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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搜房推出一个“博客挨砸奖”的话，估计李战军应能问鼎。
过去的一年，对于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战军而言，是充满忧虑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中，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势头，终于在各方的“不懈努力”下进入了下行通道，并出现了硬着陆的迹象。
不过，过去的一年，对于李战军而言，同时也是让他颇感欣慰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中发生的一切经济事件，无一不是在现实层面对其观点做出了最有力的回应和证明。
忧虑和欣慰的纠合，铸成李战军异常勤奋的源动力。
从2007年5月搜房网为其开办博客以来，在449天的时间内，他共发表了251篇博文，平均每两天一篇，考虑到他年届花甲，称其为中国最勤奋的博主也并不为过。
李战军的博文涉及面很广，从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市场研究到国内外宏观经济分析，内容很杂，但几乎所有文章的核心都是对过去几年中央调控政策的质疑和非难。当然，这样的观点和内容无疑使他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他的勤奋写作换来的往往是愤青们更勤奋的板砖，其中有很多已经超出了板砖的范畴，就是最直接、最肮脏的谩骂和赤裸裸的人身攻击以及人格侮辱。如果今年搜房推出一个“博客挨砸奖”的话，估计李战军应能问鼎。
11月22日下午，《财富地产》记者在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的办公内见到李战军的时候，他刚刚睡醒。因为赶着写一篇稿子，早上六点就到了办公室，一直忙到写完才小憩了一会儿。也许是经常熬夜的关系，李战军的双眼充满了血丝。原本他洗了把冷水脸就准备接受我们的采访，但看到有摄影记者随行，才略微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衣服，还顺手操起桌上的一瓶大宝SOD蜜胡乱的抹了几下，并自我解嘲：“买来后今天还是第一次用。”
借这个当儿，我们也环视了一下他的办公室。尽管这个建筑物外面装饰着“浦东改革和发展研究院”几个吓人的斗大红字，但其内部看起来远没有那么气派，昏暗的楼道即使在大白天也是伸手不见五指，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建筑工地上的临时办公室。
办公桌上放满各种书籍，薄薄的桌面显得不堪重负。在采访中，每当记者不小心碰到桌子，都会引起震动，好几次都把杯中的茶水给晃了出来，李战军则满不在乎地宽慰：“没事的，虽然摇摇欲坠，但倒不了。”
这一切让李战军给我们的最初印象，多少带上了点“陋室铭”式的书生气，同时也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一个年近花甲的男人，安于陋室却又如此勤奋，他在追寻什么？
采访中，我们得知虽然眼下李战军依然兼任浦东改革和发展研究院旗下浦东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一职，但在这个半官方色彩的研究机构中，他却是一个编制外的成员。因为自1995年加盟以来，非但没有享受过公务员所谓的“阳光”、“月光”津贴，甚至就没领过工资。我们还知道了，1993年李战军以正处级的级别退出体制后，整整12年间，他始终以飘零江湖的自由人面目出现，直到2006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房地产学院院长张永岳教授组建上海易居研究院时，力邀李战军出任发展研究所所长一职，他才重新成为工薪阶层。
这更引起了我们的好奇，这位有着39年党龄，与体制打了一辈子交道，但却有一半时间游走在体制内外的交界线上的地产思想者，这段奇异而又复杂的人生经历，究竟对其学术观点的形成有着怎样的影响。
我们试图勾勒李战军行走轨迹。
生在红旗下，长在忧患里
出生于1949年的李战军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但这个看似响亮、光荣的名头，并未给李战军带来任何的好处。相反，在其成长的最重要时刻，每每被一次又一次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浪潮颠簸得晕头转向，看不见未来和希望。
且不说从出生起就如影随形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合作化、反右、大跃进、三面红旗、三年自然灾害、四清社教、文革和上山下乡给他所带来的万花筒般的生活，单表1968年，“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大手一挥——下乡。对人生和社会有着美好憧憬的半大小子李战军自觉的登上了北上的火车，同十四万上海知青一起奋斗在北大荒。尽管在这十四万人中后来走出了两位上海市的副市长——周禹鹏和周太彤，但大多数同时期的知识青年在改革发展的大潮中成为率先下岗的对象，成为工作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而一些知青在若干年后回忆起这段青春的记忆，称之为人生宝贵的财富。但一个发小生长在上海的人，冒然来到冰天雪地的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生活工作，这个财富获得的性价比太也不成比例。
李战军虽说没有成为十四万分之二的大幸运，但他自有他的小幸运。
1970年，在经过几轮讨论选举之后，李战军被连队的贫下中农和知青们推荐保送到东北农学院，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农学院想通过招生由农村在搬回到城市。但那个时代毛主席的一句话“农学院建在城里见鬼去了”，谁也不敢把农学院再放到城市，最终因办学条件不具备而转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工民建专业学习。当时，领袖又提出了“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口号，借着这股东风，李战军又被学校送到东北师范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学成后被留在哈工大任教。由此也成为了其经济学研究的学术起点。
李战军在东北一蹲就是十年。
1978年是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年份，也是李战军的重要年份。
几近而立之年的李战军，渐起归乡之意。一步到位估计不可能，于是，李战军曲线回乡，中转站选在了安徽。这一年，李战军进入安徽省委党校工作。
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一选择在无意间使得自己近距离亲近了一个中国历史转折点。
在这一年，安徽凤翔小岗村的17位村民签下了生死状，实行承包责任制。由此拉开了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波澜长卷。
李战军在安徽的九年时间内，安徽一共换了5任省委书记。对此，李战军笑称，别看他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平时也就是搞搞调研，上上课，但每每给省里的领导带来好运气——五任省委书记，除了黄璜以外，其余四位万里、张劲夫、周子健和李贵显，都在安徽任上打马进京，荣列朝班。
这虽是笑谈，但背后的事实则是，整个八十年代，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地带，安徽的一把手无一不是改革闯将。特别是万里，如果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万里和胡耀邦、赵紫阳这三个人堪称改革开放的首席执行官。
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在这样一群人下面工作，应该让李战军对于改革开放的感受比一般人来得更为直接和深刻。
1987年，在阔别家乡19年后，李战军终于回到了上海。
出去时是个懵懂小伙，回来时已近不惑之年。或许这19年的经历，正是李战军对于眼下这场意识形态味颇重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始终表现出强烈不满的最好注脚。
结缘房地产，游离体制间
回到上海后，李战军进入上海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先后担任过综合处和秘书处的副处长，期间，曾经分管过上海社会保障体制这一部分的改革工作，其工作范围涉及住房、医疗、养老、失业。
1987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要在中共十三大会议上，向中央和与会代表汇报上海改革开放方方面面的情况。市体改办为上海代表团起草了企业、金融、外贸、房地、城建、流通、农业等方面的二三十份汇编材料。刚回上海的李战军在领导的指导下参与了报告的起草，当时真是晕啊、急啊、赶啊。
1990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提出，要在上海全面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并要求上海包括计委、经委、建委、财办、体改委、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各抽调一名处级干部，联合组成上海住房制度改革方案研究小组。因曾涉及过住房改革方面的工作，李战军也被抽调到了这个小组。小组成员还包括后来成为上海财政局局长的刘红薇、上海规划局长毛佳梁和上海证监局局长张宁。
最终通过多个方案的筛选测算、组织全上海市的大讨论和人大立法的形式，通过实施了全国第一个住房制度改革的方案：提租给补贴、买房给优惠、分房买债券、建立公积金、成立房委会。这五条成为了日后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和公积金制度的基础。
“这是朱镕基在其上海任上所做的最后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大好事、大实事。”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李战军依然激动。
也正是由于那段经历，使得李战军对于那些声称中国人买不起房、住不起房的言论显得格外轻视，“就凭着建立公积金、买房给优惠这两条就足以说明那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对刚刚过去的历史是多么的不了解。”
李战军告诉记者，他掌握的数据表明，在上海，从1994年到2007年共有174.7212万户居民购买了9428万平方米成套旧住宅，地方政府和出售公房的单位共回收了305.9828亿元资金。平均每户购买54平方米的产权住宅，平均每户的购买价格是17500元，平均每平方米的出售价格是325元。购买成套自住公房的家庭户占上海户籍人口总户数的34.7％。
除此之外，上海市从1987年到1999年12月底历时12年，解决住房特别困难家庭110891户（人均居住面积2－4平方米），受益群众达到50多万人。上海建立公积金制度资金，已归集1500亿元，向100多万户职工家庭发放了上千亿元的购房贷款；到现在上海依然有80多万户的居民居住在非市场租金的公房中，享受着较为优惠的房屋租金待遇。
由此开辟的商品住宅市场化货币化的发展道路，使数以百万计的上海家庭户解决或改善了自己的住房问题。这一时期是包括上海在内的我国劳动人民改善自己住房条件的又好又快的黄金二十年。
“这就是住房制度改革的成功，这就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德政，这就是上海市民分享到了城市发展的红利。”
而公积金制度更是从上海推广到了全国，为无数工薪阶层圆住房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的中国，各地70％到80％的居民户拥有了私有产权的商品住宅，还有比例高低不等的大量住户拥有两套以上的房屋。
1993年，李战军以“七品官”的身份辞去公职。对此，他的解释是自己的性格和观点不适于当官，如果再在官场上混下去，不仅自己很难办，同时也会给领导和同事带来麻烦。
离开体制后，李战军曾在锦江集团财务公司当了一年的总经理助理，还获得了上海证券交易市场红马甲的身份。
1993年，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提出，为配合浦东开发开放，应该组建一个务实应用型的研究机构，专门服务于浦东的经济和产业发展。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一个半官方半民营的“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李战军受邀担任了这个研究院旗下的浦东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期间，他还受聘为浦东新区房地产业协会副秘书长和浦东新区政府担任新区城镇规划咨询专家。不过这些职务都是社会职务，都不占编制，不给工资，完全依靠为社会服务从市场得到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李战军就是这样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浦东房地产的研究。
在浦东期间，李战军曾为上海著名的房地产项目如碧云社区、联洋社区的市场定位做过策划方案，为陆家嘴金融区东扩方案做过调研和决策咨询，也为陆家嘴集团、联洋集团、土控集团等浦东房地产企业做过发展战略咨询。同时他也同浦东新区政府合作做过一些其它的研究。
在这个过程中，李战军逐渐由一个房地产业的区域政策制定参与者、执行者向专业学者转型，从而对于房地产市场有了更为直观和深入的了解，由此，也为其日后成为房地产学人打下了基础。
我有三套房，贷款未还清
过去的几年，最让李战军感到难以理解的，就是那些对房地产业和房地产市场不甚了解的学者和媒体记者，以弱势群体代言人的面目，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站在道德批判的高度对这个产业横加指责。
或许是记者的年龄引起了他的敏感，采访伊始，李战军便旗帜鲜明的对记者说，“我很讨厌现在一些年轻人的矫揉造作，动不动就说什么自己买不起房，是夹心层，很受伤。他们常常抱怨社会分配制度不公，批评我国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批评房地产业和房地产市场，批评房地产投资人。他们把房价的高低作为衡量政府领导人政绩和宏观调控政策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尺，热衷于探究房价什么时候会出现大幅下跌的拐点。但他们有没有想过，成套的商品住宅价格高达几十万上百万，凭什么你要现在就能够买得起？你才工作几年？你为社会做了多大的贡献？你现在每天晚上究竟住在哪里？你父母亲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产权住宅吗？你知道即便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那里的多数老百姓也是要通过一辈子的工作努力，才能最终还上贷款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成套商品住宅吗？年轻人，要想买得起房，就靠我们的长期辛勤劳动吧！中国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肯定还会上升，在有很多人买不起房的同时，也会有很多人能够买得起。只要这个市场是供求平衡的，是按照价值规律办事的，是在货币交换下的人人平等，就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要抱怨只能是自己不该出生和成长在这么一个时代。”
他指着记者说，“你可以写，李战军有三套房，共计300平方米，我不在乎人家说这些东西。一套是当初单位分的，后来凭借着“买房给优惠”的政策我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买下来的，另外两套是我通过按揭贷款的方式以市场价格购得的。但你也必须写明，我今年60岁了，有两个尚未结婚的孩子，我还有20多万的按揭贷款没有还清。”
过去的一年，对于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战军而言，是充满忧虑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中，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势头，终于在各方的“不懈努力”下进入了下行通道，并出现了硬着陆的迹象。
不过，过去的一年，对于李战军而言，同时也是让他颇感欣慰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中发生的一切经济事件，无一不是在现实层面对其观点做出了最有力的回应和证明。
忧虑和欣慰的纠合，铸成李战军异常勤奋的源动力。
从2007年5月搜房网为其开办博客以来，在449天的时间内，他共发表了251篇博文，平均每两天一篇，考虑到他年届花甲，称其为中国最勤奋的博主也并不为过。
李战军的博文涉及面很广，从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市场研究到国内外宏观经济分析，内容很杂，但几乎所有文章的核心都是对过去几年中央调控政策的质疑和非难。当然，这样的观点和内容无疑使他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他的勤奋写作换来的往往是愤青们更勤奋的板砖，其中有很多已经超出了板砖的范畴，就是最直接、最肮脏的谩骂和赤裸裸的人身攻击以及人格侮辱。如果今年搜房推出一个“博客挨砸奖”的话，估计李战军应能问鼎。
11月22日下午，《财富地产》记者在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的办公内见到李战军的时候，他刚刚睡醒。因为赶着写一篇稿子，早上六点就到了办公室，一直忙到写完才小憩了一会儿。也许是经常熬夜的关系，李战军的双眼充满了血丝。原本他洗了把冷水脸就准备接受我们的采访，但看到有摄影记者随行，才略微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衣服，还顺手操起桌上的一瓶大宝SOD蜜胡乱的抹了几下，并自我解嘲：“买来后今天还是第一次用。”
借这个当儿，我们也环视了一下他的办公室。尽管这个建筑物外面装饰着“浦东改革和发展研究院”几个吓人的斗大红字，但其内部看起来远没有那么气派，昏暗的楼道即使在大白天也是伸手不见五指，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建筑工地上的临时办公室。
办公桌上放满各种书籍，薄薄的桌面显得不堪重负。在采访中，每当记者不小心碰到桌子，都会引起震动，好几次都把杯中的茶水给晃了出来，李战军则满不在乎地宽慰：“没事的，虽然摇摇欲坠，但倒不了。”
这一切让李战军给我们的最初印象，多少带上了点“陋室铭”式的书生气，同时也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一个年近花甲的男人，安于陋室却又如此勤奋，他在追寻什么？
采访中，我们得知虽然眼下李战军依然兼任浦东改革和发展研究院旗下浦东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一职，但在这个半官方色彩的研究机构中，他却是一个编制外的成员。因为自1995年加盟以来，非但没有享受过公务员所谓的“阳光”、“月光”津贴，甚至就没领过工资。我们还知道了，1993年李战军以正处级的级别退出体制后，整整12年间，他始终以飘零江湖的自由人面目出现，直到2006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房地产学院院长张永岳教授组建上海易居研究院时，力邀李战军出任发展研究所所长一职，他才重新成为工薪阶层。
这更引起了我们的好奇，这位有着39年党龄，与体制打了一辈子交道，但却有一半时间游走在体制内外的交界线上的地产思想者，这段奇异而又复杂的人生经历，究竟对其学术观点的形成有着怎样的影响。
我们试图勾勒李战军行走轨迹。
生在红旗下，长在忧患里
出生于1949年的李战军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但这个看似响亮、光荣的名头，并未给李战军带来任何的好处。相反，在其成长的最重要时刻，每每被一次又一次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浪潮颠簸得晕头转向，看不见未来和希望。
且不说从出生起就如影随形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合作化、反右、大跃进、三面红旗、三年自然灾害、四清社教、文革和上山下乡给他所带来的万花筒般的生活，单表1968年，“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大手一挥——下乡。对人生和社会有着美好憧憬的半大小子李战军自觉的登上了北上的火车，同十四万上海知青一起奋斗在北大荒。尽管在这十四万人中后来走出了两位上海市的副市长——周禹鹏和周太彤，但大多数同时期的知识青年在改革发展的大潮中成为率先下岗的对象，成为工作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而一些知青在若干年后回忆起这段青春的记忆，称之为人生宝贵的财富。但一个发小生长在上海的人，冒然来到冰天雪地的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生活工作，这个财富获得的性价比太也不成比例。
李战军虽说没有成为十四万分之二的大幸运，但他自有他的小幸运。
1970年，在经过几轮讨论选举之后，李战军被连队的贫下中农和知青们推荐保送到东北农学院，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农学院想通过招生由农村在搬回到城市。但那个时代毛主席的一句话“农学院建在城里见鬼去了”，谁也不敢把农学院再放到城市，最终因办学条件不具备而转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工民建专业学习。当时，领袖又提出了“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口号，借着这股东风，李战军又被学校送到东北师范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学成后被留在哈工大任教。由此也成为了其经济学研究的学术起点。
李战军在东北一蹲就是十年。
1978年是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年份，也是李战军的重要年份。
几近而立之年的李战军，渐起归乡之意。一步到位估计不可能，于是，李战军曲线回乡，中转站选在了安徽。这一年，李战军进入安徽省委党校工作。
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一选择在无意间使得自己近距离亲近了一个中国历史转折点。
在这一年，安徽凤翔小岗村的17位村民签下了生死状，实行承包责任制。由此拉开了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波澜长卷。
李战军在安徽的九年时间内，安徽一共换了5任省委书记。对此，李战军笑称，别看他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平时也就是搞搞调研，上上课，但每每给省里的领导带来好运气——五任省委书记，除了黄璜以外，其余四位万里、张劲夫、周子健和李贵显，都在安徽任上打马进京，荣列朝班。
这虽是笑谈，但背后的事实则是，整个八十年代，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地带，安徽的一把手无一不是改革闯将。特别是万里，如果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万里和胡耀邦、赵紫阳这三个人堪称改革开放的首席执行官。
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在这样一群人下面工作，应该让李战军对于改革开放的感受比一般人来得更为直接和深刻。
1987年，在阔别家乡19年后，李战军终于回到了上海。
出去时是个懵懂小伙，回来时已近不惑之年。或许这19年的经历，正是李战军对于眼下这场意识形态味颇重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始终表现出强烈不满的最好注脚。
结缘房地产，游离体制间
回到上海后，李战军进入上海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先后担任过综合处和秘书处的副处长，期间，曾经分管过上海社会保障体制这一部分的改革工作，其工作范围涉及住房、医疗、养老、失业。
1987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要在中共十三大会议上，向中央和与会代表汇报上海改革开放方方面面的情况。市体改办为上海代表团起草了企业、金融、外贸、房地、城建、流通、农业等方面的二三十份汇编材料。刚回上海的李战军在领导的指导下参与了报告的起草，当时真是晕啊、急啊、赶啊。
1990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提出，要在上海全面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并要求上海包括计委、经委、建委、财办、体改委、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各抽调一名处级干部，联合组成上海住房制度改革方案研究小组。因曾涉及过住房改革方面的工作，李战军也被抽调到了这个小组。小组成员还包括后来成为上海财政局局长的刘红薇、上海规划局长毛佳梁和上海证监局局长张宁。
最终通过多个方案的筛选测算、组织全上海市的大讨论和人大立法的形式，通过实施了全国第一个住房制度改革的方案：提租给补贴、买房给优惠、分房买债券、建立公积金、成立房委会。这五条成为了日后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和公积金制度的基础。
“这是朱镕基在其上海任上所做的最后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大好事、大实事。”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李战军依然激动。
也正是由于那段经历，使得李战军对于那些声称中国人买不起房、住不起房的言论显得格外轻视，“就凭着建立公积金、买房给优惠这两条就足以说明那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对刚刚过去的历史是多么的不了解。”
李战军告诉记者，他掌握的数据表明，在上海，从1994年到2007年共有174.7212万户居民购买了9428万平方米成套旧住宅，地方政府和出售公房的单位共回收了305.9828亿元资金。平均每户购买54平方米的产权住宅，平均每户的购买价格是17500元，平均每平方米的出售价格是325元。购买成套自住公房的家庭户占上海户籍人口总户数的34.7％。
除此之外，上海市从1987年到1999年12月底历时12年，解决住房特别困难家庭110891户（人均居住面积2－4平方米），受益群众达到50多万人。上海建立公积金制度资金，已归集1500亿元，向100多万户职工家庭发放了上千亿元的购房贷款；到现在上海依然有80多万户的居民居住在非市场租金的公房中，享受着较为优惠的房屋租金待遇。
由此开辟的商品住宅市场化货币化的发展道路，使数以百万计的上海家庭户解决或改善了自己的住房问题。这一时期是包括上海在内的我国劳动人民改善自己住房条件的又好又快的黄金二十年。
“这就是住房制度改革的成功，这就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德政，这就是上海市民分享到了城市发展的红利。”
而公积金制度更是从上海推广到了全国，为无数工薪阶层圆住房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的中国，各地70％到80％的居民户拥有了私有产权的商品住宅，还有比例高低不等的大量住户拥有两套以上的房屋。
1993年，李战军以“七品官”的身份辞去公职。对此，他的解释是自己的性格和观点不适于当官，如果再在官场上混下去，不仅自己很难办，同时也会给领导和同事带来麻烦。
离开体制后，李战军曾在锦江集团财务公司当了一年的总经理助理，还获得了上海证券交易市场红马甲的身份。
1993年，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提出，为配合浦东开发开放，应该组建一个务实应用型的研究机构，专门服务于浦东的经济和产业发展。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一个半官方半民营的“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李战军受邀担任了这个研究院旗下的浦东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期间，他还受聘为浦东新区房地产业协会副秘书长和浦东新区政府担任新区城镇规划咨询专家。不过这些职务都是社会职务，都不占编制，不给工资，完全依靠为社会服务从市场得到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李战军就是这样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浦东房地产的研究。
在浦东期间，李战军曾为上海著名的房地产项目如碧云社区、联洋社区的市场定位做过策划方案，为陆家嘴金融区东扩方案做过调研和决策咨询，也为陆家嘴集团、联洋集团、土控集团等浦东房地产企业做过发展战略咨询。同时他也同浦东新区政府合作做过一些其它的研究。
在这个过程中，李战军逐渐由一个房地产业的区域政策制定参与者、执行者向专业学者转型，从而对于房地产市场有了更为直观和深入的了解，由此，也为其日后成为房地产学人打下了基础。
我有三套房，贷款未还清
过去的几年，最让李战军感到难以理解的，就是那些对房地产业和房地产市场不甚了解的学者和媒体记者，以弱势群体代言人的面目，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站在道德批判的高度对这个产业横加指责。
或许是记者的年龄引起了他的敏感，采访伊始，李战军便旗帜鲜明的对记者说，“我很讨厌现在一些年轻人的矫揉造作，动不动就说什么自己买不起房，是夹心层，很受伤。他们常常抱怨社会分配制度不公，批评我国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批评房地产业和房地产市场，批评房地产投资人。他们把房价的高低作为衡量政府领导人政绩和宏观调控政策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尺，热衷于探究房价什么时候会出现大幅下跌的拐点。但他们有没有想过，成套的商品住宅价格高达几十万上百万，凭什么你要现在就能够买得起？你才工作几年？你为社会做了多大的贡献？你现在每天晚上究竟住在哪里？你父母亲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产权住宅吗？你知道即便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那里的多数老百姓也是要通过一辈子的工作努力，才能最终还上贷款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成套商品住宅吗？年轻人，要想买得起房，就靠我们的长期辛勤劳动吧！中国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肯定还会上升，在有很多人买不起房的同时，也会有很多人能够买得起。只要这个市场是供求平衡的，是按照价值规律办事的，是在货币交换下的人人平等，就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要抱怨只能是自己不该出生和成长在这么一个时代。”
他指着记者说，“你可以写，李战军有三套房，共计300平方米，我不在乎人家说这些东西。一套是当初单位分的，后来凭借着“买房给优惠”的政策我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买下来的，另外两套是我通过按揭贷款的方式以市场价格购得的。但你也必须写明，我今年60岁了，有两个尚未结婚的孩子，我还有20多万的按揭贷款没有还清。”