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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法药物”变身“恶魔”
1943年，世界上第一种抗感染药物（通常也称之为抗生素）盘尼西林（青霉素）问世，它的出现让“感染”从一个死亡的代名词变为了仅需一两天就能恢复的疾病。
在很多药物学专家眼中，过去的70年可以称之为拥有“抗生素”这种“魔法药物”的黄金时代，但如今，几乎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任何一处都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这个魔法黄金时代正在过去：由于对抗生素的滥用，超级细菌更在以严重超过药物发明的速度快速进化，人们因为抗生素抗药性而再次死于感染的情况或许会再次卷土重来。
数月前英国政府的一份报告指出：在目前，全球每年有约70万人死于抗药细菌，到本世纪中期，这个数字会达到1000万，而该报告的作者指出，这些数字可能还是被低估的。从“天使”到“恶魔”，细菌耐药的全球性蔓延与抗生素的滥用不无关系。
1972年，万古霉素发明问世，它的抗药性出现在1988年，时隔16年；1985年，亚胺培南问世，它的抗藥性出现在13年后的1998年；2003年，达托霉素进入临床使用，而它的抗药性在一年后的2004年就已经出现。
可以看到，抗生素以及细菌耐药之间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意味着耐药细菌耐药性的进化正变得越来越快。
而从16年到1年，谁该为细菌耐药的超速进化负责？青霉素的发现者亚历山大·弗莱明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那些轻率地使用青霉素治疗的人，应该对于那些由于细菌产生抗药性受到感染死亡的人背负道德责任，而我希望这种道德责任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首当其冲背负这样“轻率”骂名的是医生，尽管最开始他们的出发点只是为了治病救人。
抗生素的“短期无害”以及对待感染疾病的“立竿见影”甚至在日常诊疗过程中的“预防性作用”让医生们对这种“魔法药物”如获至宝。
渐渐地，人们也学会了用抗生素自我治疗。药店对于抗生素药物的随意销售，让这类药物成为了几乎全球家庭的常备药。
儿科、内科、手术科室是重灾区
在中国，抗生素滥用问题更为严峻：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县域市场、等级医院还是基层医院的药物销售统计，抗感染类药物，也就是各类抗生素的销售额常年稳坐第一。
“在我们医院，内科大夫收入的85%都是来自抗生素药物产生的提成。”哈尔滨一家知名三甲医院的感染管理科人员陈元（化名）说。据他透露，抗生素的滥用，儿科、内科、手术科室都是重灾区。而其中的原因深究下来与药物回扣、医患关系矛盾不无关系。
“在黑龙江，主任医师每月的到手工资也只有5000元左右，不仅待遇低，工作强度还很大，所以就比较容易出现多开药、开贵药的情况。”陈元所说的开贵药，是指原本可以开非限制性级别的抗生素药物（比如头孢一代，价格约为十几元），但出于疗效和价格的考量开具了特殊使用级别的抗生素药物（比如头孢四代，价格约为上百元），而后者可以更快速地激发细菌耐药的产生。
儿科用得也很多，因为抗生素可以让孩子好得更快，很多家长看孩子超过两天病情还没有起色，会找医生理论，有的医生为了避免麻烦，明明可以通过孩子自我抵抗力自愈的感冒发烧，也会开点抗生素，而且有时上来就是头孢三代，因为这样让病情好得更快。
抗生素滥用的另一种情况，业内称之为“预防性耐用”。“其实根据最新出台的指导原则，手术科室为了防止术中感染，只可以在术前半小时、术后24小时内使用抗生素，但在目前，多数的情况是术后已经五六天的病人还在使用。”上海市周边某县域医院的感染管理科负责人刘天（化名）举例说，“有些手术，只需要使用一代、二代头孢的也会用上三代、四代的广谱头孢，后者的价格会翻上好几倍。”
对于医院的院长而言，抗生素的使用管理更是矛盾。“比如我们医院虽然是公立医院，但每年的政府补贴连医生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发，如果没有药物收入，医院的正常运营都很难维持。”作为东北地区最好的医院之一，陈元所在的医院一次特需挂号的费用只有20元，而在北京、上海的三甲医院特需门诊费用普遍是这一价格的5到10倍。医院运营的压力让这些医院的院长对于抗生素的滥用不得不睁只眼闭只眼。
事实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起医院，农牧领域的抗生素使用更为吓人：一位抗生素原料的行业内人士表示，我们日常所食用的大部分动物都是摄取抗生素的，而这不是为了治疗，是为了使动物们适应工厂以及农舍的生活环境，这样降低养殖动植物的死亡率、加速成长。
寻求高效管理是当务之急
对于公共卫生领域来说，如何建立一个高效有力量的体系对抗生素的使用，进行管理是当务之急。
8月25日，国家卫计委、发展改革委等14个部门联合印发了《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2020年）》，旨在为加强抗菌药物管理，遏制细菌耐药。“这份行动计划会对传统、低端的抗生素生產企业起到限制作用，尤其是抗生素原料药的生产企业受影响比较大。”高特佳投资执行合伙人王海蛟说
据不完全统计，在医药行业中，涉及抗生素生产的企业数量可以达到总量的80%，以阿莫西林为例，目前国内阿莫西林同类药物的生产批文达到上百个，但伴随着上述计划的不断推进，在抗生素限用以及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等多重政策的筛选下，这些生产企业也将在未来迎来洗牌。
“医学上急切需要能够对抗超级细菌的抗生素，那么就需要政府可以对新型抗生素的研发进行补助，包括延长专利期限、提供优先审评通道，以吸引其他企业重新投入到抗生素的制造中来。”王海蛟表示。
而对于医院管理来说，一套更有效的信息化管理方式也正在被期待。政府可以尝试建立一套系统来分析数据，自动化并且明确地告诉我们抗生素的使用情况，并且建立药物医嘱的把关机制，对处方药进行再次确认。
1943年，世界上第一种抗感染药物（通常也称之为抗生素）盘尼西林（青霉素）问世，它的出现让“感染”从一个死亡的代名词变为了仅需一两天就能恢复的疾病。
在很多药物学专家眼中，过去的70年可以称之为拥有“抗生素”这种“魔法药物”的黄金时代，但如今，几乎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任何一处都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这个魔法黄金时代正在过去：由于对抗生素的滥用，超级细菌更在以严重超过药物发明的速度快速进化，人们因为抗生素抗药性而再次死于感染的情况或许会再次卷土重来。
数月前英国政府的一份报告指出：在目前，全球每年有约70万人死于抗药细菌，到本世纪中期，这个数字会达到1000万，而该报告的作者指出，这些数字可能还是被低估的。从“天使”到“恶魔”，细菌耐药的全球性蔓延与抗生素的滥用不无关系。
1972年，万古霉素发明问世，它的抗药性出现在1988年，时隔16年；1985年，亚胺培南问世，它的抗藥性出现在13年后的1998年；2003年，达托霉素进入临床使用，而它的抗药性在一年后的2004年就已经出现。
可以看到，抗生素以及细菌耐药之间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意味着耐药细菌耐药性的进化正变得越来越快。
而从16年到1年，谁该为细菌耐药的超速进化负责？青霉素的发现者亚历山大·弗莱明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那些轻率地使用青霉素治疗的人，应该对于那些由于细菌产生抗药性受到感染死亡的人背负道德责任，而我希望这种道德责任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首当其冲背负这样“轻率”骂名的是医生，尽管最开始他们的出发点只是为了治病救人。
抗生素的“短期无害”以及对待感染疾病的“立竿见影”甚至在日常诊疗过程中的“预防性作用”让医生们对这种“魔法药物”如获至宝。
渐渐地，人们也学会了用抗生素自我治疗。药店对于抗生素药物的随意销售，让这类药物成为了几乎全球家庭的常备药。
儿科、内科、手术科室是重灾区
在中国，抗生素滥用问题更为严峻：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县域市场、等级医院还是基层医院的药物销售统计，抗感染类药物，也就是各类抗生素的销售额常年稳坐第一。
“在我们医院，内科大夫收入的85%都是来自抗生素药物产生的提成。”哈尔滨一家知名三甲医院的感染管理科人员陈元（化名）说。据他透露，抗生素的滥用，儿科、内科、手术科室都是重灾区。而其中的原因深究下来与药物回扣、医患关系矛盾不无关系。
“在黑龙江，主任医师每月的到手工资也只有5000元左右，不仅待遇低，工作强度还很大，所以就比较容易出现多开药、开贵药的情况。”陈元所说的开贵药，是指原本可以开非限制性级别的抗生素药物（比如头孢一代，价格约为十几元），但出于疗效和价格的考量开具了特殊使用级别的抗生素药物（比如头孢四代，价格约为上百元），而后者可以更快速地激发细菌耐药的产生。
儿科用得也很多，因为抗生素可以让孩子好得更快，很多家长看孩子超过两天病情还没有起色，会找医生理论，有的医生为了避免麻烦，明明可以通过孩子自我抵抗力自愈的感冒发烧，也会开点抗生素，而且有时上来就是头孢三代，因为这样让病情好得更快。
抗生素滥用的另一种情况，业内称之为“预防性耐用”。“其实根据最新出台的指导原则，手术科室为了防止术中感染，只可以在术前半小时、术后24小时内使用抗生素，但在目前，多数的情况是术后已经五六天的病人还在使用。”上海市周边某县域医院的感染管理科负责人刘天（化名）举例说，“有些手术，只需要使用一代、二代头孢的也会用上三代、四代的广谱头孢，后者的价格会翻上好几倍。”
对于医院的院长而言，抗生素的使用管理更是矛盾。“比如我们医院虽然是公立医院，但每年的政府补贴连医生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发，如果没有药物收入，医院的正常运营都很难维持。”作为东北地区最好的医院之一，陈元所在的医院一次特需挂号的费用只有20元，而在北京、上海的三甲医院特需门诊费用普遍是这一价格的5到10倍。医院运营的压力让这些医院的院长对于抗生素的滥用不得不睁只眼闭只眼。
事实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起医院，农牧领域的抗生素使用更为吓人：一位抗生素原料的行业内人士表示，我们日常所食用的大部分动物都是摄取抗生素的，而这不是为了治疗，是为了使动物们适应工厂以及农舍的生活环境，这样降低养殖动植物的死亡率、加速成长。
寻求高效管理是当务之急
对于公共卫生领域来说，如何建立一个高效有力量的体系对抗生素的使用，进行管理是当务之急。
8月25日，国家卫计委、发展改革委等14个部门联合印发了《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2020年）》，旨在为加强抗菌药物管理，遏制细菌耐药。“这份行动计划会对传统、低端的抗生素生產企业起到限制作用，尤其是抗生素原料药的生产企业受影响比较大。”高特佳投资执行合伙人王海蛟说
据不完全统计，在医药行业中，涉及抗生素生产的企业数量可以达到总量的80%，以阿莫西林为例，目前国内阿莫西林同类药物的生产批文达到上百个，但伴随着上述计划的不断推进，在抗生素限用以及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等多重政策的筛选下，这些生产企业也将在未来迎来洗牌。
“医学上急切需要能够对抗超级细菌的抗生素，那么就需要政府可以对新型抗生素的研发进行补助，包括延长专利期限、提供优先审评通道，以吸引其他企业重新投入到抗生素的制造中来。”王海蛟表示。
而对于医院管理来说，一套更有效的信息化管理方式也正在被期待。政府可以尝试建立一套系统来分析数据，自动化并且明确地告诉我们抗生素的使用情况，并且建立药物医嘱的把关机制，对处方药进行再次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