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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张爱玲笔下的异族“他者”形象出发，通过分析中国人与异族之间的相互对视和观察，相互映衬和比照，试图阐明作家笔下异族形象的深层内涵，即创作者在审视和想象“他者”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我的审视与反思。
关键词：张爱玲 异族 “他者” 自我
在20世纪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异族人的形象并不多见，即使作品中偶有出现，也往往没有鲜明的特征。真正把异族形象纳入中国文学视野的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它是中华民族唯一一次直接参与的世界性战争。数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一个自足自适的体系，我们都在关注着自身的命运，一味地强调中国特殊国情，而无暇顾及他人的安危，然而，战争改变了这一状况。战争使各族人民走到了一起，多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战时中国文学。可以说，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作家的视野，中国文学由此打破了自身民族传统的局限，获得了一种更为广阔的人类的视野。在这种背景上，异族形象开始真正纳入文学视野。张爱玲正是在这一战争背景下登上了中国文坛，她创作的众多人物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特别引人关注的是其作品中出现的一系列刻有“异族”、“他者”标签的人物形象。
一、异族形象纳入张爱玲的文学视野
异族形象是形象学的研究对象，按照法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巴柔的界定，异族形象是“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的认识的总和”{1}，也就是形象的塑造者和表现者所获取的这种认识的总体。文学中的异国异族形象是整个社会想象力参与创造的结晶，作家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媒介，尤其是作家的文学视野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作家的文学视野，通常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家自身的视野，另一方面是其作品所展示的视野，这两方面都与作家所处地域环境、所受文化教育及其家庭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张爱玲也不例外。张爱玲生长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这里是传统中国文明与现代西洋文明碰撞融合、对立竞争的场所。她的父亲受封建传统影响较深，她的母亲则是一个新式女性，生活情趣及艺术品位都是更为西方化的。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是个典型的独身职业妇女，曾赴法国留学，因而吸收了不少西洋文化。1942年，张爱玲从香港返回上海，和姑姑住在一起。在张爱玲的心目中，姑姑替代了母亲的位置，启发了张爱玲许多创作灵感，曾多次出现在张爱玲的笔下。张爱玲从小就读于基督教会学校，通过在教会学校学习，接触到了基督教以及大量的西方文化。长大后，她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争没能前往，但仍然到中西文化杂交的香港接受了大学教育。在香港大学，她认识了她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炎樱，炎樱的父亲是阿拉伯裔锡兰人，母亲是中国人，张爱玲通过炎樱，接触了不少外族人，比如炎樱父亲的朋友潘那矶先生，他的事迹给张爱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带给她很多的灵感。同时，炎樱会跟张爱玲讲很多关于外国人的故事，张爱玲之后创作的《连环套》就是根据她讲的麦唐纳太太和女儿妮的故事写成的。张爱玲在香港的时间只有三年，但这段经历对她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最初的几篇小说都是以她在香港的生活为题材的，比如《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茉莉香片》等。
东西方文化交汇与对照引发了张爱玲对人性的深刻思考。习惯自审的她深感人性的盲目与可怜，并将对人性弱点的审视放在了中国人与异族“他者”交往的过程中，其笔下的异族“他者”形象极具民族文化意味，异族形象与自我相互渗透，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本土的传统社会。张爱玲在塑造异国形象时有着双重视角，即在关注异国形象的同时，也通过他们来关注自身。她在描绘异国形象时，总是传递着本文化的信息。正如巴柔所说：“在形象创造者的层面上，‘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地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而对‘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这个‘我’要说‘他者’，却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2}张爱玲一生深受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在新与旧、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夹缝中生存，她在小说中叙述的异族“他者”形象，其初衷为的是让人更加深刻地去探寻自我，探寻人性的某种弱点。张爱玲的作品特别重视自我与“他者”的分界，她在人物的选择上，往往是一个外国男子和一个中国女子，比如《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与白流苏，或是一个中国男子和一个外国女子，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与王娇蕊等，这不仅仅是性别上的对比，还有强者与弱者、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野蛮与教养的对比。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异族“他者”的形象往往是强者的化身，作家通过他们的眼睛来审视中国，表面上是将他们放在主体地位，但这种处理恰好折射出当时中国人的一种状态，比如《沉香屑·第一炉香》这部作品，女主人公葛薇龙是一个清纯的大学生，男主人公乔琪却是香港社交界一个风流倜傥的混血儿。显然，薇龙处于弱势，她一次又一次地在乔琪身上寻找自身的影子，在外族的刺激下，隐藏在她内心深处的虚荣心慢慢地显露出来，最终经丧失了理智掉进了深渊。作品设置这种对立关系其主要目的在于：在注视他者、言说他者的同时，借助他者眼光来言说自己，从而获得更深刻的自我意识。正如有的论者所说：“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异’的存在，人们将无法认识自我，西方只有在面对东方的时候才知道他们的自我。”{3}同样，作为东方人的张爱玲只有在面对各种各样的异族形象时，她才更清楚地认识了自我。
二、女性视野中的异族“他者”形象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既不完全同于没有丝毫选择权的旧时代女子，也不是“五四”时期那些敢于离家出走的新式妇女，相对于“五四”时期女性的“出走”，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选择回归，回归婚姻家庭。张爱玲以本土女性视野，观照异族“他者”及异族男女的爱情，创造了超越传统观念的异族形象。传统爱情观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矢志不渝，美好而无私的爱情直教人生死相许。较之于传统爱情观，世俗爱情观就显得丑陋一些，它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爱的纯粹与唯美，透出了爱情的昏暗面。而这种世俗爱情观，正是建立在中国女子与异国男子的情感之上。如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中的爱，就凸显出一种自私自利，小说中作者的世俗爱情观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传达。 故事发生在香港，上海来的白家小姐白流苏，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偶然认识了范柳原。范柳原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侨子弟，继承了大量遗产，生活潇洒不羁，平时很少接触中国女人，因此对中国女人有些好奇，正好白流苏是充满中国古典韵味的上海女人，又对他有些意思，于是白流苏自然就成了他猎奇的对象。白流苏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她渴望爱情渴望婚姻，当她遇见范柳原这样极具吸引力的男子时，极力想讨好他，使出浑身解数去吸引他，但是她用尽了各种办法还是不能改变范柳原，因为范柳原深受西方爱情观念的影响，崇尚恋爱自由，更注重的是情感层面的随心所欲，所以他跟白流苏恋爱只不过是调情，满足一时的情感需求，而不想给予任何承诺。对此，白流苏不得不一步步降低自己的原则，由原先非要结婚不可的矜持，到只是追求物质的虚荣，最终满含委屈的沦落为范柳原的情人。他们的爱情完全脱离了传统爱情婚姻的观念，散发出一种俗不可耐的气味。在白流苏心里，既然范柳原给不了她爱，但至少他能给她物质上的满足，并给她带来安全感，于是她的爱变成了带有功利性的爱。尽管白流苏最终成为范柳原“合法的妻子”，但这种“幸福”是建立在一座城市的沦陷之上的，其沉重和不可预测性可想而知。战争使张爱玲面对民族的苦难时获得了一种人类视野的胸襟，来自异族的柳原与本土的流苏成为了一对平凡的夫妻。张爱玲用细腻的语言道出了世俗爱情的本质：正因为世俗，爱情才有了它的现实意义。同时，范柳原这一异族男性形象使白流苏这一依附在金钱上的女奴形象得以呈现，从而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爱情观。除了《倾城之恋》，张爱玲另一部作品《连环套》里，女主人公霓喜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想方设法地套住一个又一个男人，在这情感游戏中，她的婚恋对象中出现了异国男性“雅赫雅”“汤姆生”，霓喜辗转在他们之间，不停地设计着自己的连环套，直到失去了套人的资本。在这些中外男女的爱情故事中，张爱玲通过异族男性的观照真切地展现了“白流苏们”自私的寻求安稳、渴望富足生活的心理，也揭露了在努力适应环境压力之下人性的卑微、自私与脆弱。由此，作家通过异族形象的塑造解构了传统爱情，并使之朝着世俗化转向。
张爱玲笔下的本土女性大多是生活在新旧时代里的没落淑女，她们往往有着旧式的修养，自始至终都没有很大的改变。不过，也有一类女性，她们是在没有人逼迫的情况下，自己走向了堕落。如《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即是在自我意识极其清醒下的沉沦。作者把故事的背景置于战前的香港。小说叙述了葛薇龙从一个女学生沦为交际花不断堕落的故事。乔琪乔是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个宗谱极为复杂的混血儿。乔琪乔在他的父亲乔诚爵士眼中，是最没出息的花花公子。葛薇龙则是一位受过新式教育的旧式小姐，原本非常清醒，有着敏锐的人世洞察能力，她可以凭借自己的学识和能力自谋职业，但是在卑微的女性意识和潜藏在内心的虚荣心的驱使下，她走向了自我堕落，选择了浮萍般的婚姻。乔琪乔在诱惑了薇龙之后，既不承诺结婚也不承认爱情，而只能答应她“快乐”，这与薇龙所期待的爱情相差甚远。薇龙曾在乔琪眼睛里极力地寻找“他者”，可是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影子，她在异族人的身上探寻着自己，却看不到自己的未来，这让她十分恐慌，她说：“我知道我变了。从前的我，我就不大喜欢；现在的我，我更不喜欢。我回去，愿意做一个新的人。”{4}可见葛薇龙当时的自我意识是很清醒的，但是当得知乔琪能够娶她，却只是不愿意娶她这种没钱的女人时，她原本的觉醒的自我意识又被打得烟消云散，在外族人的刺激下，她成了为婚姻不择手段的贪婪女人。从故事的后半部分可以看到其实葛薇龙是有机会离开其所处的糜烂的环境，可她却放不下这里的一切。没有任何人逼迫她，她的虚荣心导致自身失去自控力，一步步走向了深渊。
张爱玲以乔琪这样一个游戏人生的西方人，轻而易举地剥离了葛薇龙的种种心理防线，葛薇龙用自己的青春年华，换取的只是乞求而来的可怜的爱，她是主动地用生命去奋斗着做一个男性的女奴。葛薇龙的整个心路历程展现了本土女性在与异族“他者”交往过程中的无奈，也揭露了导致其堕落的主观原因，并由此显现出了本土女性潜在的、虚荣的“自我”。可以说，张爱玲正是借助了异族“他者”形象——一个外在于自我的视角，来探寻小说主人公实际上是自我的一个身份，从而审视人性中的弱点。
三、男性视野中的异族“他者”形象
女性是张爱玲写作的中心，女人最了解女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然而也有一些作品是以男性为主角的，比如《琉璃瓦》中的姚先生、《花凋》里的郑先生等。而最具代表性的是《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他是张爱玲作品中唯一站在男性视角来塑造的男性形象。小说讲述了青年男子佟振保从恋爱、结婚、婚外情到最后回归家庭的心路历程，其主线是男主人公与几个女性之间的情感瓜葛，但是作品中出现的异族形象却是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佟振保在男女两性的关系中，既向往西方的自由恋爱，但又遵循传统礼教的原则，因此他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他不能接受西方“男女平等”的观念，想做女人的主人，在与法国妓女发生一夜情后，他感到害怕，觉得跟她在一起的三十分钟是最羞耻的经验。然而，佟振保又克制不住对西方自由恋爱的向往，之后跟混血儿玫瑰发生了短暂的恋情。玫瑰算是他的初恋情人，他本来有机会占玫瑰的便宜，但是他没有，因为玫瑰到底是个正经人，佟振保看似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其实他是太自我，不愿意对玫瑰负责，觉得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里，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于是硬着心肠把她送回了家。佟振保被责任感和道德感束缚着，一面是无尽的想象，一面又是极大的克制，对于那天晚上的操行他心理还是有所懊悔的，这种世俗的情感在异族形象面前展现得淋漓尽致。第一次爱情就在传统价值观下毁灭了，“玫瑰”成为振保心中理想爱情的象征。直到后来他遇到了朋友的妻子王娇蕊，王娇蕊是新加坡华侨女性，她有着“婴孩的头脑”和“妇人的美”，这样一个热情美丽的女子出现在振保面前时，他再也克制不住，与她发生了关系。但只是停留在发生关系上，佟振保从未想过娶王娇蕊为妻。在他的传统观念里，妻子是要圣洁的，符合道德律令的要求，要有利于他树立正人君子的社会形象，像王娇蕊这种放荡的女人不适合做妻子。在他看来娇蕊是有夫之妇，即便跟她发生什么，也不用负责任，因此没有后顾之忧，于是他们纠缠在了一起。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的：“人们虽然熟知历史上女性的卑弱，但在文学还没有将这卑弱的历史刻画的如此苍凉到令人惊恐，原来卑弱的女性历史，其中有一半是她们甘愿为奴的。”{5}让佟振保没有想到的是，王娇蕊对他动了真情，并要与丈夫离婚而后嫁给他，她愿意为了爱情抛弃以前的自己，做一个符合中国传统社会要求的女性。但这时候佟振保退缩了，以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抛弃了娇蕊，他关心的是他的前途和名声，怎么会因为一个女人而断送自己的前程，最终他还是娶了一个遵从传统妇德规矩的女子孟烟鹏。 小说深刻地体现了人性的卑污，这种卑污普遍存在于现实社会中，反映了人性的特点，即男人希望生命中有两个女人，一边享受天伦之乐，一边又想摆脱不想承担的责任。佟振保想做一个好人，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尽到应承担的责任，没有对爱的人做出一个承诺。佟振保这一形象“打碎了古朴的善与恶的观念，揭示出人性本来就是善恶一体的”{6}内在本质。他从孝顺、关心家人的“好男人”，一步步放纵自己，抵抗不住异族女性的诱惑，最终葬送了自己的婚姻。当这些异族异性人物出现在佟振保生活中时，他对异族女性的想象和现实中对待她们的差别，将他内心世俗不堪的一面呈现无遗。若是没有这些与传统女性相比特征鲜明的异族“他者”形象，小说也许只是讲述了一个在新旧交替时代下中国男子精神挣扎的故事，正是有了异族女子的出现，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思想的对比更加鲜明。张爱玲通过佟振保——男性视野对异族女性形象的观照，将本土男性自身的传统观念以及世俗情感彻底地暴露了出来，异族形象成了最有力的裸露人物心理隐秘的武器。
战后异族形象的纳入使文学有了新的视野，作家们对异族形象的记录，不再是纯粹的对异域虚构的想象，更多的是体现出当时环境下的真实的文化心理，以及对人性的思考。不论是《倾城之恋》中的新加坡华侨范柳原，《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混血儿乔琪，还是《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几位各有特色的异族女性，这些异族形象，无论是陪衬还是主角，作为表现异国文化的语言符码，展示了异彩纷呈、充满神秘色彩的各类文化形态，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认知空间。更重要的是，这些形象鲜明的异族人，凸显了创作者在审视和想象着“他者”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我文化的反思，也使得读者对张爱玲的作品有了更广范围的解读的同时，陷入对自身的审视。因此，可以说，张爱玲通过对异族、“他者”形象的塑造，为中国文学如何从自己民族的传统出发，去接纳人类的普遍性文化价值，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1}{2}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第71页。
{3} 顾彬：《关于“异”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4} 今冶编：《张爱玲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5} 于青：《张爱玲传》，世界书局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6} 阎铁红：《论张爱玲小说集<传奇>人物形象系列》，《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2期。
关键词：张爱玲 异族 “他者” 自我
在20世纪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异族人的形象并不多见，即使作品中偶有出现，也往往没有鲜明的特征。真正把异族形象纳入中国文学视野的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它是中华民族唯一一次直接参与的世界性战争。数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一个自足自适的体系，我们都在关注着自身的命运，一味地强调中国特殊国情，而无暇顾及他人的安危，然而，战争改变了这一状况。战争使各族人民走到了一起，多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战时中国文学。可以说，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作家的视野，中国文学由此打破了自身民族传统的局限，获得了一种更为广阔的人类的视野。在这种背景上，异族形象开始真正纳入文学视野。张爱玲正是在这一战争背景下登上了中国文坛，她创作的众多人物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特别引人关注的是其作品中出现的一系列刻有“异族”、“他者”标签的人物形象。
一、异族形象纳入张爱玲的文学视野
异族形象是形象学的研究对象，按照法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巴柔的界定，异族形象是“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的认识的总和”{1}，也就是形象的塑造者和表现者所获取的这种认识的总体。文学中的异国异族形象是整个社会想象力参与创造的结晶，作家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媒介，尤其是作家的文学视野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作家的文学视野，通常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家自身的视野，另一方面是其作品所展示的视野，这两方面都与作家所处地域环境、所受文化教育及其家庭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张爱玲也不例外。张爱玲生长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这里是传统中国文明与现代西洋文明碰撞融合、对立竞争的场所。她的父亲受封建传统影响较深，她的母亲则是一个新式女性，生活情趣及艺术品位都是更为西方化的。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是个典型的独身职业妇女，曾赴法国留学，因而吸收了不少西洋文化。1942年，张爱玲从香港返回上海，和姑姑住在一起。在张爱玲的心目中，姑姑替代了母亲的位置，启发了张爱玲许多创作灵感，曾多次出现在张爱玲的笔下。张爱玲从小就读于基督教会学校，通过在教会学校学习，接触到了基督教以及大量的西方文化。长大后，她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争没能前往，但仍然到中西文化杂交的香港接受了大学教育。在香港大学，她认识了她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炎樱，炎樱的父亲是阿拉伯裔锡兰人，母亲是中国人，张爱玲通过炎樱，接触了不少外族人，比如炎樱父亲的朋友潘那矶先生，他的事迹给张爱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带给她很多的灵感。同时，炎樱会跟张爱玲讲很多关于外国人的故事，张爱玲之后创作的《连环套》就是根据她讲的麦唐纳太太和女儿妮的故事写成的。张爱玲在香港的时间只有三年，但这段经历对她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最初的几篇小说都是以她在香港的生活为题材的，比如《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二炉香》《茉莉香片》等。
东西方文化交汇与对照引发了张爱玲对人性的深刻思考。习惯自审的她深感人性的盲目与可怜，并将对人性弱点的审视放在了中国人与异族“他者”交往的过程中，其笔下的异族“他者”形象极具民族文化意味，异族形象与自我相互渗透，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本土的传统社会。张爱玲在塑造异国形象时有着双重视角，即在关注异国形象的同时，也通过他们来关注自身。她在描绘异国形象时，总是传递着本文化的信息。正如巴柔所说：“在形象创造者的层面上，‘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地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而对‘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这个‘我’要说‘他者’，却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2}张爱玲一生深受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在新与旧、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夹缝中生存，她在小说中叙述的异族“他者”形象，其初衷为的是让人更加深刻地去探寻自我，探寻人性的某种弱点。张爱玲的作品特别重视自我与“他者”的分界，她在人物的选择上，往往是一个外国男子和一个中国女子，比如《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与白流苏，或是一个中国男子和一个外国女子，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与王娇蕊等，这不仅仅是性别上的对比，还有强者与弱者、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野蛮与教养的对比。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异族“他者”的形象往往是强者的化身，作家通过他们的眼睛来审视中国，表面上是将他们放在主体地位，但这种处理恰好折射出当时中国人的一种状态，比如《沉香屑·第一炉香》这部作品，女主人公葛薇龙是一个清纯的大学生，男主人公乔琪却是香港社交界一个风流倜傥的混血儿。显然，薇龙处于弱势，她一次又一次地在乔琪身上寻找自身的影子，在外族的刺激下，隐藏在她内心深处的虚荣心慢慢地显露出来，最终经丧失了理智掉进了深渊。作品设置这种对立关系其主要目的在于：在注视他者、言说他者的同时，借助他者眼光来言说自己，从而获得更深刻的自我意识。正如有的论者所说：“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异’的存在，人们将无法认识自我，西方只有在面对东方的时候才知道他们的自我。”{3}同样，作为东方人的张爱玲只有在面对各种各样的异族形象时，她才更清楚地认识了自我。
二、女性视野中的异族“他者”形象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既不完全同于没有丝毫选择权的旧时代女子，也不是“五四”时期那些敢于离家出走的新式妇女，相对于“五四”时期女性的“出走”，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选择回归，回归婚姻家庭。张爱玲以本土女性视野，观照异族“他者”及异族男女的爱情，创造了超越传统观念的异族形象。传统爱情观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矢志不渝，美好而无私的爱情直教人生死相许。较之于传统爱情观，世俗爱情观就显得丑陋一些，它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爱的纯粹与唯美，透出了爱情的昏暗面。而这种世俗爱情观，正是建立在中国女子与异国男子的情感之上。如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中的爱，就凸显出一种自私自利，小说中作者的世俗爱情观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传达。 故事发生在香港，上海来的白家小姐白流苏，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偶然认识了范柳原。范柳原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侨子弟，继承了大量遗产，生活潇洒不羁，平时很少接触中国女人，因此对中国女人有些好奇，正好白流苏是充满中国古典韵味的上海女人，又对他有些意思，于是白流苏自然就成了他猎奇的对象。白流苏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她渴望爱情渴望婚姻，当她遇见范柳原这样极具吸引力的男子时，极力想讨好他，使出浑身解数去吸引他，但是她用尽了各种办法还是不能改变范柳原，因为范柳原深受西方爱情观念的影响，崇尚恋爱自由，更注重的是情感层面的随心所欲，所以他跟白流苏恋爱只不过是调情，满足一时的情感需求，而不想给予任何承诺。对此，白流苏不得不一步步降低自己的原则，由原先非要结婚不可的矜持，到只是追求物质的虚荣，最终满含委屈的沦落为范柳原的情人。他们的爱情完全脱离了传统爱情婚姻的观念，散发出一种俗不可耐的气味。在白流苏心里，既然范柳原给不了她爱，但至少他能给她物质上的满足，并给她带来安全感，于是她的爱变成了带有功利性的爱。尽管白流苏最终成为范柳原“合法的妻子”，但这种“幸福”是建立在一座城市的沦陷之上的，其沉重和不可预测性可想而知。战争使张爱玲面对民族的苦难时获得了一种人类视野的胸襟，来自异族的柳原与本土的流苏成为了一对平凡的夫妻。张爱玲用细腻的语言道出了世俗爱情的本质：正因为世俗，爱情才有了它的现实意义。同时，范柳原这一异族男性形象使白流苏这一依附在金钱上的女奴形象得以呈现，从而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爱情观。除了《倾城之恋》，张爱玲另一部作品《连环套》里，女主人公霓喜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想方设法地套住一个又一个男人，在这情感游戏中，她的婚恋对象中出现了异国男性“雅赫雅”“汤姆生”，霓喜辗转在他们之间，不停地设计着自己的连环套，直到失去了套人的资本。在这些中外男女的爱情故事中，张爱玲通过异族男性的观照真切地展现了“白流苏们”自私的寻求安稳、渴望富足生活的心理，也揭露了在努力适应环境压力之下人性的卑微、自私与脆弱。由此，作家通过异族形象的塑造解构了传统爱情，并使之朝着世俗化转向。
张爱玲笔下的本土女性大多是生活在新旧时代里的没落淑女，她们往往有着旧式的修养，自始至终都没有很大的改变。不过，也有一类女性，她们是在没有人逼迫的情况下，自己走向了堕落。如《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即是在自我意识极其清醒下的沉沦。作者把故事的背景置于战前的香港。小说叙述了葛薇龙从一个女学生沦为交际花不断堕落的故事。乔琪乔是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一个宗谱极为复杂的混血儿。乔琪乔在他的父亲乔诚爵士眼中，是最没出息的花花公子。葛薇龙则是一位受过新式教育的旧式小姐，原本非常清醒，有着敏锐的人世洞察能力，她可以凭借自己的学识和能力自谋职业，但是在卑微的女性意识和潜藏在内心的虚荣心的驱使下，她走向了自我堕落，选择了浮萍般的婚姻。乔琪乔在诱惑了薇龙之后，既不承诺结婚也不承认爱情，而只能答应她“快乐”，这与薇龙所期待的爱情相差甚远。薇龙曾在乔琪眼睛里极力地寻找“他者”，可是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影子，她在异族人的身上探寻着自己，却看不到自己的未来，这让她十分恐慌，她说：“我知道我变了。从前的我，我就不大喜欢；现在的我，我更不喜欢。我回去，愿意做一个新的人。”{4}可见葛薇龙当时的自我意识是很清醒的，但是当得知乔琪能够娶她，却只是不愿意娶她这种没钱的女人时，她原本的觉醒的自我意识又被打得烟消云散，在外族人的刺激下，她成了为婚姻不择手段的贪婪女人。从故事的后半部分可以看到其实葛薇龙是有机会离开其所处的糜烂的环境，可她却放不下这里的一切。没有任何人逼迫她，她的虚荣心导致自身失去自控力，一步步走向了深渊。
张爱玲以乔琪这样一个游戏人生的西方人，轻而易举地剥离了葛薇龙的种种心理防线，葛薇龙用自己的青春年华，换取的只是乞求而来的可怜的爱，她是主动地用生命去奋斗着做一个男性的女奴。葛薇龙的整个心路历程展现了本土女性在与异族“他者”交往过程中的无奈，也揭露了导致其堕落的主观原因，并由此显现出了本土女性潜在的、虚荣的“自我”。可以说，张爱玲正是借助了异族“他者”形象——一个外在于自我的视角，来探寻小说主人公实际上是自我的一个身份，从而审视人性中的弱点。
三、男性视野中的异族“他者”形象
女性是张爱玲写作的中心，女人最了解女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然而也有一些作品是以男性为主角的，比如《琉璃瓦》中的姚先生、《花凋》里的郑先生等。而最具代表性的是《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他是张爱玲作品中唯一站在男性视角来塑造的男性形象。小说讲述了青年男子佟振保从恋爱、结婚、婚外情到最后回归家庭的心路历程，其主线是男主人公与几个女性之间的情感瓜葛，但是作品中出现的异族形象却是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佟振保在男女两性的关系中，既向往西方的自由恋爱，但又遵循传统礼教的原则，因此他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他不能接受西方“男女平等”的观念，想做女人的主人，在与法国妓女发生一夜情后，他感到害怕，觉得跟她在一起的三十分钟是最羞耻的经验。然而，佟振保又克制不住对西方自由恋爱的向往，之后跟混血儿玫瑰发生了短暂的恋情。玫瑰算是他的初恋情人，他本来有机会占玫瑰的便宜，但是他没有，因为玫瑰到底是个正经人，佟振保看似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其实他是太自我，不愿意对玫瑰负责，觉得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里，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于是硬着心肠把她送回了家。佟振保被责任感和道德感束缚着，一面是无尽的想象，一面又是极大的克制，对于那天晚上的操行他心理还是有所懊悔的，这种世俗的情感在异族形象面前展现得淋漓尽致。第一次爱情就在传统价值观下毁灭了，“玫瑰”成为振保心中理想爱情的象征。直到后来他遇到了朋友的妻子王娇蕊，王娇蕊是新加坡华侨女性，她有着“婴孩的头脑”和“妇人的美”，这样一个热情美丽的女子出现在振保面前时，他再也克制不住，与她发生了关系。但只是停留在发生关系上，佟振保从未想过娶王娇蕊为妻。在他的传统观念里，妻子是要圣洁的，符合道德律令的要求，要有利于他树立正人君子的社会形象，像王娇蕊这种放荡的女人不适合做妻子。在他看来娇蕊是有夫之妇，即便跟她发生什么，也不用负责任，因此没有后顾之忧，于是他们纠缠在了一起。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的：“人们虽然熟知历史上女性的卑弱，但在文学还没有将这卑弱的历史刻画的如此苍凉到令人惊恐，原来卑弱的女性历史，其中有一半是她们甘愿为奴的。”{5}让佟振保没有想到的是，王娇蕊对他动了真情，并要与丈夫离婚而后嫁给他，她愿意为了爱情抛弃以前的自己，做一个符合中国传统社会要求的女性。但这时候佟振保退缩了，以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抛弃了娇蕊，他关心的是他的前途和名声，怎么会因为一个女人而断送自己的前程，最终他还是娶了一个遵从传统妇德规矩的女子孟烟鹏。 小说深刻地体现了人性的卑污，这种卑污普遍存在于现实社会中，反映了人性的特点，即男人希望生命中有两个女人，一边享受天伦之乐，一边又想摆脱不想承担的责任。佟振保想做一个好人，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尽到应承担的责任，没有对爱的人做出一个承诺。佟振保这一形象“打碎了古朴的善与恶的观念，揭示出人性本来就是善恶一体的”{6}内在本质。他从孝顺、关心家人的“好男人”，一步步放纵自己，抵抗不住异族女性的诱惑，最终葬送了自己的婚姻。当这些异族异性人物出现在佟振保生活中时，他对异族女性的想象和现实中对待她们的差别，将他内心世俗不堪的一面呈现无遗。若是没有这些与传统女性相比特征鲜明的异族“他者”形象，小说也许只是讲述了一个在新旧交替时代下中国男子精神挣扎的故事，正是有了异族女子的出现，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思想的对比更加鲜明。张爱玲通过佟振保——男性视野对异族女性形象的观照，将本土男性自身的传统观念以及世俗情感彻底地暴露了出来，异族形象成了最有力的裸露人物心理隐秘的武器。
战后异族形象的纳入使文学有了新的视野，作家们对异族形象的记录，不再是纯粹的对异域虚构的想象，更多的是体现出当时环境下的真实的文化心理，以及对人性的思考。不论是《倾城之恋》中的新加坡华侨范柳原，《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混血儿乔琪，还是《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几位各有特色的异族女性，这些异族形象，无论是陪衬还是主角，作为表现异国文化的语言符码，展示了异彩纷呈、充满神秘色彩的各类文化形态，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认知空间。更重要的是，这些形象鲜明的异族人，凸显了创作者在审视和想象着“他者”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我文化的反思，也使得读者对张爱玲的作品有了更广范围的解读的同时，陷入对自身的审视。因此，可以说，张爱玲通过对异族、“他者”形象的塑造，为中国文学如何从自己民族的传统出发，去接纳人类的普遍性文化价值，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1}{2}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第71页。
{3} 顾彬：《关于“异”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4} 今冶编：《张爱玲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5} 于青：《张爱玲传》，世界书局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6} 阎铁红：《论张爱玲小说集<传奇>人物形象系列》，《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