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伊朗人就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擅长记载与著述的传统。尤其是在大部分伊朗人皈依伊斯兰教后，由一种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主义倾向的驱动，波斯文人不断地把他们祖先创造的代代相传的辞章典籍移植到阿拉伯文学中去，并很快成为了各学术领域的权威。
　　在所有文学作品中最能体现其民族特性的要属公元10世纪后期由伊朗著名诗人菲尔多西耗时30多年完成的叙事体长诗《列王纪》了。它叙述了伊朗历史上50个国王统治时期的大事，从伊朗民族的起源到被阿拉伯人占领，时间跨度为4600年之久。诗人尽量避免使用阿拉伯词汇，而使用纯正的波斯语来叙述伊朗历代国王们的丰功伟绩和伊朗英雄们的感人事迹。这部文学作品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捍卫了波斯语和波斯文化，也激起了波斯人的民族自豪感。直到如今，在伊朗的农历新年里，很多家庭仍旧会将《列王纪》和《古兰经》一起放在他们的七色年鲜桌上。
　　
　　熄灭的圣火——拜火教
　　伊朗从古至今都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宗教可以说是波斯文化和文明的一个最重要、最基础的组成部分。在古代伊朗，宗教是一门高于军事的职业。琐罗亚斯德教是接受伊斯兰教之前波斯人所信仰的宗教，又称为“拜火教”。它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伊朗人素来是英勇善战的，琐罗亚斯德教使战士们更加刚毅，并且胸怀大志。虽然这一宗教最终被伊斯兰教取代，但是这一宗教天堂地狱、末日审判的神学观念、一日五拜、大净小净的宗教习俗对世界盛行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影响。同时拜火教提倡的善恶两元说，对火、光明和水的崇拜，对人们提出“善言、善行、善思”的要求一直影响着一代代的伊朗人。
　　
　　扬起的旗帜——伊斯兰教
　　随着阿拉伯人的入侵，伊朗由原来独立的大国沦为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一个行省。原来臣服的阿拉伯人变成了统治者。在10世纪末，伊斯兰教在伊朗确立了统治地位，至今一直都是伊朗的国教。
　　由于90％以上的伊朗人信仰伊斯兰教，宗教的教义、宗教经典中的词汇无不渗透在伊朗人的言行中。
　　伊朗人的宗教特性使他们认为自己首先是穆斯林，其次才是波斯人。此时的他们完全遵守宗教教义，服从宗教领袖的命令。为了信仰可以不顾生命。虽然他们表面上可以接受不同的信仰，也曾经释放过战争中的基督教徒战俘，成为亚美尼亚人的避难所，为苏联受迫害的基督教徒提供庇护，但是教徒们始终认为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宗教。
　　
　　外交决策的底色
　　
　　无论是宗教特性还是民族特性，都已经深入到伊朗人的思想中，影响并指导他们的行为。虽然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对伊朗的外交政策有着直接和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如果从伊朗人的综合特性观察，不难发现每一个重大的政策中或多或少都会以这个民族的某一特性作为指导，与此同时，每个政策也都体现了这些特性。现举两例。
　　第一例是1979年爆发的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提出了“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这次革命并非宗教界传统势力的复辟，也不是封建神权与现代世俗的冲突，而是宗教形式的民主运动。霍梅尼曾说：“除非我们回归伊斯兰，否则我们的问题将会继续存在。国家和政府只有回归伊斯兰才能解决其困难。”“如果穆斯林遇到了难题，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按照伊斯兰行事。”
　　伊斯兰革命很快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从知识界开始，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政治运动开始由世俗的形式转化为宗教的形式。清真寺成为了反对国王的据点，工人和政府雇员的罢工导致经济瘫痪，给王朝带来致命的打击。
　　革命后的伊朗外交自然也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霍梅尼的思想主要是四大主张：谋求建立伊斯兰政府、实现教法学家的统治；反对君主制；反殖、反帝、反西方化、反世俗化；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他的这些思想对伊朗外交定下了基调，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一度成为伊朗外交公开追逐的目标。
　　第二例是1997年上台的哈塔米总统针对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文明间对话的倡议和思想。该思想核心就是倡导世界各民族和文明通过平等对话与沟通，加强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合作，营造一个和平公正、稳定进步的世界。
　　由伊朗总统提出文明间对话，首先是因为伊朗对自己的文明充满自信，他们有值得自己骄傲的文明可以交流，也希望通过文明间的交流使其曾经辉煌的文明得以传播；其次伊朗拥有文明间交流的丰富经验，而且伊朗人容易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同时更善于用自己的文化影响其他民族文化。
　　伊斯兰教要求信徒通过对话的方式消除矛盾和冲突，而且还要求人们利用对话在各民族和种族之间达成谅解，建立友好关系。《古兰经》还要求穆斯林用最好的方式宣传伊斯兰教，要以充足的证据说服人们，因为伊斯兰教是真理的宗教，没有任何强迫他人信仰的必要，任何人只要愿意接受真理，都会被伊斯兰教的真理折服的。
　　哈塔米的“文明间对话”的思想，正是将伊朗的民族特性和宗教特性有效地结合了起来。他以一个温和派总统的形象，使自己的思想既能为其他国家的人们接受，同时又不与本国人们的信仰和民族主义情感相冲突。
　　排除国家利益或个人的政治目的，每个时期口号的提出都有鲜明的伊朗特色。民族主义和宗教意识在政策中交替体现。时而是波斯民族的复兴，时而是泛伊斯兰主义……。对于决策者而言，他们已经习惯将伊朗人的综合特性融入到政策的口号和解释中，从而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对于群众而言，波斯历史是他们的骄傲，伊斯兰是他们的信仰。任何一个以此为由的口号都足以获得他们的认同和支持，甚至使他们愿意以生命的代价来捍卫自己的“波斯—穆斯林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