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自己横被口祸，以致弄得笑齿啼颜尽成罪状、无所措手足的时候，曾经怀着虔诚的忏悔心情，去读那篇记载于汉代刘向所著《说苑》的《金人铭》，打算割除烦恼、下决心学金人“三缄其口”了。这篇文章讲了那么多，就说了现代的两句俗语：“当说少开口，遇事躲着走。”它看来产生于思想统治极为严酷的秦代，作者大半是当时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统治者的暴行打断了他思想上的脊梁骨。他站不起来了，还想让大家一同倒下。他假装出胜利者的模样，并且以此骄人。这种卑怯的思想在我国流毒几千年，是和我们民族的优秀的道德传统背道而驰的。读过它以后，我不但没受教育，“三缄其口作金人”在我的心目中丧失了地位。
　　粉碎“四人帮”之后，面对当前的大好形势，倍受鼓舞，又好发些议论了，《金人铭》中的卑怯的论调更加淡忘了。前几天因写作翻书看到一篇《反金人铭》引起我的好奇和兴趣。《反金人铭》的作者是晋人孙楚。熟悉历史和古典文学的人对孙楚都会有些印象，他有一个颇为出名的故事：他被派到骠骑将军石苞部下作参军，骠骑将军是秩比三公的武职，参军只是属掾，贵贱悬绝。而孙楚见到石苞后只随便作了一个长揖说：“天子命我，参卿军事。”晋朝是很重礼法的朝代，“卿”是尊者对卑者的一种亲呢的称呼。连妻子称夫为“卿”在当时都被认为“妇人卿婿(称婿为卿)于礼为不敬”的。(《世说新语》)何况一个下级用“卿”来称呼自己的顶头上司呢？这种行为固然被认为是“侮易”(侮辱轻易)。孙楚类似行为可能很多，于是就被认为“豪迈不群，多所陵傲”，所以他父祖虽然地位都很高，可是他却少“乡曲之誉”。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篇现在看来仍不无积极意义的《反金人铭》，使我们感到，在西晋那种浑浑噩噩的社会里孙楚是个有些光彩的人物。现在把这《反金人铭》照录如下，读者如手边有《说苑》，可以把它和《金人铭》比较一下。
　　“晋太庙有石人焉，大张其口，而书其胸曰：我古之多言人也。无少言，无少事！少言少事，则后生何述焉！我读三坟五典八丘九索，赜罔深而不探，理无奥而不钩，故言满天下而无口尤。夫唯言立，名乃长久，胡为块然，生缄其口。自拘广庭，终身叉手？凡夫贪财，烈士殉名，盗跖为浊，夷柳为清。鲍鱼为臭，兰圃为馨。莫贵澄清，莫贱滓秽，二者言异，归于一会。尧悬谏鼓，舜立谤木，听采风谣，惟日不足，道润群生，化隆比屋。末叶陵迟，礼教弥衰，承旨则顺，忤意则违。时好细腰，宫中皆饥；时悦广额，不作细眉。逆龙之鳞，必陷斯机，括囊无咎，乃免诛夷。颠复厥德，可为伤悲。斯可用戒，无妄之时，假说周庙，与言为嗤。是以君子，追而正之。”(见《全上古三代秦两汉三国六朝文》)
　　孙楚以极鲜明的态度说：“我古之多言人也。无少言，无少事，少言少事，后生何述焉。”这段话说得多好啊！作者充满了对社会、对人类发展的责任感。他把人类历史看成一条练，前代人有责任、有义务给后代留下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要完成这些就要说和作。我们想一想如果没有先人的劳动和斗争，没有他们的记述和创作，我们的社会会象今天这个样吗？马克思多次讲过我们创造历史是在前人留下的既定条件下去创造的。所以我们应该对那些有名的和无名的为我们创造了我们赖以发展的物质和精神条件的先辈表示敬意，同样我们也要以更积极的态度为后代留下更多的东西。孙楚提倡“多言多事”决不意味着鼓励胡言乱语和瞎干蛮作，而是通过读书(三坟五典等)和深入研究(“探深”和“钩奥”)，这样才能“言满天下而无口尤”。对于当权者作者认为要有兼收并包的气度，能够认识到正确和错误是相反相成的，只要善于处理，它们也会“归于一会”的。作者向往传说中的尧舜盛世的颇有点“民主”的社会风气——实际上是原始社会的民主传统给人们留下的记忆——那时不仅能听取不同的意见，而且设有制度，作为保证。如“悬谏鼓”、“立谤木”，而且千方百计地搜求意见——“听采风谣”。这样才促成了人们道德水准的提高，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可是到了“末叶”——看来作者把专制时代看作“末代”的——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代替了一切，造成了“承旨则顺，忤意则违”的局面。于是“细腰”、“广额”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发生了，为了生存谁也不敢逆龙鳞而犯之，于是“括囊无咎”的古训就成了自我安慰的根据。这种万籁俱寂的局面，孙楚是不赞成的。他认为《金人铭》就是“末叶”的产物，这时“斯可用戒，无妄之时”(在这样的时代还用什么戒！人们早已不敢讲话了)。所以他认为：《金人铭》是可笑的，自己有必要纠正这个错误。
　　孙楚是言行一致的。我们从他的传记和他遗下的断简零章的著作中还可以看到他积极建言，反对群臣阿谀奉承皇帝，多次向朝廷推荐人材，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九品中正制度，提倡曹操的“拔奇决于胸臆，收人不问阶次”。他还劝说有才能的人不要“怀宝迷邦”，要对国家和社会负责任。
　　读这篇《反金人铭》，深感鲁迅先生所说中国确实还是有自己的“脊梁”存在的。历代都不乏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我更联想到今天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当中有不少是受到极大的冤枉和打击，可是他们的忧国忧民之志从未少衰。象彭总和张闻天同志就是这样，在遭冤之后彭总还不断上书建言，张闻天同志仍旧著书立说，表现出他们的无比坚贞。在文艺界不少因言得祸的同志如艾青、刘宾雁、王蒙等同志在他们被恢复名誉后，并没有畏首畏尾，仍然大胆地干预生活，敢于触及一些重要的问题，这和那些天天喊“余悸”，实际上斤斤考虑个人得失的人的精神境界，真不可以道里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