诗路。王立世最新作品《这倒霉的梯子》:“上天堂时/有人把它撤走/下地狱时/有人又把它搬回”,四行短诗透露了诗人的心态。对思想和语言冒险犯难吧,天堂地狱互变之际,轰然作响的时代给大诗人的出现正在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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