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让胡德平非常关注国家货币发行的超发问题。在主题发言中，他从这个现象出发，分析了当前中国经济多年来通货膨胀，现在又出现通缩的窘迫现状。他认为这一被动局面到了非扭转不可的程度。他呼吁重新反思货币信用发行制度的现存弊端，避免因央行铸币权的过度使用而使国民增加“铸币税”，应建立铸币权的个人账户，改变国民资产长期缩水、国富民贫的困境。
　　国家中央银行的铸币权
　　胡德平指出，首先要读懂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正规的说法是“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其公式应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一样，表现形式为：资产=净资产+负债。
　　现代央行发行货币的权力是国家特许的一种权力，其集中表现就是国家授予了它铸币的权力，发挥着印制发行信用货币印钞机的作用。它的净资产可以很少，既便有少许自有资金，但也无所有者权益，所以其净资产可视为零，央行既便全身负债也可以开展业务。我国央行的垄断地位是不应动摇的，“唯名与器不可假人”，如我们红军时期和延安时期只有狭小的根据地，菲薄的财政收入，也可以发行货币，一样和白区、国统区做买卖。
　　货币铸造行业原在民间，先秦时期的“镒”就是贵金属黄金的重量单位，一镒就是二十四两或二十两黄金。以后，民间的铸币行业收归国有，被政府垄断。政府为获利，不断在贵金属的货币中加入其他价格便宜的金属。最后，贵金属的货币和掺入杂质的劣币两者成本形成的价格差，便为政府所得，这就是传统的“铸币税”。在信用货币时代，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即是向全民收取的全额“铸币税”。
　　我国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14年统计数据，2014年12月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总资产338248.79亿元，总负债也是338248.79亿元人民币。该表简明反映了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为：总资产=总负债。
　　胡德平谈道，正如哈尔滨工业大学法学院院长赵宏瑞博士所言，我国货币发行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8年到1978年。那时，国家根据全民的生活资料发行货币。这时人们摸出的经验是，货币发行与生活商品的比例是1：8。到1978年年底，我国累积了3268亿货币总量。第二阶段是从1979年到1994年。那时，国家根据社会生产资料的要素——资源、土地、矿藏、人力、技术、设备、价格、汇率、知识产权等转化为商品后，可以评估，可以作价，可以交易，而使货币加大增发。到1994年年底，我国货币发行总量达到48099亿。第三阶段就是从1995年到今天。赵博士定名为“结汇发行”年代。他的意思是我国的外汇占款占了货币发行的大头。
　　如去年货币总量已近34万亿，外汇占款就达到87%。而政府和金融公司的存款付息，央行向商业银行的再贷款，三者都在政府铸币权的指挥下，印发了几近天文数字的货币。我们也知道国家财政在央行的存款已达三万多亿，政府的财政还是相当宽裕的。自有资金只占货币发行量的万分之七左右，当然可以忽略不计了。总体来看，我国的钞票是大大超发了。前两阶段，我国的货币积累增发，完全是主动的，便于驾驭宏观经济，而这一阶段则是完全被动的，外汇多了当然好，但由于我国强行结汇制度几十年不变，增多的外汇，由于没有及时自己使用，反而使外汇占款超发的人民币成为“洪水”，使宏观经济难于驾驭。这一被动局面造成了银行有钱，企业无钱;大企业有钱，小微型企业无钱;财政有钱，工薪阶层无钱;奢侈品消费者有钱，刚性需求者无钱;净存差有钱，创新项目无钱，这些问题都和市场主体不平等、基尼系数落差过大、国富民富不同步、金融改革不到位有关。我国多年以来处于通货膨胀的窘迫境地，现又出现了通缩的势头，这一被动局面到了非扭转不可的时候。
　　信用货币的危机
　　胡德平分析认为，今天的世界各国都采用了信用货币的发行形式。这是利用铸币权发行货币的最高、最现代化的形式。同时，我们不应忘记，人们只要有商品交换、劳动的交易，债权债务的交易，就会有作为等价物的货币的产生和交易。交易的双方是同时存在的，启动甲方就会带动乙方，启动乙方也会带动甲方，平等的交易会使双方获利。前苏联和我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都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资本积累过程，因此建立了规模宏大的工业体系。而美国在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时期，政府都是依靠发债，而不是利用铸币权过度发行钞票，积累了大量资金，支持了正义的战争，发展了经济，这种经验值得我们思考。
　　自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于1971年崩溃以后，世界各国的货币发行都抛弃了金本位制度，而采用了国家信用做保证的货币信用发行体系。此话是好的说法，不好的说法是很多国家在遇到经济危机、生产过剩、财政困难的时候，政府往往向社会转嫁矛盾，加速印钞，货币贬值，人民受损。如美国次贷危机后，三次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QE就是明证。这一事实充分反映了国内国外信用货币发生了危机，已到了不得不加以改革的紧要关头。
　　我国改革初期，央行用“外汇占款”的基础货币买下全部的结算外汇，作为央行的资产，仅用于结汇的周转，没有进行实体的经营。但现在，央行已购买了几万亿的外汇资产，还在进行着经营管理。对此，央行应在“央行资产负债表”外，再做一张公开“资产损益表”以告国民，这也是信用货币使国民是否受损获益的一件重要工作。
　　西方国家发行信用货币，易增难减，势必使货币QE超发，不断贬值。胡德平指出，信用货币在欧洲、美国都出现了问题。这条道路不应该不加思考地一味走下去，这很危险。而我国发行货币，则应尽量避免货币超发，尽量寻找一条国民少交铸币税，多一些铸币的权利。
　　他说，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生产当然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的需求，但托底的底线，则是要充分保证全民的必要生活需求。可否有一种新的思考：如何避免这种货币信用发行制度因央行铸币权的过度使用而使国民增加铸币税，避免资产缩水的困境呢？
　　建立铸币权的个人账户 　　国家垄断铸币权是国家主权所在。国家的铸币税理论上应惠及全体国民，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理应做得更好。如要实现这一宏愿，就必须对我国相关的财政金融制度进行检审，使金融资源下沉到广大民众之中，便于全体国民的创业，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减少国民对通货膨胀的焦虑。
　　最近的定向降准，就是定向向小微企业、向三农降准，就是我们的金融下沉，对老百姓、对整个宏观经济有好处。
　　所以胡德平和其他研究学者提出建议：今后能否为了真正的启动内需，央行少印钞票，而择人、择时、择地建立政府授信额度的个人账户。
　　从货币交易双方看，既然央行可以先做债务人，为何老百姓不能先做债务人呢？这有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作保，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发展的今天已不是一个梦想。在互联网金融蓬勃的时代，我们看到北京出现了“京东白条”。这就是关于铸币权和铸币税对我们的启示。
　　个人的铸币权，不是让居民都去印钞票，而是先从居民的负债开始，即从每个人诞生开始，直到劳动就业为止，都可以预先透支自己的生活用品，教育和医疗的开支。给予个人透支消费的权利，就是给予个人的铸币权，但要择人、择时、择地地推行。但这种透支需要在政府支持下，并能得到政府认可的授信额度。当新生儿长大成人开始就业以后，他的收入就是他净资产的来源。他的净资产和透支负债相加就是他个人的总资产。最后，他的总资产就可能完全代替他原有的政府授信额度的债务。其两个公式为：
　　就业前：个人账户中的授信额度=透支消费额度就业后：劳动者的资产=净资产+实际透支消费额这种个人透支消费势必要求我国的财政货币制度的改革，以便充分满足每个人在每个年龄段必要的内在需求，使每一个中国公民的生存权、受教育权和劳动权都能够得到必需的物质文化权利的保障，而又不至于走上福利社会的高成本之路。
　　有人会说这种办法不就是西方国家的信用透支消费吗？确有相同之处，但也有明显区别。文中说的这种办法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政府授信给国民的生活必需品的透支消费。西方国家是一种商业授信。我们是政府授信。
　　很难想象，现在我们国家因公致残、见义勇为致残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和为国捐躯的解放军将士的年老父母及幼小子女，其生活困难还要求助于这种商业授信透支吗？所以通过这种方法让全民受益。尤其现在中国发行的货币总量已经达到34万亿元了，货币超发引起的矛盾太多了，希望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