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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紧货币政策考验 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
编者按：在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十五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六次加息，同时发行大量央行票据，再加上一些行政性的干预措施，中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日渐发力。我们业已看到，目前央行所执行的一系列旨在收缩流动性的货币政策是以降低通货膨胀和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为主要目的的。从收缩社会流动性从而降低通货膨胀进而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这一角度看，从紧货币政策的出台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当下的问题在于，央行所实施的一系列紧缩性政策均以商业银行体系为着力点，通过收缩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进而收缩全社会流动性的做法已经给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造成极大的困扰。抛开政策的有效性不论，现实的情况是，商业银行已经普遍感受到了流动性压力，这种压力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影响将是全面而深远的，甚至关系到中国金融的稳定与安全。在无法对未来的政策做出准确预估的情况下，加强流动性管理，防患于未然，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不但必要，而且相当急迫了。2008年6月，本刊邀请到全国主要商业银行的代表对当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商业银行对这一问题的总体感受。
第一个问题：流动性过剩是一个伪问题
流动性过剩是一个没有明确内涵与外延的伪问题
近年来学界、从业者热议所谓“流动性过剩”问题，并用所谓“流动性过剩”作为中国通货膨胀、股市甚至经济变化的主因。但是，大家讨论的所谓“流动性过剩”问题其实是没有确指对象、没有明确的内涵与外延的“伪问题”。学界有将“流动性过剩”定义为高企的中国M2/GDP比率的，有定义为银行“存差”扩大的，有定义为居民流动性资产占比上升的，甚至有经济学家讲“流动性过剩通俗地讲就是钱太多了”。这种热闹但混乱的讨论，只能使我们回想起当初“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等概念热炒时期的盛况。“流动性过剩”的对立面应当是“流动性不足”或“流动性适量”，怎么定义和计量“流动性适量”，什么时间中国“流动性不足”或“流动性适量”？这些问题恐怕都不可能有严肃的、能够进行理性证伪或证明的答案。对没有确指对象的概念热炒、对无法证明或证伪的命题大言特书，大概只是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学术界的一些浅薄。
中国大型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的可能性较小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是中国银行业的主体，目前及可预见的未来出现流动性危机的可能性较小。从全球视野看，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及潜力都是举世公认的，中国经济增长将导致银行业存款负债（包括储蓄存款、企业存款和同业存款）快速增长，各行“证券投资资产”规模也较大，使得大型银行流动性管理的回旋余地相对较大。更为重要的是，我国金融机构一直没有进行杠杆投资（又叫保证金交易）。境外金融机构一般都通过证券投资资产质押融资等方式进行杠杆投资，财务杠杆比例（投资资产/自有资金）都非常高。如2008年3月破产的著名证券投资基金凯雷资本，2007年末总股权共6.69亿美元，回购融资余额却达209.76亿美元，融资方循环信用额度0.6亿美元，加上其他负债项，总负债达210.89亿美元，财务杠杆比率高达32倍；著名投行贝尔斯登在流动性危机出现前财务杠杆比例则高达27.89倍。在财务杠杆比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一旦金融机构持有的证券资产市值缩小且无力追加保证金，就可能出现流动性危机，使贷款行强制出售它们持有的证券资产，导致杠杆投资机构自身的破产。我国大型银行目前整体上看信贷资产质量较高，投资资产绝大多数为主权债券，不存在杠杆投资，市场信誉卓著，出现流动性危机的可能性很小。
今年以来银行业流动性趋紧有多重原因
今年年初以来受人民银行多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资本市场萧条的情况下同业存款减少等因素影响，各行流动性普遍趋紧。在6月7日央行宣布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后各行筹措资金困难，甚至出现了一些恐慌气氛。银行流动性趋紧有着多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各行对盈利目标的重视。在国有商业银行经历了大规模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革后，近年来中国银行业整体盈利能力迅猛提高。2007年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为60%、122%和65%。在盈利能力提高的同时，各行均制订了积极的盈利计划，各分支机构对盈利目标的实现高度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各行的信贷投放、证券投资增长较快，一些行还出现了较为激进的信贷投放行为及过于刚性的证券投资增长计划，用于备付的流动性相对较紧。一旦出现非预期的准备金率上调或临时性大额现金支付需求，就可能出现资金筹措困难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今年以来银行流动性趋紧有政策因素、市场因素的影响，也有对盈利目标高度重视的原因。银行经营中从来都存在流动性、盈利性和安全性的矛盾和权衡，流动性管理压力加大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银行业对盈利性目标的积极追求。
第二个问题，一些反通胀政策的逻辑链可能是不完善的
加息、上调准备金率并不一定能够控制货币信贷投放
去年年初以来央行推出的加息、上调准备金率等政策，都是为了实现“反通胀”目标，学界则用“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等似是而非的论调来证明这些措施的合理性，紧缩银行的流动性只是以“反通胀”为基本目标的货币信贷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反通胀政策制定和实施所据的逻辑链是：加息、上调准备金率——减少银行的流动性、抬高企业的融资成本——控制货币信贷投放——控制通货膨胀。问题是，这一逻辑链是否完善？我看值得推敲。我的看法是，加息、上调准备金率并不一定能够控制货币信贷投放。原因在于，借款人融资需求一方面受融资成本的制约，更重要的是受项目投资收益率的制约。2003年以来，中国工业企业生产景气指数一路上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资本利润率目前约在15%以上（目前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7.47%）。15%以上的工业企业平均资本利润率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不断紧缩银行流动性的情况下，社会信贷需求旺盛，金融机构信贷投放规模不断扩张；也能够解释为什么目前信托贷款年利率普遍在10%以上，借款申请仍然非常活跃。在信贷资产证券化日益发展、直接融资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只要产业资本盈利能力高企、融资需求旺盛，紧缩银行流动性将加快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步伐；用行政干预等方式控制了商业银行的信贷增量（最多只能控制新增贷款量，也控制不了累放量），全社会融资规模（包括银行信贷、股票和债券融资、信托融资、私人及企业借贷等）仍会快速扩张。融资规模变化本身就具有“顺周期”变化的特点，在多层次金融市场迅猛发展的新时期，利率、准备金率调整后各市场主体的变化非常复杂，紧缩性货币信贷政策传导的可测性、可控性降低。从近年情况看，频繁的加息、上调准备金率政策，并没有控制住货币信贷的快速增长，试图用加息、上调准备金率等手段控制货币信贷增长的逻辑链本身就是不完善甚至可能不存在的。
控制了货币信贷投放，未必能够控制住通货膨胀
我们习惯于讲“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在很长的时间段、全球范圍内和统计意义上讲，可能这一论断是成立的。但就特殊时间段的国别通胀情况而言，可能有生搬硬套之嫌。2001～2007年我国货币信贷的增速一直较快，但大多数年份都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一些年份还存在通货紧缩。从全球视野看，2003年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都进入了繁荣期，美、欧及中国、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都实现了较快速度的经济增长。随着全球经济的繁荣及投资、消费规模的快速扩张，出现了全球性的能源、原材料、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扬，并导致全球范围内转移性通货膨胀的蔓延。全球范围内这轮转移性通货膨胀的突出特点，是从全球能源、原材料生产国向加工制造国和消费国转移，从上游产业、行业向下游产业、行业转移。在全球都存在明显的通胀压力、转移性通胀特点明显的情况下，将中国通胀归因于人民币“货币”因素，我看是不恰当的。在目前的特殊环境下，即使采取各种措施包括行政措施严格控制中国的货币信贷增长，但仍然控制不了全球石油、铁矿石等价值的飚升，未必能够抑制中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学界积极鼓吹的以“反通胀”为主要目标的货币信贷政策，如果将视野只集中于中国，试图通过控制中国银行业的信贷投放控制全球化的转移性通货膨胀，政策制订和理论阐述的逻辑链可能都是不完善的。缺少对政策逻辑链完善性的考查，不仅会影响政策效应的可测性和可控性，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对政策成本的恰当估计，使得政策风险相对偏高。
应当警惕并关注紧缩性货币信贷政策的政策成本
目前紧缩性货币信贷政策的推行需要关注三个问题：一是这些紧缩性货币信贷政策的推行，对抑制通货膨胀的有效性问题。二是紧缩性货币信贷政策的推行，显著放大了国际“热钱”的套利、套汇机会，使得“热钱”管理形势分外严峻。目前人民币对美元年升值幅度预计会超过10%，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年利率为4.14%，美元基准利率2%，国际“热钱”进入中国能够获得人民币升值及人民币高息的双重收益，这是上半年“热钱”激增的主要原因。如果在“反通胀”目标下不断加息，可能“反通胀”效应不明显，却导致“热钱”管理问题越来越严峻，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三是紧缩性政策的推行，在全球經济下行的环境下，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滞后效应。在全球经济下行风险扩大的背景下，2003年以来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一大引擎的外贸进出口面临严峻考验。目前中小企业资金、原材料成本急剧上升，经营形势有逆转的危险。我所熟悉的一家图书出版企业，今年上半年纸张涨价超过80%，胶水等上涨超过60%，这些成本压力均无力消化转移，资金链越来越紧。类似这样的企业目前非常之多，在经历2007年后半年以来通货膨胀导致的成本抬升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将可能出现严重的经营问题。目前将政策焦点仅集中在“反通胀”上，出现越来越强硬的紧缩性政策，一旦经济形势逆转并出现“产能过剩”、“投资过度”等经济质量问题，目前紧缩性政策的滞后效应就相当严重。在通胀压力与经济下行压力并存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有保在压”，更加灵活。在政策推行的逻辑链存在明显漏洞的情况下，单一方向紧缩政策的实施方式、力度、时机均是需要加以研究的，“反通胀”压倒一切、不计成本与风险是不可取的。
第三个问题，政策推出要兼顾市场稳定需要
货币政策制订透明度影响市场稳定
我最近非常关注美联储在面临通胀与经济下行风险时货币政策的制订及操作的具体方式。美联储制订货币政策的委员会叫董事会，董事会开会时间是完全公开的，开会之前市场各机构都进行预测分析，董事会开完会后将公开发表董事会决议，公开说明董事会对目前经济形势的看法及制订相关货币政策的具体考虑，董事投票结果也将明确告知。透明度较高的货币政策制订和实施机制，使得市场上所有的经营主体易于形成较强的市场预期，避免非预期的货币政策出台导致市场恐慌，这种市场预期本身也成为货币政策制订的重要约束条件。我们承认，公众预期可能会出现“合成谬误”，但是小规模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在缺少市场透明度的情况下制订货币政策恐怕更容易出现误判。货币政策效应的发挥，依赖各市场主体的自觉行为和舆论引导。如6月7日（端午节时期）发布的准备期极短的上调准备金率政策、去年出现的“半夜加税”政策等，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市场恐慌，实际政策效果都很差，是应当引以为鉴的。
政策推出要兼顾市场稳定需要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信心非常脆弱，银行流动性紧缩问题事实上既影响上市银行的效益，也影响上市企业的融资环境和资金链健康，因此涉及银行流动性的政策出台都需要兼顾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稳定。如果频繁出台超过市场预期的紧缩政策，恐怕在资本市场会引发“中国式股灾”，在货币市场则会导致货币市场利率的大幅波动和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的显著扩大，导致金融市场稳定压力加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银行流动性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涉及银行流动性管理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到“热钱”管理、资本市场稳定甚至经济增长前景的全局性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
编者按：在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十五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六次加息，同时发行大量央行票据，再加上一些行政性的干预措施，中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日渐发力。我们业已看到，目前央行所执行的一系列旨在收缩流动性的货币政策是以降低通货膨胀和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为主要目的的。从收缩社会流动性从而降低通货膨胀进而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这一角度看，从紧货币政策的出台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当下的问题在于，央行所实施的一系列紧缩性政策均以商业银行体系为着力点，通过收缩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进而收缩全社会流动性的做法已经给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造成极大的困扰。抛开政策的有效性不论，现实的情况是，商业银行已经普遍感受到了流动性压力，这种压力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影响将是全面而深远的，甚至关系到中国金融的稳定与安全。在无法对未来的政策做出准确预估的情况下，加强流动性管理，防患于未然，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不但必要，而且相当急迫了。2008年6月，本刊邀请到全国主要商业银行的代表对当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商业银行对这一问题的总体感受。
第一个问题：流动性过剩是一个伪问题
流动性过剩是一个没有明确内涵与外延的伪问题
近年来学界、从业者热议所谓“流动性过剩”问题，并用所谓“流动性过剩”作为中国通货膨胀、股市甚至经济变化的主因。但是，大家讨论的所谓“流动性过剩”问题其实是没有确指对象、没有明确的内涵与外延的“伪问题”。学界有将“流动性过剩”定义为高企的中国M2/GDP比率的，有定义为银行“存差”扩大的，有定义为居民流动性资产占比上升的，甚至有经济学家讲“流动性过剩通俗地讲就是钱太多了”。这种热闹但混乱的讨论，只能使我们回想起当初“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等概念热炒时期的盛况。“流动性过剩”的对立面应当是“流动性不足”或“流动性适量”，怎么定义和计量“流动性适量”，什么时间中国“流动性不足”或“流动性适量”？这些问题恐怕都不可能有严肃的、能够进行理性证伪或证明的答案。对没有确指对象的概念热炒、对无法证明或证伪的命题大言特书，大概只是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学术界的一些浅薄。
中国大型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的可能性较小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是中国银行业的主体，目前及可预见的未来出现流动性危机的可能性较小。从全球视野看，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及潜力都是举世公认的，中国经济增长将导致银行业存款负债（包括储蓄存款、企业存款和同业存款）快速增长，各行“证券投资资产”规模也较大，使得大型银行流动性管理的回旋余地相对较大。更为重要的是，我国金融机构一直没有进行杠杆投资（又叫保证金交易）。境外金融机构一般都通过证券投资资产质押融资等方式进行杠杆投资，财务杠杆比例（投资资产/自有资金）都非常高。如2008年3月破产的著名证券投资基金凯雷资本，2007年末总股权共6.69亿美元，回购融资余额却达209.76亿美元，融资方循环信用额度0.6亿美元，加上其他负债项，总负债达210.89亿美元，财务杠杆比率高达32倍；著名投行贝尔斯登在流动性危机出现前财务杠杆比例则高达27.89倍。在财务杠杆比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一旦金融机构持有的证券资产市值缩小且无力追加保证金，就可能出现流动性危机，使贷款行强制出售它们持有的证券资产，导致杠杆投资机构自身的破产。我国大型银行目前整体上看信贷资产质量较高，投资资产绝大多数为主权债券，不存在杠杆投资，市场信誉卓著，出现流动性危机的可能性很小。
今年以来银行业流动性趋紧有多重原因
今年年初以来受人民银行多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资本市场萧条的情况下同业存款减少等因素影响，各行流动性普遍趋紧。在6月7日央行宣布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后各行筹措资金困难，甚至出现了一些恐慌气氛。银行流动性趋紧有着多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各行对盈利目标的重视。在国有商业银行经历了大规模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革后，近年来中国银行业整体盈利能力迅猛提高。2007年工商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为60%、122%和65%。在盈利能力提高的同时，各行均制订了积极的盈利计划，各分支机构对盈利目标的实现高度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各行的信贷投放、证券投资增长较快，一些行还出现了较为激进的信贷投放行为及过于刚性的证券投资增长计划，用于备付的流动性相对较紧。一旦出现非预期的准备金率上调或临时性大额现金支付需求，就可能出现资金筹措困难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今年以来银行流动性趋紧有政策因素、市场因素的影响，也有对盈利目标高度重视的原因。银行经营中从来都存在流动性、盈利性和安全性的矛盾和权衡，流动性管理压力加大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银行业对盈利性目标的积极追求。
第二个问题，一些反通胀政策的逻辑链可能是不完善的
加息、上调准备金率并不一定能够控制货币信贷投放
去年年初以来央行推出的加息、上调准备金率等政策，都是为了实现“反通胀”目标，学界则用“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等似是而非的论调来证明这些措施的合理性，紧缩银行的流动性只是以“反通胀”为基本目标的货币信贷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反通胀政策制定和实施所据的逻辑链是：加息、上调准备金率——减少银行的流动性、抬高企业的融资成本——控制货币信贷投放——控制通货膨胀。问题是，这一逻辑链是否完善？我看值得推敲。我的看法是，加息、上调准备金率并不一定能够控制货币信贷投放。原因在于，借款人融资需求一方面受融资成本的制约，更重要的是受项目投资收益率的制约。2003年以来，中国工业企业生产景气指数一路上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资本利润率目前约在15%以上（目前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7.47%）。15%以上的工业企业平均资本利润率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不断紧缩银行流动性的情况下，社会信贷需求旺盛，金融机构信贷投放规模不断扩张；也能够解释为什么目前信托贷款年利率普遍在10%以上，借款申请仍然非常活跃。在信贷资产证券化日益发展、直接融资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只要产业资本盈利能力高企、融资需求旺盛，紧缩银行流动性将加快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步伐；用行政干预等方式控制了商业银行的信贷增量（最多只能控制新增贷款量，也控制不了累放量），全社会融资规模（包括银行信贷、股票和债券融资、信托融资、私人及企业借贷等）仍会快速扩张。融资规模变化本身就具有“顺周期”变化的特点，在多层次金融市场迅猛发展的新时期，利率、准备金率调整后各市场主体的变化非常复杂，紧缩性货币信贷政策传导的可测性、可控性降低。从近年情况看，频繁的加息、上调准备金率政策，并没有控制住货币信贷的快速增长，试图用加息、上调准备金率等手段控制货币信贷增长的逻辑链本身就是不完善甚至可能不存在的。
控制了货币信贷投放，未必能够控制住通货膨胀
我们习惯于讲“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在很长的时间段、全球范圍内和统计意义上讲，可能这一论断是成立的。但就特殊时间段的国别通胀情况而言，可能有生搬硬套之嫌。2001～2007年我国货币信贷的增速一直较快，但大多数年份都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一些年份还存在通货紧缩。从全球视野看，2003年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都进入了繁荣期，美、欧及中国、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都实现了较快速度的经济增长。随着全球经济的繁荣及投资、消费规模的快速扩张，出现了全球性的能源、原材料、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扬，并导致全球范围内转移性通货膨胀的蔓延。全球范围内这轮转移性通货膨胀的突出特点，是从全球能源、原材料生产国向加工制造国和消费国转移，从上游产业、行业向下游产业、行业转移。在全球都存在明显的通胀压力、转移性通胀特点明显的情况下，将中国通胀归因于人民币“货币”因素，我看是不恰当的。在目前的特殊环境下，即使采取各种措施包括行政措施严格控制中国的货币信贷增长，但仍然控制不了全球石油、铁矿石等价值的飚升，未必能够抑制中国面临的通货膨胀。学界积极鼓吹的以“反通胀”为主要目标的货币信贷政策，如果将视野只集中于中国，试图通过控制中国银行业的信贷投放控制全球化的转移性通货膨胀，政策制订和理论阐述的逻辑链可能都是不完善的。缺少对政策逻辑链完善性的考查，不仅会影响政策效应的可测性和可控性，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对政策成本的恰当估计，使得政策风险相对偏高。
应当警惕并关注紧缩性货币信贷政策的政策成本
目前紧缩性货币信贷政策的推行需要关注三个问题：一是这些紧缩性货币信贷政策的推行，对抑制通货膨胀的有效性问题。二是紧缩性货币信贷政策的推行，显著放大了国际“热钱”的套利、套汇机会，使得“热钱”管理形势分外严峻。目前人民币对美元年升值幅度预计会超过10%，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年利率为4.14%，美元基准利率2%，国际“热钱”进入中国能够获得人民币升值及人民币高息的双重收益，这是上半年“热钱”激增的主要原因。如果在“反通胀”目标下不断加息，可能“反通胀”效应不明显，却导致“热钱”管理问题越来越严峻，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三是紧缩性政策的推行，在全球經济下行的环境下，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滞后效应。在全球经济下行风险扩大的背景下，2003年以来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一大引擎的外贸进出口面临严峻考验。目前中小企业资金、原材料成本急剧上升，经营形势有逆转的危险。我所熟悉的一家图书出版企业，今年上半年纸张涨价超过80%，胶水等上涨超过60%，这些成本压力均无力消化转移，资金链越来越紧。类似这样的企业目前非常之多，在经历2007年后半年以来通货膨胀导致的成本抬升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将可能出现严重的经营问题。目前将政策焦点仅集中在“反通胀”上，出现越来越强硬的紧缩性政策，一旦经济形势逆转并出现“产能过剩”、“投资过度”等经济质量问题，目前紧缩性政策的滞后效应就相当严重。在通胀压力与经济下行压力并存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有保在压”，更加灵活。在政策推行的逻辑链存在明显漏洞的情况下，单一方向紧缩政策的实施方式、力度、时机均是需要加以研究的，“反通胀”压倒一切、不计成本与风险是不可取的。
第三个问题，政策推出要兼顾市场稳定需要
货币政策制订透明度影响市场稳定
我最近非常关注美联储在面临通胀与经济下行风险时货币政策的制订及操作的具体方式。美联储制订货币政策的委员会叫董事会，董事会开会时间是完全公开的，开会之前市场各机构都进行预测分析，董事会开完会后将公开发表董事会决议，公开说明董事会对目前经济形势的看法及制订相关货币政策的具体考虑，董事投票结果也将明确告知。透明度较高的货币政策制订和实施机制，使得市场上所有的经营主体易于形成较强的市场预期，避免非预期的货币政策出台导致市场恐慌，这种市场预期本身也成为货币政策制订的重要约束条件。我们承认，公众预期可能会出现“合成谬误”，但是小规模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在缺少市场透明度的情况下制订货币政策恐怕更容易出现误判。货币政策效应的发挥，依赖各市场主体的自觉行为和舆论引导。如6月7日（端午节时期）发布的准备期极短的上调准备金率政策、去年出现的“半夜加税”政策等，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市场恐慌，实际政策效果都很差，是应当引以为鉴的。
政策推出要兼顾市场稳定需要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信心非常脆弱，银行流动性紧缩问题事实上既影响上市银行的效益，也影响上市企业的融资环境和资金链健康，因此涉及银行流动性的政策出台都需要兼顾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稳定。如果频繁出台超过市场预期的紧缩政策，恐怕在资本市场会引发“中国式股灾”，在货币市场则会导致货币市场利率的大幅波动和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的显著扩大，导致金融市场稳定压力加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银行流动性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涉及银行流动性管理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到“热钱”管理、资本市场稳定甚至经济增长前景的全局性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